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銀行債權監督與盈余穩健性研究

一、銀行貸款的穩健性研究對象問題在驗證研究中，自bau（1997）對穩定性的存在及其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表明以來，許多科學家對穩定性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制度因素不是會計準則，而是影響穩定性的根本原因（berbanandrobot，2000；bullanandpiotroki，2006）。Watts(2003)對國外大量的穩健性研究進行了綜述,他將穩健性產生的原因歸結于三個大的方面:契約、股東訴訟和稅收。最近出現的穩健性動因分析主要集中于契約的需求,認為契約中的債務契約是穩健性產生的最主要動因。債務契約不僅影響公司價值,且對會計信息質量具有重要影響,包括會計信息的穩健性特征。銀行貸款是企業債務融資中的一種主要方式,按照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分析,銀行由于在獲取和處理借款人的私人信息上具有更低的成本,因此他們能夠更好地監控貸款人,這就是銀行的“大貸款人監督”作用(Diamond,1984)。中國是以銀行為主要金融中介的國家,對于銀行貸款的監督作用,目前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由于沒有完善的破產機制和退出機制,債務無法完全發揮應有的治理作用,債權人缺乏對債務人的約束機制,債務基本上不具有監督作用。盡管中國的銀行在貸款時考慮了一些會計資料,但是經驗證據表明,我國國有企業的企業債務約束軟化的現象還是存在(張維迎等,2003)。另外一種觀點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金融改革的推進,中國建立專門的政策性銀行,使商業銀行專注于商業信貸業務,并剝離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給資產管理公司,同時使商業銀行上市等,使商業銀行成為真正的監督主體,銀行業風險管理和風險意識得到加強,銀行開始逐漸強調債權人的利益并增加了對債務人的約束,銀行債權已開始發揮其相應的公司治理作用。因此,銀行貸款在中國上市公司治理過程中是否以及如何發揮治理作用仍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命題。本文以Basu(1997)模型為基礎,從穩健性的角度分析了銀行貸款的監督作用。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1)采用更嚴格的方法檢驗了盈余穩健性的兩個方面(及時性和持久性);(2)早期的研究都是從契約理論,從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沖突角度出發,從需求的角度研究盈余穩健性,本文則是從供給的角度研究銀行債權人監督對盈余穩健性的影響;(3)從盈余穩健性的角度研究了銀行大貸款人的監督作用,對完善銀行債權人監督機制的研究也有一定貢獻。論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和樣本選擇,第四部分是實證研究結果及其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結論。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一)基于穩健性的會計盈余分配目前實證研究中,穩健性最常見的定義是Basu(1997)的定義。Basu(1997)將穩健性定義為“好消息”必須在事項基本能確定發生時才予以確認,或者分期確認“好消息”帶來的利益;而對于“壞消息”則應該盡早確認損失。他以公司股票的市場回報率作為消息好壞的替代變量,研究會計盈余和股票回報率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會計盈余對“壞消息”比對“好消息”的反應迅速、強烈得多。同時,負的會計盈余變化要比正的會計盈余變化具有更大的反轉率,也就證實了穩健性的存在性。Holthausen和Watts(2001)也運用Basu的方法證明了在會計準則制定前,穩健原則已在會計中出現,并在FASB成立后程度有所加強。李增泉、盧文彬(2003)采用Basu的研究方法對中國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的穩健性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上市公司會計盈余存在穩健性。根據Watts(2003)的觀點,盈余穩健性主要受契約、訴訟、稅收的影響。(1)契約解釋。在契約解釋下,穩健性被看作是在契約各方解決代理沖突的一個重要的締約手段。按照契約理論,企業和各有關當事人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有限的視野產生諸多機會主義行為。穩健性由于對利得要求更嚴格的確認標準,從而可以限制機會主義行為,有效減輕代理沖突。契約有債務契約和薪酬契約等,這里主要分析債務契約。在債務契約中,股東相對來說比較激進樂觀,債權人相對比較保守。