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控與大股東資金占用內部控制與外部審計的作用

一、本文的局限和建議內部控制在獨立外部審計中起著許多類似的作用。例如,二者都具有確保財務報告可靠性、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考慮到國內外已有諸多關于外部審計與代理成本的研究,而鮮有研究考察內部控制對代理成本的影響,且我國上市公司的主要代理問題是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代理成本問題(姜國華等,2006;周中勝和陳漢文,2006),故本文主要是研究內部控制質量對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代理沖突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探討的一個問題是:內部控制與外部審計在發揮降低代理成本作用時,是否存在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如果存在替代效應,則對于高質量的審計樣本,內部控制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應有所減弱;對于低質量的審計樣本,內部控制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應有所增加。反之,如果存在互補效應,則對于高(低)質量的審計樣本,內部控制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也就越強(弱)。本文關于內部控制質量對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代理成本影響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薩班斯法案(SOX)的第一句話是“遵守證券法律提高公司披露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以保護投資者及其他目的”。由此可見,SOX法案以及該法案與內控相關的302、404條款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保護投資者利益,保護投資者利益免受大股東侵占。此外,近年來,我國也出臺了各種關于內部控制的制度;我國實施內部控制制度的一個重要目的也是為了保護投資者利益②。本文的研究將有助于檢驗相關制度的實施效果,為控制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侵占等代理問題,切實保障投資者利益提供相關政策建議。此外,考慮到已有文獻主要是從審計與內控的視角,分別研究審計與內控對代理成本或投資者保護的影響。本文關于審計與內控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的研究,對現有文獻是一種擴展與補充。二、保護投資者利益由于投資者利益可能受到侵害,因此需要一系列制度來保障投資者得到合理回報、保護投資者利益免受侵占,這一系列的制度即公司治理(Shleifer和Vishny,1997)。導致投資者利益受到侵占的主要原因有兩個:即經理人與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Jensen和Mecking,1976),經理人可能利用信息優勢侵占股東利益;以及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LaPortaetal.,1998、2000),大股東可能利用手中的控制權侵占中小股東利益。根據Jensen和Mecking(1976)、LaPortaetal.(1998、2000)的研究,可以得出,盡管侵占股東或投資者利益的實施主體和具體的實施方式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其實質都是掌握公司剩余控制權的利益主體以行使剩余控制權的方式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呂長江和肖成民,2008)。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保護投資者利益、降低代理成本就是通過一系列公司外部與內部的制度安排來限制經理人和大股東對剩余控制權的濫用。財務會計信息作為資本市場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在抑制經理人和大股東對剩余控制權的濫用、抑制代理成本中具有重要作用①。由于信息不對稱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的潛在損失,要切實保護投資者利益,就是要解決兩個主要問題:信息問題和代理問題(Healy和Palepu,2001)。財務會計信息作為公司信息的主要來源,主要通過定價功能和治理功能發揮其在投資者保護中的作用(魏明海等,2007)。財務會計信息定價功能的基本目的在于緩解事前的信息不對稱,向投資者提供形成正確資產定價和投資決策的價位相關信息,減少由于錯誤的定價或投資決策帶來的損失;其治理功能的基本目的則在于緩解事后的信息不對稱程度,約束內部人的機會主義行為,限制經理人和大股東對剩余控制權的濫用,保護投資者獲取投資回報。然而,公司內部人在披露財務會計信息時,可能會操縱信息披露,可能會進行盈余管理,這必然會導致財務報告可靠性大打折扣。為了解決財務會計信息不被人相信的問題,就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來確保財務報告可靠性。獨立的外部審計是確保財務報告可靠性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財務會計信息不被人相信的問題。因此,高質量審計可以起到降低代理沖突、保護投資者利益的作用(Fan和Wong,2005)。確保財務報告可靠性的另一項重要制度安排是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可以通過兩種直接方式提高財務報告的可靠性:一種是減少經理人或職員隨機錯報的可能性,另一種是減少經理人機會主義會計選擇的可能性(魏明海等,2007)。內部控制的一個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或察覺財務報告錯誤發生或舞弊行為,故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可以起到提高盈余質量的作用(Ashbaugh-Skaifeetal.,2008;Doyleetal.,2007)。作為確保財務報告可靠性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內部控制制度可以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這是因為無論是經理人侵占股東利益的行為,還是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都不可能“堂而皇之”地進行。