環境教育的發展歷程及現狀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教育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但環境教育的概念在定義上是不同的。到目前為止,盡管環境教育的功用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得到普遍的認可,但人們對環境教育的定義卻尚未達成共識。要界定環境教育,首先必須清楚地界定這樣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環境的界定。環境教育中的環境主要應是指生態環境。二是環境教育內容的界定。環境教育的內容包括環境法律、方針和政策、環保意識和技能、生態倫理、生態價值觀等。三是環境教育主體的界定。主體包括教育實施者和教育的接受者,前者如政府、學校、非盈利組織以及家庭等,后者可以泛指當代人。四是環境教育的學科歸屬。環境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它廣涉政治、經濟、環境、社會、倫理等諸多學科。環境教育是通過培養受教育者的環境意識,使受教育者理解人與生態環境的密切關系,樹立起正確的環境價值觀、生態價值觀,并獲得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化解生態危機的知識和技能的跨學科的教育活動。就其外延而言,環境教育有廣義和狹義之別。狹義的環境教育是指環境保護的專業知識的教育,是針對環境保護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進行的專門教育或職業教育;而廣義的環境教育是指社會化、大眾化的環境教育教育,即全民環境教育。就其形式而言,環境教育包括學校環境教育,包括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相關環境保護的加歐亞課程;在職人員環境知識培訓;大眾環境教育,即通過新聞傳媒以及其他各種組織機構培養公眾的生態環境意識,提高其保護環境的能力。“就其內容來說,環境教育包括環境科學教育、環境法規教育和環境道德教育。環境科學教育和環境法規教育,旨在普及環境科學知識和環境法規知識,增強公眾的環境概念和生態常識。而環境道德教育則旨在樹立科學的環境價值觀、培養理想的環境人格、提高人們保護生態和環境的自覺性,等等。環境教育的這三方面內容缺一不可。”一、環境教育的興起環境污染自工業革命開始就已經出現,但所謂的“環境問題”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相繼出現自然資源過度開發、污染物大量排放、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遭破壞、土地退化、生物多樣性銳減等等生態危機時才為人們所關注。而到了1970年代世界各國才真正重視環境問題并開始對國民進行環境教育。環境問題歸根于人類不合理的行為,而行為是意識的體現,所以改變其行為的有效途徑之一就是通過教育改變意識。從國際環境教育的發展歷程來看,環境教育呈現以下特點:1.環境教育的重視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和嚴重,包括環境教育在內的教育體系面臨嚴峻的挑戰。故此,環境教育就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環境教育這一問題最早的正式探討是1965年在德國基爾大學召開的世界教育大會。而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自然保護聯盟于1970年在美國的內華達州召開會議,該會議對環境教育的定義進行了界定。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提出了“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著名口號,并正式將“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Education)的名稱確定了下來,這次會議是環境教育發展史上的里程碑。197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支持下成立了環境教育規劃署;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頒布發表了貝爾格萊德憲章,進一步明確了環境教育的性質與目標,并且還提出開展環境保護就必須擁有一定的環境知識、技能和價值觀。197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莫斯科召開國際環境教育和培訓會議,提出20世紀最后10年為“環境教育10年”。1988年通過的環境教育的歐洲決議又強調,每一個人,特別是作為消費者的個人,都應當從自己做起,保護環境。1992年,里約熱內盧世界環境和發展會議通過了一系列文件專門對環境教育進行討論,其中《21世紀議程》論述了環境教育的重要任務,對人類的環境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出“教育是促進可持續發展和提高人們解決環境和發展問題的能力的關鍵”297。2001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環境熱點問題與污染削減新技術國際大會”。2002年,約翰內斯堡會議把環境教育作為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途徑。2004年在廈門召開“第二屆國際環境大會———技術創新與管理抉擇”,此次會議以“共享美好環境”為主題,圍繞技術創新與管理抉擇展開討論,包括環境與健康、環境與社會發展、環境與經濟的相互作用和清潔技術四個專題。2009年12月,來自192個國家的環境部長和其他官員們在哥本哈根召開聯合國氣候會議,商討《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后的后續方案,就未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簽署新的協議,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減排協議。