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研究方法的互融與對技術的影響

社會學的發展仍然不成熟。這種不成熟導致了社會學在同一代人中的邊緣化和損害。尤其是中國當下的社會學學科發展狀況更甚,從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所謂理論建構之空談,到形形色色、層出不窮的社會調查報告,能夠被國際學界所認可的,少之又少。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當下的中國社會學從“問題意識”到“理論和技術”都陷入了悖論,其結果是導致社會學科的“錯位”,“甚至可能陷入布迪厄所嘲笑的‘社會巫術’那一類手藝:它借用科學的手段來遮蔽生活現實,麻痹人們的思想,但卻決不提供新的知識”1。筆者認為,社會學的學科現狀與目前社會學界對自身學科方法的認識存在不少誤區有關。把方法簡化等同于技術、把不同研究方式相互對立并厚此非彼、對研究方法的應用進行好壞評價則是這種誤解的典型表現。這些誤解對社會學研究水平及學科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本文結合社會學領域的相關研究對部分重要文獻中的誤解進行澄清。一、“隨機”的困境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展開社會學研究的前提,也正是這個原因,社會學恢復后,“在引進、借鑒美國社會學的初期,我們更多地表現出的是方法興趣而非理論興趣”2;再加上當時的歷史背景,社會學急于摘掉“帽子”、取得社會認可,所以“必須顯示出社會學在解決實際問題上的效用”3,為此十分側重經驗研究。而在經驗研究的操作上,社會學研究方法體現為一系列技術形式,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方法就簡單地等于抽樣調查和統計技術;如果那樣,就是只看重形而忽視了神,所有方法技術的運用都是有其指導思想的。“熟悉和掌握問卷調查法的具體程度和操作方法,對于成功地進行一項調查研究來說,僅僅只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4;“社會學家最常用的統計,其實也是一種潛在的理論,而不單是一種追求精確的手段”5,“在對各種現象進行數學描述,或者認為數學模型能夠真實地再現實際存在的時候,要以一整套的世界觀為前提”5。回到經典社會學家那里,我們可以發現,涂爾干在《自殺論》中運用統計技術時并沒有專門的章節來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但他所有的研究技術都是服務于其尋求社會整合與進步的主體思想的;韋伯的所有理想類型分析都是關注人的進步之分析工具。費孝通先生也曾經說過:“我是出生于20世紀初期的中國人,正是生逢社會劇變……棄醫學人類學是想學習到一些認識中國社會的觀點與方法,用我所得到的一些知識去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所以有所為而為的”6。這里的“有所為而為”啟示我們,方法論思想作為整個研究的最高原則與終極關懷不可或缺,一旦失去了這一目標,把方法論背景置之度外,為了所謂的方法而片面地追求“隨機”等術語作為幌子,以此標簽自己的研究“動機”或“水平”時,不可能從事真正的社會學研究。“這樣的后果就是生產一些解釋力薄弱、對學科的知識積累沒有任何意義的研究”7。這里我們引用《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來進行分析8,我們先把該期雜志140頁“研究方法”部分的原文摘錄如下:2004年5-6月,我們在上海隨機選擇了4個街道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對象都是處于勞動年齡階段的下崗失業低保對象。調查共收回問卷730份,經過整理后得到有效問卷619份,有效率84.8%。在這619份低保對象中,男性占61.3%,女性占38.7%,平均年齡42.6歲(標準差6.7);從受教育程度來看,以初中(48.4%)和高中(46.1%)為主……就在這短短的幾行文字中,我們就技術本身而言可以提出以下問題:其一,什么叫“隨機”?作者應用的是哪一種體現隨機原則的抽樣方法?作者的分析單位、抽樣單位與“街道”之間是什么關系?“隨機”的結果為什么是4個街道?上海市的街道是4個類型嗎?為什么不是更少或更多的街道?其二,作者說調查回收730份,那么發放的是多少份?這么大的樣本規模是如何考慮和確定的?上海市處于勞動年齡階段的下崗失業低保對象的總體是多大?其三,按照作者所說的“隨機”,樣本屬性特征與總體是不是存在對應關系?