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2002年11月1日至4日，朱镕基舉行了第六次東盟領導人會議和中國國家元首協會，以及關于總理頭銜的首次儀式。會議期間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農業部和東盟秘書處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向柬埔寨、老撾、緬甸提供特殊優惠關稅待遇的換文》、《中國和老撾政府關于建設昆曼公路老撾境內部分路段項目的協議書》、《大湄公河次區域便利貨物及人員跨境運輸協定》、《大湄公河次區域政府間電力貿易協議》、《中國與東盟關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此次會議推動中國一東盟關系實現了“三個啟動”,即:(1)正式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推動全面經濟合作;(2)啟動大湄公河流域全面開發合作,促進東盟一體化進程;(3)啟動中國與東盟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可以說,進入新的世紀,中國與東盟關系已形成政治互信與經濟融合良性互動的積極態勢,歷經10年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一、建立中國—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機遇與挑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主要趨勢,通過建立各種優惠的經貿安排,尋求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已經成為世界上多數國家一項重要的政策選擇。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為加強雙邊睦鄰友好合作做出的重大戰略選擇。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以來世界經濟的下滑局面,更凸顯了中國和東盟進一步加強經濟聯系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對于雙方實現優勢互補、聯合自強、拓展空間,共同抵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增強亞洲國家在國際經貿事務中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形成完整的區域經濟目前,東盟已成為我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我國已經成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將形成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近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2萬億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覆蓋接近全球30%的人口,擁有世界約40%的外匯儲備,國內生產總值和對外商品貿易額分別占世界總額的10%左右,將為雙方經濟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2.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將進一步加強中國與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的研究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關稅減讓和非關稅壁壘的消除所產生的貿易創造效果,將使區域內貿易大大增加,區內貿易總額將接近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水平,各成員的區內貿易比重將從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30%以上,區內外資比重也將有顯著提高。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將增加106億美元,增幅為55.1%;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將增加130億美元,增幅為48%。隨著經貿規模的擴大,自由貿易區內部的經貿結構及產業地理分布新格局逐步形成,傳統的垂直型國際分工將轉變為混合型分工,最后演變為水平型分工,實現優勢互補。3.建設中國—有利于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增強國際競爭力,達到雙贏局面。根據東盟秘書處利用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計算的結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對東盟來說,出口總量將增長0.95%,其中大米、蔗糖、紡織品出口分別增長24.7%、23.1%和9.6%,投資增長0.83%;消費增長0.46%,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55%,社會福利增長29.86億美元;就中國而言,對東盟出口總量將增長2.37%,對美、歐、日等區外國家的出口也會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而增長約0.4%。由于從東盟進口初級農產品價格降低,將增強中國此類加工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中國國內商品價格也因此降低0.17%,國內消費增長0.4%,投資增長0.74%,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6%,社會福利增加17.87億美元。可見,中國和東盟之間有巨大的發展潛能和合作空間,通過合作將會增強雙方的總體競爭力和經濟實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前景廣闊,但其建設過程中也面臨著巨大挑戰。東亞地區國家間的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巨大梯度差異性,文化、宗教和體制的多元化特征十分突出,區域合作發展中表現出明顯的非制度化及靈活性,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東南亞各國內部政局的動蕩性,東盟自由貿易區自身建設和東盟內部的協調一致問題,加上歷史上留下來的恩怨和現實的分割,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確面臨許多困難。