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兄弟》的話語困境

《兄弟》的前、后、版和發行在半年的時間里，作者無意中討論了這種出版策略對學術界的影響。顯然，即使在上版出版六個月內分別發表的第一本書和第二本書，以及在下版出版后不斷閱讀的想法，以及對“整體”作品的批評，都無法正確捕捉整個作品的主要背景和特點，得出只能分散結論的結論。而時至今日,整體闡釋這部小說當然已經毫無阻礙,而上、下兩部作品中不同的話語系統應當成為整體上考察這部小說的關鍵。一、話語狂歡與劉鎮形象的塑造在《兄弟》上部問世以后,其暴力敘事的策略和“血管里流動著冰碴子”的形象是受到最多議論的部分之一。尤其是對幾個主要人物的死亡上著墨甚多,“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對死亡的不自覺的迷戀。《兄弟》一共寫了七個人的死,李山峰、孫偉父子、宋凡平父子、李蘭、宋鋼的爺爺,除了最后兩人是正常死亡,其它五位都是非正常的死亡。當然,這些非正常的死亡主要是針對‘文革’時期的壓抑性和暴力性背景的”以宋凡平為例,在他身上,暴力不僅完成了一個人從生到死的過程(亂棍棒打),而且延續到了死亡之后(削腿適棺),直至體現出對一種所謂的“穢物”的迷戀,如蒼蠅與尸首等。而在孫偉父親身上,種種余華式的酷刑(“野貓抓腿”、“鴨子鳧水”、“肛門吸煙”)令人想起他早期的作品風格,再加上“釘敲顱蓋”的自殺,作品中的暴力美學被推向了藝術表現的極致。面對著暴力,民眾采取了以話語狂歡的方式進行苦中作樂的解脫。正如一些評論者指出的那樣:“《兄弟》的話語形態鮮明體現出巴赫金民間狂歡文化詩學的典型特征。”巴赫金認為,狂歡節民俗源于古代酒神崇拜神話與宗教祭祀儀式,其主要特征是無等級性、宣泄性、顛覆性與全民性,人們盡情歡樂,放縱自我的原始本能,嘲笑絕對權威,顛覆等級規范。巴赫金的理論特別強調把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從現實的壓抑中解放出來,主張在文學藝術中應將口語、俚語、行話、粗話、方言等各種語言與反諷、夸張、詼諧、滑稽、調侃等各種手法以及不登大雅之堂的言談、行為、動作、甚至是污言穢語統統融合在一起,以期獲得暫時的狂歡與自由。在《兄弟》中,余華把多種語言———民間的與廟堂的,優雅的與粗鄙的,崇高的與卑下的,沉重的與輕巧的、悲傷的與喜悅的、童趣的與俚俗的———統統組接在一起,讓這些不同性質的語言在相互消解相互戲謔中形成新的話語形態,生成新的意義空間,從而走向滑稽、詼諧的話語狂歡。小說開篇就是李光頭由于在臭氣熏天的廁所里偷看女人屁股而被趙詩人和劉作家等游街示眾。滿懷“正義”與“看客”心理的劉鎮兩位大才子。雖然僅僅在縣文化館的油印雜志上發表了一首四行小詩和一篇兩頁小說,但他們卻先后自詡為李白和杜甫、李白和曹雪芹,最后是郭沫若和魯迅。“廁所”、“女人”、“屁股”與中國古今大文豪對接,讓粗鄙消解了崇高,讓俚俗瓦解了神圣,由于其鮮明的戲謔色彩、荒誕的游戲精神和特殊的敘述張力而使這一場面具有了奇異的審美效果。典型的狂歡話語還有很多,例如,李光頭拿林紅排泄的屁股交易嘴吃的三鮮面。吃了56碗后他說世上只有毛主席比他吃的三鮮面多。“‘地主’就是‘地’上的毛‘主’席”,原來爸爸“也是‘地’上的毛‘主’席”,李光頭的性欲隨著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的文化革命一起漲落。孫偉剛罵完“他媽的”接著念了一句偉人詩詞:“問蒼茫大地呀,誰主沉浮呢?”。宋凡平“向這些人揮動自己的大手,就像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手。”宋凡平嘴里說的都是毛主席“語錄”,兩個兒子崇拜得五體投地,“他們覺得宋凡平的喉舌就是毛主席的喉舌,宋凡平噴出來的唾沫就是毛主席的唾沫。”在余華筆下,話語狂歡削平了等級差別,使苦難的人生歲月有了瞬間的詩意快感。因此巴赫金指出:“狂歡式使神圣同粗鄙,崇高同卑下,偉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來,團結起來,訂下婚約,結成一體。”小說最能體現話語狂歡特征的還是劉鎮幾個普通小商人在革命浪潮中的激情表現。童鐵匠“喊叫著”要做見義勇為的“革命鐵匠”.余拔牙“喊叫著”要做愛憎分明的“革命牙醫”,張裁縫“喊叫著”要做心明眼亮的“革命裁縫”,王冰棍“喊叫著”要做永不融化的“革命冰棍”。關剪刀“喊叫著”要做鋒芒畢露的“革命剪刀”。他們的“階級”立場分外堅定,他們的“革命”誓言分外鮮明。那就是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對“階級兄弟階級姐妹”要如春天般的溫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拔掉一顆革命的牙,要付一角革命的錢。”“革命”、“階級”、“斗爭”等狂歡話語已經深入人們的骨髓、滲透日常生活領域、遍布中國的大街小巷,匯成了一個眾神狂歡的激情時代。“狂歡節語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充溢著更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著對占統治地位的真理和權力的可笑相對性的意識。”