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法系的倫理特征

中國的法律體系作為世界五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世界法律秩序的歷史上，中國的封建法律制度在東亞2000多年的基礎上形成。與其他全球司法系統不同，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是以家庭為中心的道德倫理法律化進程。筆者試圖從中國古代法制的縱向發展角度來對中國古代法制史所體現的倫理特色作簡要分析。一、周人對宗法家庭的統治具有公從夏代開始,奴隸制法調整的內容隨著奴隸主貴族階層內部爭奪權力斗爭的加劇發生了變化,法律由保護作為富有者的奴隸主的利益為主轉向維護邦國利益,亦即維護邦國君主的世襲制為主要目標,這一變化,奠定了古代法律的基本走向。與此同時,夏商時期在政治制度上利用人們對自然現象的蒙昧和畏懼,把宗教迷信和政治壓迫緊密結合起來,即“神權政治”。由于中國奴隸制社會宗法血緣直接表現為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權與族權相結合,因而夏商時期的神權政治和罪罰觀念在體現華夏文明中人本主義的同時,也體現了“孝”的人倫觀念的源起與發展,例如,在罪名的設置上,“不孝不友罪”是奴隸制法上最嚴重的罪名,在夏朝就已經形成。在神權觀占統治地位的夏商時期,這些因素對西周人道觀念的復蘇與發展,乃至西周的統治思想的變化都有影響。西周作為奴隸制法的完善階段,通過“禮”從多方面地調節社會關系,為封建制法奠定了基礎。周禮基本原則是“尊尊”“親親”。尊尊為忠,親親為孝,核心就是維護王權與族權。西周政權采用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構成了森嚴的等級制度及從屬關系的框架。1.在意識形態上,“尊尊”“親親”的宗法等級原則與“孝”“忠”觀念的一體結合,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相融,宗法之禮成為血緣團體內的權力和財產分配、婚姻家庭繼承的規則,如“同姓不婚”的規定,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西周時同姓即同祖同宗,禁止同姓婚姻也即禁止血族內婚,這不僅反映了人類社會自身繁衍過程中的進步,更是周朝統治者從維護家族倫理的角度出發而制定的。2.在罪名設置上頗具特色,例如“變更等級名分”之類罪名的設置規定。西周規定,“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又規定,“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伐。”可見,對于這類危害宗法家族倫理的犯罪,是西周型法嚴厲打擊的對象。西周時期以嚴密的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國家政權組織與宗法關系合一的宗法制度,這一制度利用周人原有的血緣宗族組織,以“嫡長子繼承”為原則,同時利用婚姻關系“取于異姓”,以達到“附遠厚別”的目的,從而形成了一個大的家族統治體系,與宗法制度互為表里的等級制度。在“尊尊”“親親”原則下,以禮的形式予以確定,以刑的手段予以保證,周人重宗法等級之禮,強調“夫禮,新不間舊。”所謂“禮外無法”、“出禮則入刑”這些倫理入法的法制特征在其他幾個典型的古代奴隸制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二、漢律中的封建倫理1.經過春秋戰國的動蕩,中國法制開始向封建制法演進,進入了漢唐封建法制。西周的禮制和禮儀逐漸為封建制的倫理道德觀念和法律所代替。經過先秦儒家學者對禮的創造性改造并著力闡發其血緣倫理的意義,“禮”成為了規范國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道德制度的準則,漢代開始至唐初定型的法律儒家化過程,將以封建的“三綱”倫常關系作為核心的倫理規范入法,并加以完善。其中漢代的引禮入法和三綱入律,顯著反映了中國法制史上倫理入法的特征。董仲舒作為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融合儒法兩家的等級名分之說,提出了一套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三綱五常”的原則,并且以“陽尊陰卑”的神學理論加以闡釋,使之神圣化,絕對化,從而使封建等級倫理成為封建立法的重要指導思想,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影響極為深遠。在刑法原則上,漢代規定了恤刑制度,對老幼病殘婦等生理上孱弱者在定罪量刑時給予特別寬宥的做法,以體現仁恕之道,此方面規定諸如“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侏儒,當鞠系者,頌系之。”而“親親得相首匿”則更是漢代統治者根據《春秋》經義,標榜“以孝治天下”所確定的原則,這一原則規定親屬之間可以互相首謀隱匿犯罪行為,不予告發和作證。在維護封建婚姻家庭關系方面。