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學派與新制度主義經濟學

自這一制度創立以來，它一直是西方儒學的重要學術流派，近年來呈快速增長的趨勢。尤其是制度經濟學家所致力的不同于主流經濟學的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有著越來越大的吸引力和影響。本文集中討論制度學派的學術影響,并對其發展前景作一預測。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制度分析被認可在經濟制度學派的學術目標之一就是向人們提供一套替代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文中這兩個概念通用)的經濟學體系。它的這一努力對世界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主流經濟學哲學基礎的日漸崩解,制度學派所提供的替代體系顯示出越來越強的理論魅力。制度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的影響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制度學派的基本分析單位——制度,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所認同和接受盡管經濟學家們對制度的構成、制度對經濟行為的具體影響以及一些其他方面還存在著分歧,但基本上都承認制度對經濟運行有著重要的影響。主流經濟學不僅通過對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認可,而且通過對自身發展方向的調整表示了對制度分析的接納。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以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為基礎和出發點,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闡述制度對資源配置(科斯)、經濟增長(諾思)的作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及基本方法論和主流經濟學是一致的,“經濟人”仍然是其核心假設與推理出發點(盡管科斯對此有所批評)。但他們跨越出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局限,證明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經濟世界中,產權的不同界定規則對經濟行為者的最優化選擇,進而對資源配置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由此,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將被新古典經濟學排除在外的制度,納入到了經濟學家視野中。前者實際上是在堅持后者的“理論硬核”的基礎上對后者的一次“框架革命”。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方向也顯示出了制度分析被日漸接受的跡象。首先,在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已被視為與資本、技術并列的促進經濟發展的要素。制度安排、尤其是制度安排所體現的文化背景及其與固有文化傳統的一致性,已經成為發展經濟學家們在考察經濟發展推動力與發展路徑等時不可忽視的因素。其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領域也說明了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在逐漸被認可。諾貝爾頒獎委員會對科斯、諾思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制度分析傾向的經濟學家(如繆爾達爾、哈耶克等)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承認。近幾年的頒獎領域同樣顯示出了認可制度分析的趨勢。博弈論首先向人們表明的是個人的理性行為可能導致集體非理性行為,囚犯博弈及博弈均衡解的非惟一性和不穩定性都說明了這點。其次它向人們表明如何尋求博弈的惟一、穩定均衡解,如何由個人理性達到社會理性。關鍵就是引入更多的假設,假設博弈參與者都接受一些共同的行為規則,由此達到博弈均衡解的惟一性和穩定性。而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建立了一個有參與者、規則及學習過程的制度環境。通過博弈論,制度也實際上悄悄地進入了主流經濟學。信息不對稱下的激勵理論,拋棄了傳統經濟學堅持的信息完全假設,討論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經濟行為者的博弈過程,博弈的目標是信息劣勢者誘導信息優勢者為前者的最大化目標提供支持。誘導通過左右影響信息優勢者最優化選擇的因素來完成。莫里斯設計的信息激勵機制和維克多的拍賣機制都是通過建立制度環境來實現上述目的的。1998年獲獎的阿馬迪亞·森,也是通過建構制度環境,架起了個人理性選擇和社會理性選擇之間的一致性橋梁。森的一大貢獻就是突破了阿羅不可能定理,他修改了阿羅不可能定理的前提條件,引入了“人們普遍接受一個一致性”的新假設,證明存在由個人理性選擇行為得到社會理性行為的可能性。這個一致性前提實際上是為進入社會選擇的個人選擇行為構建了一個制度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個人不僅受理性的驅使,而且必須接受那些獨立于個人、先于個人行為而存在的規則,才能達到理性的一致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領域,基本上代表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方向。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制度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已被主流經濟學所接受。此外在主流經濟學之外,也有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重點強調了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如后凱恩斯經濟學就具有相當的制度分析色彩。(二)制度學派所主張的演進觀念已經成為經濟分析的基本觀念如果說制度分析是制度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制度不變”分析前提的突破,那么制度學派的演進觀念則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均衡觀念的反動。