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草精品文草梅品文草梅品文草《產業集群的外生性與嵌入性》一、我國產業集群的外生性（一）fdi與我國產業集群的形成：相關文獻回顧產業集群的理論研究最初源自于發達國家的地區實踐和當時相對封閉的經濟系統，雖然許多發達國家的典型產業集群云集著眾多來自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但研究者們更多地強調地方發展的內生性資源和能力，對fdi的關注較少。因此，在為數不多的研究fdi與產業集群形成的國外文獻中，對產業集群形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內生的觀點，即在國內產業集群的基礎上探討內生產業集群對外生產業集群形成的引致作用。heed、ries和swenson在研究日本制造業在美國投資時,通過實證分析表明：對H木投資選址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國既有的產業集聚效應，指出H本投資的區位顯著受到美國產業簇群定位的影響，美國產業內和產業簇群的市場關聯和技術外溢對投資區位的影響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國垂直產業關聯對日木公司區位選擇的吸引力很強。guimaraer等人對集聚在葡萄牙的fdi定位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國內集聚經濟是影響fdi投資的決定性定位因素。相對于發達國家產業集群形成的內生性，發展中國家產業集群的形成更多來自于外力的作用，即fdi的作用，如波特指出：外商直接投資總是傾向于能夠獲得最大投資回報的地區，先投資的外國企業對后來的企業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國家對外國投資有鼓勵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下，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現了不同產業的集群。headries對中國xx-xx年引進fdi問題進行了分析，揭示了現有工業規模和利用外資水平對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集群研究進行跟蹤，在國內眾多研究產業集群的文獻中有一部分與fdi相關。從內容上看，主要涉及如下兩個方面:2.指出fdi是導致產業集群形成的關鍵因素。魏后凱、徐康寧、梁琦等人從fdi區位選擇的角度，指出某些地區特有的區位優勢因素導致fdi流入并形成地區集聚。我國學者朱華晟指出在發展中國家產業集群的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及全球聯系一直受到關注。隨著全球化程度加深，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群受外商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影響H益深刻，尤其是對后者的技術依賴性增強。茹玉驍指出是跨國公司垂直型的fdi導致了我國fdi產業集聚的形成。王劍以江蘇省fdi的歷史數據為樣木，分析fdi集聚過程的空間演化模式，得出如下結論：傳統行業由最初的集聚逐漸向擴散演化，而新興行業則由最初的隨機分布逐漸向集聚演化。劉義圣將產業集群分為三類：內生式傳統產業集群、外生式產業集群和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并指出外生式產業集群是fdi與當地的區位優勢結合形成的以外商投資為主的產業集群。李鋒從實證的角度對江蘇產業集聚現狀進行了分析，指出目前江蘇產業集聚很大程度上是fdi推動型集聚，跨國公司垂直專業化生產對集聚網絡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鄭勝利通過臺商在大陸投資特征的分析，指出臺商目前已在大陸形成地域集聚，但與當地企業缺乏密切合作，根植性不足，對當地的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作用不明顯。他在后來的研究中指出，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的形成是國內的區位優勢與fdi鏈合的結果。黃德春指出，在開放型產業集群形成過程中，跨國公司將會影響技術型集群的知識輻射、生產型集群的集群結構，并成為市場型集群的樞紐。開放型集群的形成會給地方性企業提供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促進中小企業的國際化行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業。2.認為產業集群或集群因素形成了吸引fdi的特殊區位優勢，促進了fdi的流入。毛新雅通過對長江三角洲16城市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產業集聚狀況已成為影響fdi在這一地區進行區位決策的最重要因素。賀燦飛用與信息成本和集聚經濟有關的變量來解釋我國207個地級以上城市間實際利用fdi和協議fdi的分布，驗證了信息成木和集聚經濟對fdi的重要作用。王煥祥以fdi雙集中為背景，提出并論證了東道國吸引fdi的二重優勢，即基礎性優勢和集聚性優勢。隨著各國吸引fdi的競爭日趨加劇，基礎性優勢吸引fdi的競爭力不斷弱化，而集聚性優勢吸引fdi的競爭力日益強化。