既然叫“隨機”,樣本的性別比、受教育程度等屬性與總體是否應該一致?總體(上海市所有處于勞動年齡階段的下崗失業低保對象)數據的參照結果如何?由于缺乏方法論思想的指導,片面追求“隨機”“回歸統計”等“標簽”即使在技術上不存在問題,也與研究結論與目標會呈現“兩張皮”的分裂。我們做一個假設可以發現,即使把作者所有的量化分析技術及其內容全部切除,作者的研究結論“政策建議”還是成立的,甚至可以說“毫發無損”——因為它根本看不出是從前面的經驗數據中得出來的。社會學在1978年恢復重建至今已近30年,我們應該承認,社會學研究在內容與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進步;比如,在抽樣、問卷設計、數據分析等方面已經走出了早年蹣跚學步的問題階段9,但是遺憾的是,現在很多人學習研究方法只是習其“形”,而不知其“神”,即只注重技術(形)的重要性而忘記了方法論(神),比如為了因果分析的需要,可以用回歸方程或路徑分析技術建構一個非常龐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復雜模型,但是為什么要建這個模型,它成立的邏輯依據卻往往被遺忘,就連一些頗有名氣的學者也不例外。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有一篇題目為《企業的社會資本及其功效》的文章,其研究技術的形式可謂是“中規中矩”,但是作者在進行“發現的程序”之前,沒有清晰界定“驗證的邏輯”10何以成立,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作者對概念的操作化上,而概念操作(conceptualization)是定量研究的第一步11。劉林平對《企業的社會資本及其功效》中的社會資本概念的操作化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是“企業法人代表的社會資本”不是“企業的社會資本”,因為企業的法人代表之外,企業的其他管理者和經營者、中層管理和技術人員及第一線生產和銷售人員也都可能在形成、發展、運用企業社會資本的過程中發揮作用;二是企業法人代表的社會聯系不一定為企業所用;三是即使企業法人代表的個人社會聯系可以為企業所用,但這種社會聯系或社會網絡并不等于社會資本,因為社會資本強調的是“攝取稀缺資源的能力”,所以只有有效使用的社會網絡才是社會資本12。那么,什么樣的研究方法才是形神俱備呢?我們以涂爾干的《自殺論》為例進行說明。《自殺論》總共分為三編,第一編是選題,第二編是研究的設計與進行,第三編是研究結論。第一編為什么稱為“選題”呢?是因為第一編的內容——“非社會因素”——并不是作者真正要研究的內容,而是引出研究內容的“靶子”,由此來建立自己對自殺現象進行研究的視角與方法;第二編是用社會事實來解釋社會事實;第三編“水到渠成”,得出研究結論與觀點。鑒于篇幅的限制,我們僅以第一編加以適當的分析。涂爾干對自殺是遺傳的說法主要進行了兩點批駁:其一,自殺的男性遠遠多于女性(男性占總體自殺人數的七成以上),為什么自殺傳給男性要比傳給女性的多?其二,自殺隨著年齡的上升而比例升高,即年老的人比年輕的人自殺比例更高,童年自殺現象很罕見,老年期才是自殺比的頂點,為什么遺傳這一先天因素不是在年輕時即人還沒有受到更多的后天因素影響的時候起作用?同樣的道理,涂爾干質疑了氣候、溫度等自然因素,精神錯亂、心理變態等心理因素對自殺的解釋。就這些質疑而言,作者不是為了批駁而批駁,而是為了引出自己的研究視角與方法立場,正如涂爾干自己所說:“自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性質,應該朝向什么方向去找出這些原因。”13當然,答案眾所周知,涂爾干從諸如男性與女性所處的社會性角色與功能的差異、人們在不同年齡階段社會特征的差異、白天與黑夜社會生活集體生活的差異等方面來研究自殺率的影響因素,最終達到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來解釋社會現象,當然,涂爾干的研究方法也并不是完美的,但就研究方法的技術應用層面,涂爾干對各種具體方法的應用都貫穿了“用社會事實來解釋社會事實”的原則,并突出了“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感覺方式中有一種社會的性質,它存在于個人意識之外”,“而且還具有一種強大的力量,不管個人愿意與否,它們能夠用某種強制來使個人服從”14的社會學立場,所用技術、數據與結論渾然一體,可謂形神俱備。方法“不是教條,不是框框,也不是‘洋八股’,而是科學研究的必備條件,是其結論成立的前提和依據,也是研究者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的一種體現”15。