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漢到明清時期廣東海上貿易的回顧

廣東位于南海。海岸線蜿蜒曲折，有許多峽谷灣港。憑借便利的水陸交通、先進的造船技術、豐饒的物產資源和發達的手工業,廣東自漢代以來就是中外海上貿易的樞紐,東西文明交匯的中心,中國走向世界的門戶。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眾多優良的河口港灣資源為廣東海上貿易的發祥和發展提供了天然的良好條件,早在秦漢時廣東就已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從秦漢的番禺港、徐聞港,到唐宋的廣州港、扶胥港,再到明清的黃埔港,它們見證著廣東二千多年海上貿易的輝煌歷史。木船—番禺港番禺是秦漢南海郡的郡治,是南越國的國都,是秦漢之際乃至先秦時期嶺南地區的大都會,是海內外商品輻輳的貿易中心。《漢書·地理志》云:“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蕃禺”漆盒(封二:1),秦,長28.3、寬12.3厘米,1953年廣州西村石頭崗秦墓出土,漆盒面上的“蕃禺”二字,是目前考古實物中所見廣州最早的名稱,也是嶺南開始實行郡縣制的物證。秦代廣州造船工廠遺址(圖一),1974年發現于廣州中山四路,其中一號船臺滑板長達88米以上,中寬1.8米,據推斷,可建造載重25～30噸的木船。這表明當時廣州造船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印度結論圖7徐聞港和合浦港都是兩漢王朝開辟南海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之一,《漢書·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約一年時間可抵達黃支國(今印度),我方“赍黃金雜繒而往”,對方“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琉璃碗(圖二),西漢,口徑10.6厘米,1954年廣州橫枝崗出土。紫蘭色,半透明,平底。據同位素X射線熒光分析,屬鈉鈣玻璃,是地中海南岸古羅馬的玻璃制品。瑪瑙琉璃珠飾(圖三),東漢,長42厘米,廣東徐聞出土,是海路貿易的舶來品。海上貿易管理體制自南越國時期以來,番禺作為對外貿易的港口,其地位日益提高。三國孫吳政權黃武五年(226),作為州一級行政建置,廣州正式命名,自此拉開了以廣州為港口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序幕。唐代廣州首設市舶使和市舶使院,這標志著中國海上對外貿易管理體制的開始。唐代廣州通海夷道,開辟了自廣州出發,沿傳統南海海路穿越南海、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波斯灣,再出霍爾木茲海峽,進入阿曼灣和東非海岸,途經九十余個國家和地區,是8～9世紀世界最長的遠洋航線,廣州由此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大港。1980年11月23日,由阿曼蘇丹國王卡布斯蘇丹倡議和資助的“蘇哈爾”號仿唐木帆船(圖四),從阿曼首都馬斯喀特出發,沿唐代大食國至廣州的航線,歷時216天,航程6000英里,1981年7月2日順抵珠江口并進入洲頭咀碼頭,再次證明唐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南海神廣利王廟碑扶胥港,位于今廣州市黃埔區廟頭村,是唐宋時期廣東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南海神廟是扶胥港的標志和象征,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祭海場所,也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四海神廟之一,是融海上交通與祀海風俗于一體的古廟,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人”。南海神廣利王廟碑(圖五),唐,高2.47、寬1.13米。