股東可能會高估盈余和資產,將借入的債務作為清算性股利進行分配,從而將債權人的財富轉移給股東。債權人會要求采用相對謹慎的會計政策,保證沒有高估利潤和資產,保證貸款能夠安全回收,對股利分配施加約束,保障和提高了企業的償債能力,降低了企業股利過度分配的可能性。(2)訴訟解釋。股東訴訟是穩健性原則產生和存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許多研究發現,投資者大多是風險回避者,他們希望能夠立即得到有關潛在風險的信息,因此公司延期報告潛在的損失比延期報告潛在的利得會面臨更大的訴訟威脅,會計人員為了避免日益上升的訴訟風險,寧可使收入和資產低估,而不愿使之高估,這樣股東訴訟成為穩健性產生和存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3)稅收解釋。稅收解釋認為,應稅收益與會計收益之間的聯系,使得管理人員有動機運用穩健性原則來遞延稅收的支付。穩健性原則通過推遲收入的確認及加速費用的確認,從而減少稅收支付的現值,增加公司的價值。但從目前的相關文獻來看,還沒有直接的研究支持稅收解釋,這一解釋相關的理論和實證證據還很有限。(二)銀行的信息服務Watts(2003)從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債務契約與穩健性,認為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沖突導致了債權人對穩健性有著更高的需求。但是債權特別是銀行債權要對企業形成有效約束,它必須具有有效的法律和制度背景的支持。那么,從供給的角度,銀行這個大貸款人只有具有較強的監督作用時,才能對盈余穩健性形成影響。銀行債務被認為是一種獨特的債務。銀行可獲取其它資本市場參與者無法獲取的私人信息。在銀行如何獲得私人信息上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銀行在信息的搜集和分析上具有相對優勢,所以銀行對借款人投資項目的貸款能向市場的其它參與者發出有利信號(Diamond,1984)。第二種觀點認為銀行只是在持續的借貸關系中能夠獲取其它外部投資者無法接觸到的信息(Fama,1985)。相關的國外實證研究總體上支持銀行在獲取信息,監督借款人方面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國內的文獻中,饒艷超和胡奕明(2005)通過調查問卷發現銀行對長短期借款、主營業務收入、以及資產負債率、流動比和速動比等財務信息高度重視,對有助于進一步判別企業潛在風險的報表附注信息也比較重視。胡奕明和謝詩蕾(2005)發現2000～2003年的長短期貸款利率受借款企業當時財務狀況和公司治理狀況影響,并得出中國的銀行大貸款人對借款人經營活動已具有一定的監督作用這一結論。(三)銀行貸款與股東對盈余穩健性起著決定性作用。據測算,直接把銀行穩健性之所以要求對未來收益和損失采取不對稱的確認方式,是因為公司相關利益者之間的收益非對稱性。與股東相比,債權人更加關心企業資產變現的可能性,并對損害自己利益的行為進行限制。因此,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債權人會要求企業采用相對謹慎的會計政策,從而保證沒有高估利潤和資產,保證貸款能夠安全回收。因此,從需求的角度來看,銀行債權比股東對盈余穩健性有著更高的需求。從供給的角度來分析,本文認為銀行貸款能夠影響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銀行根據風險對貸款對象進行甄別和選擇,對貸款后企業的經營活動加以監督,從而對企業價值和盈余穩健性帶來影響。通常情況下,銀行與企業要簽訂契約,要求企業的投資以及會計政策選擇更加穩健從而保護其利益。而且銀行債務比重越大,這種限制就越多越嚴格。一旦會計信息預示公司經營或財務狀況出現不利于債權人的局面,銀行可以通過提高貸款利率、減少貸款數量、增加貸款合同中的限制性條款、甚至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根據上述供給和需求的分析,本文假設中國會計盈余存在穩健性,且銀行大貸款人具有監督作用,即隨著銀行貸款比例的增加,企業的會計盈余應該更加穩健。三、樣本的選擇和研究設計(一)樣本及資料來源本文研究A股上市公司銀行債權監督對盈余穩健性的影響,主要需要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和股價數據。考慮到2005年和2006年中國上市公司進行股權分置改革,為了保證數據的可比性,所以選擇的樣本是1999～2004年共6年的數據。財務數據以及上市公司基本資料均來自萬得咨詢(Windwise)和清華金融數據庫(THFD)。本文主要采用Basu(1997)的回報模型(及時性)和反轉模型(持續久性),所以需要企業上市時間不低于3年,這樣首先我們得到4880個樣本,然后我們剔除了ST樣本764個①1,金融類上市公司樣本56個,數據缺失110個,最終得到3935個有效樣本。(二)盈余穩健性的系統性模型由于穩健性原則在確認“好消息”與“壞消息”時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企業“利好”時期與“利差”時期的會計盈余必然在及時性(Timeliness)和持久性(Persistence)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持久性和及時性是盈余穩健性的兩個方面。