從另一個角度說,在作品的上卷中,造成無數人間悲劇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李光頭兄弟和全體劉鎮人民乃至全體中國人民的集體狂歡節,雖然它與西方的狂歡節有著外在形式上的差異,但它與巴赫金的民間詼諧文化理論以及“眾聲喧嘩”的對話主義之間卻存在著內在精神的相通之處。面對肉體的痛苦和精神的禁錮,“兄弟”們選擇了在痛苦中狂歡的解脫方式。他們在血雨腥風中品嘗著大白兔奶糖和燒酒炒蝦,一起坐在地上笑對著掃堂腿的暴力,笑談著性的探索和欲望。在這種關系中,李光頭表現著一個狂歡話語的陳述者的角色,宋鋼則作為這種狂歡表演的傾聽者和保護人,分享著這獨有的樂趣。可以說,在文本語言的狂歡話語層面和文本中的文革世界的社會的狂歡話語層面之下,兄弟關系也呈現著一種隱秘的狂歡關系。也正是這種狂歡建立了兄弟的關系的基礎,使他們在這個瘋癲的世界中找到了唯一能依靠的,用相同的方式而無所避忌的延續這種狂歡的“兄弟”,從而找到了從痛苦與暴力中解脫的方法。因而,可以說兄弟關系是和這種暴力中的狂歡相互建構的。二、人性與人性:道德的異化與狂歡李敖曾經稱自己的《快意恩仇錄》是“上卷上流,下卷下流”,不幸的是,余華的《兄弟》在它的下部面世之后,也遭到了類似的“美譽”,一個不懷好意的稱號:“下部”寫作。不可否認,性、混亂、紙醉金迷的描寫和通俗社會小說式的情節在“下部”中屢屢出現,如果這是在其他一線作家的作品中出現,很有可能是被當作賣點推介而不是批評的對象。偏偏它出現在了余華筆下,而人們心目中的余華是一個及少涉及露骨的性描寫的走“純文學”一路的“嚴肅作家”。這就給了人們對之鄙夷的理由。于是,“文學的墮落”,“向世俗低頭”一類的提法甚囂塵上也就不足為怪了。筆者認為,正是因為余華的不忍于“文學的墮落”,不忍于保守“世俗”所贈予的“純文學”作家的頭銜,才有了“下部”的寫作。正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對于《兄弟》的解讀必須遵照整體優先的原則,將整部作品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才有可能看到,“下部”的描寫實際上是與“上部”的描寫緊密相連而成為一體的。這部分的性描寫實際上也正是之前的暴力描寫和狂歡敘事的延續。當“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蛻變為“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曾經的死亡的恐懼和暴力變成了對于性和愛情的恐慌與缺乏,正如李光頭在法庭上的悲情陳詞一樣,這是一種純個人的,不能為“群眾”所理解的恐懼。當李光頭和宋鋼發現暴力的施與者由社會轉移到了自身,因而一切的控訴或是反抗都喪失了存在的意義。當他們本能地需要重尋狂歡式的解脫方式時,卻發現社會的狂歡話語的語境已經斷裂,而兄弟之間的純粹情感關系也早已斷裂,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殘存的只有金錢利益關系而已。而這種有等級高下、克制的和理性的金錢利益關系是與我們所說的狂歡模式相悖的,因而僅存的解脫方法也被消解了。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論述的,當一切情感關系消失殆盡之時,在“下部”后幾章里的李光頭和宋鋼就不再是“上部”里閃耀著個性光彩的人物,而成為了僅僅依靠本能的欲望模式,或者說是“下部”的,純粹世俗的方式決定自己的生存中的變與不變。李光頭的欲望模式是主動型的,這種主動在作者筆下不加掩飾地成為了和林紅的赤裸裸的性愛描寫。而作為被動模式的宋鋼盡其一切所能的做出的改變也只是使自己的境況更糟,從腰傷、肺病直至隆乳,兄弟互動式的關系的斷裂,缺乏了有效的指引和制約途徑,宋鋼在一次次的異化中走向了非人。可以說,“下部”描寫的正是在狂歡的意義歸零的情境下以舊的解脫方式尋求出路失敗的困境,而作者刻意表現的無節制的性描寫和混亂的生活的描寫正是對這種喪失了存在意義的狂歡行動的真實寫照。除了“下部”寫作的指責,這一部分還面臨著“概念式圖解”的指責,論者以為作品后半部分有概念先行之嫌,過多的突出“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這一概念,相應的,金錢,物欲,性等諸多元素帶有了太多的概念化的、符號化、過于空虛和缺乏實際內容的東西,而缺少活生生的人物和故事。單從寫作特點上,筆者贊同這種說法,但是從本文的探討來看,對這一小部分概念化、符號化較突出的特點的指責是有失偏頗的,這主要體現在:第一,從作為一個整體的全書而看,這一部分的描寫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與前面三分之二強的風格明顯迥異的部分,如果排除作者前后風格駕馭不善的沒有根據的猜測,這只能證明這是作者有意突出的部分,凸顯的不同。正如作者在談到本書的寫作時,曾將里面的語氣劃分為兩種,即一種是描寫兩兄弟時的熱情的語言,而描寫社會環境時使用冷酷的語言。當兩兄弟以喪失了兄弟情感的關系時,這種風格的突兀的變換正是一種很好的提示。第二,作為作品所要表現的藏在文本后的寓言意義而言,筆者認為,作者有意的采用通俗小說式的空洞寫法和故意曾出不窮的在空虛中尋求刺激的筆法,來體現時代背景下的空虛和意義缺乏的狀態,隱喻宋鋼和李光頭的在虛無中抗爭、在麻木中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