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選擇2005年3月22日曲格平、莫瑞斯特朗與北大學生的對話

（只摘錄曲格平問答部分）問：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但是令全世界驚訝的是，中國派出代表團出現在世界環境保護的舞臺之上。曲先生，您作為代表團的成員之一，能否向我們透露一些組團參會的情景和對中國環境保護的影響？答：中國出席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是周恩來總理決定的，他意識到環境問題的潛在威脅，讓閉日塞聽的中國人走出國門看看世界，避免在今后建設事業中出現環境災難。起初，外交部讓衛生部組團。在當時的理解，環境問題就是衛生問題，衛生部組成了以軍管會負責人為首的代表團。總理看到這個組團報告后不贊成，他說：環境保護涉及到工業、農業、城市、鄉村，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衛生部門難以協調這些方面的事。他指示由國家計委組團，因為計委是國民經濟的一個綜合部門。新組的代表團成員包括了：計劃、外交、冶金、石化、輕工、衛生、核工業、農業等部門以及北京、上海和科技界的人士，共40多人，是一個大型代表團。中國代表團在會上對環境保護的業務問題進言不多，但在一些國際重大政治問題上，如揭露美國侵越戰爭對環境的破壞、解決貧窮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國際環境合作必須尊重國家的主權、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協商等等，都表明了中國的主張。這些主張，在會議通過的宣言中大都被采納，為會議作出了貢獻。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像一面鏡子，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的環境問題。根據總理指示，在1973年召開了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制定了對環境問題的若干規定，建立了管理機構，中國的環境保護艱難起步了。問：里約地球峰會召開之時，中國改革開放已有14年。與1972年的中國相比較，變化是巨大的。我們請曲先生就中國環境保護20年的道路談談感受。答：中國改革開放的20年，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不斷進步，環境保護也發生了積極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第一，70年代初，大多數公眾對“環境保護”這個詞都很陌生，而今天，環境保護已成為公眾的一個熱門話題，反映出中華民族的環境覺醒，這可以說是20年來最大的變化。第二，國家確立環境保護為一項基本國策，實施可持發展戰略，制定了環境保護的“三大政策”和“八項基本制度”，特別是建立起控制環境污染和保護資源的法律框架，現在已有25部專項法律，國民經濟主要領域和重要方面都做到了有法可依，特別是《清潔生產促進法》和《環境影響評價法》的頒布實施，已從環境問題產生后的治理，轉變到源頭控制，預防環境問題的產生。可以說，中國在環境法建設上已經和發達國家齊步。第三，環境保護被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并被實施，環保投入逐年增長，2003年已達到占GDP的1.39%，不僅在發展中國家最高，也達到了發達國家投入的中上限。改革開放20多年來，工業嚴重污染的局面已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第四，不過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國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很多，有些方面還很嚴重，整體形勢相當嚴峻。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城市地區的環境污染、江河湖海水源的污染、土地的退化特別是土地荒漠化的發展。20年來，我們既要看到取得的進展，也要看到形勢的嚴峻。當務之急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在人類進入21世紀之后，兩位先生都曾就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做了深入地思考。下面，你們可否與我們分享一下你們的思考成果？先請曲先生講。答：這個題目可以讓人展開想象的翅膀，作一篇富有浪漫色彩的大文章。我今天講的是當前應該做的一些看的見摸得著的事情。因此，并不那樣浪漫動人。我認為保護人類環境，使人類與自然相和諧，是人類新文明的核心，可以把這種文明稱為綠色文明。綠色文明涉及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各個方面。今天我想說三點：第一，關于生產方式的轉變，就是由傳統的粗放型方式，向生態系統回歸，按照自然生態規律，在經濟、技術各個方面不斷創新，全面改造現有的物質生產體系，建立起工業、農業、城市等各種類型的生態經濟所構成的經濟體系。與傳統高投入、高污染和低效益的生產方式比較，是一種低投入、低污染和高效益的生產方式。1992年環發大會后，可持續發展方式已被世界各國所認可。但是，真正按照可持續發展方式進行發展的國家還很罕見，甚至可以說還沒有這樣一個完美的典型。不過，局部的、分散的個體典型正在大量涌現。可以說當今是人類文明的轉折時刻，生產方式轉變的快慢，將決定每個國家的命運，關系到是建立起符合新文明要求的富裕社會呢，還是停滯不前、最終被時代所淘汰呢？何去何從，人類面臨決擇。第二，關于上層建筑的變革。上層建筑范圍過于寬泛，今天主要講國家經濟發展的管理方式和制度的變革，因為經濟發展是造成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來源，不從發展源頭上采取措施，環境狀況就難以好轉。