由于缺乏科學精神和方法論的指導,國內社會學及相關領域中對方法技術的誤用、濫用的出現就不足為奇,甚至一些具體研究領域內存在“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16。由此,社會學學科發展顯得很不成熟,社會學在學科知識積累、社會貢獻力度、甚至研究的效度與科學性等方面深為詬病,形成了諸如“社會學中可用于經驗研究的理論的缺乏;學科中認知統一和統一范式的缺乏;未能取得如同自然科學那樣的進步;未能有效地解釋或解決相關的社會問題”的危機17。因此,我們對“社會學研究方法就是調查技術與統計技術”的誤解進行反省顯得尤為必要。二、在方法論的根本、核心在社會學研究的各種技術中,最主要的是兩大類,定性與定量。兩個類型之間雖然在技術形式上不同,但在研究中是相通的。但我們看到的更普遍現象是,很多人把不同研究方式與技術進行分割與對立。主張定性研究(按照專業人士的說法,應該叫質性研究,但為了與定量對應,我們還是暫且用定性稱呼)的人認為定量的不能得到真實的社會現象,更不能體會行動者本人的意義;主張定量研究的人認為唯有數據才能客觀,才能真實建立社會結構的圖景。限于篇幅,本文僅摘取頗具代表性的一篇論文來分析其誤解之所在。此篇論文是《質性研究方法芻議:來自社會性別視角的探索》18。作者在文中“對中國社會學研究狀況的反思”共提出五個方面的質疑,其中三點是針對量化研究進行的批判,后面兩點是所有研究都會遇到的研究者的角色定位和學術規范問題,這里只對前三點進行商榷,至于所謂的“研究者”在做研究時的“幕后插曲”以及對方法的濫用、錯用等現象是學術道德問題,不在本研究討論的方法論及其“誤解”之列。第一,作者指出的是西學中國化以及李克特量表之類的量化研究本身的問題。比如“所謂的‘不滿意’、‘還算滿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非常不滿意’和‘不滿意’,‘還算滿意’和‘滿意’之間的區別到底有多大?張三的‘非常滿意’和李四的‘不滿意’代表的會不會是一樣的情緒?你的‘還算滿意’和我的‘還算滿意’可不可能指的是兩碼子事?也就是說,這些數據、量表其實并沒有準確地說明研究者要說明的社會現象、人生經驗。這些表面上是操作和技術層面的問題,實際上代表著用數據描寫社會現象、個人經驗的局限性。把西方發展設計的問卷和量表用于中國,不但會有削足適履的可能,而且還很可能有指鹿為馬的問題”。很明顯,作者的批判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量化操作本身就不可靠,二是問卷和量表更不適合中國。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由于學界在方法論思想上的欠缺及不同研究方式之間的誤解過深造成的,單純的理論說明過于抽象,還是舉實例說明吧。比如,移民研究既可以進行定量研究,也可以進行定性研究;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兩種研究方式是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呢?具體一點說,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去做“大河移民上訪”的調查,是否會得出與《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19完全相反的結論——大河移民非常滿意呢?同理,如果用人類學訪談和觀察的定性研究方式對“三峽移民”進行跟蹤研究,是否會得出與一些采用定量方法調查移民滿意程度的研究完全相反的結論——三峽移民滿意度越來越高呢?答案當然是不會。因為三峽移民的滿意度本身是個“社會事實”,是外在于個人的結構性存在,只要研究過程是實事求是的,遵守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不論采用定量的研究方式或是定性的研究方式,都肯定得到一致的研究結論——即不同方式對同一社會事實的“呈現”應該是一致的。至于“‘不滿意’、‘還算滿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非常不滿意’和‘不滿意’,‘還算滿意’和‘滿意’之間的區別到底有多大?張三的‘非常滿意’和李四的‘不滿意’代表的會不會是一樣的情緒?”之類的問題,質性研究中解決了嗎?如果真要討論也應該到語言學那里去。不同研究方式各有千秋,質性研究提供豐富性、鮮活性,是具有一定的優點,但語言上模糊性等特征也是事實,這一點我們將在后面做進一步的論述。第二,作者批判定量研究的“客觀性”、“普遍性”。