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實業銀行大樓的營建與維修

浙江銀行是近代上海金融著名的“南三銀行”之一。1909年，它由浙江省官方的白銀集團重組而成。最初的名字是浙江銀行。官方和企業家合作成立了杭州董事會。1915年浙江銀行改稱浙江地方實業銀行。1922年總行遷到上海漢口路14號,以后又遷到漢口路159號。1923年官商分家,各自營業,官股稱浙江地方銀行,商股稱浙江實業銀行,原有的上海分行劃歸商股經營。浙江實業銀行總管理處設于上海,杭州另設分行。銀行的保險庫上海外灘江西中路漢口路東南角有一幢風格比較特別的建筑,這就是上海解放前夕最后建造的一座大樓——浙江實業銀行大樓。1935年,浙江實業銀行的老樓已經不堪重負,銀行迫切需要另擇新址修建辦公大樓。1940年,美國人湯普森為銀行設計了新樓,但由于戰爭,大樓建設不得不停工。戰爭結束后,銀行方面認為美國人的設計方案不理想,遂另聘中國設計師陳植重新設計。這樣,直到1948年11月,大樓的復建工程才重新開始,此時的浙江實業銀行已經更名為浙江第一商業銀行。建筑由華商國華建筑公司承包施工。上海解放時,工程又一度擱置,直到1951年9月15日才正式竣工。這座大樓與陳植設計的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大樓被視為“姊妹樓”,兩座建筑設計風格相仿,立面簡潔,均屬于現代主義手法。大樓建筑面積13223平方米,樓高六層,后來加建到八層,鋼混結構。底層和夾層采用花崗石貼面,其余樓體外墻都采用褐紅色面磚。沿江西中路的立面作橫向處理,直到轉角處。面向漢口路的立面作豎向處理。當時銀行只用一層作為營業大廳,其余樓層都是外租的寫字間。值得一提的是,銀行的保險庫設在了隱藏的夾層中。大樓的設施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樓內的電梯采用半自動化,局部的地板材料為硬質塑料。大樓建成后,更名為“浙一大樓”。現在底層為交通銀行營業部,其余樓層為華東建筑設計院使用。出口存款,代表美商,或我國英美法上的存款浙江實業銀行的經營思想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是業務對象主要面向外商,著重兜攬外商在滬的存匯款。早期浙江實業銀行主要和德商洋行往來,后與美商、英商也有往來。董事長兼總經理李銘認為,銀行業務不在于量多,而在于質高,集中于少數優質客戶,既可節省開支,又能牟取較高的利益。為了開拓和鞏固與外商的業務關系,李銘采取“請進來”和“打出去”的辦法。請進來,即請外商領軍人物當銀行董事,或加入銀行股份;打出去,即大量購買外商債券和股票,加入外商投資集團,在外商企業中兼任董事或經理,以利于銀行對外業務的開展。浙江實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很少,總管理處也不是部門林立、要員成群,而是精兵簡政,只用少數可信賴之人。抗戰勝利后著名的美商企業上海電力公司將存款全部集中于該行,成為該行存款大戶。二是業務上主攻外匯,發展國內匯兌業務。李銘雖是留日學生,但與日本人交往不多,而與歐美各國商人頗多來往,享有很高聲譽。他精通外語,做事有魄力,講信用,洋人很欣賞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曾幫助一批德商在華存款大戶轉移財產。如寶隆醫院(上海長征醫院前身)就是由浙江實業銀行掩護保存下來,戰后照常營業,但醫院收入必須全部存入浙江實業銀行的賬戶,占該行業務的很大比重。德國人對浙江實業銀行特別信任,在滬的德國人都到浙江實業銀行存款和辦理進出口押匯業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李銘又爭取到瑞士、挪威等國的存款戶,至于和英美商人的業務往來,更是不勝枚舉。李銘不但購入大量英美債券和股票,還投資英商怡和洋行和美商上海電話公司,后來又與美商合資購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屬的發電廠,組成上海電力公司,被美國人聘為顧問,經營公共租界的所有電氣和電燈。對此李銘頗感得意,他對左右說,這是浙江實業銀行開辦以來的黃金時代。業務創新,背景李銘,浙江紹興人,1905年赴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學校攻讀銀行學,辛亥革命爆發后回國,經留日同學介紹得到浙江都督湯壽潛的賞識,派他代表軍政府銜管清廷所辦的浙江銀行。不久李銘放棄在杭州總行任協理的職位,到上海分行任經理,跨出了日后在上海金融界成功創業的關鍵一步。1923年4月浙江實業銀行在上海正式成立,第一屆董事會推選胡濟生為董事長,李銘為總經理。1927年胡病逝,李銘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最早的上海金融界,外商和華商的銀行和錢莊習慣上都以銀兩為單位,由于名色不一,計算非常復雜。李銘主持浙江實業銀行以后,參考國際匯兌的計算辦法,將各地銀兩與主要銀兩間的市價、各種貨幣流通情況以及當地金融情形,加以調查研究,制訂詳細規則,使營業人員熟諳各地匯兌行情及計算方法,便于隨時應付顧客,也便于和外商打交道。當時這在其他銀行是沒有的,可以說是李銘的業務創新,也是他的得意之筆。由于同屬上海金融界新派人物,李銘和陳光甫、張公權后來成為莫逆之交,有上海銀行界“三鼎甲”之稱。陳光甫留美專攻經濟,張公權和錢新之留日,而李銘則受到美日兩方面的教育。他們都有共同的想法,有愛國心,力主學習外國經驗,開辦中國人自己的銀行,與外國銀行一爭高下。據《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記載:1915年1月“上海金融界每年新正例有春宴,參加人物多為外商銀行之華經理,通稱‘買辦’,錢莊經理俗稱‘檔首’。我系新進,對于與宴各人,非所素稔,周旋其間,頗感孤寂。嗣見同席有一青年,詢知系浙江地方實業銀行之副經理李君馥孫,浙江紹興人,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學校畢業。交談之后,與之訂交,竟成終身同士心”。當時上海的金融市場被匯豐、麥加利、花旗、大通、東方匯理、日本住友等外資銀行占據主導地位。中國人在自己的領土上開辦銀行,反而處處受到外國銀行的掣肘,新派人物深感痛心疾首。為謀求上海銀行業的發展,他們發起成立銀行業聚餐會,邀請各銀行正、副經理每天中午在寧波路上海銀行三樓聚餐,交流信息,發表意見。最初參加者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浙江實業、浙江興業、上海商業、新華儲蓄等銀行。他們借聚餐的機會,經過反復醞釀,成立了上海銀行公會。后來參加者增加,“北四行”中先是鹽業,后是金城、中南、大陸等銀行也加入進來。銀行公會成立后,秘書長林康候也來參加聚餐,聽取各行意見,在銀行公會周圍聚集了一批華商銀行,推動業務發展。1948年,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法幣崩潰,推出金圓券。李銘身為金圓券發行監理委員會主席,被蔣經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