雖然此次會議沒有達成具有約束力的文件,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人類拯救地球的行動不會停止。可見,環境教育已為政府和社會各界所重視。美國學者約翰·福布斯在論述21世紀的教育時,把“環境教育”擺在第一位。1970年,美國通過環境教育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聯邦政府教育署設置了環境教育司,專門負責環境教育事項。1990年英國政府頒布了“環境教育的課程綱領”,該提綱明確提出,環境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學生意識到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并使其充分認識到當前的環境污染現狀是由人類過去的一些盲目舉動所造成。1996年,《把環境教育納入21世紀》一書在英國出版發行,該書喊出了培養負責任的新的全球公民素質的口號。各國制訂的環境教育法律及相關措施通常都圍繞傳統的環境問題而展開,如防止水和大氣污染、自然資源保護(森林、土壤、非再生能源)保護等。與此同時,生態倫理教育在國外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視,被當成環境教育的核心內容,并且國外還建立起了有效的保障機制,以保證生態倫理教育的常規化和持續性。2.綠色哲學在環保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當今世界,民間環保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綠色組織成為了國際民間社會的一支重要社會勢力和政治力量。綠色政治的一個重要載體就是綠黨。1971年在加拿大發起成立了一個“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簡稱“綠黨”),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倫敦,其后開展了一系列環保活動,如反對核試驗、反對捕鯨、反對將有害廢棄物轉運別國,關注戰爭帶來的環境危機,主張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等,它在喚起人們反對污染、保護環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自1972年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出現第一個綠黨以來,西方數十個國家以及中南美、西亞和非洲等地綠黨相繼成勢,他們以綠色哲學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以生態平衡作為自己的行動綱領,提出的政治目標是建立“具有人道的和生態學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介于東西方之間的”經濟制度和生態社會主義。綠黨抓住了社會普遍關心的環境問題,得到了中下層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擁護,正在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和政治力量。還有一些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如世界保護聯盟(TheWorldConservationUnion)、世界野生物基金(TheWorldWildlifeFund)、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世界自然基金(WorldWideFundforNature)、地球之友國際(FriendsofTheEarthInternational),“積極就環保政策、城市建設政策、環保目標等向議會和政府提出具體建議,并通過各種活動使國家采納、實施這些建議”。民間環保組織對推進民間乃至官方的環境教育、樹立生態價值觀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3.環境相關學科知識的缺失。環境法中的環境觀教學,多隨著環境問題的突出、生態危機日益明顯,除了作為自然科學的環境科學和技術外,作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以及交叉科學的各種相關學科應運而生,如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環境美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社會學、環境法學、環境教育學等,它們為開展環境教育奠定了寬廣而堅實的學科基礎。正如羅爾斯頓所言,“環境倫理學是一種全新的倫理學,它處于倫理學的前沿陣地。這是一片尚未開墾的大有作為的處女地”3。在新興科學的理論引導下,人類的實踐活動定能實現真、善、美的統一。4.注重生態和環境價值觀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第一,人們認識到了環境與人類生存是息息相關的,人與環境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響被空前地重視;第二,人們逐漸樹立了生態和環境價值觀,如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所突出的價值觀沖突,說明生態和環境價值觀已經成為人類價值觀的重要構成部分。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為,“大自然沒有任何內在價值———是我們要逐步予以檢討的”2。5.城市城市化程度較高由于經濟發展方式和環境意識的差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環境教育的側重點和具體實施上存在一定的差異。發展中國家國內經濟的增長多仰仗農業,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多依靠第三產業和工業;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水平較低,發達國家城市化程度比較高。因此,除了一些一般性問題之外,發展中國家大多關注由農業帶來的環境問題以及如何改善人民健康和營養條件問題,而發達國家則更注重防止城市生活所帶來的副作用,如噪音、交通事故、人口過多、工業污染等,以及防止某些社會弊病,如酗酒、吸毒等。