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琦君散文的儒家美學特質

在表達形式上，中國古典美學理論可分為儒家美學、道教美學和禪宗美學。就美學理論形成的時間維度而言,儒家美學可謂是中國美學的源泉。儒家美學理論肇始于孔子,后經孟子、荀子至《易經》、《樂記》等,共同完成了先秦時代儒家美學的理論框架。儒家美學闡述的中心即是“反復論述美與善的一致性,要求善美統一,高度重視審美與藝術的陶冶、協和,提高人們倫理道德感情的心理功能,強調藝術對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作用”。由是可知,儒家美學集中體現在“以善為美”上。從這個角度,儒家美學可視為一種道德美學。儒家美學所倡導的“以善為美”原則對國人的性情、人格、修養形成影響深遠。這種影響對臺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的文學創作,表現得更為突出明顯。本文即按照儒家所倡導的美學原則,以臺灣著名女性作家琦君的散文為個案,大致從情感表達、文風氣韻、思想內涵等方面,來考察這位女性作家散文的美學特質。一、情感上:應物和風孔子評《詩經·國風·關雎》稱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擷其一點,即是主張情感表達的適中與節制。這種“過猶不及”的審美原則,遂成為后世詩歌評判的普遍標準。延展開來,也可作為一切文學創作的通用標竿而遵從始末。由是,適度與節制作為審美原則,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儒家所倡導的這種審美上的節制,從根本上要求創作者把握情感抒發的適度,力避感情的失控與泛濫。眾所周知,散文是最宜于感情抒發的一種文體。在現代散文初興的“五四”時代,女性散文就一味追求甜蜜,在凄美與純情中,情感不加節制,一瀉無遺,有“軟性”之病。反觀琦君散文,盡管以情動人是其突出優點,但卻不致濫情,顯示出一種敦厚之美。琦君散文所表現出的這種特點與其一貫的美學主張即寫真情,密不可分。與此同時,巧妙地運用情感對應物和風趣的筆法,來詮釋著這種情感表達的適中原則。一是對應物的情感投射。琦君散文中以懷舊記人的篇章最為讓人稱道。不過在眾多懷舊記人的散文中,我們很難見到那種激烈情緒的泛濫。琦君散文的情感抒發,往往是情動于衷,真切中絲毫不帶過分夸張哀嘆。這與琦君巧妙運用情感對應物息息相關。所謂對應物,本是詩歌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指的是把要抒發的情感借助與此相關的他物,間接表達出來。而這也是散文作者最為常見的情感書寫方式,即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散文《金盒子》是琦君散文中情感對應物運用最為典型的例子。這是一篇紀念不幸夭折的哥哥與幼弟的悼亡之作。如果沒有“金盒子”這個物象作為情感抒發的載體,而是一味地抒情,情感難免失之浮泛。琦君就巧妙地把對親人的思念,寄寓在這只凝聚兄妹姐弟情誼的金盒子上,讓讀者透過這個對應物深切感受到作者失去親人的沉痛與哀傷。整篇散文,讀來真切感人,有實感,無虛飾的成分。另外,《碎了的水晶盤》中,那只“水晶盤”實際上寄托了一個異國女子對丈夫望眼欲穿的等待。而水晶盤的破碎,隱喻了他們愛情的破滅。承載愛情的“水晶盤”物體意象顯得如此讓人感動,卻又是那么脆弱。二是以風趣的筆墨化解傷感。琦君散文中暗含著一股淺愁美學,字里行間透露出一絲淡淡的哀傷,不過這種哀傷卻是一種適度的感傷。琦君總能以節制的情感經營著這份哀傷。在行文中以風趣的筆墨化解哀傷,則是其一以貫之的節制策略。如《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管》,這篇散文是紀念父親之作。中年喪子的父親,傷感可想而知。但琦君并不刻意去表現這種凄情,而是以自己用鼻子油抹父親的旱煙管逗父親開心為著眼點,描寫一段濃濃的父女親情。本來很哀傷的故事,但在這些幽默的記憶碎片鉤織下,顯得輕松愉快。琦君就是在這種行文風趣中,把淡淡的傷感注入其內。整體而言,維持著情感適度、溫柔敦厚的境界。二、以美為和美—坤道形態《易傳·系辭下》有言:“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孔子對乾與坤的注疏,點明了《易經》的內容要核。若拋開其中對當時政治的解讀,把乾、坤所代表的內涵,擴展到對文學風格的界定上,孔子的這種陰陽剛柔相濟的觀點,則為人們認知“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提供了初步的理論基礎。《易經·坤卦·文言》中又稱,“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盡管坤的內涵非常柔美,但動起來卻也有剛強,文靜中包孕著品德的端方。