經理人或大股東為了給其利益侵占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通常需要隱瞞一些信息、或披露虛假信息,或者為其利益侵占行為提供“合理”的解釋。否則一方面中小股東必然會采用“以腳投票”的方式表示對上市公司的不滿,另一方面監管層也會對上市公司進行相應的處罰。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是實現權力制衡的基本措施(楊雄勝,2005),通過確保財務報告可靠性,內部控制減少經理人機會主義會計選擇的可能性,也就限制了經理人或大股東披露虛假信息、操縱會計信息的行為,約束、限制了經理人或大股東利益侵占行為。由此得出,假設1: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會顯著地降低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代理成本。進一步需要分析的一個問題是:外部審計與內控在發揮降低代理成本作用時,是否存在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根據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如果兩種產品聯合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例如汽車和汽油,這兩種產品即為互補品;如果兩種產品均可獨立發揮作用,且具有相同功能,例如茶葉與咖啡,這兩種產品即為替代品。如果將外部審計與內控分別理解為一種產品②,那么由于這兩種產品均可獨立發揮作用,且具有相同功能(降低代理成本)。由此可以得出,這二者之間應當具有一定的替代效應。基于代理理論,也不難得出二者之間應存在替代效應。代理理論認為,審計是一項減少利益沖突、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擔保機制(Jensen和Mecking,1976)。國內外許多研究(Abbottetal.,2000;曾穎和葉康濤,2005)均發現,代理成本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聘請高質量的外部審計師,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市場價值。這些文獻隱含的假設是,當公司內部機制無法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時,公司會尋求高質量外部審計,以降低代理成本。或者說,在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過程中,內部機制與外部審計之間存在一種替代效應。考慮到內部控制是降低保障公司財務報告可靠性,抑制代理成本,保護投資者利益的一種重要內部機制,由此得出,假設2:高質量內部控制與高質量外部審計在降低代理成本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三、數據與研究設計(一)企業信息共享本文數據包括以下幾個部分:其中關于內部控制評價指標和審計鑒證意見由中山大學和深圳市迪博企業風險管理技術有限公司聯合課題組提供,它們在參考國內外內部控制相關標準的基礎上,制定了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評價指標①。評價數據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報“公司治理”或“重要事項”一節或者單獨披露的“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中披露的信息。該評價指標由內部環境(包括19個指標)、風險評估(包括8個指標)、控制活動(包括12個指標)、信息與溝通(包括6個指標)、監督檢查(包括6個指標),以及會計師事務所是否出具評價報告,獨立董事和監事會是否發表意見等七部分指標組成。通過對上市公司2007年年報的查詢,一旦上市公司建立或從事了與某一指標相關的制度或行為,即賦予1分,最后對分值進行加總,即可得該評價指標。課題組選擇了滬、深交易所的1497家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在此基礎上,本文刪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刪除了主要變量缺失的公司,剩余1466家公司為本文研究樣本。其余數據來自色諾芬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二)控制變量的選擇本文通過構建以下模型,來檢驗假設1,如果β1顯著為負,則假設1通過。模型(1)有關變量定義見表1。其中,AC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代理成本。考慮到在我國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現象較為普遍,大股東隧道行為的一種重要表現就在于占用上市公司資金(李增泉等,2005)。因此,本文以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作為衡量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利益所引發的代理成本。AC包括兩個反映大股東資金占用的指標,即Tunnell和Tunnel2。姜國華和岳衡(2005)發現,大股東占款是會計科目其他應收款的主要組成,因此本文以Tunnell(其他應收款/總資產)作為衡量大股東占款的指標,反映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占是合適的。此外,為了提高文章穩健性,本文還以Tunnel2反映的是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占程度,這是因為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占款還可能來自預付賬款與應收賬款(李增泉等,2005)。IC為解釋變量,IC包括IC1和IC2兩個指標。IC1是內部控制評價指標;IC2為虛擬變量,公司披露了審計鑒證意見則取1,否則取0。IC1指標越大,或IC2取1,反映了公司較為充分地披露了關于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的信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具有較高的內部控制質量。這是因為:(1)由于我國針對內部控制的制度尚不完善,有關制度也并未明確規定上市公司不披露或少披露內控信息所需要承擔的責任。當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較高時,上市公司自然愿意披露更多更充分的內控信息,以向市場傳遞利好信息;反之,當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較低時,考慮到披露虛假信息以及謊稱公司內控制度完善會承擔一定的風險,選擇不披露或少披露應當是上市公司的最優選擇。(2)從審計鑒證報告來看,對于我國上市公司而言,審計鑒證報告的披露屬于自愿披露(林斌和饒靜,2009)。