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藝文志》別集類著作在北宋九朝的分布

北宋文學的繁榮在文學史上是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筆者曾為中國古代散文學術研討會準備了一篇《從<宋文鑒>的編選看有關北宋散文繁榮的若干問題》的論文(載《古籍研究》2000年第2期),拙文對《宋文鑒》中屬于宮廷應用及駢偶有韻文字之外的作品加以考察,對被選收2篇以上作品的徐鉉等93位作者作了入選篇數的統計,印證了歷來文學史對歐陽修、蘇軾的文壇盟主地位及宋文六大家的地位的論斷,并就天圣明道以前的散文、北宋文的分期、北宋文的鼎盛期、北宋文繁榮前期與后期差異等談了一些粗淺的認識。誠如有的同志所說,《宋文鑒》雖屬一代詩文的總集,但作為選本,反映問題難免有編選者主觀所帶來的一定的局限性。為了更好地認識北宋文發展的全貌,了解彼時盡可能多的作者和文集的情況就顯得非常必要,于是我披閱了《北宋·藝文志》的別集類。因為主要探討散文發展的問題,故別集中許多詩集的著者不列入調查的范圍,而以生卒年可考的詩文集或文集的著者作為關注的對象。現將這些著者的簡況整理如下:以上是北宋九朝活躍于政壇、文壇或學術領域,其著述見諸《宋史·藝文志》的人物簡況表,凡164人。需要說明的是,徐鉉之前,有陶谷、范質等人,主要活動歲月在五代,故未納入表內。而兩宋之交的人物,如晁說之、韓駒等(卒年在南渡后十年內),因主要活動處于北宋末年,故歸入表中統計。為了比較準確地把握人物活動的時段,凡生卒年暫不可考者,未予統計。各人的登第時間,均以在位皇帝的年號表示,該欄空缺者,有幾種情況:一是如徐鍇、王溥、李昉、梁周翰、張洎、賈黃中等,分別是南唐、后漢、后周的進士,不在宋朝登第;二是不事舉業或舉進士不第,后以薦舉而授官,前者如種放,后者如孫復、蘇洵等;三是科舉不第而絕意仕進,如李廌;四是以蔭入官,如韓維;五是登第而年份不詳,如呂誨、鄧綰等。通過這張簡表,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北宋文的興盛在仁宗朝。如果大致以登第入仕的時間來確定人物活動的年代,那么,我們可以粗線條地作如下的劃分(人物姓名后標出其在表中的序號,便于查看):太祖朝(建隆、乾德、開寶共16年):徐鉉(1)—宋白(9),凡9人,年均著者0.56人;太宗朝(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共22年):田錫(10)—陳堯佐(27),凡18人,年均0.82人;真宗朝(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共25年):劉筠(28)—孫沔(39),凡12人,年均0.48人;仁宗朝(天圣、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歷、皇祐、至和、嘉祐共41年):宋庠(40)—范祖禹(121),凡82人,年均2人;英宗朝(治平共4年):舒亶(122)—曾肇(128),凡7人,年均1.75人;神宗朝(熙寧、元豐共18年):任伯雨(129)—陳師錫(144),凡16人,年均0.89人;哲宗朝(元祐、紹圣、元符共15年):崔(145)—王安中(157),凡13人,年均0.87人;徽宗欽宗朝(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靖康共26年):劉玨(158)—李若水(164)凡7人,年均0.27人。仁宗朝41年,約占北宋166年的四分之一,而著者數為82人,卻占北宋總數164人的一半。由上面統計的各朝年均著者人數看,仁宗朝最高,為2,英宗、神宗、哲宗朝也分別達到1.75、0.89和0.87,足見仁宗朝古文發展的影響;而至徽宗、欽宗朝僅為0.27,趨于衰落。當然,這與徽、欽二朝有些著者不能不歸入南宋統計有關,如汪伯彥(1069—1141)、葉夢得(1077—1148紹圣進士)、章誼(1078—1138)、程俱(1078—1144)、朱勝非(1082—1144崇寧進士)、李綱(1083—1140政和進士)、綦崇禮(1083—1142)、李邴(1085—1146崇寧進士)、趙鼎(1085—1147崇寧進士)均未放在徽、欽二朝統計;但即使加上這9人,徽、欽二朝的年均著者人數也僅有0.62。據此,我們從北宋初年至末葉,大致可畫出一條著者人均數的曲線,兩端低而中間高,最高點在仁宗朝,北宋文的繁榮主要在這一時期。下面為北宋九朝年均著者人數顯示表(見后頁):清人魏裔介指出:“宋初無文,迨仁宗之世,涵育已及百年,乃有韓稚圭、范六丈、歐陽永叔、司馬君實出,而曾子固與眉山父子起而羽翼之,雷轟電掣,云蒸霞變,宋文之盛,至此而極也。”(《兼濟堂集》卷4《宋文欣賞集序》)如果再加上其人其文影響極大的王安石,這段話就說得比較圓滿了。北宋古文的發展與文壇盟主歐陽修的活動息息相關,歐陽修積極投身政治和文學的變革,在古文創作上奏響了天圣起步、慶歷奠基、嘉祐輝煌的三步曲(詳見拙文《歐陽修入主文壇在慶歷而非嘉祐》,載《華東師大學報》1999年第5期)。天圣前后、慶歷前后、嘉祐前后確為北宋古文發展的三個重要階段。從著者簡況表來看,在范仲淹屢次呼吁革除文弊、拯救斯文、朝廷有詔申戒浮文、禮部試兼考策論的天圣及此后的景祐年間,一批才學兼備的學子得中高第,從尹源(38)至蔡襄(67),共有23人之多,竟占全表總人數的14%,這是多大的比例!其中宋庠、胡宿、宋祁、包拯、葉清臣、余靖、尹洙、富弼、石介、田況、文彥博、歐陽修、張方平、蘇舜欽、韓琦、趙抃、蔡襄等,或為一代名臣,或為文學名家,在政壇和文壇上都有相當的影響。以范仲淹、歐陽修等所領導、所支持的政治革新彪炳史冊的慶歷及此前后的寶元、皇祐年間中進士者,表中更有25人,占總人數的15%。劉敞、司馬光、蘇頌、王安石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于韓絳、宋敏求、王珪、劉攽、范純仁、呂陶、李清臣等,都是治宋史或宋文學者耳熟能詳的頗有影響的人物。到了歐陽修主持貢舉、痛排太學體、開辟宋文平易自然發展大道的嘉祐年間,又涌現出大批人才,表中顯示在此年間登第者就有18人,占總人數的11%。尤值得指出的是,其中在歐知貢舉的嘉祐二年(1057)登第的,就有曾鞏、張載、王回、王無咎、王韶、蔣之奇、程顥、呂惠卿、曾布、朱光庭、蘇軾和蘇轍,凡12人,都是在宋史上很有影響的人物,是榜得人之盛,于此可見一斑。誠如周必大所言:“歐陽文忠公知嘉祐貢舉,所放進士,二三十年間多為名卿才大夫。”(《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省齋文稿》卷20《葛敏修圣功文集后序》)嘉祐之極盛有賴于天圣的起步和慶歷的奠基,又影響到英、神、哲三朝,在北宋文繁榮的60年間(由慶歷初至元符末的60年,以熙寧五年歐陽修逝世為界,分別為繁榮的前期與后期,前期由歐陽修主盟,后期由蘇軾主盟),嘉祐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關鍵的作用。從表上看,嘉祐末(1063)名士云集,賢才濟濟,從年長的孫沔(39)、宋庠、胡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