坤道所指稱的意蘊,涵蓋了那種至柔至靜、包孕萬物的特質,即柔美中不失端莊。歸根結底,《易經》中的坤道所代表的可以說是文學中的柔美一派即溫柔不失敦厚之流。盡管《易傳·象》也有“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的萬丈豪言。剛健之筆,撲面而來。然而琦君的散文卻是完全屬于柔美風格的。與張曉風散文亦秀亦豪的美學特質相比,琦君散文在盡量凸顯柔美風格的同時,卻并不流于甜美,而是趨于一種中正的和美。琦君散文雖然少了一點張曉風式的豪氣,不過與那些以喁喁細語著稱的小女人散文卻也大不相同。在琦君散文中,少有的是那種言之鑿鑿的激昂澎湃,有的只是對往事的綿綿相思。如《下雨天,真好》,全篇以雨為中心意象,通過對“雨”情境背景下記憶片段的敘述,對雨作了不同層面、不同時空的展示,并且把兒時的雨天情境與當下雨天作出對比。那種對江南雨的懷戀而滲出的鄉愁溢于言表。整篇散文給我們的審美感受如同是置身于優美的田野間,在傾聽著那一曲曲動人的田園牧歌。如果從情感表達方式的歷史傳承上,琦君散文的這種表現形態則與柳永、李清照的詞同屬一宗。若要追及琦君散文柔美風格形成的原因,語言的清朗無疑是重要因素。如《桂花雨》:父親點上檀香,爐煙裊裊,兩種香混合在一起,仿佛就像神仙世界。于是父親詩興大發,即時口占一絕:“細細香風淡淡煙,兢兢桂子慶豐年。兒童解得搖花樂,花雨繽紛入夢甜。”詩雖不見得高明,但是在我心目中,父親確實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詩啦。桂花搖落以后,全家動員,揀去小枝小葉,鋪開在簟子里,曬上好幾天太陽。曬干了,收在鐵罐里,和在茶葉中泡茶,做桂花鹵,過年時做糕餅。全年,整個村莊,都沉浸在桂花香中。整段文字詩性十足,質樸中透露出淡雅,中無贅言,顯示出蘊藉凈化的效果。琦君用這種極富詩意的語言描寫了這段搖桂花的場景,文字簡潔,而又意味無窮,顯示出一種柔美的特質。此外,琦君散文坤道形態還表現在散文主題上。琦君力圖通過抒寫“仁愛”與“鄉愁”,來詮釋自己仁民愛物的品格,及對故國家園的熱切思念。而在“仁愛”主題表達中,抒寫母親、歌頌母愛是琦君散文常寫常新的一個重要素材,如《母親的金手表》、《髻》、《母親的菩提樹》等。一般而言,這種母愛式的情感表達,使得創作者力求語句的溫婉與柔和,極力在一種溫馨的氛圍中訴說著母愛的偉大。琦君就力圖用這種母愛式的情感表達,來展現自己的寫作主旨。因而其散文極盡陰柔之美,與同樣善于書寫母愛的冰心相較,琦君則多了一份歲月積淀的滄桑和敦厚清明。三、儒教思想的深刻性在《論語·里仁》篇,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說孔子的學說,只是忠和恕罷了,足見忠與恕在儒家學說中的重要地位。撇開忠,這里單講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恕道呢?孔子則作了進一步的回答,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翻譯成白話即自己所不想的東西,就不要給予別人。這種儒家的人道理念蘊含的哲理是寬容與仁慈,并且被后世人們當作成為理想和諧之人所必備的條件始終遵守。如果運用至文學創作上,突出這種主題思想,每每能形成一種祥和寧靜的美學形態。儒家所倡導的恕道是個體通向和諧之人的必由之路。而恕道所代表的倫理規范終極指向則是達成修己安人、和平中正。琦君散文中有關恕道的詮釋俯拾即是。首先,琦君散文創作的一個母題是大愛,即仁民愛物。盡管這與琦君篤信佛教息息相關,但是,倘要論及這種仁愛的隱形根源,與琦君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影響不無關聯。琦君生長在浙江永嘉,從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大學時又拜入江南詞壇大家夏承燾的門下。可以說琦君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耳濡目染下成長起來的。儒家的仁愛思想對琦君影響可見一斑。如在《家有丑貓》中,琦君就談到“只要時時懷有一顆愛心,由人類而及動物,豈不是儒家仁民愛物的基本精神,處事做事,將何往而不吉利呢?”儒家的這種仁愛思想,對琦君散文大愛母題的形成是何其重要。其次,寬容本是琦君自身人格魅力的體現,同時也是其在散文中突出傳達的人類美德。琦君常常在行文中直接用儒家格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如在《忘掉了》中,為了表現忘掉比記住的更重要,或者說是寬容原諒的作用。她引用“古訓說,‘人有德于我,不可忘也,人有負于我,不可不忘也。’這是儒家的偉大寬恕精神”。對恕道的詮釋則更多是直接以筆下的人物言行舉止來進行驗證。比較典型的,如《外祖父的白胡須》中,外祖父宅心仁厚,經常接濟窮人,并以此為樂。