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思想在卡內蒂的譯介與研究

elisachetis是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提交人。他的豐富的工作吸引了研究人員的注意。長期以來,學界對卡內蒂的研讀多集中于其小說《迷惘》(DieBlendung)上,而對“變形”(Verwandlung)——卡內蒂創作的這一核心思想則較為陌生。須知,變形觀乃是理解卡內蒂作品必不可少的鑰匙。卡內蒂視作家為“變形的守護者”(HüterderVerwandlung),“變形”一詞也頻繁出現在卡內蒂的隨筆雜文、講話訪談以及他重要的社會學著作《群眾與權力》(MasseundMacht)中,在小說《迷惘》中也不乏變形觀的豐富實例。為卡內蒂的“變形”提供肥沃土壤的,正是歐洲文化的經典——希臘神話和奧維德的《變形記》。卡內蒂之所以視奧德賽為“完滿而充實的榜樣”,正因為其層出不窮的變形手段,他擅長喬裝改扮掩飾身份。“最后沒有人看出,他(指奧德賽,筆者注)完全進入了我的《迷惘》。”1因此,對卡內蒂的變形觀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神話觀進行考察,無疑對更好地研究卡內蒂其人及其作品具有積極的意義。一、卡內蒂的內在聯系對科學的意義卡內蒂對神話的癡迷始于10歲生日,他從母親手里得到的禮物便是古斯塔夫·施瓦布所著的《希臘的神話和傳說》。自此以后,卡內蒂一生對神話百讀不厭。他自言:“我整個一生從未終止過對神話的閱讀。”2在自傳《獲救之舌》中,卡內蒂津津有味地回顧了幼時閱讀法厄同、普羅米修斯、美狄亞等希臘故事的感受和體會。此外,奧維德的《變形記》對卡內蒂的神話觀也影響頗深。卡內蒂認為,奧維德不滿足于在書中僅僅列舉各種變形故事,而是感性地體會并描述各個變形故事。3感受,正是卡內蒂對神話的基本態度,即不把神話當作封閉的整體去做體系化、程式化的研究,而是切身體會那“古老的、解放性的變形氣息”。4卡內蒂把自己的神話觀同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研究作過一番比較:斯特勞斯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尋求神話中普遍有效的結構和原則;卡內蒂則認為,后者把神話進行切割并按照體系重組的方法實則破壞了神話的本質。卡內蒂批評說:列維-斯特勞斯對神話進行收集、分類、整理的所謂科學方法,猶如將花卉榨干水分后一片片夾進書中分門別類,這導致他的神話研究只剩下干枯的結構。5卡內蒂和列維-斯特勞斯兩者對神話不同的處理方法,正如卡內蒂研究專家達格馬·巴爾瑙夫所言:“列維-斯特勞斯關心的不是主體間性(Intersubjektivit?t)、跨文化之間的影響和成果、流變和轉變,而是一些結構——習俗、睡夢、游戲等,一堆可以任由選擇組合的元素。[……]卡內蒂對語言的興趣不在于其體系,而在于涉及談話對象的言說行為本身;神話也如此,吸引卡內蒂的不是體系,而是其作為發出者本身的意義構建和理解。”6由此可以看出,卡內蒂看重的是現代人跟神話的精神交流和切身體驗,是流動的、相互作用的主體間發生關系的過程,而非所謂科學的體系建構。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和體系正是理性和科學高度發達的成果,卡內蒂則厭惡“現代社會冷冰冰的技術和知識領域的專業化”。他嘲笑亞里士多德是“妄圖把萬物分類后將其全部納入腹中的雜食動物”,他惱恨亞氏“不加掩飾的對神話的蔑視”。3亞氏對神話的否定態度和卡內蒂對神話的癡迷代表了歐洲知識分子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早在公元前6世紀,希臘人就不再滿足于神話世界觀對于自然和人自身的解釋,試圖借助于人的理性探求世界的奧秘,以哲學思考實現智慧追求。