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新聞傳播中的“后真相”問題一、緒論2016年11月16日，“Post-truth”（后真相）由于使用頻率暴增20倍而被《牛津英語詞典》選為2016年度詞匯，并給出其定義“情感及個人信念較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由于2016年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特朗普戰勝希拉里“意外”當選美國總統，“后真相”被人們廣泛認知。所以，“Post-truth”（后真相）成為《牛津英語詞典》2016年度詞匯。二、“后真相”問題的出現（一）出現“后真相”問題，引起關注2016年美國大選，希拉里在當時幾乎擁有所有大眾媒體的支持，而特朗普卻擊敗了希拉里，當選為美國新總統。然而，在華盛頓郵報的事實核查中顯示，特朗普說的話里71％是完全的或大部分錯誤的，在上任33天里，他平均每天說謊四次支庭榮支庭榮羅敏：《“后真相”時代：話語的生成、傳播與反思——基于西方政治傳播的視角》，載《新聞界》，四川.四川日報報業集團，2018:55-56再說英國“脫歐”公投，歐盟已經向公眾公開大量統計數據：一旦脫歐，英國將失去95萬個就業崗位，平均周薪將下降38磅，每個家庭每年將支付額外的350英鎊用來購買生活用品劉建明：《劉建明：《“后真相”論的執迷與幻覺》，載《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2017::12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把“后真相”真正地帶到了大眾面前，引起了大眾關注。（二）“后真相”的概念內涵《牛津英語詞典》2016年將“后真相”選為年度詞匯，并將其定義為“circumstancesinwhichobjectivefactsarelessinfluentialinshapingpublicopinionthanappealstoemotionandpersonalbelief”，即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走向。其本質內涵是：“情感擊敗事實，情感的影響超過事實本身，人們不再注重事實本身，因為事實本身變得不那么重要。”簡而言之，“后真相”是指傳播者通過迎合情感、加強偏見的方式，傳播一些與受眾主體認知相吻合但背離客觀事實的內容，事實真相和理性思維被傳受雙方拋諸腦后。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它的概念定義。以“post-”為前綴的復合詞在英文里比較常見，一般是指一個特定的時期或事件后，如賽后即post-match，戰后即post-war等等。例如，Post-olympicera（后奧運時代），是指奧運會時期使用的場館設施再利用和奧運后的價值再創造的時代。自20世紀中葉以后，“post-”的含義已經擴大。它也指新的功能和特性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原有的制度和規則，但它還不足以形成一個新的階段。這是一個過渡階段。因此，“post-”是指消解，即現有規則和精神的解散和重建。就像“后現代主義文化”一樣，是指運用大眾文化的喜悅和狂歡消解、消除崇高和深不可測的精英文化；使用個人情感和感性認知來消除理性主義。它消解了“現代主義文化”的特征，但還沒有形成一個新的文化類型。同樣，“后真相”是指利用情感來消除客觀事實，其目的不是新聞專業主義所堅持的“客觀事實的傳播”，而是利用傳播內容來刺激人們的情緒，然后控制大眾行為來為自身服務。三、“后真相”問題出現的原因（一）社交媒體的興起1.技術的發展催生了社交媒體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了社交媒體這一新型網絡應用平臺，Kaplan等學者認為“社交媒體是一套基于Web2.0技術和理念，使用戶能夠創建內容和交流內容的Web應用程序。Usersoftheworld,unite!Th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ofSocialMedia[J].AndreasM.Kaplan,MichaelHaenlein.BusinessHorizons.2009(1)”在這個階段，社交媒體即社會化媒體主要包括微信、微博、社交網站、博客、播客、論壇等等。2017年8月，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這份報告表明，我國國內的互聯網用戶已達到7.5億，網絡普及率達54.3％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第40Usersoftheworld,unite!Th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ofSocialMedia[J].AndreasM.Kaplan,MichaelHaenlein.BusinessHorizons.2009(1)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gywm/xwzx/rdxw/201708/t20170804_69449.htm.