當看見小偷在偷家里的糧食時,并不喊人來捉,反而拿出兩塊銀元給小偷,告誡其改邪歸正,而小偷果真做到了。外祖父對待他人的態度,印證著那句“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真理。外祖父的寬容之心顯而易見,而寬容帶來的效果,是讓人迷途知返,走上正途。此外,《髻》、《鮮牛奶的故事》中,琦君穿插講述了小時候與姨娘的糾葛故事。盡管琦君常常夾在母親、父親與姨娘的三角關系中,感受著諸多的不快甚至痛苦,姨娘給小小的琦君幼小的心靈埋下了濃濃的陰影。不過長大后,當姨娘垂垂老矣時,琦君最終還是原諒了她,并且相依為命,以溫厚與同情譜寫恕道的內涵。這種以寬宥為本的思想特質,在以秀美為特征的女性散文中則顯得尤其大氣。值得一提的是,恕道思想根植于琦君散文中常常又能達到一種教化的意味,而這對于兒童教育無疑具有莫大的啟示。有資料顯示,許多讀了琦君散文的讀者,在處理父母子女彼此之間的關系時,能互相體諒,最終使雙方關系更加融洽。正是具備了儒家的恕道精神,琦君散文總會給人一種溫柔敦厚的教化意味,若上升至美學層面,則形成了琦君散文化戾氣為祥和的藝術境界。四、以儒善美為目的的文學追求“中和”作為儒家美學的一個中心概念,最早見于《禮記·中庸》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作為一種文學作品風格評判的形態,“中和”與“神妙”、“氣韻”、“意境”共同構成了美學史上的四種基本形態。那么中和之美的實際內涵指的是什么?按照張國慶的說法,“中和之美是一種以正確性為內在精神的普遍的藝術和諧觀”。也即是說,中和之美代表的是平和、協調與溫潤。以中和為旨歸的儒家美學,著力點在于人的精神人格,即在于其所倡導的倫理人格,“當這種倫理人格具有一定的感情形式,給人一定的情感體驗的時候,就成了美。”天性善良的琦君顯然具備了這種倫理人格,而她的散文則是其人格魅力的顯現。在以情動人的琦君散文里,給我們的情感體驗始終是善的。琦君散文在美與善、文與質上正契合了儒家美學的藝術和諧觀。其一,善美合一。儒家美學實際就是道德美學。其所謂的“美”其實就是“善”的同義詞。孔子說的“里仁為美”,孟子說的“充實之謂美”大都不離道德的完善、人格的健全。而追求善、體現善則成為實現美、表現美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脫離了善,則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如果以儒家善美合一的美學理論來考察琦君散文,則是十分貼切的。首先,琦君在其散文中多次提到文學創作善與美的重要性。如在《靈感的培養》中提到,“我認為有志從事寫作,第一有廣大的同情心,時時體驗人情,觀察物態,然后以溫柔敦厚之筆,寫出真善美的文章”。在《真善美———讀世緣鎖記》篇中,琦君談到,“凡寫親情之文,無有不真,真情之文,也無有不善。但要讀者浸淫于這份真與善之中而不覺,卻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那就是美。美的筆觸,是帶出真和善的高妙技巧。”琦君散文創作主旨或美學追求即是寫真情,表現善。這其中就潛藏著琦君對善的重視與珍愛。其次,琦君在散文中塑造了一群極富善心的人物群像。擁有佛心的母親自不必多說,另外還有長工阿榮伯伯(《看戲》)、慈祥的外公(《外公的白胡須》)、授業恩師夏承燾(《鷓鴣天》)等。這些人物無不各以自己的行動詮釋著善的內涵。而身體力行“善”的琦君,則以童年視角把這些畫面展現在人們眼前。她力圖表現人間善的一面,發掘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可以說在琦君散文中,“善”不僅僅作為表現內容存在,而且是形成其文學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二,文質合一。關于文與質,孔子有一段著名的論斷,即“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里說的實際上即是文章的外在表現形式與內在內容的辯證關系。在孔子看來,文章只有樸實與文采,即內容與形式相統一,才是適當的或者說是美的。于是文質合一遂成為儒家美學中的一條重要準則。琦君散文以質樸著稱,她的美學觀里也是非常重視文章表現內容的。琦君常常記著恩師的教誨,“文章要以心寫,不是只用腦寫,從心里寫出來的,才見真性情,用腦子寫出來的只偏重文字技巧”。可見其對文章質的理解與認識。在具體的散文創作中,琦君總能言之有物,不作無病呻吟。即使感情書寫正酣時,也能做到有感而發、緣情體悟。如《粽子里的鄉愁》,這是一篇思鄉之作。作者通過兒時母親包粽子分發給窮人的故事,追憶親人。在舒緩的故事敘述中,懷鄉思親之情油然而生。文章有實感,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