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慈善制度建設是關鍵

●人們大多從道德層面評價蓋茨的慈善之舉，并由此期望中國也能產生一批類似蓋茨的社會慈善家。其實，比爾蓋茨的捐贈舉動，離不開其個人的價值取向以及所處的財寶文化：除了道德和宗教信仰以外，法律和稅收漸漸成為富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約束富人從事慈善事業的主要力氣

●現代慈善事業是市場經濟社會的有機組成局部，是對有形或無形社會資源的一種合理、有效的重新配置和開發。這種重新配置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慈善的心靈和利益的驅動。無論是慈善心靈的激發，還是利益驅動的鼓勵與約束，不僅需要道德與信仰的引導，更需要良好的現代慈善制度環境

●要讓在抗震救災特別背景下所激發的全社會的慈善熱忱轉化為一種不竭的內在動力，要使我國慈善事業納入系統化、標準化的軌道，制度建立是根本。除了繼承我國慈善傳統和近年來有益做法之外，我們需要借鑒歐美國家在現代慈善制度建立方面的閱歷，加快慈善立法進程，逐步確立統一、完善的慈善稅收制度和政策體系

世界巨富比爾蓋茨退休之際將總計市值58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悉數捐給名下的慈善基金會，沒留給子女任何財產。蓋茨并表示，作為全職慈善家，他要去的第一站就是中國。這些消息立刻引發我國媒體的熱議。在這些談論中，人們大多從道德層面評價蓋茨的此番舉動，并由此期望中國也能產生一批類似蓋茨的社會慈善家。

當然，人們可以從道德層面去表揚蓋茨的人格情操，并據此與國內慈善家的現狀進展比擬，甚至對某些人在汶川地震后的“為富不捐”綻開爭論。其實，蓋茨這一舉動帶給人們思索的遠不止這些。我們更需要從制度建立的層面去思索如何推動我國現代慈善事業的可持續進展。

眾所周知，比爾蓋茨的捐贈舉動，離不開其個人的價值取向以及所處的財寶文化。他曾經說過，名下的巨額財寶，“不僅是巨大的權利，也是巨大的義務。”像蓋茨這樣將個人資產悉數捐贈確實實不多見，但美國人熱心慈善捐助也是不爭的事實。

據美國施惠基金會今年6月23日公布的報告顯示，美國2023年慈善捐款總額創下歷史新高，到達3060億美元，其中2290億美元來自個人捐助。最為珍貴的是，與擁有巨大財寶的人相比，低收入的人在他們總收入的百分比中，用于捐款的比例更高。美國人情愿捐贈的緣由是多方面的,在個人信仰、慈善傳統的背后，更有著深層的制度環境方面的重要緣由。

現代慈善的本質，是一種基于人類憐憫心和道德感的公益行為。作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價值取向，財寶觀念與慈善行為具有現時代的特征。除了道德和宗教信仰以外，法律和稅收漸漸成為富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約束富人從事慈善事業的主要力氣。近代以來，西方各國相關法律的公布使傳統慈善走向現代慈善。

一般說來，歐美國家對個人收入和消費的稅收很高，尤其是富人在購置浪費品時，消費稅更是高得驚人。因此，富人們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到達合理避稅，同時也是回報社會，表達富人良心的一種好方法。比方在美國，遺產稅以10萬美元為起點，共分為11個檔次，如10萬到15萬美元，稅率是30%；100萬到125萬美元，稅率是40%；200萬到250萬美元，稅率是49%；300萬美元以上則是55%的遺產稅。遺產越多，繳納的稅款也越高。

另外，完善的社會保障、稅收鼓勵制度以及從制度和機制上加強對慈善機構的有效監管，都對社會慈善事業起到促進和保障作用。在歐美國家，完善的監管體系和慈善機構的公信力，使捐贈者信任承受捐款的慈善機構會把他們的錢真正用于他們所關注的事業上。

同時，一些國家的政府規定，進展慈善捐款可以大幅度減免稅收。美國始終向富人征取高額財產稅與遺產稅，但同時規定，憑借捐贈票據可以免征肯定數量的財產稅和資本增值稅。對美國人來說，與其財產被當作稅款給征走，還不如捐給慈善機構。這種捐贈制度極大地刺激起了人們的慈善之心。

美國還對基金會的運作有大量的免稅減稅優待，包括免稅、所得稅豁免和捐贈減稅等。另外，慈善事業往往能為企業帶來用巨額廣告費才能換取的社會效益。整體來說，企業更關注它們從慈善捐贈所獵取的回報，將這些捐贈視為一項有良好經濟效益的社會投資。

蓋茨慈善之舉及其背后的.制度環境說明，現代慈善事業是市場經濟社會的有機組成局部，是對有形或無形社會資源的一種合理、有效的重新配置和開發。這種重新配置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慈善的心靈和利益的驅動。前者是人類和善本性的顯現或引發，后者是人們對個人利益的明智選擇。

無論是慈善心靈的激發，還是利益驅動的鼓勵與約束，不僅需要道德與信仰的引導，更需要良好的現代慈善制度環境。同時，作為人們自愿、無償地實施扶貧濟困的行為，慈善事業不僅表達了自身的人道精神，而且通過對社會資源的進一步整合，使社會財寶惠及社會各個階層，進而協調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因此，在當代中國，加強現代慈善制度環境建立，大力培育新一代慈善家，推動慈善事業的可持續進展，無疑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戰略任務。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舉國上下踴躍捐款捐物，用于抗震救災、賑災和災區恢復重建家園。人們的慈善熱忱空前高漲，其間還消失了一批諸如陳光標、沈翠英等令人感動的熱心慈善人士。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讓在抗震救災特別背景下所激發的全社會的慈善熱忱轉化為一種不竭的內在動力，如何使我國慈善事業納入系統化、標準化的軌道。要做到這些，制度建立是根本。除了繼承我國慈善傳統和近年來有益做法之外，我們需要借鑒歐美國家在現代慈善制度建立方面的閱歷，使慈善事業的進展不僅依靠道德和信仰的支撐，而且依靠制度的呵護和強有力保障。

首先，要加快慈善立法進程。1988年公布的《基金會治理方法》、1998年公布的有關社團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兩個條例、1999年公布的《公益事業捐贈法》、2023年基金會登記治理方法以及2023年4月公布的《救災捐贈治理方法》等，使我國慈善事業開頭納入法制化的軌道。

盡管如此，我國慈善事業進展所必需的法律制度還不夠健全，尤其是還沒有一部全社會總的慈善事業大-法，現有涉及慈善事業的法規也相對滯后。值得期盼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促進法》已于2023年列入了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和國務院的立法規劃。在加快慈善事業大-法立法進程的同時，還需要不斷調整和完善涉及慈善事業的各類法規。

其次，逐步確立統一、完善的慈善稅收制度和政策體系。通過提高慈善捐款稅收優待的比例，實行但凡向慈善組織捐贈都可以享受稅收優待的政策，建立起便利、快捷、易于操作的免稅程序，的確讓廣闊的捐贈者能享受到免稅的好處。同時，結合我國國情，逐步探究建立完備的稅收法律體系以及通過開征遺產稅、贈予稅，提高浪費消費品的稅幅，引導富人把一局部資金投入社會公益事業，從而擔當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第三，建立健全慈善組織的約束機制。從慈善組織與外部環境的互動來看，建立標準的信息披露制度至關重要。慈善組織通過定期向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