東亞沒有地區合作的歷史經驗,區域合作的理念和認知都很弱,對于合作的目標很難在短期內達成共識。總之,建立自由貿易區涉及面廣,技術難度大,利益的平衡和自由化時間表的安排都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因此,在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過程中,比較現實的選擇是:承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多重性、多樣性的現狀,承認各自不同的利益,努力尋求有效的載體和突破口,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從小規模做起。二、擴大次區域合作,為擴大合作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和基礎“大湄公河次區域”指瀾滄江—湄公河流經的包括中國云南省和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的地域范圍,流域面積81萬平方公里,次區域總面積233.19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2.46億。(一)次區域合作10年的探索與發展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奠定了一定基礎早在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聯合國就試圖對大湄公河流域合作進行協調,以促進聯合開發。但由于印支國家戰亂頻繁,東南亞國家經濟總體水平不高,資金匱乏,導致合作基本停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際政治多極化、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再度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從1992年至今,次區域經濟合作已歷經10年的歷程,中國積極參與了亞洲開發銀行倡導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東盟倡導的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并成為湄公河委員會的對話國。在次區域合作中,云南省憑借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以代表方身份成為中國參與合作的主體和前沿。1.次區域多種形式的合作與開發加大了我國面向中南半島、東南亞國家開放的力度,通過經濟上的相互連接、依賴形成了越來越強的地區共同利益,形成了推動與次區域國家及延伸至整個東盟加強合作的內在基礎。2.次區域合作啟動并推進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10年來,亞行為次區域國家基礎設施提供貸款共7.75億美元,中國爭取到4億美元。各種合作機制推進了中國云南通往老撾、泰國的昆曼公路、通往緬甸的昆明——曼德勒發展走廊中的昆明——瑞麗公路、景洪電站、大朝山輸變電工程等項目。東盟的“泛亞鐵路”計劃將把中國西南、越南、老撾、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連接起來,形成重要的南北經濟走廊。中國政府援助500萬美元的瀾滄江—湄公河航道疏浚工程即將完工,這一國際“黃金水道”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亞行等各方提供的技術援助項目使云南在環境保護、旅游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方面醞釀出一些新的重大項目,為持續合作創造了條件。3.次區域合作通過高官會和部長級會、技術援助、課題協作等一系列的行動,促使合作各方在許多重大項目、經濟貿易運行規則等領域達成了一致,使合作不斷向廣度和深度推進。“大湄公河次區域便利跨境客貨運輸協定”、“次區域電力貿易協議”等的實行,將使一系列有礙次區域經貿合作的政策和制度障礙取得突破,為我國與次區域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貿易投資創造了更為優越的環境和有利條件。4.次區域合作造就了一批投身于合作事業和擴大對外開放的人才。1992年以來,僅云南省每年都派出人員參加亞行、東盟以及其它國際組織等舉辦的會議、研討、培訓、交流等,累計超過300人次。目前在重點合作領域都有專門官員負責次區域合作事務,有職業專家學者研究次區域合作的有關問題。上述合作成果表明,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加深了我國與次區域國家的經貿關系,推進了一系列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為消除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性障礙作了有益的嘗試,進行了必要的人才準備,為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的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二)次區域合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戰略定位大湄公河是次區域國家相互依存的天然條件,次區域是連接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地區的陸路橋梁和紐帶,地理位置十分顯要。從政治上看,從20世紀90年代末起,中國和次區域國家確立了“建設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的目標;從經濟上看,該區域正是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和“走出去”戰略的重疊區,被視為“未開發的處女地”和“東亞地區最后的一塊大市場”;從安全上看,經營好這樣一塊山水相連、經濟合作日益緊密,能夠實現多贏目標的地區,有利于穩定周邊。特別是云南省開展的禁毒和對境外罌粟替代種植的合作,具有地域的特殊性,國家也給予了特殊的政策支持,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和合作對象國的認同,為拓展與東盟國家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開辟了道路。總之,積極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是落實我國“以鄰為伴、以鄰為善”外交方針的具體措施,符合優化周邊環境的國家利益。