韓愈撰文,陳諫書,碑文記載了唐天寶十年唐玄宗封南海神祝融為廣利王等事。文內有“海事”一詞,據考證該詞最早出現于此。港內港港—黃埔港17～19世紀,廣東海上絲綢之路進入空前鼎盛期,廣州成為通往歐洲、美洲、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和大洋洲的國際性大港。黃埔港位于今廣州市海珠區黃埔村,是明清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是清代廣州一口通商時清政府指定的外國商船碇泊之所。黃埔風光圖(圖六),約1810年,縱45、橫64厘米,油彩布本,描繪了從長洲島遠眺黃埔港的全景圖,海港內碇泊著英國、美國、荷蘭等國家的商船十一艘。清政府規定所有遠洋貨物的交易與裝卸,一律在黃埔港進行,然后再通過水上駁運至十三行。故畫面中除外國商船外,還有大大小小的中式貨船與小艇穿梭其中。瑞典東印度公司“哥德堡號”商船,曾三次從瑞典首都哥德堡港出發遠航至廣州,停泊于黃埔港,1745年在返航途中不幸觸礁沉沒。2006年,瑞典古斯塔夫國王親自監造的“哥德堡Ⅲ號”仿古木帆船(圖七)沿著當年古老的航線航行至廣州黃埔古港,見證了260年中瑞兩國商貿文化交流的友好歷程。二、海上交通貿易廣東在秦漢時代已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唐宋時期,朝廷倡導“江海求利,以資國用”,積極發展海上交通貿易,廣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起點。全國各地的絲綢、陶瓷、茶葉、工藝品齊聚廣東,遠銷海外。油茶餅和彩充印書絲織品是中國傳統出口商品,備受海外推崇,曾一度在古羅馬帝國與黃金等價。秦漢時期珠江三角洲已有成片桑園,唐宋時期生產規模逐漸擴大,明清時期桑基魚塘生產模式形成。廣東織造的粵緞、廣紗、黎錦,“皆為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銅印染工具(圖八),西漢,一套大小兩件,南越王墓出土,這套印花凸版是世界上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織物印花工具。大紅蝴蝶花廣緞(封三:1),清,長1660、寬75厘米。廣州彩緞是明清時期廣州大量出口的絲織品,有“五絲八緞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的美譽。清象牙白纏枝牡丹紋絲繡披肩(封三:2),長190厘米,方形,通體以象牙白絲線繡以纏枝紋,邊飾以流蘇,主體圖案為四朵怒放的牡丹花對稱地分布于披肩四角處,繡工精細,紋飾精美。據記載,18世紀中后期,中國外銷披肩風靡歐美,色彩以白色和艷色為主,每年的進口量高達八萬多條,其中法國就占據了四分之一的份額。龍泉窯或德窯青釉唐宋時期,陶瓷制品深受海外市場青睞,廣東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外銷瓷生產及出口基地。中國陶瓷產品源源不斷地經海路銷往亞非歐各地,“海上絲綢之路”又被譽為“海上陶瓷之路”。“南海Ⅰ號”是一艘中國宋代木質商貿沉船。二十多年來,經過多次調查與發掘,沉船出水了7000多件精美瓷器以及金銀器、漆木器等文物,為中國陶瓷史、海上貿易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出水文物以瓷器為主,包括福建德化、磁灶、清義,浙江龍泉以及江西景德鎮等宋代著名窯口的瓷器,景德鎮青白釉刻花出筋菊瓣斗笠碗(圖九),宋,高5.1、口徑12.3、底徑3.8厘米;龍泉窯青釉刻花菊瓣式盤(圖一○),宋,高4.5、口徑18.5、底徑5.8厘米;德化窯青白釉印花六棱式執壺(圖一一),南宋,高24厘米,它們既有中國傳統風格的造型,又是充滿“洋味”的外銷產品。“南澳Ⅰ號”是目前中國已發現的唯一一艘明代晚期商貿沉船,已出水文物4500多件,以福建漳州平和窯青花外銷瓷為主。出水器物多為大盤、碗、罐等,胎色灰白,青花呈色藍灰,器物紋飾有纏枝花卉(圖一二)、仕女人物(圖一三),也有“福”“壽”(圖一四)等吉祥文字,這批出水瓷器與1992～1994年在菲律賓海域打撈的一艘明代西班牙“圣迭戈號”戰艦上所載的漳州窯的青花瓷,無論在胎質、釉色還是器形及工藝等方面都十分近似。