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俊英《女謂蛋雞》聯句詩考論

《詩經哈菲爾女兒》的主題和內容一直被不同的解釋，她的詩風格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但是,迄今為止,只有程俊英先生一人對這首詩的詩體提出了明確的界定。在《詩經譯注》中,程俊英先生為此詩加注標點,將其構成為一首對話體詩歌,茲錄如下:(一)“將翱將翔,弋鳧與雁。”(二)(三)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149程先生在此詩的題解中說:“這是一首新婚夫婦的聯句詩。……詩的對話和聯句形式,給后世詩歌影響很大,可尊為聯句詩之祖。”150根據程先生的標點及注釋,此詩由夫妻間的對話開始,首章“子興視夜”一句乃是妻子催丈夫起床,“將翱將翔”一句是丈夫對妻子的回答,第二、三章是妻子和丈夫互訴衷腸,整首詩由夫妻二人的對話構成。在程俊英、蔣見元合著的《詩經注析》中,作者對該詩的對話形式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曰:“張爾岐《蒿庵閑話》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凝想點綴之詞,若作女子口中語,似覺少味,蓋詩人一面敘述,一面點綴,大類后世弦索曲子。……’這首詩中有男詞,有女詞,還有詩人的旁白,參差錯落,很有情趣。實開漢武帝柏梁體,為后人聯句之祖。”作者根據張爾岐的解讀,將原來的妻子之語“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修定為旁白,但卻更進一步強調了詩歌的聯句形式,并將其和柏梁體聯系起來。《女曰雞鳴》是否確為聯句詩或為聯句詩之祖,要論證這一點,首先要考查其是否為對話體詩歌。雖然對話體詩歌不能和聯句詩直接等同,但對話性是聯句詩一個必不可少的成份。一、內容為夫妻對話關于《女曰雞鳴》是否由對話構成,對話內容為哪些,古今諸家眾說紛紜。古人皆認同《毛詩序》對此詩主旨的解讀,即此詩“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344但在同一主旨的指導之下,各家對此詩內容的解讀卻大不相同。鄭玄將此詩解讀為古代士大夫燕飲賓客之詩,認為首章“子興視夜”以下乃寫士大夫之習射,二、三章乃士大夫燕飲賓客時對賓客所致意之語。至于首章“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二句,鄭玄認為乃夫婦對話,是“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344。而孔穎達則認為:“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345否定此句乃夫婦對話。但即如鄭箋所言,整首詩的對話也只有此二句。二、三章雖然是士大夫致意之語,但是無對答,故此很難將此詩確立為對話體。鄭箋和孔疏過于牽強附會,因此很難得到后人的認同。歐陽修在其《詩本義》中就逐條批駁了鄭玄硬將此詩解讀為士大夫言行的拘泥不通。至于詩歌的內容構成,歐陽修認為:“‘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語爾,其終篇皆是夫婦相語之事246”歐陽修認為此詩由對話構成,詩歌首章首二句乃是夫妻對話,“子興視夜”以下及二、三章皆是妻子對丈夫的勉勵之語。其解讀在主旨上回歸毛詩,內容變成夫妻對話,而整首詩的對話形式也得以成立。歐陽修之后的古代學者大都認同他對此詩的解讀。如方玉潤就做過簡單而準確的概括:“觀其詞義,‘子興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詞。首章勉夫以勤勞,次章宜家以和樂,三章則佐夫以親賢樂善而成其德。”211王禮卿“依毛義釋詩本義”659,肯定了此詩的對話形式,對對話內容的劃分也和歐陽修相同。其云“依毛義”,則其解讀直接毛詩序,對鄭箋和孔疏的否定也盡在不言之中。既然依據毛詩本義,《女曰雞鳴》的主旨是刺“不悅德而好色”,內容是夫妻相警戒、勉勵之語,形式是夫妻對話,那么齊、魯、韓三家對此詩又是如何解讀的呢?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中考證本詩題旨曰“《齊詩》說與《毛》不殊。魯、韓無異義。”350則三家對本詩主旨的解釋與毛詩同。王先謙梳理三家詩義后,也認為全詩乃由夫妻對話組成,對對話內容的劃分也與歐陽修等人相同。另一部分古代學者在肯定此詩對話形式的前提下,認為詩句中有詩人的旁白。至于旁白的詩句為哪些,則又有各自不同的意見。一些人認為旁白在首章二、三句。如朱熹在其《詩集傳》中釋第一章云:“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至于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雁而歸矣。”66揣朱熹之意,“子興視夜”乃婦人之語,“明星有爛”等后三句則乃婦人言外之意,并未宣之于口,乃是詩人揣測其意而做的旁白。而姚際恒則認為“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應該是婦人催促丈夫之語,“‘將翱將翔’……此詩人閑筆涉趣也。”105細揣首章文意,姚對旁白的劃分較朱更為合理。也有人將此詩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定為旁白,如張爾岐《蒿庵閑話》所論即是。