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分析和經濟運行自行收斂于均衡點的思想,被制度學派認為是不現實的。制度學派主張以動態、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經濟運行,指出經濟運行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不會自動趨向均衡,非均衡是常態。盡管制度學派的演進觀念來源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和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盡管制度學派內部對演進觀念的認識存在差異,但由于演進觀念能夠正確地反映經濟運行的現實過程,而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所認可,成為經濟分析的基本觀念。演進觀念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在方法論上對經濟運行進行動態、歷史分析;二是在理論上堅持經濟運行是一個演進的過程。這二者雖然在不同的學者那里有不同的側重,但同時又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在凡勃倫將演進觀念引入經濟學視野后,他后面跟隨了大量的追隨者。1934年熊彼特出版《經濟發展理論》,1950年阿爾欽發表《不確定性、演化和經濟理論》一文,1981年包爾丁出版《演化經濟學》,1982年納爾遜和溫特出版《經濟變遷和演化理論》,以及卡爾多提出的導致制度變遷的“累積性原因”、哈耶克所主張的“擴展秩序”和“演進道德哲學”,還有諾思的一系列工作等都可以視為對演進觀念的進一步深化。在后凱恩斯經濟學中,也將演進和非均衡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所有這些都表明演進觀念已經被廣泛地接受。在主流經濟學中非均衡的動態分析也已經成為與均衡分析并駕齊驅的分析方法。尤其是制度變遷已經成為一個廣受矚目的研究領域。在這里,不僅有制度學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貢獻,更有來自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貢獻,如羅默的新增長理論、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等。特別是在信息生成和傳遞速度日益加快,世界經濟制度正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的當今世界,不僅發展中國家在改革自己的經濟制度以求快速發展,發達國家也在不斷地通過制度創新來保持自身的領先地位。由此決定,以制度演進觀念為基礎的制度變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成為所有經濟學流派的共同焦點。而制度變遷如果僅從經濟這一狹小的角度來探討,難以理解其內涵與預言未來的變遷路徑。只有將制度變遷放在整個社會的演進背景中,才能有所收獲和啟迪。這一點又是制度學派所堅決主張的,風俗與習慣及其社會文化背景一直是制度學派分析的重點。可以預言整體的演進觀念將成為新時代經濟學的基點。(三)制度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理性主義哲學基礎的懷疑與批評,已經結出累累碩果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始于德國歷史學派,但歷史學派更多地將注意力集中在歸納和演繹的思維工具之爭上,沒有深入批評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哲學基礎。制度學派則以實用主義哲學、進化論以及心理學等方面的成果為基礎,展開了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所賴以存在的理性主義哲學基礎的批評,從而在最根本的方法論層次上開始了對主流經濟學的深層次批評。理性主義、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共同構成主流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其中又以理性主義為最核心。主流經濟學的“硬核”假設是“經濟人”,其技術層次上的方法論是最大化行為分析。制度學派認為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是形而上學,不切合實際,即使正確也只是分析了影響經濟行為的一個方面,是單因素分析。只分析了人類行為的工具性(Instrumentalvalues),沒有分析其禮俗性(Ceremonialvalues)(Bush,1987)。制度學派認為影響經濟行為人行為決策的因素是多元的,他們尤其強調制度中的習慣和規則對行為人決策具有的決定性影響。正是這些習慣和規則,使行為人學習了特定制度環境中決策程序和決策方式。在習慣和規則作用下的行為決策并不必然是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制度學派拋棄了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力求在非個人主義基礎上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這樣的努力在制度學派開辟了道路以后,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盡管他們的著眼點不同于制度學派,但在批評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及試圖重構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上是一致的。針對主流經濟學理性主義的批評來自兩方面:首先是直接針對經濟人理性最大化行為的批評。這種批評以西蒙的“有限理性”為代表,他指出經濟行為人在進行決策時,并不能進行最優選擇,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的不完全及所面臨問題的高度復雜性和未來的不確定性,使決策人不可能進行全面精確的計算。行為人只能追求一個滿意的選擇方案,而不是最優的選擇方案。其次,則是來自眾多學者的間接批評。在斯密及其追隨者看來,理性個人的最大化行為必然導致社會最優結果。然而,經濟運行的現實一再向人們表明,個人或集團的最大化行為往往是其他人或集團的“福利”陷阱。個人理性選擇與社會理性選擇的不一致性,也被阿羅從理論上予以充分證明。博弈論中的博弈策略選擇和信息不對稱下的激勵選擇,也說明了個人理性選擇之間以及它們與社會理性選擇之間的不一致。現實中的市場失靈問題也已經成為經濟學的常識。大部分學者都是通過對個人理性行為產生的非理性結果的認識,來批評主流經濟學所堅持的理性主義基礎的。