而在環境教育的具體實施中,發展中國家注重初等教育以及高層技師和行政管理人員的培訓,發達國家則傾向于將環境內容結合到中、高等教育之中,并且不少國家已開始對某些職業群體實施終身環境教育計劃;發展中國家注重對農業領域中各群體的環境教育,工業化國家則更注重對第三產業和工業領域中各群體的環境教育。二、環境教育的全面發展階段20世紀20年代至今與國際環境教育相比,我國的環境教育起步相對較晚。然而,經過20多年來的努力,我國的環境教育也已初步形成一個多形式、多層次的教育體系,并且已被納入國家教育計劃的長期規劃中,成為教育計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的環境教育經歷了由起步到初步確立,形成體系再到完善發展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73—1982年是我國環境教育的起步階段。1973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該會議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工作的32字方針。在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期間,國務院還批準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關于全國環境保護情況的報告》和《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是我國的環境保護和環境教育事業起步的標志。“據不完全統計,1970年到1974年,周恩來總理對環境保護先后做了31次講話,為喚醒各個方面對環境保護的重視”。1978年中共中央審批通過的關于《環境保護工作匯報要點》的通知中指出,普通中小學也要增加環境保護知識的教育課程。1979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5章第30條明確規定:“教育部門要在大專院校有關科系設置環境保護必修課或專業;在中小學課程中,要適當編寫有關環境保護的內容。”爾后,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教育委員會于1979年11月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廣東、遼寧、上海、北京等地開展了中小學環境教育試點。到80年代初期,國內大約有30多所高等院校開設了20多個與環境保護相關的專業,開始培養專門的環境保護類本、專科學生和研究生。國家環保部門在此間還專門成立了秦皇島環境保護干部學校,專門對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的在職干部進行專業培訓。而且國家還組織編寫、翻譯了一些環境保護、環境教育的教材、讀物、雜志等,在此期間還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環境專業圖書出版社———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第二階段:1983—1995年,環境教育框架體系的初步形成。這一階段有兩個特點:一是環境保護進一步納入國家視野,二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得到雙重重視。1983年,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在京舉行,該會議將環境保護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并提出“要解決各級領導重視問題”,而且還應當“發動群眾對各類環境問題和環境保護工作進行監督”。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精神表明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群眾是環境教育的兩個關鍵受眾。1989年修改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還對環境教育做出了原則上的規定。同年,第三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將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所提出的方針進一步細化,再次強調加強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關鍵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環境意識,特別要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環境意識。1992年11月,在蘇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環境教育工作會議宣告,我國已經發展出一個包括環境基礎教育、環境專業教育、環境社會教育等內容的多形式、多層次、多規格的中國特色的環境教育體系。國務院于1994年3月召開的第16次常務會議通過并發行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該書明確指出要加強環境和發展的教育與宣傳,全面提高民眾可持續發展的意識和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的能力,白皮書的發布表明我國環境教育已經超越環境保護的單一領域,開始與教育革新、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1995年7月在京召開的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通過了《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該決定再次強調要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環境意識。