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的道德與偏差行為

1青少年網絡行為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網絡逐漸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工具，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止到2009年12月30日,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84億人,其中10~19歲網民規模達到1.22億人,青少年是我國網民的主力軍,是互聯網自組織的最重要參與者,該群體的網絡行為值得我們關注。2青少年網絡道德的結構模式關于網絡道德,嚴耕、陸俊和孫偉平(1998)及劉守旗(2005)等研究者各有論述,可以認為,網絡道德是指調節人們有關互聯網活動的道德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對于道德心理成分和結構的認識,國內學者普遍認為道德包含了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向或信念(轉引自:陳琦,劉儒德,2005)。我們認為,網絡道德和現實社會道德之間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的關系,因此網絡道德具有現實社會道德現象的基本特征,網絡道德結構模式也具有現實社會道德的一般結構模式。青少年的網絡道德也應從網絡道德認知、網絡道德情感和網絡道德意向三個方面去研究。其中,網絡道德認知是青少年對客觀存在的網絡道德關系和處理這種關系的原則和規范的認識,網絡道德情感是青少年對網絡道德關系和網絡道德行為的好惡的態度體驗,網絡道德意向是指青少年在認同網絡道德的基礎上表現出來的愿意做出道德行為的心理傾向。在互聯網心理學的研究中,網絡偏差行為是出現較早、但是研究又相對較少的一個領域。對于網絡偏差行為的判定是通過把它的行為結果和與之類似的現實偏差行為進行類比(Denegri-Knott&Taylor,2005),然后再確定這種行為是否屬于網絡偏差行為。Garbasz(1997)和Schuen(2001)認為網絡偏差行為只是拓展了偏差行為的研究范圍,是偏差行為新的表現形式。網絡偏差行為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張勝勇,2003;Denegri-Knott&Taylor,2005),李冬梅、雷靂和鄒泓(2008)的調查結果表明,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包括網絡過激行為、網絡色情行為、網絡欺騙行為、黑客、視覺侵犯等。3學習方法3.1研究主題3.2研究工具首先,通過青少年互聯網使用狀況問卷收集被試的性別、年級、年齡及網齡(從第一次上網至問卷調查時的時間,單位:年)等信息。3.3被試信息主動揭露以班級為單位施測問卷,所需時間約30分鐘。問卷正式施測之前,主試向被試宣讀指導語,向學生保證不向他人透露與此次問卷結果有關的任何信息。數據處理使用SPSS15.0與AMOS4.0。4結果4.1青少年網絡道德認知、情感和意向的平均分布對青少年網絡道德認知、情感和意向得分的描述統計(表1)顯示,在六點計分量表中,青少年網絡道德認知、情感和意向的平均分都在4.5~5.0之間,說明青少年的網絡道德是積極的。4.2網絡偏差行為組“中分組”為了進一步了解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狀況,把平均分數為1~2分(包括2)稱為“低網絡偏差行為組”,4~5分(包括4)為“高網絡偏差行為組”,2~4分(不包括2和4)稱為“中分組”。結果發現:網絡過激行為、網絡色情行為和網絡欺騙行為高分組人數所占比例很小(僅有0.2%);但是仍然有不少青少年的網絡過激行為(18.6%)和網絡欺騙行為(11.3%)處于中分組,他們出現網絡過激行為和欺騙行為的頻率為在“偶爾”到“經常”之間(見表3)。4.3網絡道德與網絡扭曲行為之間的關系網絡偏差行為4.3.1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各維度的相關性相關分析結果(見表4)顯示:首先,網齡與網絡道德認知、對良好行為的積極情感和道德意向顯著負相關,與網絡偏差行為各維度均呈顯著正相關,這說明青少年使用互聯網的時間越長,網絡道德越消極,表現出的網絡偏差行為越多;其次,網絡道德各維度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表明各維度之間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最后,從總體而言,網絡道德各維度與網絡偏差行為各維度均呈現顯著負相關,表明青少年的網絡道德水平與其網絡偏差行為表現的變化趨勢相反。