作者認為“以‘客觀性’、‘普遍性’和‘代表性’自稱的定量研究成了對所有研究成果生殺、褒貶的惟一標準。其實,所謂的‘客觀性’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真實并不存在,那么以‘不客觀’之實假‘客觀’之名的目的和結果為何?建立‘普遍性’的目的為何?在多大程度上‘普遍性’成了主流勢力堅持和鞏固其既得權勢,并排斥、壓抑少數、弱勢和邊緣群體的手段?”可以看出,作者主要是攻擊量化研究的“客觀性”與“普遍性”。之一,就“客觀性”而言,不是只有人們熟悉的涂爾干《自殺論》的量化研究才追求“客觀性”,以《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而獲得“西方文化之子”的韋伯強調的理解社會學,在方法論上也主張社會科學的“客觀性”。韋伯唯恐人們誤解社會科學研究的性質而提出了價值關聯與價值判斷的重大區別,早在1895年5月他在弗萊堡大學發表著名的經濟學教授就職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時就提出了反對價值判斷的問題20。韋伯認為,“經驗學科提出的問題從學科本身這方面而言當然應以‘價值無涉’的方式予以答復。它們不是‘價值問題’。但是在我們的學科領域內,社會科學問題的提出受到‘與’價值關聯的現實的影響”21。所謂價值關聯是強調研究過程中“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實在的所有思想認識都潛在地依賴于下面的前提:每次只是這個無限實在的一個有限部分才構成科學探討的對象,惟有它才應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性的’”21;而所謂價值判斷“應當理解為關于受到我們行動影響的現象是卑下的或是正當的”21這種評價,當然,這是違背價值中立原則的。之二,就“普遍性”而言,難道質性研究不追求“如何走出個案”22嗎?從林耀華的《金翼》到黃樹民《林村的故事》,如果沒有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村莊變遷的共性而僅僅是個案本身,恐怕稱不上成功的研究吧。《金翼》用平直的筆調講述了20世紀初期至30年代福建閩江下游黃村發生的故事,其中主要內容是關于傳統中國南方的農業、商業、地方政治、民間盟會乃至土匪面目,書中相當成功地刻畫了看風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儀式、節日娛樂等場景;栩栩如生地呈現了同姓村落與四世同堂大家族的親屬關系、禮節紛爭、人際網絡。《林村的故事》則是“1949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林村是坐落在廈門市北端約10公里處的一個小村莊,通過村黨支部書記葉文德的敘述,我們得以理解村莊中各家庭的歷史、個人生活的變遷、經濟活動和宗教信仰等。《金翼》與《林村的故事》雖然在時間上一個是寫解放前的中國,一個是寫解放后的中國,但呈現的都是中國農村在一定的歷史變遷中的共性,比如中國農民的鄉土性、血緣與地緣關系形成的差序格局,新中國的土改、人民公社給農村造成的影響,如果沒有扣住這種共性,兩本書的個案就不會有什么價值了。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學研究成果才被稱為“民族志”。第三,作者批判“定量研究采用演繹法”,進而指出“研究者從選題、提問開始就已經受既存的知識范疇的規范限制,這不僅對多年來學界討論的社會學‘中國化’的議題有深層的影響;而且使那些原來沒有納入既存知識范疇之內的、非主流的議題、社會現象,或是人生經驗,更難有機會進入知識范疇之內,并開始對一種新知識的創造、累積和再造,更別說開花結果了”。可以看出,作者提到的其實是“范式”的問題。“范式”當然都有既存知識的范疇,但是,也正是由于范式,科學共同體才得以成立與延續,量化研究有其傳統與范式,質性研究難道沒有自己的范式與套路嗎?!至于說非主流的議題,就好比是庫恩(ThomasKuhn)所說的“反常”或叫“異例”,假如“異例”不重要,就不會進入研究議題。但當“異例”重要到引起重視而原來的范式又解決不了的時候,“一個應該用已知規則和程序加以解決的常規問題,科學共同體內最杰出的成員們做了反復的研究以后,仍未能獲得解決”23,就出現了原范式的危機,進而引起范式“革命”和新范式的出現,進而推動學科的發展,比如沖突論范式就是針對結構功能主義范式的不足而提出并形成的。另外作者還提到了定量研究“以自然科學為標準的模式”問題。