第三階段:1996年至今,環境教育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1996年頒布《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要》后,各級環境保護、宣傳、教育部門認真貫徹實施,開創了全國環境宣傳教育工作的新局面。1998年6月,全國首家“綠色大學示范工程”在清華大學正式啟動,“綠色大學”建設主要包括“綠色教育”、“綠色科技”和“綠色校園”。“綠色大學示范工程”的啟動對推動全國創建“綠色大學”活動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帶動作用。之后在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資助下,清華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分別于1999年5月和2000年5月,召開了“大學綠色教育國際研討會”,旨在探討推動大學開展“綠色教育”的實施方案。2000年8月,在廣州師范學院學術交流中心召開的“全國環境倫理與環境教育研討會”強調,要繁榮環境道德科學和深入普及環境教育。而為了加大環境執法監督力度,國家環保總局于2006年組建了11個地方派出執法監督機構,從此“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單位負責”的監察體制進入全面實施階段,生態環境監察試點工作在全國107個地區順利開展。“十一五”規劃綱要將自然保護區列為禁止開發區,《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要求將自然保護區建設工程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及有關專項規劃,這些方針政策都為做好自然保護區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機遇。2008年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升格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正式進入國務院組成部門,從更高的公權力層面對國家發展與保護的綜合決策推波助瀾。環境保護部發布的《2010年全國環境宣傳教育工作要點》對環境宣傳教育做出了具體規定。在環境教育體系的形成階段,我國非政府環保組織的發展也是令人欣慰的。中華環保聯合會公布發行的《中國環保民間組織發展狀況報告藍皮書》的相關數據顯示,到2007年底,我國各級各類民間環保組織共計2768家,其中由政府部門發起成立1382家,占總數的49.9%;學生社團及聯合體1116家,占40.3%;自發形成的環保組織202家,占7.3%;另有國際民間環保組織駐中國大陸機構68家,占2.5%。雖然民間環保組織在數量上有一個較大的發展,但是規模較小、工作條件差、發揮的作用有限卻是眾多民間環保組織的通病。總的來說,在國家的政策支持和民間自發環保熱情的推動下,我國的環境保護和環境教育工作在數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由于環境教育的理論積淀不深,國內地區間經濟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差異,以及地方政府過分追求經濟發展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環境教育水平與國際社會相比相對滯后。首先,政府和民眾對環境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對環境教育的作用的忽視是阻礙我國環境教育發展的最根本原因。第一,各級政府對環境教育不夠重視。環境教育是可持續發展教育的根本切入口,因此對環境教育投入的多少直接制約著它的發展程度。在一些欠發達和不發達的地區,由于人口過多、資源太少,相對貧困的經濟必然會使地方政府將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而不會重視沒有經濟價值的環境教育。并且,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嚴重的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環境教育問題更是被忽視。第二,民眾對環境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普通民眾,尤其是一些邊緣群體,如貧困的農民和城市的下崗職工、失業人員等,由于物質生活條件極差,很多人都在為溫飽問題發愁,就必然不會將時間和精力放在保護環境和接受環境教育上。另外,也有一些人仍保持著自然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經濟思想慣性,為圖眼前利益而對自然進行竭澤而漁的掠奪行為,完全沒有認識到他們在環境保護中必須扮演的角色和應該承擔的道德責任。其次,環境教育體系存在弊病。環境教育是跨學科的整合教育,它需要多方的統籌規劃。我國環境教育體系的弊病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環境教育師資隊伍嚴重不足。由于各級政府對環境教育財政投入不足,致使專業的高素質環境教育人才隊伍的生產機制沒有建立起來。雖然我國大部分高校開設了一些環境教育的課程,但教授環境教育的老師卻并未接受過正式的、系統的環境保護知識和技能教育,老師也沒有大量可供選擇的優質環境教育教材。二是環境教育的內容單調。到目前為止,國內公民環境教育大多還停留在環保知識的宣傳層面,對身邊的環境問題和環境事件關心較多,卻忽視了公民環境教育是包括環境科學教育、環境法制教育和環境倫理教育綜合體系,因而缺乏足夠的專業性和系統性。三是教學方法落后。據調查,我國的環境教育方法仍是傳統的灌輸式教育、公民被動接受,教育方法單一,教育效果也不佳。四是環境教育的結構失衡。總的來說,我國環境教育比較重視學校環境教育,忽視職業環境教育以及大眾環境教育;而且在學校環境教育中,重視對環境專業學生的環境教育,卻忽視了對非環境專業學生的環境教育。再次,我國環境教育注重應試教育,忽視素質教育。就我國目前的教育形勢來看,教育仍然處在應試教育的陰影下,教育的目的是升學。盡管人們大力呼吁實施素質教育,政府為此也出臺了許多政策措施,但是從實際效果來看,應試教育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扼制,甚至在局部地區反而愈演愈烈。