在互聯網時代，人們不再需要通過大眾媒體這個“信息中介”進行交流和溝通。各種社交媒體平臺觸手可及，即進入了“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傳播者”的時代。UGC（User-GeneratedContent）即用戶制作內容不再是空談，普通用戶成為信息生產的主體，傳播權威被消弭，信息更加多樣化，有圖有真相的傳播形式使人們難以分辨真假。2．社交媒體推動了“后真相”的出現大多數社交媒體都是為了盈利，往往缺乏社會責任感。在互聯網上，為賺取點擊率、抓眼球，社交媒體底線不斷降低，當事實不清楚時，發布虛假信息或情緒意見以迎合觀眾。互聯網業務思維使傳統媒體在與社交媒體競爭時，由于仍保持客觀和真實報道而處于劣勢。這樣一來，社交媒體變得更加強大，并帶來了大量的虛假信息和混合情感信息。而社交媒體廣泛推崇的算法推薦自動過濾信息，僅推送與受眾既有立場切合的新聞信息和意見，在頗受用戶歡迎的同時，也形成“回音室效應”，使得觀點泛濫超過事實。2016年的“后真相”就與社交媒體密不可分：特朗普被認為是“Twitter治國”的總統，大多數英國“脫歐”的支持者也是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表現積極的年輕人。所以，社交媒體的繁榮是推動“后真相”現象出現的一個關鍵因素。2017年4月1日，趙，滁州，四川一名初中學生，墜樓身亡。事發后，彌漫在社會化媒體的信息非常混亂，魚龍混雜，如趙是被人暴打致死后拋尸樓下；如趙的死亡是因拒絕“地頭蛇”一萬元保護費所致；如肇事者是當地5名干部子女，因此并未嚴懲等。雖然這些消息被當地公安部門認定為謠言，隨后澄清，但真相并沒有因當地公安部門的發聲而沉淀，而是在社會化媒體中不斷發酵，傳聞越來越離奇。對于普通觀眾，事實是更多的無解。社交媒體的不斷繁榮，使得虛假信息泛濫，真相越來越難尋，“后真相”現象由此而出現。（二）社會轉型期的“失范”1．社會轉型期，“失范”出現在后真相的世界，技術賦權只是真相被異化和扭曲的表面原因。意見表達和新聞信息生產情感化的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現階段，中國處于一個相對特殊的社會轉型時期。各個群體的利益分離，經濟和社會地位不平等，社會氛圍浮躁，社會戾氣加劇，出現焦慮和混亂，也就是所謂的“失范”。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曾經說過：“（失范）被用來描述現代社會中傳統規則和標準的侵蝕。當在社會生活的既定領域沒有明確的標準來指導行為時，失范就出現了。”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學方法的規則》，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106-108他沒有精確定義“失范”，但給出了“失范性分工”和“失范性自殺”的概念。后來，根據這些概念，吉登斯和其他學者說：“涂爾干使用失范來描述這么一個現象，即因為社會的改變，對現有規范的控制已被削弱，引起整個社會極度混亂和絕望。”美國社會學家喬治·瑞澤爾認為，“涂爾干使用（失范的）概念，指的是人們缺少足夠的道德約束這樣一種社會情況。”一般來說，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學方法的規則》，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106-1082．“失范”表現為刻板印象在后真相世界里，新聞傳播和交流“失范”表現為刻板印象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1-89。刻板印象又叫刻板成見，由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員李普曼提出，指人的固定和簡化的概念和印象，這個概念或印象通常伴隨著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這種刻板印象是由社會轉型期出現的各種矛盾所致，如財富的兩極分化，官員的腐敗和不公平的發展機會，在情緒上則表現為失望，失落，絕望，焦慮等癥狀，一旦有事件恰巧觸碰了這種深層的心理，人們便會不自覺地讓自己的偏好對人和事做出感性判斷，只訴諸情緒而把事實拋在一邊。比如“囂張寶馬女撞人后，用錢砸人”，仇富心態讓人們一上來就認定是這位女士的過錯，媒體報道標題“囂張”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1-89安徽省淮南師范大學女學生袁某的事情就是典型案例。袁某說，在騎自行車的路上，她看到那個倒在地上的老人然后送往醫院，但被老人指為肇事者。