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特色的統計學教育

我最后一次見到的是黃先生，他在前八月5日的一次會議上。那時老師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只是感到他講話聲音略帶嘶啞。后來才知道,老師患喉癌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喉嚨一直有異樣,但沒有被及時確診。今年3月,因呼吸困難,老師住院做手術后,才被查出喉癌。他的喉管被切開,自此失聲。9月15日,老師再次住進了醫院。直到9月17日,我才在我班微信群中,得知上述消息。三天后,發布這些消息的王美今同學,恰好來杭州,我從美今口中,了解了老師病情的有關情況。22日,回到廈門的美今和沈恩杰兩位同學,代表我們全班同學,去醫院看望老師。美今轉達了我對老師的問候,聽美今說起我的一些話題,老師高興地豎起了大拇指。之前兩天,去醫院看望老師的方平同學,也說老師雖不能言語,但思維清晰,精神不錯。我們都默默地為老師祈禱,盼望老師病情好轉。想不到,不足兩個月時間就傳來了噩耗,想不到老師走的那么快,就這樣永遠地離開了人間,離開了我們。黃老師是我國老一輩的統計學家。1950年,他從廈門大學本科畢業后,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廈大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師從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王亞南。研究生畢業后,他就分配在廈大統計系擔任統計學秘書。直到逝世前,他一直在廈大統計系辛勤耕耘,畢生獻身于我國統計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為祖國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統計人才。老師一生勤奮治學,潛心研究,在統計學許多領域都有深厚造詣和重要貢獻。我在大學學習時,老師教我們基本建設統計學課程。當時我們就知道,老師是我國投資統計學的權威專家。早在1952年,老師就白手起家,在我國最早開始研究從蘇聯引進的基本建設投資報表,并且結合我國投資統計工作的實踐自成學科體系,成為我國投資統計學最具知名度的學者。20世紀70年代初,老師與錢伯海教授等一起,引進和研究西方國家的國民賬戶體系SNA,成為“文革”期間我國屈指可數的GNP和GDP研究的親歷者之一。他先后發表了《略論最終產品和最終產值》《第三產業統計的理論問題》,為開創和推動我國新的國民經濟核算作出了重要貢獻。改革開放初期,面對統計學教材缺乏而需求旺盛的形勢,老師參與了《社會經濟統計學原理》《社會經濟統計學》《統計學原理》等多部教材的編寫,深受師生們的好評。他編寫的《統計學原理》,創造了統計學界的一個紀錄——總發行量超過300萬冊。20世紀70年代末,老師積極參與計量經濟學在我國發展的奠基性工作,并倡議發起組織中國數量經濟學會,他也成為我國最早招收計量經濟學研究生的導師之一。2014年11月15日,我最尊敬的老師,我國著名的統計學家、統計教育家,廈門大學教授黃良文老師不幸因病與世長辭。老師身為著名統計學家,資深老教授和博士生導師,雖然在學術上取得豐碩成果,卻非常謙虛,從不在學生面前夸耀自己。記得1983年6月,我去參加全國第一次投入產出應用討論會,期間好幾位全國有名的計量經濟學家聽說我是黃良文老師的學生,都對老師在我國計量經濟學發展中的貢獻表示敬意,作為學生,我才知道老師這方面的學問也很了不起。他對學生、待眾人都是十分可親可近,一點沒有架子。凡是與他相處過的人,都會感到他是一位外表敦厚,性格謙和的好老師、好學者。前年,在老師從教60周年之際,我的同學、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謝鴻光寫了一篇獻給老師的文章《我的老師,心中的佛》,這道出了我們的心聲。確實,在學生眼里,老師就是笑口常開的“彌勒佛”:在課堂上,他對學生嚴格負責,但在平時,他對學生,都是面帶笑容,十分真誠。