4.3.2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各維度的理論模型根據文獻綜述、研究假設和相關分析的結果,我們認為青少年的網絡道德和網齡可以預測其網絡偏差行為表現。因此針對青少年的網絡偏差行為各維度,本研究提出三個理論模型,假設青少年的網絡道德認知、意向和網齡可以直接預測其網絡過激行為表現,網絡道德認知和意向均可直接預測其網絡色情和欺騙行為。將各變量代入模型進行計算,結果表明三個結構方程模型均成立(見圖8到圖10),模型擬合指數見表5。5討論5.1青少年網絡道德認知、情感和意向的交互作用本研究的結果表明青少年對于網絡道德的態度是積極的,這跟之前的一些研究結果不同。之前一些質性研究和問卷調查的結果認為,青少年的網絡道德認知是模糊不清的、道德情感是漠然的(轉引自:劉浩,2006;孫立新,2008)。但本研究發現大多數青少年都認同互聯網應該是一個文明的場所,且需要一定的網絡道德準則來規范網民的行為;而對于網絡環境中符合道德規范的行為,青少年表現出積極的情感反應,對于不良的網絡行為,比如欺騙、過激等,則表現出消極的情感反應;并且在網絡道德意向上,大多數青少年都表示愿意在使用互聯網時遵守道德規范,表現良好的網絡道德行為。而且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青少年的網絡道德認知、情感和意向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說明此三者之間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在方差分析的結果中,性別和年級在青少年網絡道德認知、對不良行為的消極情感以及道德意向水平上存在的交互作用:男生在高二年級時的網絡道德認知、對不良行為的消極情感和道德意向顯著降低,且積極程度低于女生,其他年級則未見差異。由于之前并無實證研究考察青少年的網絡道德發展,我們無法參照文獻對比我們的研究結果。根據考察現實生活環境中青少年道德發展的研究,寇彧(1997)的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的道德判斷隨年齡增長而發展,到高中時達成熟水平;也有研究(洪麗,2005)結果顯示高中女生的道德判斷能力和道德行為水平高于男生,高二年級的道德判斷水平高于高一。這或許反映了青少年在網絡環境中的道德發展可能有其獨特之處:現在網絡規范的缺失和環境的混亂導致了高年級中學生(特別是男生)的道德積極水平下降。5.2對較多的偏差行為的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并不嚴重。經常表現出網絡過激行為、網絡色情行為和網絡欺騙行為的個體僅占總人數的0.2%,大多數青少年都偶爾或從未出現過網絡偏差行為。但需要注意的是仍然有18.6%的青少年出現網絡過激行為的頻率在“偶爾”和“經常”之間;11.3%的青少年出現網絡欺騙行為的頻率在“偶爾”和“經常”之間。這說明網絡過激行為和網絡欺騙行為是發生相對較多的偏差行為。網絡偏差行為可能是青少年發泄在現實生活中壓力、表達消極情緒,以及滿足心理需要的重要方式。青少年時期的各種偏差行為有其潛在的行為功能,能夠反映相應的發展任務(轉引自:雷靂,2009)。網絡過激行為是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最重要的表現形式(雷靂,李冬梅,2008),青少年在使用互聯網時,由于可以不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在對別人進行語言攻擊和欺騙的時候會承受更少的壓力,因此過激行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泄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消除的消極情緒。其次,青少年在網絡環境中的欺騙行為集中在改變自己的性別和年齡、編造經歷、發布虛假信息等方面,這些欺騙包含了對自我、他人和社會的探索,而且很多個體認為在網絡環境中騙人是有趣的。這類行為可能對于青少年的自我認同、個體化等過程有一定積極作用。另外,對正處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來講,性心理的發展需求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滿足的渠道并不多。由于現在的網絡環境中很容易找到色情和與性相關的信息,因此網絡色情行為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滿足其好奇心和性需求。