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梅花的審美價值

梅花是中國的傳統名花，也是中國早期詩歌中歌唱的最多的開花。梅與霜雪相伴,與苦寒為友,因其不畏嚴寒、堅貞不屈的品性而贏得了“歲寒三友”、“花中君子”的美譽,這種凌霜傲雪的風骨,成為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象征。提到梅,人們自然的會聯想到玉潔冰清、淡泊閑雅、幽獨孤傲、堅毅頑強等品格。實際上梅從單純的表意符號發展為具有審美價值及豐富文化意蘊的意象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漸變演進的過程。人們最早注意到的是梅的實用價值,抑或食用價值。孔傳:“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可見梅最初是用來作調味品的。梅的果實可生食,也可制成蜜餞和果醬。曹操的“望梅止渴”、“青梅煮酒論英雄”早已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可以說梅的食用價值是先于自然的觀賞價值的。而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的《詩經》中所提及的梅,則無一處是指梅花。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召南》之‘梅’,今之酸果也;《秦》《陳》之‘梅’,今之楠樹也。”梅花作為一個獨立的意象進入到中國文人的審美視野中,始于六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曾提及詠梅詩的發展情況:“《離騷》遍擷香草,獨不及梅。六代及唐,漸有賦詠,而偶然寄意,視之亦與諸花等。自北宋林逋諸人遞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樹橫枝’之句,作者始別立品題。南宋以來,遂以詠梅為詩家一大公案。”(《梅花字字香》提要)據此,我們可以將中國古代的詠梅詩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六朝為濫觴時期,唐為發展時期,宋以后為鼎盛時期。魏晉時期,隨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文學創作進入“彬彬之盛”的繁榮時期,詩人的目光開始投注于朝夕相伴的四時景物,詠梅詩有了在詩壇占據一席之地的可能。南朝宋人陸凱《贈范曄》:“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詩人抓住了梅花“一樹獨先天下春”的特點,將梅花與物候聯結在一起,用梅來寄托朋友之間的相思之情。而南朝樂府民歌《西洲曲》:“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中的梅花是男女之間愛情的象征。自此梅花同楊柳一樣,成為后世文人雅士寄托離別相思之情的典型意象。庾信在《梅花》中表現的則是另外一種情感——客子的鄉情:“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不信今春晚,俱來雪里看。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真悔著衣單。”這位原仕南朝梁,后仕西魏、北周的漢臣在千里冰封的異域胡地憶起故園之梅,心中的“鄉關之思”是濃郁、凄苦而又難以排遣的。六朝的詠梅詩大致說來有兩個特征:第一:六朝的梅花作為友情、愛情和鄉情的代言,還沒有擺脫比興的媒介,成為獨立的吟詠對象。但詩人們托物寄意、化景物為情思已偶見端倪。如何遜的《詠早梅》中“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借詠梅花來抒發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哀傷。鮑照的《梅花落》“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運用比興的手法,以梅花比忠貞不屈、不媚時俗的君子,以雜樹比讒媚阿諛的小人。可惜的是在六朝時期只有少數人染指于此,還沒有形成普遍的文學現象;第二:對于梅花的描寫還停留在追求形似的階段,詩人們更多注重的是梅花外在形態、習性特征的客觀性摹寫,后世的文化意蘊還沒有被發掘出來。隋唐至五代,梅花的觀賞價值日益凸顯,藝梅、賞梅成為一時之風氣。一些詩人開始在詠梅詩中托物起興,在對梅花的描寫中寄寓詩人的自我情感,梅花開始成為詩人自主抒情的對象。隋唐時代,對于梅花的描寫一方面依舊沿襲六朝的軌跡,淋漓盡致的抒發詩人心中的鄉情、友情和愛情。描寫鄉情的如王維的《雜詩》:“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抒寫友情的如高適的《人日寄杜二拾遺》:“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敷寫愛情的如白居易的《井底引銀瓶》:“君騎白馬傍垂楊,妾折青梅倚短墻。墻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另一方面,承接鮑照之余緒在詠梅詩中托物起興、借梅抒懷的也不乏其人。象張九齡的《庭梅詠》:“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蒂弱,不受歲寒移。朝雪那相妒,陰風已屢吹。馨香雖尚爾,飄蕩復誰知?”