祖強指出，隨著經濟全球化,跨國公司的fdi紛紛投向中國，跨國公司的fdi對我國的產業集聚和產業升級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國部分學者將上述兩種觀點進行折衷，指出我國fdi與產業集聚的關系，首先是因優惠政策、市場、資源等因素導致fdi流入，在路徑依賴以及循環累積作用下形成產業集聚，而產業集聚又成為進一步吸引fdi流人的區位優勢。如李鋒指出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區產業結構，增強了區域的整體福利與可持續發展能力，形成了區域產業集聚。而產業集聚的經濟因素降低了商務成木，從而增強了區位的引資能力。綜上所述，我國的產業集群具有明顯的外生性，而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的形成是在改革開放、利用外資的進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壯大起來的。在引進外資過程中，由于我國的區位優勢，如東南沿海地區優越的地理位置、優惠的投資政策、豐富的土地資源和充足廉價的勞動力等，吸引了大量fdi進入我國。由于歷史與偶然因素使fdi駐留于某一地區，在循環累積作用下開始形成產業集群，并引致木地與外資企業加入，導致更大規模的產業集群。在產業集群效應的示范與帶動下，更多的fdi進入，從而使集群效應成為吸引fdi的區位優勢。因此,我國的外資利用與產業集群的形成已進入良性循環：區位優勢一一fdi進人一一形成集群效應一一區位優勢增加一一更多fdi進入一一形成更大規模的集群效應。（二）fdi與我國產業集群區域分布的描述性統計分析2.我國加工制造業利用fdi數量最多，相應地外生性產業集群也更多地體現在第二產業中。隨著近年加工制造業向沿海地區的集中，形成了三大經濟核心區和若干制造業帶。由表1數據可知，我國各地工業增加值與fdi的地區分布相一致，利用fdi多的地區，相應的工業增加值也高。注：①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各地區總額的比重；②fdi實際利用額占全國各地區總額的比重東部：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重慶、四川、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XX、陜西、內蒙古、廣西、云南資料來源。根據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計算整理。目前，我國制造業生產能力的7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粵）、長江三角洲（蘇浙滬）和環渤海地區（京津冀魯遼）三大經濟核心區，隨著fdi在這些地域內的集聚，在沿海地區初步形成長三角制造業帶、珠三角制造業帶、京津制造業帶、山東半島制造業帶、閩東南制造業帶和遼中南（沈大）制造業帶。這些制造業帶，由最初的簡單聚合到一定地域范圍內，形成產業集聚后，由于集聚體內企業之間不斷發生聯系，己經開始由集聚向集群轉化，形成產業集群化趨勢。2.fdi區域分布與各地產業集群數量分布呈現一致性。根據表2數據，202x年我國東部Io省市（不包括海南省）利用fdi實際額共計46984萬美元，占全國fdi利用實際額的比重高達83.11%。202x年我國25個省（市、區）的產業集群數共計748個，而東部10省市的產業集群數為569個，占25省（市、區）集群總數的76.07%,產業集群數排名第一至第五的省份均在東部。通過fdi利用額與產業集群數量的比較，我們發現二者之間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fdi利用多的地區，產業集群的數量也位于全國前列，這進一步說明我國產業集群的形成與fdi的區位分布存在高度的相關性，fdi對我國產業集群的形成產生了關鍵的影響。二、產業集群的嵌入性根據新制度經濟學與交易費用理論的觀點，產業集群是一種介于市場與企業之間的中間組織一一網絡組織，它兼有企業與市場的某些特征，是建立在網絡中各種中間組織的地理接近、相互依賴、持續交互作用以及產業組織間柔性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具有外部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效應的生產網絡、知識網絡與社會網絡。嵌入性的概念是新經濟社會學在具體闡述其觀點時用到的三個概念之一，即嵌入性、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木，最早形成于美籍匈牙利學者波蘭尼的思想中。嵌入性一詞的普遍應用歸功于格蘭諾維特的研究工作。西方產業集群網絡的嵌入性研究伴隨著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實踐，經歷了由內生到外生，由本地化聯系到全球性聯系的過程。該研究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產業集群的穩定發展一方面要重視內生的木地化基礎與優勢，另一方面要加強與全球經濟網絡的聯系。因而產業集群的嵌入性可分為本地化嵌入與全球性嵌入。前者指集群區域內部的企業之間、企業同政府、行業協會、中介服務機構等之間的網絡聯系；后者指集群中的企業、政府、行業協會以及其他中介服務機構同區域外部成員之間的網絡聯系。本地化嵌入即格蘭諾維特提出的關系性嵌入(rebtionelembeddedness)和結構性嵌入(structuralembedded-ness)o單個行動者的經濟行動是嵌入他與他人互動所形成的關系網絡之中(關系性嵌入)，即集群成員間的互動聯系；行為者所在的網絡又是與其他社會網絡相聯系的，并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網絡結構(結構性嵌入)，即集群受其所處外部宏觀環境的影響與制約。