廣彩是廣州織金彩瓷的簡稱,是廣州工匠將景德鎮的白瓷按照西方人的審美習慣加彩烘燒而成,主要用于外銷。廣彩既有中國傳統彩繪藝術風格,又吸收了歐美的藝術精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晶。16～18世紀歐美貴族及上層人士都以擁有裝飾徽章圖案的中國餐具作為榮耀與權威的象征。徽章瓷可分為家族徽章、名人徽章、省城徽章、公司徽章、軍隊徽章等,它們多裝飾于器物的顯要部位。據記載18世紀中國銷往歐洲市場的徽章瓷約60萬件,約300個歐洲家族到中國訂制過徽章瓷。廣彩菱形徽章紋蓋盒(圖一五),高7.5、徑55厘米,周身以清秀淡雅的歐式折枝花卉紋為裝飾,子母口,橢圓紐,器蓋中下方繪“HUSNM”銘盾形徽章紋。該徽章頭冠飾一艘三桅遠洋帆船,主體盾牌由紅、綠、黃、藍、白五種顏色組成,上半部飾十字形,下半部飾船錨,由兩只手握權杖的雄獅做護衛,底部綬帶銘詞為“HUSNM”。其中“H”是訂購者名字的縮寫,“US”是訂購者的國籍,“NM”是保險的一種類別,故可推斷該器物是美國勞艾德商團在廣州訂燒的一件瓷器。河南茶茶17世紀,歐洲經歷了一場“飲料的革命”,咖啡、可可、中國茶成為風靡上流社會的奢侈消費品。1610年,荷蘭商人首次向歐洲運銷中國茶葉。此后,茶葉逐漸取代了絲綢的地位,成為中西貿易的主要貨品。“河南茶”銅版畫(圖一六),清,縱27、橫20厘米。清代廣州河南有33條村,多栽花種茶,所產茶葉稱“河南茶”。據1840年廣州出口茶葉統計表(圖一七)顯示,僅1840年7月至1841年6月,廣州口岸共出口茶葉高達5500多萬磅。廣州地方文化與中英商貿文化旅游相結合清乾隆二十二年,“一口通商”御旨的頒布,廣州十三行成為清政府特許的唯一經營管理海路貿易的商行。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政策,廣州壟斷中國海路貿易近一個世紀,廣州成為清朝全盛時期中西貿易的中心,中國外銷藝術品的生產基地與中轉基地。外銷畫產生并興盛于18、19世紀廣州十三行(今文化公園)一帶,是廣州畫師采用西方的繪畫技法與風格,繪制東方風情的圖畫,銷售給來華的洋人,以迎合西方社會盛行的“中國趣味”的審美熱潮。廣州港全景圖(圖一八),煜呱繪,油彩布本,約1845年,長200、寬88厘米,描繪了從沙面、十三行商館區、海珠炮臺直至大沙頭附近的東水炮臺一帶,珠江北岸的廣闊風景。煜呱(Youqua),活躍于1840～1870年,廣州著名外銷畫大師,在廣州及香港都設有畫店,店號“怡興”,其廣州畫廊的地址位于十三行靖遠街34號。該畫尺幅巨大,構圖細致、風格統一,精確寫實地記錄了攝影術發明以前,珠江河面帆檣如林,廣州商貿盛極一時的繁華景象,堪稱清代廣州的手繪照片,珠江版的“清明上河圖”。中國壁紙是18、19世紀外銷商品中的一種時髦飾品,以花鳥、風景、生產、生活等題材為主,一般成套制成,形成一系列連續的景象,可以貼滿整個房間。清乾隆廣州手繪農耕商貿圖外銷壁紙(圖一九),一套12幅,每幅縱約292.1、橫約72.4～146厘米不等。該壁紙來自于英國英格蘭東北部約克郡的一座一級歷史保護建筑——夏活莊園。它始建于18世紀中葉,由夏活伯爵艾文·拉斯切利斯投資興建。拉斯切利斯家族是18世紀英國最富有的貴族家庭之一,其父在1742～1746年間曾任東印度公司總裁,其弟亨利·拉斯切利斯是東印度公司“約克號”商船的船長,曾在1741～1748年間三次乘“約克號”到訪廣州。這套壁紙是亨利到訪廣州時定購的其中一件物品。畫面雖每幅題材各有不同,但相連起來整個房間可以組成一組完整的水鄉稻作、茶葉貿易的廣州風土人情寫實畫面,是當時外銷壁紙中的佳作。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套壁紙的購買者及其當時所從事的商貿活動均有確切的文獻記載,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是中英商貿文化交流的重要歷史見證。外銷銀器的生產制作在清代的廣州盛極一時,外銷銀器的店鋪主要集中在十三行商館區的同文街、靖遠街及河南花地一帶。有文獻可考證的銀器店鋪有:吉星(CUT),同文街8號;其昌(KHC),同文街與河南會所街;利昇(LC),河南會所街;寶盈(PaoYing),同文街;黃盛(WS),靖遠街15號;新城(S.S),同文街等。由于廣州工匠生產的銀器工藝精湛、效率非凡、價格低廉,深得有使用和收藏銀器傳統的西方人的喜好,他們往往通過行商或自行向銀器鋪訂購銀器。