于是人神分離,人要“認識你自己”,獲得主體性。到了啟蒙時代,科學與理性被進一步激發。哥白尼、伽利略、牛頓、開普勒等人的科學發現和科學假說以及笛卡爾和帕斯卡等人的數學貢獻,大大增強了人類認識世界和自身的信心。人們擺脫了所有的禁忌,把一切當作認識的對象。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曾經響徹寰宇。人類滿懷希望地要借助理性的明燈去照亮隱匿在黑暗中的自然以及世界的真相,希冀用人的理智在科學的幫助下尋找出自然運動的普遍規律。在人類的科學理性面前,思考替代了想象力,自然界失去了魔力。神話的世界被理性、普適法則和結構所占領。由科學和技術產生的智力的理性化為世界除魅,如馬克斯·韋伯所說,“再也沒有什么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4其實,如果我們考察一下“Mythos”(神話)一詞的意義,就會發現現代科學在給我們帶來知識的同時,的確與Mythos的本意漸行漸遠。首先,從普通語言使用上看,Mythos有兩層含義:第一,源自一個民族的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文學創作、傳說、敘述作品等,主要是關于神祗、妖魔、世界的產生和人類的起源等。第二,(大多出自模糊的、非理性的想象)被頌揚的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或者事件。7須知,以上兩個義項都強調了Mythos的“非理性”以及“想象”在人們認識和解釋世界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從文學術語上考察,Mythos分為三類:第一類,源于對現實的想象,如神祗創世、人類起源和對自然現象進行解釋等;第二類,具有半真實色彩的神話,其內容關乎歷史上的戰爭和英雄人物,常常是同神祗神話融合在一起想象而成的;第三類,完全出自想象的毫無根據的神話,比如近代以操縱群眾為目的而編造的一些政治偽神話。8不難看出,“想象”和“非理性”依然是Mythos的核心本質。在現實的理性世界里,人們依然渴求“非理性的、詩意的、統一、完整的世界圖像”,于是文學家們依靠神話提供的素材寶庫,“不僅采用單個的神話象征,而且對整個神話體系接收、豐富、更新,對其進行文學構造,如希臘悲劇、《荷馬史詩》、奧維德的《變形記》等,制止理性為世界祛魅”。9無論是歌德、浪漫派眾作家、黑貝爾、瓦格納、豪普特曼、赫爾曼·布洛赫還是霍夫曼斯塔爾,他們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對神話世界的眷戀。在這個意義上,卡內蒂跟他們是同路人。現代人對神話的呼喚,是對意味著“理性”(Vernunft)和“算計”(Berechnung)的“邏各斯”(Logos)9的反抗。啟蒙消除神話,用知識代替了想象。神話里那個充滿奇幻魔力、模糊神秘的世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人們的理性思維條分縷析、分門別類后的有序世界。神話里那些不朽的、綿延的、活生生的元素被抽象為所謂的普適理論和法則。然而,在對世界祛魅之后,科技成果以及理性統治世界的結果卻直接導致了人們生活在一個冷冰冰的、固化的世界中。表面上技術進步帶給我們安全感,但這個安全感卻不堪一擊。1912年,泰坦尼克號沉沒,轟動世界,給篤信技術的人們以沉重打擊。事后,泰坦尼克號的軍官說:“我們當時十分自信,我們將來再也不會如此自信。”當時德語文壇的泰斗卡爾·克勞斯在其《泰坦尼克號》一文中寫道:“人們再也不會相信工程師們的輪船。他們把上帝出賣給了機器。”10晚年的卡內蒂在首部自傳《獲救之舌》中記錄了幼時獲悉沉船事件后的震驚心情。11的確,人們再難像上世紀初那樣對技術進步毫無疑慮、躊躇滿志。我們在現代社會發展中遇到的災難和面臨的問題便是明證。