全球性嵌入主要是指集群對全球價值鏈(globalvaluechain,簡稱gvc)的嵌入。產業集群的嵌入性研究之所以會經歷由本地化嵌入到全球性嵌入，原因在于一些過于強調本地化嵌入的集群，由于嵌入性依賴，導致“鎖定效應”，致使集群走向衰落或解體。在相對較早的西方經濟地理學及相關社會科學的大量研究文獻中，強調本地化嵌入的重要性，認為集群本地企業間網絡、企業與其他機構之間的網絡聯系是集群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但這些研究都往往忽視過密、過強的集群木地化聯系可能導致集群創新能力的退化和競爭力的下降。因為過度嵌入會導致集群的“鎖定效應”，即集群網絡互動模式對外部環境變化反應能力的弱化或喪失問題。集群對木地特定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的完美適應將削弱本地經濟的外部適應性。當外在環境發生變化時，系統便可能因資產高度專用性所帶來的高轉換成本，放棄進行內在調整的努力，轉而沿著既有路徑演變甚至衰落。為彌補木地化的區域研究范式的不足，一些學者開始從集群與外部聯系的角度探討促進集群穩定發展的路徑。格蘭諾維特于1973年發表《弱關系的強力量》一文，將行為者的網絡關系分為強關系與弱關系。強關系是指互動頻率高、相互間感情投入多、親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互動交往關系；弱關系是指偶爾聯系的互動頻率低的關系。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環境的不確定性，強關系是集群交易治理的重要機制，它可以增進集群內各成員之間的信任，減少機會主義行為，提高集群內信息的共享與創新效率。但集群的弱關系可以使集群規模增大，信息量增多，信息的重復性降低。強關系網絡適合顯性知識的傳遞，而弱關系網絡適合隱性知識的傳遞。隨著全球化中不確定性的提高，隱性知識對集群的發展變得更為重要。因此，弱關系可能給行動者帶來有價值的信息資源，使具有弱關系的集群由于具有更多與外界的聯系而使集群更穩定，并獲得更多有價值的信息與發展的機會。burt于xx年提出結構洞理論，從網絡整體結構性特征來探討網絡關系的多余程度以及網絡關系的位置對于行動者資源的影響。所謂“結構洞”是指兩個接觸間的非多余的關系。行動者所擁有網絡的結構洞越多，則行動者所可能獲得的資源、機會就越多，能帶來的收益便越高。跨越結構洞的網絡成員至少可獲得兩方而的優勢：獲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信息利益），占據影響交易結果的主導位置（控制利益）。ow-en-smithandpowell提出“全球性管道”一詞，對集群與外部知識體的互動渠道進行描述。認為如果木地化網絡可以為集群企業互動提供大量自發及不可預期的環境，并形成某種解釋性社區，從而促進集群的創新，那么全球性管道則能為本地集群的創新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并能為木地企業提供大量可行技術。raphaelkaplinskymikemorris等人對全球價值鏈進行了深入分析。全球價值鏈是指在全球范圍內考察產品定義、設計、生產、銷售直至消費這一價值不斷增值的過程。全球價值鏈包括-生產商驅動（pro-ducer-driven）的價值鏈和采購商驅動（buyer-driven）的價值鏈。在生產商驅動的價值鏈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國公司）在生產網絡（包括其上下游聯系）的協調中發揮主要作用。比較典型的有汽車、飛機、計算機、半導體和重型機械等資木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在采購商驅動的價值鏈中，大零售商、經銷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產網絡中發揮著核心作用。這種貿易導向型的工業化模式在鞋類、服裝、玩具、手工藝品、消費類電子產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很普遍。新經濟時代的全球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量，相對于工業時代的全球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工業時代，價值鏈各環節中的制造環節的價值量最高，而研發、設計與營銷等環節的價值量較低，所以企業以內部一體化取代市場一體化，以企業組織形式代替市場形式以規避市場不完全所帶來的市場風險。在新經濟時代，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價值鏈各環節中，研發、設計與營銷等環節的價值量迅速提高，而制造環節的價值量最低，形成“U型”價值鏈曲線（見圖l）o由于價值鏈各環節價值量的變化，使眾多跨國公司發現將非核心的制造業務外包出去可增強其競爭優勢。于是跨國公司借助世界各國及眾多企業之間存在的專業化分工與協作關系，將生產過程分解為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諸多步驟而將全球價值鏈分割。通過全球價值鏈的分割，跨國公司將自己不再具有優勢的、使用標準化技術的制造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廉價的發展中國家，而集中自己的資源優勢于研發、設計和營銷環節,從而獲取最大的價值量。正是由于跨國公司分割價值鏈以及將制造業外包的行為，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群獲得了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機會。