在審計鑒證報告的披露過程中,存在明顯的“報喜不報憂”的披露管理行為,凡是公司董事會承認內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均未披露審計鑒證意見;凡是披露審計鑒證意見的公司,其審計鑒證均認可了董事會的自我評價報告。這些都表明,內部控制質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披露審計鑒證報告(林斌和饒靜,2009)。而IC1和IC2之間相關系數很高,其pearson相關系數為0.548,spearman相關系數為0.477,均通過了0.01的顯著性水平。IC1和IC2之間的關系,從數據進一步驗證了二者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內部控制質量。(3)如果公司內部人具有很強的動機侵占投資者利益,一個不健全的內控系統將有助于內部人隱瞞其利益侵占行為,公司內部人也有動機不披露關于內控的信息,因為一旦披露內控不健全的信息,管理層將有義務去完善內控系統,這顯然會對內部人利益侵占行為產生不利的影響。所以不健全的內控系統往往與不充分的披露存在必然的聯系。本文根據以下原則選擇控制變量:(1)如果某些變量可能會對投資者保護產生影響,且這些變量也會影響公司內部控制,即將這些變量作為控制變量。(2)如果一些變量可能會對投資者保護產生影響,但這些變量不會影響公司內部控制,則不作為控制變量。此時,將這些變量作為模型殘差,不會影響兩個模型中β1估計的無偏性(或不一致性)。Doyleetal.(2007)研究發現,公司規模、成立時間、財務狀況、盈余管理、業務的復雜程度、成長性等因素對公司內部控制產生了顯著的影響;Krishnan(2005)則發現,審計委員會效率、公司治理結構也是影響內部控制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選擇Size(反映公司規模),Lever(反映財務狀況),Loss、Delist和Delight(反映財務狀況和盈余管理),Grow(反映成長性和業務的復雜程度),AuditC(反映審計委員會),State、NO1、NO1S和NO2(反映公司治理)作為控制變量;本文未引入反映成立時間的變量,主要是沒有相關研究認為這些因素會影響投資者保護。考慮到《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的有關規定有所不同,且實施的時間也不同,本文還控制了市場因素,即SZ。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從表2來看,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都有待進一步加強。例如,IC1均值為10.94,這反映了在關于內部控制的50多個指標中,上市公司平均僅執行了約五分之一;又如,IC2均值為0.151,這反映了僅有不到16%的上市公司披露了審計鑒證意見,絕大部分上市公司不愿意披露審計鑒證意見。統計中,我們還發現,在披露審計鑒證意見時,存在著明顯的“報喜不報憂”的披露管理行為。這體現在:凡是公司董事會承認內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均未披露審計鑒證意見;凡是披露審計鑒證意見的公司,其審計鑒證均認可了董事會的自我評價報告。本文采用對模型(1)的分組檢驗,來檢驗假設2。如果對于審計質量較高的一組,即審計事務所為國際四大的一組,內部控制抑制代理成本的作用不如審計質量較低的一組,則假設2可以得到驗證。水平。對于被解釋變量為Tunnel1的回歸,根據被解釋變量剔除了0-1%和99—100%之間的極端值樣本。四、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對投資者利益侵占效應的影響表3給出了模型1的回歸結果,包括整體樣本和刪除非標準審計意見后的樣本①的回歸結果。從表3來看,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越充分,內部控制質量越高,越能抑制大股東資金占用。這表現為,無論是整體樣本,還是刪除非標準審計意見后的樣本,IC1和IC2回歸系數均為負;除被解釋變量為Tunnel1的回歸,IC1系數并未通過0.1的顯著性水平之外,其余IC1和IC2回歸系數均通過了0.1的顯著性水平。在被解釋變量為Tunnel1的回歸,對于整體樣本和刪除非標后的樣本,IC1回歸系數也基本接近0.1的顯著性水平(經過White異方差穩健性修正后的P值分別為0.112和0.111)。故假設1基本得到驗證。這說明作為確保財務報告可靠性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內部控制制度可以起到保護投資者利益的作用。從理論上來看,大股東資金占用或大股東其他侵占中小股東利益行為,都不可能“堂而皇之”地進行。經理人或大股東為了給其利益侵占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通常需要隱瞞一些信息、披露虛假信息,或者為其利益侵占行為提供“合理”的解釋。否則一方面中小股東必然會采用“以腳投票”的方式表示對上市公司的不滿,另一方面監管層也會對上市公司進行相應的處罰。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通過確保財務報告可靠性,限制了經理人或大股東披露虛假信息、操縱會計信息的行為,也就約束、限制了大股東資金占用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代理成本。表4給出了模型(1)的分組回歸結果。對于Big4=1的樣本,可以發現,IC1和IC2回歸系數均不顯著。這說明,在審計質量較高的樣本中,內部控制質量或更充分的內控信息披露并未起到抑制代理成本的作用。在對于被解釋變量為AC1的回歸中,IC1的回歸系數為正,與預期相反,這同樣可以說明,在審計質量較高的樣本中,內部控制質量或更充分的內控信息披露并未起到抑制代理成本的作用。對于Big4=0的樣本,可以發現,IC1和IC2回歸系數基本上顯著負相關(除了在被解釋變量為Tunnel2的回歸中,IC1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外,其余回歸中,IC1和IC2回歸系數均通過了至少為0.1的顯著性水平)。這說明,在審計質量較低的樣本中,內部控制質量或更充分的內控信息披露起到抑制代理成本的作用。假設2得到了驗證。本文采取以下幾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假設1和假設2的檢驗結論均未發生改變。(1)增加行業等控制變量。(2)考慮到也有可能是大股東掏空等因素影響了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的完善,即模型(1)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TSLS回歸解決內生性問題,即以IC1和IC2的行業中位數分別作為IC1和IC2的工具變量。考慮到行業因素可能是影響IC,和IC2的一個重要因素,而Tunnel1、Tunnel2等指標從理論上不會對IC1和IC2的行業中位數產生影響,該工具變量的選擇應當沒有問題。(3)需要指出的是,國內一些研究(劉峰和周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