詩以比興的手法,將梅花耐寒的品性同詩人在逆境中不屈不撓、“矢志不移”的品格聯系在一起,梅品與人品相互映襯,抒發了詩人“不受歲寒移”的高潔志向和遭讒貶謫后的身世之慨。中唐以后,詠梅之作漸多,杜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張籍、元稹、白居易、許渾、李商隱、來鵠等都曾染翰。詩人對于梅花的認識也有所深入,不僅注重外在形狀的描摹,而且注重內在品質的挖掘。如中唐朱慶余的《早梅》:“天然根性異,萬物盡難陪。自古承春早,嚴冬斗雪開。艷寒宜雨露,香冷隔塵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處栽。”詩人抓住梅的外在特征,將梅花表層的早發、耐寒的自然品性同松、竹并舉,從而引申出梅意象所蘊含的深層的人文意蘊:高潔、堅貞的君子品格的寫照。這種人格象征意義可以看作是宋代“歲寒三友”說的雛形。詩人描寫梅,其目的不在于單純再現梅的形狀、色彩、線條、氣味,塑造梅的自然物形象,而在于表達詩人由梅的自然物態而觸發的某種情感。所以說,在詠梅詩中,詩人所關注的與其說是梅本身,倒不如說是詩人的內心情感世界,是詩人自己。詩人在物象身上傾注了特定的情感內涵,而使梅物象成為表現詩人情感的媒介、手段,而不是目的。客觀物象與詩人的主觀情感相匯合形成情景交融的審美形態,其目的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古代的遷客騷人用他們的生花妙筆積淀、凝聚在梅花上的道德人格的象征意義使我們在閱讀欣賞時,不僅可以獲得外在的感官上的娛情悅目,還可以獲得內在的精神上的審美享受。詠梅詩發展到宋代達到鼎盛階段。不僅出現了詠梅的專集,而且無論是對梅花風姿神韻的描摹,還是倫理道德的比附意義的闡釋都是后世莫及的。北宋的詩人開始將目光轉向梅花高雅、超逸、脫俗的品格。宋初著名隱士林逋的《山園小梅》:“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將梅花的風神情韻渲染到了極致。首聯寫梅花在百花凋零之時凌寒怒放。頷聯采用虛實相襯的手法,以梅映在水中的稀疏倒影烘托其搖曳的姿態,以梅花散發的縷縷清香映襯其幽獨超逸的品格。此二句堪稱千古絕唱,稍后的南宋詞人姜夔即以“暗香”、“疏影”為題創詠梅詞之調名。頸聯則采用側面描寫,通過霜禽粉蝶的擬人化的神情襯托梅花的高潔。尾聯托梅言志,表達詩人避世遠居、清高淡泊的隱士情懷。林和靖一生不仕不娶,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這首詩恰恰印證了“詠物即詠懷”的說法。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也是一位癡心向梅者。“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梅花絕句》其二)他的詠梅詩詞計有一百六十五首之多。《落梅》中詩人寫到:“雪虐風饕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堅。過時自合飄零去,恥向東君更乞憐。”詩人以其橫絕的筆力刻畫了梅的錚錚鐵骨、高風勁節。“東君”即東華帝君,司春之神。暴風雪中,梅花正氣凜然,頑強無畏;嚴冬過去,自行凋謝,不向春神卑膝乞求。詩人通過對梅花堅貞不屈的節操的贊美,表明了自己的心志。陸游一生力主北伐,渴望收復失地,卻受到排擠,至死也未看到“王師北定中原”,但是他的愛國豪情卻沒有因之而消減。寧肯“飄零去”,也不與當權者同流合污,表現了詩人堅持理想,矢志不移的操守。在詩人的慧眼靈心中,梅成為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詩學語詞。梅意象典型地體現著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忠貞孤傲”的人格魅力。這種“高潔堅貞”的氣節正是古代君子的典型象征。氣節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威武不屈的浩然之氣,是中國古代士大夫傳統的人生價值判斷準繩。“時窮節乃現”(文天祥《正氣歌》)自古以來,人們敬仰贊譽守節殉節者,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留胡節不辱的漢使蘇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的文天祥。梅花在三九隆冬依舊含香吐蕊,正如仁人志士在逆境中堅守氣節。梅的高潔品質與凌霜傲雪的風骨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精神風貌的反映,作為百花之魁的梅花也有了民族精神之魂的比附意義。千百年來,正是在這種民族精神的感召下,無數華夏子孫為理想、為正義、為國家的振興、為民族的獨立而奮斗,即使受到挫折、打擊亦堅貞不屈、矢志不移。這種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滋養灌溉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使他們在人生價值取向上相互認同,成為民族文化精神的強音。林逋與陸游,一北一南,一隱一仕,在野有清高脫俗的隱士之風,在朝有堅貞剛毅的忠臣之骨。二者都托梅寄意,體現了梅意象所承載的文化內涵的不同側面。梅花的人格象征意義在宋代定型,并臻于成熟。詠梅詩在宋代達到了令后世無法企及的顛峰。