綜上所述，西方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是從內生到外生的過程，其集群的嵌入性研究相應地經歷了由本地化聯系到全球性聯系的過程。本地化嵌入與全球性嵌入在促進集群穩定發展中緊密聯系，相輔相成，本地化嵌入是集群穩定發展的基礎與優勢的來源，全球性嵌入是保持集群發展基礎、擴大集群優勢的方式與手段。相對于發達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群是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形成與發展的，具有先天的外生性，即首先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某個環節形成集群，然后通過培育集群的內部優勢，促使集群中的企業從工藝流程升級、產品升級、產業功能升級，最后到鏈條升級。通過外生性嵌入，培養內生性嵌入的基礎與優勢，最后利用內外嵌入性的共同作用實現產業升級的目的。三、我國產業集群的外生性嵌入與“oem鎖定”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是在利用外資過程中fdi的技術、管理與品牌等優勢與我國豐富、廉價的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以及優惠政策相結合的產物，因此，其形成之初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但這種嵌入對于我國來說屬于被動性嵌入，是fdi為保持和擴大自身的競爭優勢，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最適合投資區位，進行產業鏈分割與產業外包的結果。根據現有研究文獻以及我們的實地調研，本文將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分為兩類：技術密集型集群與勞動密集型集群，目前這兩類集群都以oem方式承接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并嵌入到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一一生產制造環節。在集群內由于內資企業對外資企業的嚴重依賴，使內資企業的發展日益呈現出“oem”鎖定趨勢。我國外生技術密集型集群嵌入生產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在這一類全球價值鏈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通常是壟斷全球生產環節的大型制造商，其通過控制研發、設計與銷售等價值鏈高端環節，掌握著產業發展的rd能力、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與全球營銷網絡，以強大的生產規模、技術優勢與工業資本，構筑起以全球投資為基礎的縱向網絡，形成對新進人者強大的產業鏈高端生產環節的進人壁壘。在這類集群中的國內中小企業由于不具有或欠缺研發能力，不掌握核心技術與全球營銷網絡，只能圍繞集群內的跨國公司，以oem方式從事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制造，被動地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價值創造有限并處于受控地位。在生產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上分布這樣幾類生產方式：接單產品組裝(originalequipmentassemb-ling,oea)>接單加工生產(originelequipmentmanufacturing,oem)、設計生產力口」〔(owndesignmanufac-turing,odm)、自有品牌生產加V.(ownbrandmenufacturing,obm)、電子制造服務(electronicsmanufac-turingservice,ems)。從oea—oem一odm一obm-ems,隨著生產方式的轉換，其在全球價值鏈中價值量的創造也由低到高。ems、obm、odm等生產商一般位于全球價值鏈的研發、設計與銷售等價值量的高端環節。oea、oem等生產商一般位于全球價值鏈的生產制造環節，處于價值量創造的最低環節。以當今世界計算機生產為例，其全球價值鏈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在美國(ems),核心技術集中，利潤率高達25%以上；第二層在日木、韓國和中國臺灣(odm、obm),利潤率達15%；第三層在東南亞和中國(oem),以制造業為主，生產規模高達幾十億美元，但利潤率卻不到5%。在我國信息設備制造集群中，美國、日木和歐洲的公司憑借壟斷計算機硬件生產的核心技術、卬u、存儲器及其關鍵材料單晶硅的制造，獨占該行業利潤的絕大部分。而國內中小企業，由于使用標準化技術，產品的專用性低，與ems、obm、odm廠商之間的關系松散，被其他廠商替代的可能性大，討價還價能力差，價值捕捉與創造能力差。我國外生勞動密集型集群嵌入供應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在這類全球價值鏈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通常是在全球銷售環節中處于壟斷地位的大型零售商和經銷商，其通過控制設計和銷售環節，掌握著產業發展中的設計優勢、品牌優勢與全球營銷網絡，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制造企業提供產品，構筑零售商、經銷商與設計者之間的以貿易為基礎的水平網絡，從而形成對新進入者強大的市場進入壁壘。