后來，一些目擊者說袁曾承認撞人。當地公安部門確定雙方有接觸，女孩承擔一定的責任。然而，袁某又在微博追問“扶老人是否做錯了？”事情幾經反轉，仍然不知道女孩和老人是誰在撒謊。新浪微博曾針對此事件發起投票“學生與摔倒的老人你相信誰”，總共有1466人參加了投票，“相信學生”的人數為11571人，占總票數的82％；“相信老人”的只有317人，僅占2.2％；另一個“相信法律”有2225人，占15.8％丁雅莉陳凱：《解析“淮南女大學生扶老人”事件——以框架理論為視角》，載《求知導刊》，2016:160。這項調查的結果，與媒體近年來頻頻報道“老人公交搶座，并毆打婦女”“老人碰瓷”等不無關系，人們普遍對“老人”這個群體沒有好感。這起丁雅莉陳凱：《解析“淮南女大學生扶老人”事件——以框架理論為視角》，載《求知導刊》，2016:160（三）官方透明度的缺乏如今社會中欠缺一套能盡量接納民意，并將民意表現在政府事務決策上的機制。2017年12月，微博有人爆料，考研輔導名師李林在視頻課上發表了與研究生數學試題類似的題目，疑似泄題，引發了網民之間的熱烈討論。之后，教育部的測試中心發表聲明稱已對李琳的考研視頻課程進行評判。視頻中涉及的題目與考研試題不符，泄題屬于“謠言”。與此同時，涉事老師李林也通過微博發表聲明，表示他沒有泄露考研試題。但聲明發布后，大多數網友還是表示懷疑，希望官方能提供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并要求第三方參與調查。再看傳統媒體，只是向公眾傳達了事件當事人的回應，沒有進行更深入、透徹的研究和調查。當人們對真理的追尋得不到滿足時，人們只能放下事實、訴諸情感。公權力在此類事件經常陷入“塔西佗陷阱”-——官方聲明中延續一向的作風，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不能充分回應大眾關切，公權力運行不透明，卻又未能建立良好的官民對話機制，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情緒打敗事實。（四）受眾媒介素養的不足受眾之所以訴諸情感而非相信客觀事實，還因為受眾自身媒介素養不足，即受眾對新聞信息的思考、辨別、批判能力不足。在傳統媒體時代，受眾的意見和觀點只能在有限的通道內傳播，如面對面的溝通、打電話，寫信給電視臺或報紙等，但在互聯網時代，新媒體和社交媒體興起，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發言，隨時隨地把信息傳播給大家。而輿論場上有著多種多樣的利益群體，甚至有隱藏的非法群體，比如網絡水軍。網民數目大，人均受教育程度低，而且教育體制未能跟上信息時代的發展，在新媒介素養教育和信息思辨能力培養方面相對缺乏。這樣，就使得人們在面對紛繁復雜、浩如煙海的信息時，缺乏辨識和批判能力，更容易訴諸情感，給事件或人物貼標簽，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主觀了解自發歸類。2016年9月，深圳媒體人羅爾發表《耶穌，請別讓我做你的敵人》一文在他的微信公眾號上，他女兒羅一笑患白血病一事被公之世人。在11月，他又在朋友圈發表《羅一笑，你給我站住》，提到女兒羅一笑重病，昂貴治療費用難以負擔，女兒的樂觀和父親對女兒的深愛感人至深，文章在朋友圈瘋傳，人們紛紛捐款。據統計，羅爾獲得了超過200萬元的捐款。但很快，大V和網友們扒出，羅爾有三套房，兩輛車，名下甚至還有一家公司。這樣家庭的父親怎么能沒有錢幫女兒？偉大的父愛蒙蔽了人們的雙眼，對這對父女的同情與憐憫讓人們一時失措，同時，也因為人們自身媒介素養不高，難以識別這是真信息還是假信息，情感占據上風，“后真相”再次出現。很多受眾尤其是網絡受眾缺乏對事件本身深刻的鑒別能力，盲目從眾，而不管事件真相如何，正如諾伊曼的“沉默的螺旋”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6-18理論所說，將形成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6-18四、“后真相”問題的解決對策（一）技術的“鍋”技術來背互聯網改變了社會結構，不是簡單地矯飾而是徹底格式化，繼而重新塑造信息傳送體式和人際關系，使其從根本上改變。一些研究者對互聯網時代的各種新興技術持悲觀態度。他們認為，推薦算法使得資本和技術“合謀”，推送符合人們興趣、喜好的內容，形成“信息繭房”，讓人逐漸脫離外部世界。但從歷史角度來看，技術發展實質上是動態平衡的，在平衡——不平衡——平衡中逐步推進，互聯網技術帶來了“后真相”，“后真相”的很多問題也可以由技術來解決，這就是所謂的“解鈴還須系鈴人”吧!互聯網催生了社交媒體，社交媒體雖然有信息低俗化、信息虛假及引發“后真相”現象、侵犯版權及隱私權等負面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社交媒體也有巨大的積極影響。正如克萊·舍勒所說，“當我們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我們也就改變了社會。”