此款喬治亞式銀糖盅(封二:2),新城制,約1820年,90成色,高13厘米,底陰刻“SS90”款。新城(Sunshing),活躍于1790～1830年,廣州知名銀匠。此糖盅由內外膽及蓋三部分組成,內膽鎏金,光素無紋,外膽口沿處陰刻回字紋一周,器身兩側巧妙焊接弦紋式手柄一對,器蓋與器身結合緊密,線條流暢,顯示出高超的鍛造技藝。18、19世紀,廣州外銷扇風靡歐美,身著華麗晚禮服的宮廷貴婦都競相以手執一柄小巧精致、極具東方情趣的扇子為時尚。這些專供外銷的扇子與中國傳統扇有著明顯區別,它們色彩艷麗,紋飾華美,材質多樣。據記載,1822年廣州十三行一帶有5000余家專營外銷商品的店鋪,約25萬匠人專門從事外銷工藝品的生產和制作,涉及漆器、銀器、瓷器、紡織、繪畫、雕刻等各個行業,同時所有這些工匠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制扇業的行列,因此廣州外銷扇是一種集合多種精細工藝于一體的精美工藝品。此款彩繪庭園人物故事紋折扇(封三:3),縱27、橫51厘米,扇柄由象牙、玳瑁、檀木三種材質精雕細刻而成,扇面紙本水粉,色彩濃郁艷麗,以中國傳統吉祥紋樣為邊飾,以庭園人物故事為主題圖案,畫面中出現的人物有五十人之多,人物面部為象牙貼繪,衣著為織錦剪貼。此種風格的扇子又名官扇,俗稱百頭扇,是19世紀中后期盛行的外銷扇風格。廣州牙雕歷史悠久,技藝精湛,尤其是清代“廣州貿易”體制確立后,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象牙貿易和牙雕制作中心。英王喬治三世特使馬戛爾尼的秘書巴洛在《旅行在中國》中寫道:“看來似乎最優美、最完美無瑕的頂峰,就是廣州的象牙雕刻。”象牙鏤空雕提盒(封三:4),高38.5厘米,由蓋、二層籃筐、底座和提梁組成,囊括鏤空、透雕、浮雕、深雕、拼接組合等多種技法。盒蓋狀如清代官帽,中心有紐,圓雕成石榴形狀。以蓋頂為中心,分出八道花框,用于拼接各塊鏤空錦地紋牙片。所有邊框均飾以卷草花卉和乳釘紋,底座各面鏤雕西式卷草番連紋。提梁處深雕工藝更為精彩,花果樹木,群仙賀壽,形體雖小,但靈動傳神。整個提盒雕刻刀法純熟精煉,柔暢明快,以刻紋如絲,微如毫發的刀鋒見其精湛工藝。中國是漆器的故鄉,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就已經出現了漆器。18世紀,中國外銷到歐洲的家具以漆木家具為主,它們多采用黑漆描金的裝飾手法,式樣大到廚柜、桌椅、屏風,小到扇子、針線盒、工具箱等無所不包。多數家具的木胎,事先由訂購地做好,再不遠萬里船運至廣州,廣州漆匠髹漆彩繪后再返運回訂購地。這些漆木家具裝飾華麗,富貴高雅,深受歐洲市場歡迎,并對歐洲的裝飾藝術產生深遠影響。這件黑漆描金人物故事籌碼蓋盒(封二:3),長37、寬31、高13.3厘米,八角長方形,漆繪木質,黑漆地描金,足飾三爪龍足,蓋盒邊飾以云龍紋、花草紋,開光內繪庭園人物故事紋,盒內又有9個小蓋盒,分別裝有漆小盤、貝雕籌碼、象牙雙色色子盒,紋飾華麗、繁縟、精巧。三、佛教中心的廣州,海上交通不僅開創了繁榮的貿易交往之路,也開辟了輝煌的文化交流之路。廣東作為中國對外交流的窗口與通道,其文化呈現出多元化、國際化的特點。自漢代開辟海上絲綢之路以來,廣州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地位日益提高,唐宋時期已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大港,世界知名的國際大都會。各種奇異番貨涌入的同時,廣州還以開闊的胸襟容納域外宗教和文化,推動世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嶺南是佛教傳入中國的一個重要入口和通道,魏晉南北朝時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的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就是佛教經海上絲綢之路傳入廣州的傳播。至隋唐時期達到最高峰,傳教的僧人由海道從印度等地到廣州的有70多人。梁武帝普通八年(527),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