源頭防治的主要措施是決策機制的變革，就是由個人或少數人作發展決策，變為由下到上和公眾、專家廣泛參與的綜合決策，也可稱為民主和科學決策，是避免或減少決策失誤的重要保障，是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相協調的積極途徑，也是調動公眾以主人翁姿態參與國事的必要條件。西方國家在上世紀80-90年代開始實行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決策，重要標志就是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對發展政策、各類發展規劃、一切建設工程和項目實行先評價，后建設的法律程序。從此，經濟發展在環境方面的失誤顯著減少，經濟發展開始朝著與環境資源協調的方向發展。我國在2002年制定了《環境影響評價法》，借鑒國際上這種經驗，規定對各類經濟發展規劃和建設項目實行先評價、后建設的法律規定，并明確規定了公眾、專家參與的制度，這是經濟發展領域民主法治建設的新進展，是中央提出的“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當然，現在重要的是認真實施這部法律。第三，關于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的轉變。綠色文明要求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應該把保護環境、親近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作為最高準則，作為最高的自我實現；在生活方式上崇向節約簡樸，厭棄奢侈浪費，追求的生活目標應該是基本需求滿足基礎上的生活質量的改善。我認為這是時代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在人對待自然的關系上，由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要轉向親近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要把“師法自然'、“天人合一”作為人類的最高理念，創建一個綠色和諧的社會，一個綠色和諧的時代。價值觀念的轉變要經歷相當艱難的過程。當今物質至上的價值觀根深蒂固，無比強大，讓發達國家放棄現有的生活方式，讓發展中國家放棄追求傳統文明生活的方式，都是艱難的。美國生態經濟學家布朗先生說過這樣的話：沒有人的價值觀的轉變，便不會出現向永續社會的演進。建立綠色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是人類發展進步的必然選擇，是時代的要求。希望青年一代要成為綠色文明的開導者，先行者。問：去年，中國政府提出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就環境保護而言，這一發展戰略的意義是什么？答：“科學發展觀”和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社會”的提出，是對如何持續健康發展和建設一個美好社會目標在認識上的一次飛躍。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和諧社會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指明了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這六大特征可歸結為兩大方面：一是正確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前五項特征都可以歸為這一方面；二是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是要求在發展中正確處理人與自然資源、自然環境的關系，實現和諧相處，協調發展。學習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在我國出現了新氣象，已有十多個省市宣布把建設生態型社會作為他們的發展目標，已經作出了規劃，并且在開始實施，我在浙江、江蘇等地看到了這種轉變情景。一些省市領導人不再沉迷于GDP高速增長的凱歌聲中，而是看到了嚴峻的環境資源形勢，開始認識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緊迫性，這是非常有意義的轉變，是振興中華之希望。問：今晚參加講座的同學來自北大、清華、農大、林大、石油大學等高校，還包括北大深圳分校的同學，他們是通過遠程教育系統聽兩位環境大師精彩講座。在他們聽說兩位先生要光臨北大之后，提出了很多問題，希望我能替他們轉達。其中，同學最關心的是，你們為什么投身環保事業，你成功的秘訣是什么？答：坦誠地說，我不是由于環境意識高主動的去做這項工作的，我做環保工作純屬一種偶然。不過，當我接觸這項工作以后，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下定決心做下去，一做就是35年。回頭看看，我對工作雖然還算努力，做了一些工作，也曾得到過國內外一些褒獎；但是，我沒有多少成就感，不認為自己是成功的。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我一直有一種壓抑感。我取得的一點成績與整個事業相比，與人民群眾的期望相比，相差太遠了。有時我在想：如果在位時再勤奮一點，多動些腦筋，充分發揮主動性和能動性，有些事情會不會做得更好一些呢？遺恨很多。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只能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了。問：作為世界和中國環境保護的開拓者，你參與和見證了幾乎所有影響世界和中國環保發展的重大事件。今天，我們特別想聽你們對青年學子的希望。答：環境保護事業是一項新興事業，做好這項事業需要全社會的參與和支持，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努力。希望青年學子，不管從事什么專業學習，都要學習掌握環境保護這門基礎學課的知識，這是一門在現代化建設中有廣泛用途的知識。中國環境保護事業是偉大的和艱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