相對于生產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較高的生產環節進入壁壘，供應商驅動的全球價值鏈由于其技術難度不高，生產環節進入相對容易，但市場進人壁壘較高。在我國勞動密集型集群中的中小企業，由于在產業的上游不具有設計優勢，在產業下游不具有品牌與全球銷售優勢，只能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及各種自然資源，被動地以oem方式為全球大型供應商提供產品，嵌入其全球價值鏈的生產制造環節，獲取微薄的工繳費。。外生技術密集型集群與勞動密集型集群的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共性是：二者目前都嵌入到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一一生產制造環節，價值量創造有限。由于無法進入到研發、設計與銷售環節，缺乏生產的自主性，被動地依賴于跨國公司的產業轉移與產業分工，這種“兩頭在外”的全球價值鏈嵌入，使國內企業日益呈現出oem鎖定趨勢。但二者的外生性嵌入也有差異，主要表現為勞動密集型集群的嵌入性發展好于技術密集型集群。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壁壘高，技術決定市場進入,加之國內缺乏產業發展的傳統基礎，因此，國內企業要想由生產環節進入到設計、研發與銷售等高端環節面臨的困難較多，擺脫oem鎖定還需要時日。相對于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高技術壁壘，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壁壘較低，且國內具有一定的產業發展傳統與基礎，因此生產進入相對容易。國內企業通過多年為外資企業進行oem生產，己開始普遍采用國際先進的機器設備，生產工藝與產品質量大幅度提高，與發達國家同類產品的差別日益縮小。因此，外生性的勞動密集型集群己開始向全球價值鏈的上下兩端擴展，一方而向上游的設計環節延伸，另一方面向下游的自有品牌的市場開拓環節延伸，從而能夠分享來自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量，集群所獲利潤相應提高。從內外資企業在集群內的融合發展來看，外資企業的進入不僅導致了集群的產生，也促進了本地民營企業以及相關配套產業的發展與完善，使外資企業與當地的聯系加深，增加了其對當地的本土化嵌入，這又進一步促進了本地企業的發展，使本地企業與外資企業之間由原來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轉化，與外資企業之間的關系由原來的單純合作關系向競爭與合作關系轉變。國內企業在依托oem賺取穩定收益的同時，開始積極自創品牌，開拓國內市場，并己取得一定成效，國內近年來在紡織服裝、鞋帽、家具等眾多產業中己經涌現出大批知名國內品牌。但在追求品牌競爭優勢、開拓國內市場的同時，一些矛盾開始暴露，即內資企業間的競爭多于合作，彼此間的無序競爭己造成大量資源浪費，使競爭優勢難以形成，集群發展后勁不足，不僅沒能獲得集群所應具有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效應，而且也較難擺脫oem鎖定，實現產業升級，從長期發展來看還將威脅到集群的存續。綜上所述，導致“oem鎖定”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存在的內生性缺陷。我國的外生性集群的形成是在外資作用下被動形成的，雖然形成的時動方向，并刺激大學與研究機構同企業之間協同創新，保護創新成果和協調創新主體間的矛盾。產業集群中的一些中介組織如商會、行業協會、教育培訓機構、咨詢機構、風險投資機構等，在產業集群中起到積極作用，它們是產業集群網絡中的主要節點，通過其自身的專業化服務促進集群內各主體間的合作博弈。這些主體間的群內相互作用形成集群的關系性嵌入，與集群網絡所處區域或國家宏觀環境體系之間的互動形成結構性嵌入。我國外生性產業集群的內生性嵌入缺陷主要表現為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不足。關系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現為：一是集群網絡主體不健全，許多集群內的各種中介組織缺失，如商會、行業協會不健全或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缺少教育培訓機構,咨詢機構不發育以及缺少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至關重要的風險投資機構等；二是核心主體一一企業與其他各類主體間的聯系不密切。目前許多外生性集群中的企業積極嵌入全球價值鏈，紛紛與跨國公司結網，努力成為全球化網絡中的一員，形成集群內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基于生產流程的上下游垂直分工體系。集群內的信息由跨國公司控制，呈單向流動。集群內地方企業之間（企業與競爭者、與協同者、與同一價值鏈上的供應商、銷售商）、地方企業與本地其他行為主體（大學、科研機構、市場中介組織、政府、公眾）之間的聯系不密切,網絡水平聯系沒有形成，網絡的本地嵌入性不強，導致集群內集體學習能力有限、創新嚴重不足。而只與跨國公司結網，不與本土企業聯系，會造成對國外企業的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