從及時性來看,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反映比對“好消息”的反映更及時,而從持久性來看,“壞消息”只對當年的會計盈余產生影響,而“好消息”對當年和以后若干年度造成影響,從而導致負的盈余變化相對于正的盈余變化具有更弱的持久性,也就是具有更快的反轉速度。本文將Basu回報模型作為盈余穩健性的及時性模型。但回報模型應用前提假設是市場有效,即股票收益能反映企業的經營狀況。我們選擇的樣本區間是1999～2004,這一階段的文獻普遍認為,我國的資本市場已經達到弱勢有效,如胡畏等(2000)。同時,不少學者發現我國資本市場有效性是隨時間的推移不斷增強的,如李凱等(2000)。由于本文數據均在1999年之后,所以我們認為這段時間市場有效性能大大增強,可以采用修正的Basu回報模型。在采用修正的Basu回報模型之后,我們又用反轉模型檢驗了盈余穩健性的持久性②2。考慮到1999～2004年股市的波動性較大,普遍存在同漲或同跌的現象,在牛市年份R<0的樣本較小,而熊市年份R>0樣本過少。Dietrich,Muller和Riedl(2003)最早對Basu的回報模型從計量經濟學角度提出質疑,他們認為當負回報觀察量相對少時,用股票收益計量經濟收益會帶來計量上的偏誤。在Basu的回報模型中若簡單采用R大于(小于)0的方法區分好消息和壞消息,會對穩健性的判斷造成偏差。因此,我們采用市場調整的Basu模型,其中是公司在A股市場的股票年收益率減去市場的回報率。盈余穩健性的及時性模型如下:其中,EPSi,t表示公司i第t年的每股收益,Pi,t-1則是其t-1年年末的A股市場的股票價格。是公司在A股市場的調整后的股票年收益率:DR為虛擬變量,若年度股票調整后的收益大于0,則DR=0,否則DR為1。LOAN是銀行貸款比例的指標,本文采用年末“短期借款”和“長期借款”之和占總資產的比例。這兩個會計科目反映的是企業向銀行貸款的數額①3。在Basu回報模型基礎上,本文還加入了國家控股這一控制變量。中國的國有企業由于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控制上市公司,在這樣的大股東控制背景下,大股東通過控制管理層來解決信息的問題,而并不是通過國外的公開信息披露解決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因此國有大股東對盈余穩健性需求較低②4。此外,本文還加入了行業控制變量,用以控制行業因素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如果會計信息是穩健的,則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反應系數應大于其對“好消息”的反應系數,“壞消息”的系數是β2+β3,而“好消息”的系數是β2。既然會計盈余的計量受到穩健主義的影響,會計盈余就會提前確認“壞消息”而推遲確認“好消息”,β3應顯著為正。β4是我們主要考察的系數,若該系數顯著為正,則表示銀行貸款增加了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反應程度,盈余穩健性也就越強;若β4不顯著或為負,則表示銀行貸款不能增強盈余穩健性。及時性和持久性是盈余穩健性的兩個方面。從時間序列的角度來看,反映在本期會計盈余中的不利信息就是一個暫時的或一次性的時間因子,而反映在本期會計盈余中的有利信息則是一個持久的或多次性的時間因子。因此,如果我們發現負的盈利變化一次性反映,持久性不強,那么它將比正的盈利變化具有更快的反轉速度,這就從持久性的角度驗證了盈余穩健性。本文構造如下反轉模型以檢驗盈余穩健性中的持久性:其中,ΔEPSi,t表示公司i第t年的每股收益的變化,Pi,t-1則是其t-1年年末的A股市場的股票價格。Di,t為虛擬變量,若ΔEPSi,t-1/Pi,t-2<0時為1,否則為0。如果會計信息是穩健的,則上述回歸方程中的β2度量了好消息組樣本公司盈余反轉的系數,而β2+β3則度量了壞消息組盈余反轉的系數。由于我們預期負的盈余會有更大的反轉概率,所以β2、β3應當顯著小于0。β4是我們主要考察的系數,若該系數顯著為負,則表示銀行貸款增加了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反轉程度,盈余穩健性也就越強;若β4不顯著或為正,則表示銀行貸款不能增強盈余穩健性。四、結果表明，研究結果及分析(一)銀行貸款對盈余穩健性的影響表1給出了盈余穩健性的存在性分析以及銀行債權對盈余穩健性的影響。在表1的模型1中,的系數為0.093,并在99%的置信區間內顯著,這就表明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反應顯著高于好消息的反應。具體而言,會計盈余對“好消息”的反應系數為0.003,而對“壞消息”的反應系數為0.096(0.159=0.093+0.003),也就是說,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敏感性是“好消息”的32倍(32=0.096/0.003)。這與李增泉和盧文彬(2003)的結果基本一致。如果銀行債權能對企業起到有效的監督,隨著銀行貸款比例的上升,公司會計信息的穩健性程度提高,的回歸系數應當顯著為正。