卡內蒂在隨筆中對科學至上主義者揶揄道:“人們窮極無聊地從那些張口就談亞里士多德的人面前走開。科學難道就這么徹底失敗了?”12此外,失敗還體現為現代科學帶來的分工和隔離。科學追求的是自然的普遍性,“每個事物都劃入到同類物質之中”,這導致“科學的對象變得僵化了”。13自然被除魅后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世界在變得明晰僵化的同時也就被“解除了變形”(Entwandlung,卡內蒂語)。為了追求精確的知識,人類對自己的領域進行分工,這不可避免地推動了專業化和效益化。但同時人被迫淪為工具,如此的現代文明催生的是機械人、體系人、結構人。正如卡內蒂1960年在筆記中所寫:“你僅還剩下結構而已。你本就是以幾何形式出生的嗎?抑或是時代把你硬塞進它那無可救藥的平直的模板?你再也無從認識那個大秘密——那個最古老的秘密?”14這一“秘密”便是卡內蒂所說的“遠古時代的人類先祖的秘密”,是神話世界中人類“變形”的天賦,它才是“人類最本真、最神秘的方面”。15如是觀之,卡內蒂的神話觀正是對科學理性的質疑。“我不想知道(wissen)過去的我,我只想變為(werden)過去的我。”16卡內蒂所言的“過去的我”(wasichwar)正是人類先祖的起源,而最早的人類起源故事恰恰便是神話。卡內蒂親身經歷了20世紀自然科學和技術文明的飛速發展,他本人還取得了維也納大學化學系的博士學位。然而,卡內蒂卻摒棄僵化冰冷的“知識”,撇開被理性燭照的所謂知識世界,去往神話的非理性王國,回溯到人類的本源。卡內蒂力圖身體力行投入古老的神話的懷抱,而他采取的手段則是——“變形”。二、月生的牛和抗惡的神話除了歐洲古代的神話故事外,卡內蒂的變形觀還得益于原始部族的人類起源傳說、狩獵儀式以及世界各國的變形神話。以下將分別簡述之。人類起源傳說:卡內蒂對澳大利亞人的起源傳說尤為感興趣。關于先祖的傳說中有許多變形的故事:他們半人半獸,或半人半植物。卡內蒂在《群眾和權力》第九章《變形》中引用了澳大利亞中部的北阿蘭達人的兩則神話。在一則神話中,先祖于沉睡中從腋窩下生出袋鼠,然后生出狀如牛鳴器的物事,這物事化作人形。先祖以此方式生出了許多兒子,他們以袋鼠為食。在另一則神話中,沉睡中的先祖其右腋窩里生出白色幼蟲,蟲子落地后變成人形,迅速生長。并且,這些最初的人類可以隨心所欲地在人形與幼蟲之間來回變形。17原始部落的狩獵儀式:卡內蒂在《關于動物》一書中講述了生活在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曼丹人的水牛舞:曼丹人因部落弱小,遭強敵環伺,因此不敢遠離駐地去狩獵。遭遇饑饉時,族人就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水牛皮和水牛角,將自己裝扮成水牛,并通過水牛舞將真正的水牛吸引過來。男性們頭頂水牛頭,手拿弓箭和長矛,伴隨著隆隆的鼓聲舞蹈。唱歌聲、喊叫聲不絕于耳。舞蹈者的外圍也有戴著面具的村民,手拿武器,隨時準備替換場上疲憊的舞蹈者。而被替換的舞蹈者則類似于被獵獲的水牛,倒伏在地上,由族人抬走,做完剝皮分割的動作后,才放他離去。卡內蒂在這種原始舞蹈的表現形式上發現了變形:舞蹈者既扮演著水牛,同時又是手拿武器的獵手。舞者在場上是獸群,被替換離場時則扮演獵物。18各國變形神話:卡內蒂在隨筆《漢普斯德特補遺》中記錄了中國的“畫皮”故事:老虎披上美女的人皮,坐在路口偶遇書生。書生見美女身世可憐,遂帶其回家。夜里,老虎脫去人皮,現出原形,挖出書生心臟逃之夭夭,唯有一襲光鮮耀眼的人皮委地。19該故事吸引卡內蒂的地方正是老虎與美女的互變過程。另有一則印度故事《披著虎皮的驢》也常常為卡內蒂所津津樂道,洗衣工為了養活驢,便給它披上虎皮,趁著夜色拉到他人的農田里吃食。守田人披著灰色的外衣,手持弓箭,慢慢接近“老虎”準備放箭。假老虎卻把身披灰衣的獵手當成了母驢,發出驢叫朝他奔去。獵手辨出驢子的聲音,殺死了假扮老虎的驢。