(三)符合次區域國家的戰略選擇,有利于增信釋疑和促進東盟內部的一體化進程大湄公河次區域五國——泰、越、老、柬、緬五個成員,除泰國是東盟老成員以外,其他四個國家都是東盟新成員,也是該組織的欠發達成員。為達到東盟組織成員的共同繁榮,新、馬、泰等發達老成員許諾采取行動縮小東盟內部的貧富差距,而新成員也將縮小和接近與老成員的經濟發展水平作為目標。大湄公河流域的開發正是實現此目標的措施之一。2002年,柬埔寨首相洪森利用本國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的身份,建議在召開東亞領導人會議的同時召開首次大湄公河次區域領導人會議,獲得各方一致贊同。這表明次區域國家具有以下戰略考慮和共識:第一,確立GMS機制為主流開發機制,并以三年召開一次領導人會議的形式將其固定化、主流化、明確化;第二,亞行既是主要的投資方,又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協調人;第三,只有與政治穩定、經濟騰飛、以鄰為伴的中國捆在一起,才能實現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該舉措是東盟欠發達國家謀求發展,與中國經濟接軌的主動戰略選擇。洪森首相把本次峰會的主題定為“通過區域一體化實現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增長、公平和繁榮”,清楚地表達了次區域各國以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為主要載體,加快欠發達次區域國家的經濟發展,縮小東盟內部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進而為整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順利建設創造條件的強烈愿望和信心。(四)次區域合作的幾大主要機制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起到了重要的促進和催化作用自90年代初,亞洲開發銀行倡導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以來,日本、歐美、東盟及其它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也先后介入該地區,形成了幾個較有影響的合作機制。這些合作機制推動了一批重大合作項目的實施,改善了合作的基礎條件,還通過部長級會和高官會、技術援助、共同研究、統一程序和標準等一系列的行動,就許多重大的項目、經濟貿易運行的規則和軟環境建設等達成了一致,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提供了機制化的樣板和一些法制化的基礎。1.亞洲開發銀行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亞行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項目自1992年起開始實施,提出交通、能源、電訊、環境、旅游、人力資源開發、貿易與投資和農業(農業是2002年新增加的重點合作領域)等8個重點合作領域。經過初期規劃、項目選擇,現已進入項目實施階段。該合作機制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部長級會議,其二是司局級高官會議和各領域的論壇和工作組會議。第十二次GMS部長級會議將于2003年9月日在云南舉行。亞行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是湄公河開發合作國際機制中目前最具實質意義的。自1992年迄今,亞行為湄公河流域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累計提供貸款7.75億美元,幫助融資2.3億美元,已經在道路和能源領域完成了9個項目。還向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項目提供了32個、累計2500萬美元的技術援助。此外,還利用自身的影響和擔保作用,呼吁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私人投資者為這些備選項目提供融資。GMS合作的機制化為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開辟了有效的途徑。該機制推動各國從共同確認的優先合作領域和項目入手,建設相互連接的基礎設施,為重點的合作項目融資,協調項目的建設。實踐證明,以項目為啟動,以機制化為保證,以雙贏為目標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為打消東盟一些國家對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顧慮提供了明證。2.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AMBDC)1996年舉行了第一屆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部長級會議,正式啟動了東盟倡導的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機制,每年召開部長級會議和高官會。其目的是將東盟與湄公河流域地區經濟聯系起來,以老東盟成員的經濟實力為基礎,帶動新東盟成員的經濟發展,形成擴大的經濟增長圈。確定了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貿易、農業、礦產資源開發、工業及中小企業發展、旅游、人力資源開發和科學技術等八大合作領域。其中第一優先項目從新加坡連接到昆明的“泛亞鐵路”已成為中國與東盟“10+l”合作的“旗艦項目”。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機制雖起步較晚,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工作又有間斷,但各成員國的參與級別高、政治影響大,因此從一開始就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從某種角度看,這一合作機制顯現出中國與東盟(10+1)合作的雛形,在催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國從AMBDC發起之初就是核心成員國,而且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AMBDC的第五屆部長會議就將于2003年7~8月間在云南舉行。3.湄公河委員會(MRC)新湄公河委員會是在1957年成立的湄公河下游調查協調委員會的基礎上產生的。湄公河下游泰、老、柬、越四國于1995年在泰國清萊簽署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續發展合作協定》,強調根據可持續發展思想,對整個湄公河的水和相關資源以及全流域的綜合開發制定計劃并實施管理。