宋以后,詠梅詩無論在意蘊的挖掘、視角的翻新、以及藝術技巧的表現等方面都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多樣化的流變。以元蒙統治時期為例,一方面,生活在征服者鐵蹄之下的南宋遺民借詠梅來抒發哀切傷感的“黍離之悲”,如劉因的《觀梅有感》“只恐江南春意減,此心元不為梅花”。同時一些耿介自守的詩人則大力標舉梅花的隱逸之高格,王冕乃其中之佼佼者。他生當元末大混亂時期,拒絕引薦,自甘澹泊。隱居于會稽九里山,植梅花千樹,著《梅譜》,以畫梅、詠梅為樂事。自號梅花屋主、梅叟、梅翁,對梅的癡愛絲毫不亞于北宋的西湖處士林逋。詩人曾作《白梅》詩五十八首,其中“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忽然一夜清香發,散作乾坤萬里春。”堪稱是“氣骨高奇”之作。尤其是后兩句,表現了詩人曠達的胸襟和超邁的氣度,表面沉靜的內心深處潛藏著積極用世的生命洪流。從中不難看出,王冕的歸隱并不是消極的避世,而是在動蕩的社會形勢下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為自保節操而作出的積極的選擇。另一方面,詩人渴望自由、解放的呼聲振起,詠梅詩帶有鮮明的社會時代烙印。如馮子振的《鴛鴦梅》“并蒂連枝朵朵雙,偏宜照影傍寒塘。只愁畫角驚吹散,片影分飛最可傷。”表達了詩人愿人間仙侶永不離散的內心意緒。再如麻九疇的《紅梅》“一種冰魂物已尤,朱唇點綴更風流。歲寒未許東風管,淡抹濃妝得自由。”梅花一洗前代高雅素潔的逸韻,而搖身一變成為自由不羈的風流尤物。趙孟頫的《梅花》更是大膽潑辣,竟然要自主擇婿:“瀟灑江梅似玉人,倚風無言澹生春。曲中桃葉元非侶,夢里梨花亦未真。”梅花意蘊的世俗化、生活化傾向正與元代儒學衰微,俗文學大倡其風的主流相契合。究其原因,丹納的那句“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的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這是藝術品最后的解釋,也是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是最好的注腳。以上,我們在色彩繽紛的詠梅詩的百花園中擷取了幾枝奇葩來加以具體的解讀、分析。從中可以管窺出古人對梅花這一傳統題材的繼承和發展。蘇珊·朗格在《情感與形式》中談到:“在詩歌生氣勃勃地不斷發展的年代里,存在著某種趣味上的統一性,它誘使許許多多的作者去探索那種占支配地位的同一種情感,從而逐漸形成對每一個開拓者說來都是十分純正的固定的風格體例。這樣,一些手段就變成了傳統。”梅花,作為詩人特定情感的承載體,詩人傳遞情感的媒介、手段,它歷經漫長歷史文化的積淀,成為不同時代不同個體某種相似情感的宣泄物。正如美學家鮑姆加滕說:“意象是感情表象。”在詩歌藝術中,意象只是人的心靈情感的外顯。后世的讀者從中可以感受到投射在其中的深層情感體驗,從而引起共鳴。梅花隨之成為表達特定情感的藝術符號,成為集體情感的代言。看到梅花,我們自然會聯想到人類在潛意識里達成普遍共識的特定情感內涵,諸如君子的高潔、堅毅;提到君子的品格,我們也自然的會聯想到梅花冰清玉潔的風姿。宋·程棨在《三柳軒雜識》中說:“余嘗評花,以為梅有山林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椅門市娼,李如東郭貧女。”其實,自然界中的花草本身并無高下優劣之分,只是由于人們投注于花草身上的審美情感的不同,而使花草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別,高雅和庸俗之分。梅花在不同詩人的眼里,甚或在詩人不同的心境狀態下,其審美取向迥然有別。陸游贊賞梅花與世無爭的品格:“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卜算子·詠梅》),盧梅坡卻反彈琵琶,翻出了新意:“梅雪爭春未肯降,騷人閣筆費評章”(《雪梅二首》之一)。六朝鮑照《詠梅花》“可憐階下梅,飄蕩逐風回。”陳江總《梅花落》“可憐芬芳臨玉臺,朝攀晚折還復開。”唐代來鵠的《梅花》“枝枝倚檻照臨水,粉薄香殘恨不勝。占得早芳何所利,與他霜雪助威棱。”梅花一反傳統的苦寒形象,而被視為粉薄香殘之物,甚至助紂為虐。歷史上有喜梅者:“梅花歡喜漫天雪”,有恨梅者:“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李商隱《憶梅》)有愁梅者:“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杜甫《江梅》)亦有憐梅惜梅者:“更憐花蒂弱,不受歲寒移。”有因梅而名傳千古的:南朝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時人爭效仿之。再如梅妻鶴子的林和靖,因“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梅花九首》其一)而得名“高梅花”的高啟。也有因梅而惹禍上身的:劉克莊一生寫有一百三十余首詠梅詩詞,因其《落梅》詩中有“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兩句,被指控為“謗訕當國”而一再被黜,坐廢十年。這就是有名的“落梅詩案”。其后詩人又作《病后訪梅》以自嘲:“幸然不識桃并李,卻被梅花累十年。”林逋以隱者的眼光寫梅花的清幽飄逸;姜夔的筆下,梅花成為情人的化身;周邦彥以梅為仙子(《丑奴兒·梅花》);楊萬里則以梅為客(《昌英知縣叔作歲,坐上賦瓶里梅花,時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