如在課程教學方面,當環境教育課程與其他課程相沖突時,往往都以犧牲環境教育為代價。在應試教育的體制下培養的學生難以承擔可持續發展的重任,離生態文明所需的生態公民的素質就更是相差甚遠。在建設“兩型社會”的時代背景下,教育不僅僅要為經濟發展培養工程師,更要為生態文明的發展培養生態公民。因此,教育的內容是全面的,教育的方式也是多元的。環境教育不僅要培養解決環境問題的工程師或專業人員,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大眾的環境意識和環境技能;環境教育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知識的傳遞,更應該培養受教育者的主動性和自主性,并實現產學研的結合,以求知行合一。然而,我國目前的環境教育對于這一點認識得還不夠,形式化、灌輸式仍是我國環境教育的頑疾。最后,環境教育地區發展不平衡。教育需要經濟作為物質基礎,在一定程度上經濟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教育的廣度和深度。在我國,經濟是發展極不平衡的,故而地區間的教育水平也存在差別。“地區間教育投入的差距,毫無疑問導致了各地區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別。而且這種地區間差距還在越拉越大,因為東部地區教育經費增長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區。”在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及貧困地區,由于交通閉塞、經濟落后、人們文化程度不高、與外界信息交流不暢通,必然導致這些地區環境教育比發達地區要落后,這種不平衡嚴重阻礙了我國環境教育的整體發展。三、我國環境教育與國外環境教育的對比分析環境教育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必然舉措,“環境教育是直接關系到全人類自身生死存亡的重要課題”。然而,從我國環境教育的現狀來看,發展環境教育任重而道遠。要消除我國環境教育與國外環境教育的差距,解決教育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當前有五大關系必須認真處理好,這就是公眾的生存困境與公眾環境教育、公共管理者的政績偏好與公共管理者環境教育、企業家對最大利益的追求與企業家環境教育、學校的應試教育與學校環境教育和當代人的利己主義傾向與代際環境教育之間的關系。公眾環境教育是環境教育的基礎,公共管理者和企業家的環境教育是環境教育的關鍵,學校環境教育是重點,代際環境教育是難點。1.發展經濟與環境教育的矛盾就我國整體狀況而言,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在總體上人民實現了溫飽水平,但生產力發展水平、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還較低。因此,對于廣大公眾而言,生存就是自己所面臨和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同時,我國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往往也是生態和環境更為脆弱的地區;而為了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人們又往往不惜以犧牲生態和環境為代價,因此這些地區往往也是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最嚴重的地區。因此,發展經濟以解決人們的生存問題與保護生態環境以及對公眾進行環境教育之間就必然存在矛盾。這個矛盾對公眾環境教育的影響就是:我的生存問題都不能解決,談何環境保護?談何環境素質?基于此,我們認為,在解決人民的生存問題與公眾的環境教育之間,應該取得一種平衡,即要在解決生存問題和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強公眾的環境教育,在提高公眾環境意識的基礎上解決生存問題和發展經濟。在這里,不能用生存問題與環境教育兩者之間非此即彼或孰輕孰重的思維方式來考慮問題。2.或在績效評價方面存在的矛盾公共管理者既是環境教育的對象,也是環境教育的主體。公共管理者的最大偏好就是政績偏好。政績偏好可能產生正負兩種結果:一是有利于促進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一是使社會片面發展和損害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公共管理者的政績偏好與公共管理者的執政理念和以某種執政理念作指導的政績評估直接相關。就我國的情況而言,當片面追求經濟發展時,則必然形成GDP崇拜和以單向度的經濟增長幅度作為政績評價的最高指標甚至唯一標準。這就必然使公共管理者忽視生態的平衡和環境的保護,甚至為了政績在制定公共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時不惜以破壞生態和環境為代價,從而走上了所謂“先發展后治理”實即“先破壞后治理”的歪路。這樣,在公共管理者的政績偏好與公共管理者的環境教育之間,自然就會存在深刻的矛盾。這個矛盾對公共管理者環境教育的影響就是:在政績評價與環境保護無關的情況下,公共管理者根本就不可能考慮環境問題。要處理好公共管理者的不當政績偏好與其環境教育的關系,應該將環境教育與加強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教育結合起來,把環境教育納入到對公共管理者的科學發展觀教育和正確政績觀教育甚至公共管理者的基本素質教育中來。3.企業家環境教育的關系利益最大化是任何企業家必然的和正當的追求,不追求最大利益的企業家必然不是一個優秀和成功的企業家。然而,對最大利益的追求,往往會導致企業的外部行為,即將企業內部的代價包括環境代價由社會和公眾來承擔。這樣,企業家對最大利益的追求與企業家的環境教育就必然產生矛盾。要處理好企業家的最大利益追求與企業家環境教育的關系,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規范企業和企業家行為的相關法律法規,并對一些違法的利益追逐和環境污染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