20可見,卡內蒂所說的“變形”既指原始神話里徹底的變形,也包含了利用面具、服飾等的部分變形。卡內蒂對格魯吉亞的變形神話也非常熟悉:惡魔抓住男孩,強迫他學會種種本領后將其囚禁。男孩為了逃脫惡魔,化作老鼠從門縫里逃走,惡魔則化作貓追趕。他變成魚躍入水中,惡魔則變成網緊隨其后。他又變成野雞,惡魔則化作老鷹。眼看就要被追上了,他立即化作紅蘋果落入國王懷中,惡魔則變成國王手中的利刃。國王正要切開蘋果,蘋果隨即化成一堆小米。惡魔則變為谷堆前的母雞,帶著一群小雞啄食米粒。最后一粒米在千鈞一發之際化成一根針,母雞和所有的小雞則變成了穿在針孔里的線。線突然燃燒起來,惡魔被燒死了。針重新變回小男孩,回到父親身邊。21在這則故事里,變形連續不斷,環環相扣,展現出豐富的可能性。無論是徹底的變形還是利用裝扮的部分變形,令卡內蒂著迷之處,正是變形者對固有生命存在形式的突破,對僵化規則的逾越。由是觀之,卡內蒂先用原始部族的人類起源傳說和原始部落的狩獵方式證明,變形是伴隨人類起源和繁衍的基礎,并在人類早期的生活實踐中得到切實的運用。借助于對原始部落神話的記述,卡內蒂使變形不再是傳說中神仙鬼怪的專屬本領,而成為人類的天賦,正如他所言:“人是變形的動物,因為具備變形的本領,才變成了人。”22在此意義上,人類的進化過程也是一個漫長的變形歷史。卡內蒂接著用中國、印度等不同民族文化里的變形故事說明,變形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人們不甘于已有的、固化的存在形式,從而渴望化身于多樣的生命維度。然而不幸的是,在理性至上的現代社會中,作為人類先天能力的變形已瀕臨滅絕。在現代文明發展的限制下,多數人只能固定保留某種單項的能力。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所描繪的圖景,即“人們做一件工作,然后就一直做這件工作”,這在卡內蒂看來是“違背人類天性的”。因此,“以讓人們找到一個職業為目標”的教育也為卡內蒂所詬病。按照卡內蒂的觀點,每個人都應多方面學習,發揮與生俱來的多種資質,掌握不同領域的知識,并且能夠盡可能運用所學。他認為,“人類原來多元的資質被單一訓練和效率化”,從而導致人不再是完整的人,這正是“人類不幸的大部分根源”。23卡內蒂本人則一直奉行追求廣博知識和能力的原則:他畢業于化學專業,從事過科學實驗,精通歐洲文學,研讀過孔孟之書,鉆研過達爾文的進化論,學習過昆蟲學,他的知識涉獵人類學、生物學、心理學等領域。因此,卡內蒂本人跨學科的知識體系、多元的語言文化背景以及跨越純文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的寫作方式,正是對這一要求的完美詮釋。因為,作家只有在廣博的知識基礎上,才有能力通過變形體驗、感受并容納非己之萬物。生于20世紀初,卡內蒂親歷工業革命以來發生在歐洲的巨大變化;同時作為整個20世紀的見證人,他親眼目睹科學技術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為人類帶來了深刻的災難和困境。科學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光明和火種的普羅米修斯,還是給人類帶來罪惡、疾病和禍害的潘多拉盒子?在20世紀將盡之時,卡內蒂在筆記中寫道:“在巴爾扎克的時代,科學還如同火一樣席卷一切;而在我們的時代,科學則成為令人備受折磨的疑慮之心。”24對西方現代文明失望的卡內蒂試圖在遙遠的古希臘神話中,在澳洲、北美等原始部族那里,在印度和中國等民族的變形故事里求得解題之道。為反對現代分工帶來的專業化,卡內蒂甚至還引用了《論語》:“孔子反對把人變成工具。[……]反感把人當作工具利用的專業化。”25然而,分工、專業化、對效益的追求,這是科學技術的發展要求人類必須付出的代價。現代社會是一個分裂矛盾的社會。人類用理性實踐改善和控制生活環境,希冀達到自由王國。而理性化的社會分工帶來的工業化、制度化、機械性重復,卻使人越來越片面化、單一化、非人化。