大學四年,我與老師的交往并不早,也不算密切。那時,老師是統計系副主任,是廈門大學統計學最著名的兩三位教授之一,但直到大學三年級,老師給我們教基本建設統計學課程時,我才開始跟老師近距離接觸。“文革”后1977級、1978級的兩屆學生,歲數相差很大,我在班級里年齡較小,學習也不怎么用功,跟其他同學相比,我給老師留下的片斷印象是微不足道的,而老師給我的印象是特別和藹可親。他教書很認真,但并不為難學生。當時我們做學生的最怕考試,而老師說,考試只是一種形式,只要你們不是太不認真,通過我的考試并不難。老師說到做到,他的課程考試,幾乎沒人不及格。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浙江省統計局工作,與老師的交往反而多了起來。畢業后的頭幾年,老師參加全國統計學術會議、統計學教材編寫編審會議或到各地講學,多次到過或路過杭州。當時老師已是很有名望的教授,我只是一個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老師卻看得起我,每次到杭州,都會直接或通過“文革”前畢業的廈大計統系學生通知我。最初我去老師下榻的旅館看望他,還略為緊張,怕沒有話題,但與老師交往后很快發現,其實老師很健談,和學生聊上一兩個小時,也只能算小談。這除了說明他知識淵博之外,還可以看出他擁有一顆傾聽和包容的謙遜之心。當我匯報自己對統計理論問題的一些想法,老師說,在政府統計部門工作,將統計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研究一些問題,是很有意義的,也能出成果,要求我平時多用心思考和研究一些問題。話雖不多,但語重心長。在老師的教導和鼓勵下,我開始嘗試寫一些文章。后來幾次見到老師,向老師談起自己的研究心得,盡管這些心得相當膚淺,但老師聽得非常認真,也很有耐心,從不輕易打斷。即使有些觀點與老師不同,他也不介意,平等地交換看法。老師在學校和全國學術團體的職務不算太高,但是他在學生中的影響與威信大大超過了他的級別。他的威信,來自于他真誠坦蕩、豁達樂觀的做人本色。我在與老師的交往中,也常常被他為人師表的人格魅力所感動。記得有一次,老師參加《社會經濟統計學原理》編審會議后回廈門,在杭州中轉,住在杭州火車站附近的紅樓招待所。晚上我去看他,分別的時候,老師送我一本他編寫的《社會經濟統計學原理》中“抽樣調查”一章的打印稿。他對我說,我去看他之前,他把書稿中打字員打錯的幾處公式符號和錯別字都改正了。看著他端正遒勁的筆跡,我十分激動。他那種老一輩“一絲不茍、嚴于求精”的學風,使我永遠學習和難以忘卻的。記得還有一件事:1986年夏天我參加在寧夏召開的全國統計科學討論會,與我另一位敬重的老師錢伯海分在一個小組討論。錢老師是小組召集人,看我遞交的論文覺得有些問題,在小組第一次討論時點名批評了我。其實,錢老師這種學術上直抒己見、不顧師生面子而只論曲直的科學精神,是非常可貴的。能當面聆聽錢老師的批評指正,更是我的榮幸。但那時,我年輕不懂事,感到有點委屈,當天晚上去看望參加會議的黃老師時,像訴苦似地把這事告訴了老師。老師聽后,勸導我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他說,做學問要有寬廣胸懷,虛懷若谷,并善于從別人的批評中改進和完善自己的思想。這是他所欽羨的治學、為人之道,也恰是他的自況。老師在我國統計學界大名鼎鼎,但沒有一點大學者的“派頭”,他謙虛近人的作風,堪為一代楷模。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老師來杭州的次數越來越少。相反,我去廈門的機會倒是增多了。每次我到廈門,無論是開會、出差,還是參加幾次同學會,都由老班長恩杰陪同,去老師家看望老師。老師看到我們來,就泡茶,切水果,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其中有兩次,老師剛送走別的學生,就來迎接我們。坐而小談,老師紅光滿面,談興甚濃,毫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