查看理解社會學或叫詮釋主義的脈絡可知,自狄爾泰、李凱爾特到韋伯,直到當代的哈貝馬斯、布迪厄,一直在討論但也都沒有定論——說其沒有定論是指兩層含義:其一是沒有解決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到底是不是科學的問題;其二是面對“是”或“不是”的答案,社會科學應該如何做仍然沒有達成一致。正如覃方明所言:“19世紀末至今,社會科學與自然的差異及方法論的關系一直處于爭論之中,現今仍然未見達成共識的傾向”24,既然“愛因斯坦”還沒有出現,又憑什么否定“牛頓”呢?就論述到這里,筆者有站在定量的立場反過來批判定性研究的嫌疑。事實上,認為“在現代社會中,由于社會發展與社會變遷速度的日益加快……傳統的、以對少數個案的深入觀察和訪問為主要手段,以定性分析和主要洞察為主要分析方式的社會調查方法,已經不能滿足人們認識社會現象的需要”4的看法也是欠妥的。我們應該認識到,“社會研究中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使用資料的類型和分析資料的手法上有著相當大的差異,但是,他們在應用因果分析以達成具有普遍性和解釋力的結論上是一致而沒有區隔的”7。三、研究方法上的回應方法本身沒有好與壞之分,只有運用得是否合適的問題。一項具體的研究應該選擇哪一種方法,遠遠不是僅由研究者本人的偏好決定,默頓(Morton)認為,知識生產必須以一定的社會存在基礎為前提,具體包括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兩個方面:a.社會基礎:社會地位、階級、世代、職業角色、生產方式、群體結構(大學、官僚機構、科學院、派別、政黨)、“歷史地位”、利益、社團、種族歸屬關系、社會流動姓、權力結構、社會過程(競爭、沖突等等)。b.文化基礎:價值觀、精神特質、輿論趨向、大眾精神、時代精神、文化類型、文化思想、世界觀,等等。25世上沒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合適的方法26;但是方法運用合適的程度與性質是值得探討的。所謂合適,首先是指適合于研究目的。“方法為目的服務,從現實出發設計和選擇適合研究目標的方法”,“衡量和決定取舍的標準并不完全是這些方法自身的優劣,而是它們與研究目標之間的適合性”27。還是以涂爾干的《自殺論》為例,涂爾干在其中最主要的分析方法是用量化技術比較不同國家的“自殺率”,他為什么不分析各個國家的“自殺過程與方式”的差異呢,這是出于他的研究目的的需要——量化的自殺率高低的比較更適合于表明“社會整合”這一目標。同理,研究中國人口性別比的失衡,就必須用定量的方法;單純用定性的研究無論如何也得不出中國人口性別比是否失衡及失衡到底有多嚴重的答案;但是如果要探討性別比失衡的原因機制,尤其是傳統文化觀念為什么就形成了男孩偏好以及這一男孩偏好是如何通過具體的操作形成對性別比的影響問題就必須用定性的方法。“不同的抽樣方式具有不同的特點,服務于不同的目的。對于描述總體結構狀況和變量分布狀況的研究來說,樣本對總體的代表性是至關重要的,它決定著我們從樣本中所得到的各種結果在總體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程度。而對于檢驗理論、考察關系、解釋原因的研究來說,樣本對總體的代表性就退居到相對不太重要的位置,此時重要的則是樣本的構成與研究的目標、與研究的假設、與因果關系之間的關聯程度。”27其次,合適指適合于研究者特質。所謂特質,既包括興趣愛好等傾向,也包括能力與水平。有的人喜歡自由交流、自由思考,所以就比較青睞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或者叫田野定性研究的方法,以充分享受其中的豐富體驗;有的人喜歡邏輯推理與數字證明,所以就從事看重定量方法的研究,甚至以復雜的統計模型驗證分析邏輯。這是興趣愛好的傾向問題,但是選擇前者或是后者,并不簡單等于個人愛好,前者需要以比較敏銳的觀察力、感受力、交流溝通技術等為必備條件,后者需要一定的數學功底與統計基礎,否則就做不出研究成果,達不到研究目標。例如,費孝通先生到溫州等江南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就提出“溫州模式”、“小城鎮理論”等,而隨同的不少人員看的、聽的并不比費孝通先生少,但基本沒有什么收獲。就這一點來講,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難以掌握。這就好比日常交通中,你既可以選擇騎自行車去上班,也可以選擇駕駛汽車。到底選擇哪種交通方式,既要看距離遠近、時間是否緊迫之類的客觀條件,還要看個人興趣愛好與駕駛能力等主觀條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