但同時國外關于青少年的研究結果(Tsitsika,Critselis,&Kormas,2009)顯示,表現出過多網絡色情行為的青少年更容易有反常行為問題。因此,也要多關注那些網絡色情行為表現水平較高的青少年。5.3青少年網絡道德認知和行為意向對網絡色情行為的影響從網絡過激、色情和欺騙行為的結構方程模型中看到,青少年網絡道德認知和意向均能反向預測網絡過激、色情和欺騙行為,同時網齡因素可以正向預測網絡過激行為表現。網絡道德情感預測效應不顯著,這表明只有認知和行為意向可以直接預測偏差行為的表現,認知和意向越積極,表現的偏差行為就越少。而青少年在網絡環境中是否表現偏差行為,跟網絡道德情感的積極水平沒有關系。首先,對于網絡過激行為而言,青少年能夠從認知上判斷過激行為是不好的,并表現出積極的道德行為意向,同時他們對網絡中的過激行為表現得很反感,但是這樣的反感情緒并沒有阻止他們表現網絡過激行為。這可能跟青少年所處的心理發展階段有關:雖然青少年期的個體情緒調節能力有所增強,但這種能力畢竟有限,而且他們的情緒反應又有易沖動性的特點,這可能導致他們在網絡中遇到他人的攻擊挑釁時,很容易表現出同樣的攻擊行為予以回擊。值得注意的是,網齡可以正向預測網絡過激行為,隨著青少年使用網絡時間的增長,他們在網上表現出來的攻擊性、敵意和沖突等行為就越多。其次,正如之前我們提到的,網絡色情行為可以從某種程度上滿足青少年的心理需要,這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偏差行為。這種在網絡中查看性知識、色情圖片或視頻的行為跟道德的關系可能是復雜的,只不過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中,可能傾向于認為下載和瀏覽色情圖片、討論性話題等行為是不道德的。因此才出現了網絡道德與網絡色情行為的負相關關系,并且網絡道德認知和意向反向預測網絡色情行為的發生,情感因素跟此類偏差行為關系不大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雖然青少年也表現出對于網絡欺騙行為的厭惡,但是同樣的,在網絡環境中的欺騙行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他們對自我和他人探索的需要和樂趣。他們在網絡匿名條件下,可以更容易地編造虛假信息欺騙別人并取得成功,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新奇感、成就感和興奮感可能壓過了對做出不道德行為的羞愧感,因此網絡道德情感也沒有直接預測網絡欺騙行為。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道德認知和行為意向對于控制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有更大的影響。所以加強對青少年的網絡道德教育,增強他們對道德規范的認識和積極的網絡行為意向,對減少網絡偏差行為是有幫助的。5.4針對青少年的網絡偏差行為,學校教育和社會各有所側重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我們對如何提升青少年的網絡道德水平,減少網絡偏差行為提出以下建議:首先,加強對青少年的道德認知教育,促使他們正確認識網絡中的道德現象和行為,并培養他們積極的網絡道德意向;其次,對于青少年的網絡偏差行為,學校和社會應多重視男生的過激和色情行為表現,在教育過程中結合不同性別的差異進行專門輔導,比如對男生有更多的情緒疏導知識、適當行為和性知識教育;最后,社會各界應該積極營造健康的網絡文化,形成有規范約束的網絡道德氛圍,為青少年提供一個良好的互聯網使用環境。從本研究來看,由于它是一個橫斷研究,雖然結果顯示隨著青少年網齡的增長,他們的網絡道德趨于消極、網絡偏差行為增多,但是同時可以看到隨著年級的升高,青少年的網絡偏差行為是減少的。因此青少年在使用網絡的過程中,網絡道德和偏差行為的發展變化,需要今后進一步的研究。6青少年網絡道德與偏差行為的關系青少年的網絡道德較積極,網絡道德認知、情感和意向之間存在顯著相關,高二男生網絡道德水平低于其他年級,且不如高二女生積極;青少年的網絡偏差行為并不嚴重,男生的網絡過激行為和網絡色情行為顯著多于女生,網絡過激行為隨著年級升高而減少;網絡道德意向和認知對網絡偏差行為有反向預測作用。青少年的網絡道德越積極,表現出來的網絡偏差行為越少。網絡改變了人們的行為和思維的方式。在網上,人們通過電子郵件傳遞信息、獲取新聞消息、接受教育、購物、聊天和游戲。有學者指出互聯網是一個混亂的地方(Levinson&Surratt,1999),互聯網社會容易發生偏差行為(Goulet,2002),而且網絡中的偏差行為給互聯網用戶帶來了很大的困擾(雷靂,李冬梅,2008)。已經有很多研究者關注到了網絡環境中的偏差行為(Ybarra&Mitchell,2005;Caspi&Gorsky,2006;Denegri-Knott&Taylor,2005),并以此探討網絡對社會產生的消極影響。