表1模型1的結果表明,銀行貸款比例的增加對盈余穩健性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的系數為0.702,且顯著為正,表明隨著銀行貸款比例的增加,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敏感性增加。我們進一步研究了銀行債務期限對盈余穩健性的影響。我們采用以下指標分析短期借款和長期借款的不同作用①5。胡奕明和謝詩蕾(2005)發現,銀行貸款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都對借款人經營活動具有一定的監督作用。但是短期借款與長期借款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債務。短期借款多被用于流動性較強的資產,風險較小,有利于銀行對償債風險的掌握。由于銀行在監督債務人方面具有交易成本更低的信息優勢(Diamond,1991),短期貸款能更加發揮銀行的這一特長。在貸款企業需要不斷進行再融資時,銀行能較頻繁地監督與檢查企業的決策,及時發現債務人企業可能存在的經營問題和風險,從而對盈余穩健性產生影響。然而,長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完全不同,銀行對外發出的長期貸款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預。在銀行和企業共同的產權公有制度環境下,長期借款的約束力較弱(黎凱、葉建芳,2007)。中國上市公司的銀行貸款中短期借款對盈余穩健性的作用大于長期借款的作用。表1的模型2和模型3發現,短期借款一組的模型擬和優度(17.9%)高于長期借款貸款模型(5.9%),且短期銀行貸款對盈余穩健性的作用(系數0.721)也高于長期銀行貸款(系數為0.295)。表1的模型1到模型3是采用混合數據(PoolData)回歸的結果,為了綜合利用樣本信息,使研究更加深入,減少多重共線性帶來的影響,模型4到模型6進一步采用了面板數據(PanelData)進行分析,面板數據模型是一類利用面板數據分析變量間相互關系并預測其變化趨勢的計量經濟模型,模型能夠同時反映研究對象在時間和截面單元兩個方向上的變化規律及不同時間、不同單元的特性。本文用Stata.8.0軟件對各計量方程進行回歸,首先用Hausman檢驗確定用固定效應模型(FE)還是隨機效應模型(RE),然后再研究銀行貸款對盈余穩健性的影響。我們發現,與采用混合數據相比,采用面板數據模型的結論基本沒有發生變化,這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結論。(二)盈余變動的階段性在盈余穩健性(及時性)的分析中,本文用股票收益來衡量公司的經濟收益,但是由于中國股票價格由于受到莊家炒作或股民投機心理的影響有時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司的經營成果,用股價來衡量公司過去和當前的經營狀況存在一定的噪音。因此,本文將進一步利用盈余的變化從盈余持續性的角度采用反轉模型來衡量盈余穩健性,并分析銀行債權對盈余穩健性的影響。表2是反轉模型的回歸結果。表2的模型1表明,與西方相關研究結論相一致,本期盈余的變化與前期的變化顯著負相關(ΔEPSi,t-1/Pi,t-2的回歸系數為-0.064,且在90%的置信區間內顯著),相比之下,負的盈余變化則比正的盈余變化有著更大的反轉(D*ΔEPSi,t-1/Pi,t-2的回歸系數為-1.108,且在99%的置信區間內顯著)。負的盈余變化反轉率為正的盈余變化的(-1.108-0.064)/(-0.064)=33.8倍,這與盈余穩健性中的及時性分析中的32倍基本吻合。如果銀行債權能對企業起到有效的監督,隨著銀行貸款比例的上升,公司會計信息的穩健性程度提高,負的盈余變化將能得到更大的反轉,LOANi,t+Di,t*ΔEPSi,t-1/Pi,t-2的回歸系數應當顯著為負。表2模型1的結果表明,債務比重的增加對盈余穩健性(持續性)具有顯著的作用,LOANi,t*Di,t*ΔEPS,t-1/Pi,t-2的系數為-1.404,顯著為負,表明隨著債務比例的增加,負的盈余變化將能得到更大的反轉。表2的模型4到模型6是進一步采用了面板數據隨機效應的回歸結果,其結論基本沒有發生變化。(三)檢驗結果分析在表1和表2中,本文對1999～2004年銀行債權對盈余穩健性的影響全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全樣本下的混合模型結果和面板數據模型基本支持了研究假設。以下進行分年度檢驗。分年度檢驗只給出了方程1和方程2關鍵變量的回歸系數,例如收益模型中“穩健性的存在性”對應的是方程1的系數β3。表3的實證結果表明,在收益模型下,盈余穩健性逐步提高,從1999年的0.071上升到2004年的0.136。同時我們發現銀行債權的監控效率對盈余穩健性的影響也是逐漸增加,從1999年的0.771上升到2004年的1.334。而采用反轉模型的分析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結論。五、盈余穩健性在中國的實踐意義和影響本文以Basu(1997)模型為基礎,采用混合數據和面板數據分析的方法,分析了1999～2004年上市公司盈余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