面對來自眾多方面的批評,面對主流經濟學理論假說與經濟現實間的巨大差距,在本世紀60年代,弗利德曼提出了“假設不相關”命題,阿爾欽提出了所謂的“阿爾欽命題”,用以回避批評、維護新古典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并且為了應付批評,主流經濟學采取了所謂的“免疫策略”。然而所有這些并不能給予批評者以足夠的說服力。不過,大多數西方學者對主流經濟學理性主義的批評,并沒有走得像制度學派那樣遠。他們仍然承認“經濟人”假設十分重要,只不過認為僅有這一個假設是不夠的,須引入另外的因素。如阿馬迪亞·森認為利益最大化僅是影響經濟行為的一個方面,但不是全部。他提出以“承諾”(Commitment)作為經濟行為的另一個基礎,認為有些行為的作出是基于行為人對他人的承諾,而不僅僅是基于最大化個人效用。在這里我們又看到了向制度學派靠攏的跡象,因為承諾就是行為人承擔了一定的責任,這個責任的形成和確認又是與行為者存在的制度環境密切相關的,特別是和社會中的規則和習慣密切相關。這些來自主流經濟學內部的批評,目的是完善主流經濟學,彌補其理性主義哲學基礎日益暴露的不足,使之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哲學基礎上。所有這些努力都可以認為是制度學派為更換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所做出的努力的反映。作為一個競爭性的理論體系,制度學派為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激勵,使我們的理論選擇集合更加豐富。二、經濟學之列與制度學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集中體現了制度學派的學術影響,二者之間有著緊密的理論淵源。如前所述,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具有的更多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性質,屬于新古典經濟學之列。然而,它與制度學派之間也有著緊密的聯系。盡管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和制度學派之間因基本方法論的不同,使其不同之處可能大于共同之處,但不能說兩者之間沒有關聯。制度學派起碼構成了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理論背景的一部分,二者有著許多共同關心的問題,并且實際上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將制度學派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共同歸于制度經濟學名下。在對共同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二者不僅因方法論的不同呈現出理論上的差異,而且也表現出了明顯的理論上的前后演進關系。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制度是人們從整體、多因素的過程解釋制度,其重點在于個人主義,一個是描述性的從個人制度學派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都認為制度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制度對經濟行為的決策具有很強的約束作用,要深入研究制度的構成、功能及其變遷規律,將制度排除在外的經濟學研究是不完整的,只能是“智力游戲”或“黑板經濟學”。然而,在對制度的解釋與認識上,二者又有不同,制度學派傾向于將制度放在社會文化背景中來認識,強調社會的整體性和有機性。制度作為一個社會變量,只能有機地鑲嵌在社會環境中。他們認識制度的切入點是習慣、規則、人類本能等非經濟因素。并認為社會個體成員在制度中生活,受制度的約束,制度學派是從整體或多因素的角度來理解個體;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則是從效率出發,強調制度本身就是人們追求效率的結果,是影響效率的重要因素。他們堅持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堅持將個人視為既定的分析前提,從個人的最大化行為出發解釋制度。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制度學派的解釋是非經濟學的分析,只是描述性的解釋。而制度學派則從根本上反對“經濟人”假設,二者在這一點上是互相對立的。康斯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效率本位,集體本位科斯在“生產成本”之外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及其理論,構成了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然而,“交易成本”概念來源于制度學派。首先,凡勃倫在《企業論》就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的雛型。他說:“(企業合并)在多數情況下,所節約的是企業管理方面、競爭方面以及產品和勞務的銷售方面的成本,而不是生產的主要成本”,前者構成了現代經濟學中交易成本概念的核心內容。凡勃倫還表明產權安排同交易成本之間有一定的關系。然后康芒斯在《制度經濟學》中將“交易”概念一般化為基本分析單位,他所提出的三種交易類型,至今仍然被認為是有效的類型劃分。之后才是科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來重新提出和解釋了“交易成本”概念。科斯和康芒斯都賦予了“交易”一種普遍性和根本性,不過其具體內涵有所不同。康芒斯把交易作為使相互沖突的利益在合理目的引導下形成秩序的手段,三種交易類型代表了三個領域中不同利益關系的協調。通過交易協調不同的利益主張,達到社會追求的共同目標,是康芒斯將“交易”概念一般化的根本依據(1983),科斯則是從效率角度出發,說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了市場的替代者——企業組織的出現(1990)。企業組織是節約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從這個線索出發,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傾向于將一切制度都解釋成節約交易成本的結果。康芒斯的方法論是集體主義本位的方法論,集體通過交易控制個體,個體在交易中體現自己所享有的自由,是被動的;而科斯則從個人主義方法論出發,認為交易是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為了獲取降低交易成本的收益,就有了個體推動制度創新的動力。在制度、交易和個人的關系中,個人是主動的,同時又是既定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視閾下的產權注重權力分析是制度學派的一個學術特點。