由于網絡中存在很多違反道德規范的偏差行為,因此近年來社會各界對于網絡道德建設也越來越關注。國內外已經有很多研究者對虛擬世界的道德和倫理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Rogers,2001;Teston,2002;楊禮富,2006;Lawson&Comber,2000),但關于網絡道德表現的實證研究還很少見。青少年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形成又尚未確立的時期,思想極易受到其它負面現象的影響和沖擊,本身就容易出現各種問題行為(轉引自:雷靂,2009),而在混亂的網絡環境下,更容易表現出一些過激、欺騙等網絡偏差行為(雷靂,李冬梅,2008)。青少年作為網絡使用的重要群體,他們的網絡道德表現和發展狀況不僅對自身的社會性發展和適應有重要作用,對網絡社會正常秩序的維持和道德建設也有很大的影響。從現實生活中的道德與偏差行為的關系看,研究表明個體的道德認知、情感和意向與偏差行為的發生有密切的關系。個體的道德越積極,越不可能出現偏差行為,反之,則越可能出現偏差行為。積極的網絡道德態度在網絡世界中體現在互聯網用戶對網上社會規則所蘊涵的道德規范或倡導精神的認可。有研究者認為,如果個體同意、認可這些規則和要求,并且愿意表現出符合道德規則的行為,那么他們出現偏差行為的機率就少了(李冬梅,2008)。從一項對于網絡偏差行為的調查研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青少年認為道德品質差是導致網絡偏差行為出現的重要原因(Li&Lei,2008)。但由于網絡偏差行為發生環境的特殊性,跟現實生活中的偏差行為與道德的關系有所不同。其他研究者也指出:雖然人們在網絡中會表現一些道德和規則,但是由于沒有了人與人直接的面對面的接觸,人們在網上的道德意識就會減弱,野蠻行為則會增多(Heim,1993;Dan&Alexander,1996)。例如,在現實生活中,盜版是違法的,但是一項調查(APewInternetandAmericanLifeProject,2003)顯示67%的用戶在下載盜版軟件時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的行為,并沒有考慮是否侵權的問題。DenegriKnott和Talor(2005)指出這種行為和現實的入室行竊在道德上是等價的,都應該受到譴責。然而,大多數的互聯網用戶并沒有把這種行為和入室行竊等同起來。因此,網上和現實生活中的道德、規范和文明可能存在差異,網絡環境中的道德與偏差行為之間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本研究即是要考察青少年網絡道德特點及其與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根據現實社會中道德與偏差行為的研究結果,我們假設青少年網絡道德認知、情感和意向能夠反向預測其網絡偏差行為表現。本研究選取了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河南南陽市、遼寧盤錦市以及山東濰坊市四個地區的六所中學初一到高二年級的學生,共1041人為被試。其中545名被試的數據用來做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其余被試數據被用于驗證性因素分析。用于本研究分析的樣本量為496人,其中男生235名,占被試總數的47.4%,女生261名,占被試總數的52.6%。各年級被試樣本量基本持平,年齡在11~1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15.15±1.94歲。所有被試均有上網經驗。其次,按照心理學界對于道德心理結構的認識,我們從網絡道德認知、網絡道德情感和網絡道德意向三個維度編制了《青少年網絡道德問卷》來考察青少年的網絡道德狀況。在本量表中,包含了網絡道德認知、網絡道德情感和網絡道德意向三個分量表,采用從1(完全不符合)到6(完全符合)等級評分。其中網絡道德情感部分包括了對道德行為的積極情感和對不道德行為的消極情感,得分越高表明對道德行為情感越積極,對不道德行為情感越消極。對該量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四個因子,累計貢獻率52.0%,各項目在相應因子中的負荷量為0.63~0.82之間,各個項目較好地反映了各因子所要測查的內容。整個量表同質信度系數為0.82,表明該量表具有良好的同質性。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個項目與模型擬合指數為:NFI=0.85,CFI=0.91,IFI=0.91,GFI=0.93,RMSEA=0.05。