一個被專一化限制的人,一個被體系固定了的人,必然喪失了起源故事里人類先祖來回變形的自由。面對強大的客體化世界,卡內蒂唯有寄希望于從事精神活動的藝術家。他把作家封為“變形的守護者”(HüterderVerwandlung),26并進而解釋了“守護者”的雙重含義。其一,作家要繼承人類的文學遺產,這其中包含有豐富的變形文化,比如奧維德的《變形記》和荷馬的《奧德賽》。卡內蒂認為,無論是阿里奧斯托(LudovicoAriosto)還是莎士比亞的作品,還有其他為數不少的戲劇作品,都受到了奧維德《變形記》的影響,即使在現代的作品中,其影響也依然存在。7事實也的確如此。比如,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弗里德里希·哈格道恩(FriedrichHagedorn)以及約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HeinrichVo?)等人都寫到過《費雷蒙和鮑西斯》27,這個變形故事也被歌德用在《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五幕里。除了歐洲的文化遺產外,卡內蒂主張對其他民族文化里的變形財富也要積極吸取。28其二,作家要守護那些至今尚存的原始族群以及他們寶貴的精神財富。卡內蒂指出,原始族群“因物質文化的貧困而遭到我們的歧視,并被我們盲目地無情滅絕”。其實他們的文化正是與現代社會“并列共存的”、“多樣的、本真的東西”。他們的祭祀習俗、圖騰崇拜里蘊含著豐富的變形文化。而要真正保留、復興它們,正是“作家之責”。29身為作家,卡內蒂正是在文學世界里為變形保留了一方圣土。小說《迷惘》里,漢學家基恩和弟弟關于希臘神話的探討長達十幾頁,而作為這一節小標題的《足智多謀的奧德賽》正是解讀這些內容的鑰匙。前面提到的“書生與老虎”的中國變形故事也在《迷惘》中被用作刻畫主人公基恩被扭曲的對女性的恐懼。30書中大量出現人獸互變手法,不了解卡內蒂的變形觀的話,很難對其進行準確的分析。事實上學界對此并未足夠重視,有的只把它們當作象征手法來處理。31卡內蒂的社會學著作《群眾和權力》第九章還專門闡述變形的起源和運用。同樣,變形作為卡內蒂創作的核心思想在戲劇作品里也得到充分的體現。卡內蒂認為,“人們通過用戲劇形式表演的神話故事,使得變形世代相傳”。32并且,表演中的演員本身就經歷著一種變形。卡內蒂的戲劇《虛榮的喜劇》里更不乏變形的生動范例。33同時,卡內蒂在寫作中可以化身于那各色的人物;其次,卡內蒂朗讀自己的戲劇時能在瞬間轉換表情和聲音,用他所命名的“聲音面具”(akustischeMaske)34來表現劇中人物的形象。他一人朗讀自己所塑造的30位人物,各具鮮明的語言特色,毫不雷同,令人嘆服。35除了戲劇,變形還體現在卡內蒂其他的文學作品類型中,比如備受好評的傳記作品。卡內蒂在自傳三部曲(《獲救之舌》、《耳中火炬》、《眼睛游戲》)里描寫了與他同時代的文化名流,如布萊希特、茨威格、穆西爾、布洛赫、阿爾班·貝爾格、韋弗爾等。他們在卡內蒂筆下展現出鮮明的個性特點。晚年的卡內蒂在描寫這些他二三十歲時接觸到的名人時,筆法或喜或怒,或嗔或贊,讀者依然能夠在幾十年后真切地體會到作家當時的鮮活感受。這也正是卡內蒂運用變形的效果。“當我投身于一項工作中時,我就盡量運用變形。那就是一種持久的變形奇遇。”36不過,對事實研究、科學調查更為感興趣的人未必會接受這種寫傳記的方法。他們一方面嘆服于作家敏銳的感受力和入木三分的筆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七十多歲的卡內蒂在回憶自己早年經歷的人與事時,字里行間依然激蕩著當時當事的感受,缺乏應有的距離感和中間立場,因此難免對某些人物的描寫有失公允。比如《眼睛游戲》里的奧地利作家弗蘭茨·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