互聯網崛起，普通民眾也擁有了使用互聯網在社交媒體上發聲和交流的權利，“人人都有麥克風”“互聯網民主”“網絡反腐”，這就是技術賦權。經過了漫長的傳統媒體時代，受眾終于成為輿論生成的主體，傳受界限逐漸消弭，一步步走向平民社會。特朗普的當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平民社會的標志。以希拉里為代表的傳統政治精英忽視平民，只看重政客、經理和其他社會精英，以及傳統媒體，因而嘗到了苦頭。2018年12月，中國政府網和新京報等媒體平臺一起，展開“我向總理說句話”建議征集活動，邀請人們在上學、養老、住房、就醫等方面提意見和建議，可以直接到達總理。這不是更好地實現了近代思想家王韜所說的“惟軍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得以下逮”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89-93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89-93而且，上帝在打開社交媒體這扇門之時，雖然改變了信息傳播模式，但也打開人工智能（AI），機器人創作，大數據等技術的門。去年初火起來的區塊鏈技術等，都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后真相的問題，研究和判斷虛擬社區在信息技術中留下的“集群”，并在此基礎上補充情感計算，這樣就可以準確分析社會情緒走向，找到痛點，更好地治理輿情，解決“后真相”。（二）傳統媒體加快轉型，提升競爭力在互聯網環境下，網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在中學，相對欠缺媒介素養。然而，在媒體轉型過程中，傳統媒體過分強調AR、VR、人工智能等傳播形式的創新，內容并未改變太多。很多新聞工作者特別是從傳統媒體轉型而來的新聞工作者，思想上仍然沿用原來的精英文化傳播思維，僅使語言表達更通俗化，沒有考慮到網民的文化水平，忽略了相關政策、法規等新聞背景的添加。這樣，不但損害了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還使新聞更容易被誤讀，傳統媒體的信譽和輿論一直在下降。記者應堅持新聞專業化，堅持“內容為王”，注重新聞背景的運用，減少新聞的不確定性，幫助受眾更好地了解新聞，加深對主題的理解，避免在誤讀的基礎上，非理性地、情緒化地表達個人意見，然后傳遞謠言。上海電視臺的融合媒體平臺“看看新聞”，不僅利用電視臺演播室的先天條件，還依靠新興技術和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制作網絡電視節目——《自媒體傳播》。《自媒體傳播》搜集、播報來自微博、微信和其他新媒體平臺的熱點新聞事件。在環節“侃爆朋友圈”中，精心選擇微信朋友圈熱門話題，并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探討，避免尚未有定論的某些細節，針對新聞時事，深入挖掘背后的新聞，為觀眾提供有關新聞事件的多種視角。節目播出后，網民可以在粉絲群提出問題，專家會在第一時間答疑解惑。專家和受眾直接互動平臺的搭建，有利于緩解傳受雙方地位不平等的狀況，減少新聞誤讀現象的發生。把優質問題和優質回答整理發表，更是UGC（用戶生產內容）和PGC（專家生產內容）合作的典范，是互聯網時代的合作典范。新聞的碎片化和觀眾在推薦算法下的選擇性接觸，使得觀眾對新聞的認知也變得支離破碎，訴諸情感超過了對事實真相的追求。傳統媒體應建立新聞采寫基礎上的新聞跟蹤機制，盡量完整地傳播新聞，減少新聞爛尾的現象；在傳播的形式方面，搭建一個信息聚合平臺，如設立專欄匯總相關新聞，并使用H5短視頻新形式傳播新聞信息。（三）政府規范網絡傳播，加強信息公開在新的社會形態，新的傳播形勢下，哲學家史蒂芬·沃德提出使用經驗標準、連貫性標準和理性辯論標準進行事實查驗SteveJ.A.Ward:TheInventionofJournalismEthics:thePathtoObjectivityandBeyond，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2006:6-319SteveJ.A.Ward:TheInventionofJournalismEthics:thePathtoObjectivityandBeyond，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2006:6-319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矛盾突出，社會風氣浮躁，出現焦慮性“失態”。如果沒有良好的社會心理紓解機制，就像中世紀的歐洲，沒有下水道，人們把垃圾都傾倒在街道上，黑死病蔓延；同理，人們在虛擬、匿名的互聯網上用大量的污言穢語，肆意宣泄不滿，互聯網輿論環境不斷惡化，輿論的“黑死病”蔓延。同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