MRC自成立之日起,就邀請上游的中國和緬甸加入該組織,并于1996年開始與上述兩國定期舉行對話會。因中國云南省地處湄公河上游,水文信息對下游國家防洪減災,實施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國政府與湄公河委員會簽定了有關提供水文信息的協議,自2002年4月起,由云南省水文部門正式向下游國家提供報汛水文信息。(五)次區域合作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提供硬件平臺建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除傳統意義上的削減關稅,消除貿易壁壘,便利貿易投資外,還包括農業、信息通信、人力資源開發交通設施建設等廣泛領域的合作,必須有快捷、便利、相互對接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作支撐,為貿易與投資便利化、自由化創造基本條件。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把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對接作為合作的優先領域給予最高的重視,已經啟動的重點合作項目是自由貿易區建設中的“硬件平臺”,正在為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打基礎。目前,這些“先行先試”僅通過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這個載體發生在中國的云南省,通過云南這個窗口和前沿向東盟國家延伸,也使次區域合作向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延伸。三、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重點內容次區域人口2.46億,水能、礦產等自然資源豐富,有廣闊的市場開發前景,而且在經貿合作中有先行運作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基礎和條件,完全有條件成為云南乃至中國與東盟率先實現全面合作的經濟區域。云南省作為中國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主體和前沿,與次區域國家有地理的天然聯系和經貿的傳統往來。要以更加開放的思想、更加務實的行動和更高的工作效率,通過服務次區域、服務東盟、服務全國來贏得發展云南的機遇,實現云南的跨越式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貫徹落實中央“睦鄰友好,穩定周邊”的外交政策作出應有的貢獻。1.把云南建設成中國通往東南亞、南亞的國際大通道,建立次區域立體交通與現代物流體系。加快昆曼公路、泛亞鐵路、瀾滄江—湄公河航道等重要通道的建設;盡快啟動“泛亞鐵路”東線的建設,積極推進中線和西線的前期工作;在完成瀾滄—湄公河航道清障工程基礎上,促進航運大發展;積極爭取在2010年前逐步開通昆明到所有東盟國家的航線。落實、實施并完善“大湄公河次區域便利跨境客貨運輸協定”合作機制,在2005年年底前具體落實簽訂16個附件和3個議定書。依托次區域內的交通網絡和通關軟硬件,建設以昆明為中心的面向東南亞的國際現代物流中心,實現人員、商品貨物的便捷流動。2.改善與東盟國家的貿易環境,擴大貿易規模。在“昆交會”期間,同時舉辦“中國—東盟商品交易會”。加大外貿體制改革力度,從關稅、結算、人員交往等環節入手,扶優扶強重點出口企業,擴大區域內的貿易量;鼓勵企業在次區域內的主要城市建立中國商品城、國際貨物批發市場等。結合“邊境口岸通關工程”的實施,實行口岸通關一站式服務、新的報關通關模式,推進“電子口岸”建設,創造更好的貿易環境;在昆明及河口、磨憨、瑞麗等口岸城市建立一批具有中國和東盟各國特色的商品交易、展示、貿易洽談等綜合性設施。3.促進投資便利化。強化政府部門服務意識,完善“一站式”審批和“一條龍”服務機制;充分利用GMS商務論壇、GMS部長級會議和州BDC部長級會議等機遇,重點向東盟國家宣傳云南及各省區的投資政策,推介投資項目。同時,在前期工作經費、人員出入便利政策等方面支持企業到次區域國家開拓市場、承包工程,實施“走出去”開放戰略。4.搭建金融平臺。從次區域國家特別是越、老、緬、柬等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貿易水平的實際出發,積極研究云南與東盟國家之間使用便捷、互惠互利的資金流動和銀行結算新體系,以及人民幣區域化的有關問題。放寬人民幣出入境限制,探索云南邊境貿易出口貨物用人民幣結算辦理退(免)稅,建立與周邊鄰國雙邊的、用人民幣辦理邊貿結算的許可制度;建立覆蓋之5個邊境縣市的邊貿結算網,在昆明、景洪、河口、瑞麗和次區域主要商貿城市設立跨國結算中心。5.積極參與電訊領域的合作,建設信息樞紐。加快建設昆明國際通訊輔助處理中心。建立電子交易、旅游及綜合信息服務系統,進一步完善已經基本建成的“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國際合作信息中心網站”。6.借助次區域合作機制,大力發展旅游業。推動國家共同研究“大湄公河次區域單一簽證制度”的實施問題,爭取2003年有所突破。與老撾、緬甸、泰國的旅游組織共同開發瀾滄江—湄公河黃金旅游線路,并向其它東盟國家延伸,形成統一的旅游經濟走廊。7.推進電力貿易見實效。按照《大湄公河次區域政府間電力貿易協議》的原則,在理順國家次區域電力貿易協調機制基礎上,組建由國家有關部委和云南省組成的中方次區域電力貿易協調委員會,積極細化、落實“大湄公河電力貿易協議”,使云南成為全國最大水電出口基地。8.大力開發利用礦產優勢資源。積極發揮云南原材料加工技術的比較優勢,充分利用雙方豐富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幫助和鼓勵企業以國際通行的資源勘探、開發方式到次區域國家搞開發,發展原材料加工業,形成一批原材料生產基地,并不斷延伸產業鏈,變資源優勢為產業優勢。9.合理開發利用豐富的生物資源,拓展農業領域新的合作。推動國家與次區域國家談判爭取各國在互相到對方的土地上開辦農場、進行農業開發時統一采取較低的地租、延長土地租期到50年;爭取國家支持云南建設以肉牛、溫帶水果和蔬菜為主的面向東盟的農產品出口基地,在條件優越的邊境地區建設畜產品交易市場,并逐步發展成我國西南與次區域國家的農產品交易中心。10.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國家的支持下,發揮環保合作的主導作用,協調合作的環保標準和政策;在瀾滄江、紅河及怒江等主要國際河流流域建設防護林體系;在國際河流流域建立自然保護區網絡,與周邊國家合作建立生物走廊,保護珍稀物種;積極向東盟國家推介我省的環保技術和環保項目。逐步建立水土流失防治體系,發展與下游國家在水資源方面的合作。11.積極推進人力資源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