但是,雖對旁白的劃分不同,《女曰雞鳴》這首詩乃男女對話,已經得到了古人的一致認同。現代學者將此詩還原成單純的愛情詩,承認此詩由男女對話組成,但是對對話的內容和角色,又有了一些新的界定。如褚斌杰先生就認為“這首詩寫男女私會,他們在一起過夜,并在枕邊絮語,相約為夫婦。”90他將“子興視夜”至“弋鳧與雁”劃定為女子之語,而二、三章為男子對女子的誓言。程俊英先生則將此詩的對話內容、角色劃分得更為細致,且增添了旁白,本文開頭已論,此不贅言。據以上分析,除鄭箋和孔疏過分牽強附會已被否定之外,古今各家對《女曰雞鳴》這首詩的解讀,雖然有一定的分歧,但是詩歌的對話體形式卻完全可以確定。至于該詩是否是聯句詩,則還需要進一步的論證。二、聯句詩的起源《女曰雞鳴》是否是聯句詩,是否可以被尊為聯句詩之祖,需要從聯句詩的起源、發展和特征來考察。對于聯句詩起源的界定,最早見于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聯句共韻,則柏梁余制……”68。劉勰認為聯句詩的起源為漢武帝的《柏梁詩》。這一界定得到了古人的普遍認同。明人徐師曾就在其《文體明辨》中發表了相同的觀點:“按聯句詩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其后宋孝武《華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唐中宗《內殿》諸詩,皆與漢同。唯魏《懸瓠方丈竹堂宴饗》,則人各二句,稍變前體。”110漢武帝《柏梁詩》乃是漢武帝與諸王、大臣聯句的七言詩,《古文苑》載:“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召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座。”君臣聯句賦詩,乃得《柏梁詩》:日月星辰和四時(皇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王武),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全詩共26句,“內容是眾人各按其官位詠其職守或情況,一句一意,雜湊成篇,思想和藝術上均無足取。但它在詩體上卻有兩個特點,一是七言而每句用韻,一是多人聯綴成篇。”267但是對于聯句詩的起源,也有別的說法。明人吳納就認為:“聯句詩始著于《陶靖節集》,而盛于退之東野。”57一下子就將聯句詩的起源推遲了幾百年。但是,就算沒有《柏梁詩》在前,陶淵明的《聯句》也不能算是聯句詩的起源,因為魏末晉初已經有賈充與其妻李婉的《與妻李夫人聯句》(一云《定情聯句》),所以,吳納的界定是不準確的。趙翼在《陔余叢考》卷二十三聯句詩一條下即對此做了辯駁:“陶淵明有《聯句》一篇,是六朝已有之。然聯句詩究當以漢武《柏梁》為始。”464可見聯句詩起于《柏梁》,已是古人公認。今人寇養厚先生對聯句詩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原始的一首聯句詩是帝舜和皋陶聯綴而成的《庚歌》。據《尚書·益稷》載:“帝……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130賡歌,即續歌之義。寇先生認為《庚歌》雖然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聯句詩,但是“其兩人唱和,共成一篇,這卻畢竟開了聯句詩之先河,為聯句詩之濫觴。”67所以,從古今學者對聯句詩起源的考察來看,他們都未曾將聯句詩的起源與《詩經》聯系起來,其原因為何,就要從聯句詩的特點來看了。聯句詩在唐代達到鼎盛,特別是韓愈和孟郊的聯句詩,堪為代表。韓孟的《城南聯句》長達306句,采用“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的方式聯綴成詩。至此,由于聯句詩本身的發展以及詩歌格律形式的完善,聯句詩發展成熟,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征,寇養厚先生對此進行了全面的總結:“第一,它的作者起碼不能少于二人,它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賦詩者人各一句或數句,多人聯綴而成的一種聯合體式。第二,講究字句的對偶。第三,講究語言的聲律。在以上三個特點中,前一點是聯句詩所獨具的,而后兩點則是一般格律詩所共有的。”《庚歌》、《柏梁詩》、《與妻李夫人聯句》以及陶淵明的《聯句》都符合第一個特點,是不折不扣的聯句詩,只是在對偶和聲律上還不成熟而已。用聯句詩的第一個特征來衡量《女曰雞鳴》,即可以判定它是否是聯句詩或是否具有聯句的性質。上章分析,《女曰雞鳴》確由對話組成。但是,此詩作者并非詩中的士與女,而是第三者的詩人。這位詩人將士與女的日常生活對話記錄下來,經過加工,寫成詩歌。可以想見,詩中的對話應非士、女的原話,而是經過加工的詩的語言,男女主人公原來的對話應該是很家常、口語的,夫婦倆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戲劇性地“用對話的形式聯句”。程俊英先生所引用的《蒿庵閑話》中也講此詩乃是“詩人一面敘述,一面點綴,大類后世弦索曲子”,這樣的分析是非常貼切的。正因為此詩是由第三者的詩人加工而成,所以后代的一部分解讀者才會認為詩中還有不屬于對話的閑筆。也正是因為此詩是由第三者的詩人加工而成,所以首章首句才會有“某曰”這樣的提示語,而提示語和旁白,是絕對不會出現在聯句詩中的。相較之下,《庚歌》反而比《女曰雞鳴》更符合聯句詩的要求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