這表明該量表的理論構想得到了數據支持,可以作為測量網絡道德的工具。在本研究中,網絡道德認知(7個項目)、情感(包括4個消極情感和3個積極情感項目)和意向(3個項目)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2,0.73,0.61,0.79。整個網絡道德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81。最后,采用李冬梅(2008)博士論文中編制的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量表(ScaleforAdolescentInternetDeviance,SAID),該量表包含三個基本維度,共35個項目:其中網絡過激行為的項目20個,網絡色情行為項目9個,網絡欺騙行為5個。評分從1(從未如此)到5(一直如此)。三個維度中網絡過激行為又細分為四個維度,包括攻擊性項目6個,易怒項目5個,敵意項目5個,沖突項目4個。在本研究中,攻擊性、易怒、敵意、沖突分量表的α系數分別為:0.74、0.71、0.64和0.73,網絡過激行為、網絡色情行為、網絡欺騙行為和總量表的α系數分別為:0.88、0.86、0.67和0.90。2(性別)×4(年級)方差分析結果表明,性別和年級在網絡道德認知、對不良行為的消極情感和意向上存在交互作用(見圖1~圖3和表2),性別和年級在對不良行為的消極情感和網絡道德意向上的主效應也顯著。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分析發現,男女生的網絡道德認知、對不良行為的消極情感和意向在高二年級時有顯著差異(F認知(1,495)=6.39,p<0.05;F消極情感(1,495)=18.41,p<0.001;F意向(1,495)=37.22,p<0.001),男生得分均低于女生。而且,高二男生在這三個維度上的得分顯著低于其他年級(F認知(1,495)=2.94,p<0.05;F消極情感(1,495)=14.81,p<0.001;F意向(1,495)=15.30,p<0.001)。這表明男生在高二年級時的網絡道德認知、對不良行為的消極情感和道德意向有明顯下降,而且這三個方面的積極程度均低于女生。對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的描述統計分析表明,在五點計分量表中,網絡偏差行為(M±SD=1.45±0.39)各維度的平均數主要分布在1~2之間,這說明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的發生情況不是很嚴重。對網絡偏差行為各維度分數進行2(性別)×4(年級)多元方差分析。結果表明,性別和年級無交互作用,年級在網絡過激行為上主效應顯著,F(3,494)=8.32,p<0.001;性別在網絡過激和色情行為上主效應顯著,F過激(1,494)=27.82,p<0.001;F色情(1,494)=12.52,p<0.001(見圖4和圖5)。此外,網絡過激行為作為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的主要表現形式,本研究對其四個維度(包括攻擊性、敵意、沖突和易怒)得分情況進行了進一步統計分析。對網絡過激行為的四個維度得分進行2(性別)×4(年級)多元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和年級無交互作用,性別和年級在所有變量上主效應顯著(見圖6和圖7)。在攻擊性、敵意、沖突和易怒上男生的分數均高于女生,F攻擊性(1,494)=38.28,p<0.001;F敵意(1,494)=8.33,p<0.01;F沖突(1,494)=15.53,p<0.001;F易怒(1,494)=18.37,p<0.001。這說明男生的網絡過激行為明顯多于女生。進一步考察網絡過激行為四個維度的年級變化,通過ONEWAY中的Polynomial考察其線性發展趨勢,結果顯示:攻擊性、敵意、沖突和易怒在年級水平上的線性變化趨勢均顯著,F攻擊性(1,494)=15.17,p<0.001;F敵意(1,494)=16.99,p<0.001;F沖突(1,494)=7.54,p<0.01;F易怒(1,494)=10.35,p<0.01。結合線性趨勢檢驗結果和趨勢圖(圖6)可以做出判斷:青少年的網絡攻擊性、敵意、沖突和易怒水平隨年級增長而呈下降趨勢。事后檢驗結果顯示,高一學生在這四個水平上的得分均顯著低于初一和初二(p值均小于0.05)。以上結果表明,青少年的網絡過激行為水平隨著年級升高而減少,到了高中一年級形成質變,高中階段的網絡過激行為明顯少于初中階段。首先,從網絡過激行為的模型(圖8)可以看到,網絡道德認知和意向直接反向預測網絡過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