在“三綱”思想指導下,漢律維護夫權和父權統治,嚴格男尊女卑,規定了“不孝”“不道”“大不敬”等罪名和“七出”等條目,處處彰顯了封建皇權、父權和夫權三位一體,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漢律中關于封建倫理的規定作為儒家倫理法律化的開始,對于后世封建法有著重要影響,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承接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開始全面入律,成為我國封建法制從確立到完備時期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的法律制度也體現了濃厚的封建倫理特色。其內容充分體現了當時士族門閥統治特點,并且在漢代引禮入法的基礎上又進一步使禮律密切結合,中國法制體現禮律結合、等級特權、倫理道德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和原則在此已陸續出現,其中“重罪十條”則是將儒家禮教和法律緊密結合,其中“不道”“不孝”“不義”“內亂”等罪名都是對嚴重危害封建綱常禮教犯罪的規定。《晉律》規定“親屬相犯準五服以制罪”,其目的正是為了“峻禮教之防”,通過中國古代的五服制度,以喪服作為標志來規定親屬的范圍、等級,從而明確劃分了封建家庭內部的等級關系。五服制度既是在刑事案件中親屬相犯確定罪行輕重的標準,又是民事關系中決定贍養撫養權利義務的依據,它是封建家庭主義在法律上的具體表現,是儒家倫理綱常法律化的又一標志,此后各封建王朝把它貫徹于法律中。3.隋唐作為我國封建法制的成熟時期,中華法系在此期間正式確立。唐律集以前各律之長,把禮法融于一體,最終完成了禮法完全結合的大業。唐律中的封建倫理是立法的依據,法是維護倫理的武器,處處維護皇權、父權、夫權。例如,《名例律》詳細規定了“十惡”犯罪,其中“惡逆”“不睦”等都是侵害家庭倫理綱常的行為,《唐律疏議》曰:“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為明誡。”需要重點打擊。除了對“十惡”這些嚴重危及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秩序和封建社會倫理綱常的犯罪進行相關規定外,在共犯的處理原則上,家人共犯危害除謀叛以上的國家社會安全利益罪時只追究尊長的責任,其他則按一般共犯原則,即“同居尊長獨坐,卑幼無罪”,這也是封建家族中只有家長才享有完整的人格權的體現之一。唐律的《名例律》把以往的親屬間犯罪的相互隱瞞發展為同居人間犯罪的互相隱瞞,“親親得相首匿”到此發展為“同居相為隱”,范圍有了擴大。在危害人身安全犯罪方面,不同身份的人相犯所受處罰不同,即“良賤相犯依身份論處”。此外,唐律還直接規定了違反封建禮教和管理秩序的犯罪,如“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其突出封建家庭禮教,極力維護父權和夫權的立法宗旨由此可見一斑。總之,唐代法律制度是封建倫理綱常的衛護士。以維護封建君權和家長權為核心,以封建禮教為指導原則的唐律,因其高超的封建立法技術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在世界法律史上也享有崇高地位。4.五代十國至宋遼金元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延續《唐律》及其《律疏》,另一方面在維護封建綱常的基礎上出現了符合當時社會實際的變化。例如《宋刑統》在民事法律規范中將五服制度引入繼承問題,將繼承范圍擴大到了同居小功親及出嫁女,顯然更為合理。又如南宋時在立法上明確規定,“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為人收養者,仍從其名,各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以親子孫法。”繼唐代允許無子者在同宗子輩中選擇養子后,明確異姓養子在財產方面與親子享有同等繼承權,符合了封建家族內部的人之常情。5.明代是封建皇權專制高度發展時期,明初統治者在“重典治亂”時也注意到倫理綱常的教化作用對于鞏固統治的重要性。《大明律》首列喪服圖以重禮,其條文中也沿襲唐宋律中體現親屬等級尊卑的原則條款,而明初的基層司法組織“申明亭”主要任務就是“申明教化”。清代(1840年前)作為封建末世,其法律制度在沿襲歷代封建法制發展的基礎上,為適應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需要,在各個少數民族聚居地制定了相應的符合其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法律。另一方面,明清作為封建社會晚期,隨著社會歷史的演進和風俗民情的化移,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力有所松弛,對典禮儀式、戶婚田土這些觸犯禮教倫理的輕微犯罪,量刑較唐律進一步減輕,上文所舉“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唐律處徒刑三年,而明律僅仗一百,諸如此種定罪量刑上的改變在明律中比比皆是,充分體現了“輕其所輕”的特點。三、法制建設:道德的法律化傳統文化法律化”,還是法律化以上即是筆者從倫理道德與法律的融合方面對中國古代法制史上有關倫理特色進行的一些簡要分析。中華法系在當今世界法律體系中雖然已經消亡,但數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