對社會權力以及權力主體之間因權力的不同而產生的對抗、互動關系的分析,構成了制度學派認識社會和剖析社會的一個基點。凡勃倫十分悲觀地認為工業階級和企業階級之間的對抗難以消除,康芒斯則認為只要引入“合理價值”就能得到秩序。沿著凡勃倫的權力分析道路,貝利、米音斯分析了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白恩漢更進一步將兩權分離導致的權力轉移稱為“經理革命”。之后,加爾布雷斯繼續分析了現代公司中權力的轉移和轉移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同樣注重分析經濟行為者的產權配置狀況、明晰程度、可交易性等因素。盡管他們將分析對象定名為“產權”,但實際上在這一名義下,包含了十分廣泛的內涵,并不僅限于財產權利,所有進入經濟學分析領域的權利都被稱為產權。產權同樣構成了由個體到社會的分析橋梁。不過,還是由于方法論的差異,制度學派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對權力或產權的認識也有差異。制度學派認為權力的形成與運用,都與社會文化背景有關,前者受后者的制約。他們還注重分析權力運行的社會后果,并不僅限于它的經濟影響;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則主要將產權界定在經濟權利范圍內。在產權的形成上,注重分析在其中發揮作用的經濟因素。在產權的影響上同樣注重分析它所產生的經濟影響。他們的研究主題是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間的關系,并不討論產權的社會效果,甚至也不討論產權的公平問題,而這卻是制度學派所關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視野下企業組織的拓展研究無論是制度學派還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都集中了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企業制度。從凡勃倫的《企業論》以康芒斯的“運行中的機構”,再到貝利、米音斯的兩權分離論斷、白恩漢的“經理革命”,又再到加爾布雷斯對跨國公司的分析,制度學派始終將對企業組織作為研究重點,研究企業組織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及其帶來的社會影響,找尋矯正由企業組織結構變化所產生的不良影響的措施;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同樣將企業視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科斯的研究正是從探討企業組織的起源開始的,之后沿著科斯的思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們以交易成本理論為基點,著重尋求兩權分離下的最佳企業組織安排,尋求在不對稱信息、“搭便車”等約束條件下,交易成本最小的企業組織安排,解釋企業與市場的替代關系,由此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主流經濟學的企業理論。企業理論因此成為近些年來發展較快的一個研究領域。在對企業組織的研究上,新制度主義經濟學雖然同樣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為基礎,但也吸收了不少制度學派的研究成果。新制度主義經濟學集中分析企業組織變遷的經濟影響,制度學派則側重于分析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但二者的分析又都是一種結構分析,分析不同權力主體的行為空間、收益及其互動關系。制度學派對企業組織的研究構成了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背景。制度學派的新分析框架:效率原則的引入制度變遷理論在制度學派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構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制度必然要研究制度變遷,二者都認為研究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說明制度變遷規律。因此二者都主張用一種動態的觀念、歷史的觀念來看待制度。凡勃倫從說明有閑階級的變遷過程開始探討制度變遷,認為制度變遷的動力來源于人們對已有規則的學習和技術的發展變化,變遷是漸進的,而且是無目標的。康芒斯則考察了交易制度的變遷過程,主張在合理目標的引導下能夠達到制度的進化。制度學派對制度變遷的考察是其演進觀念的具體體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的代表人物是諾思,他以交易成本理論為理論基礎,認為變遷過程是效率最大化不斷實現的過程,變遷的目標就是不斷降低交易成本。然而一些長期低效率制度的存在,使諾思以交易成本理論為基點的解釋并不全面。諾思重新調整了他的分析框架,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這三個理論共同構成了他的新分析框架。如果說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的基點仍然是效率原則,那么意識形態理論就已經開始偏離效率原則,因為盡管諾思強調意識形態的統一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在他構建的“精神模型”中,已經將制度學派強調的社會文化因素包含在內了。諾思已經意識到要解釋“制度陷阱”、“路徑依賴”問題,僅用效率原則是不夠的,必須強調制度所賴以存在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它的約束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諾思向制度學派思想的回歸。三、如何對兩者之間的方法論進行整合雖然制度學派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但它長期以來處于非主流的地位,那么它今后的發展前景如何呢?是不是仍然處于非主流地位?作為競爭性的替代體系,它和新古典經濟學能否溝通?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存在于二者之間的基本方法論上的差異能否融合。拉斯福特通過考察制度學派與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共同關心的問題,尤其是諾思在制度變遷研究上的方法轉變,認為可以找到制度學派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之間的溝通橋梁。他說:“如果我們認真考察一下諾思關于精神模型、意識形態和文化的重要性之論述,則我們想要斷言,他試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