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學的病害性剖析

倫理關系是人類第一個意識到的基本關系。當人們將“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54頁)幻想地反映為人格化神靈時，這種倫理關系必然也就被賦予神圣的光環而轉化為宗教倫理，道教倫理便是宗教倫理中的重要元素。道教倫理是以道教信仰為支撐點而構成的倫理道德觀念體系，其中內涵著相互聯系的兩重關系:人與神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道教小說以其生動的人物形象、人物語言和故事情節對道教倫理做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闡釋。中國古典道教小說的鼎盛時期是元明清三代。在這一歷史時期中，作家們不僅創作出道教志怪傳奇體作品，而且注意其通俗化的工作，于是出現了為民眾講故事的“話本體”道教小說。如《西湖三塔記》《定州三怪》著力描述精靈鬼怪，字里行間籠罩著濃厚恐怖氣氛。在這一時期中，還出現了模擬小說話本之體制進行創作的作品。如馮夢龍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以及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與《二刻拍案驚奇》。文學史上將五部作品稱之為“三言”、“二拍”。“三言”、“二拍”中的題材多種多樣，其中不乏表現神仙道教思想觀念或反映道教生活的篇章，同時滲透著豐富的道教倫理思想。本文通過“三言”“二拍”的道教故事分析和研討，擬從七個方面對其蘊含的道教倫理思想進行解讀。一、宏觀把握人倫之道道教把神靈視作人倫的最高主宰。它把天人格化,視其為有意志、有目的、能主宰人間一切的“天神”,認為“人取象于天”。《太平經》即以“天師”教誡人們行“上善”。道教把神視為善惡報應的主宰者。從《太平經》開始,各種道經都宣揚天地有“司過之神”。人的言行舉止都會受到神靈的監督，人之命運的否泰禍福都有神靈決定，這種觀念滲透于“三言”“二拍”作品中，體現了道教“倫理秩序以神靈為最高主宰的”思想。《喻世明言》第五卷《窮馬周遭際賣槌翁》描寫馬周由一介孤貧書生到吏部尚書的發跡過程。作為一名有學問、智謀過人的儒生，馬周在行動上絲毫沒有體現出功名的孜孜以求，有的是借酒使風，并在思想觀念上深信出身通顯與懷才不遇乃“時也，運也，命也”。這里的“時”、“運”、“命”實際上是指由神靈支配著的人倫的秩序，這種倫理秩序不可更改。小說以道家倫理思想作為貫穿故事的線索，馬周無為的外在行動卻交來了好運：店主王公敬重他，王媼以知音待他，中郎將常何舉薦他，太宗賜官給他。最終結局應證了開篇的詩句:“前程暗漆本難知，秋月春花各有時。靜聽天公分付去，何須昏夜苦奔馳?”流露出神靈主宰倫理秩序和聽天由命的道教思想。《喻世明言》第十卷《楊八老越國奇逢》篇首的古風詩即流露出神靈決定人倫秩序的強烈思想。“君不見平陽公主馬前奴，一朝富貴嫁為夫？又不見咸陽東門種瓜者，昔日封侯何在也？榮枯貴賤如轉丸，風云變幻誠多端。達人知命總度外，傀儡場中一例看”，作者認為這首古風指出人的窮通有命，富貴貧賤皆由神靈決定。主人公楊八老身陷倭寇手中十九年，后藏在順濟廟中，神靈佑護得“大吉之兆”，這成了楊八老命運的轉折點。順濟廟之神是由玉帝所命的江濤之神，正是由于這位道教之神的庇福，楊八老幾經周折，終得主仆父子相認。而這一切，“苦盡生甘，否極遇泰”，所謂“桑田變滄海，滄海變桑田。窮通無定準，變換總由天”。人倫命運的沉浮升降皆由神靈主宰，同時暗示出汲汲于富貴功名或憂生避禍都無濟于命運的轉機，只有順其自然順應天命才是最好的選擇。這自然蘊含著某些消極成份，但結合晚明社會日益膨脹的好貨好利意識的躁動現狀，這種倫理觀念對當時人們于金錢功名過份追求的功利主義起到一種勸誡和導向作用，從這方面來說不失具有積極的一面。二、“采陰補陽”與采戰道教的生命倫理告誡人們:人應當認識到生命的不可重復性，樹立起尊生貴己的觀念，切實保護肉體之身的健康和生命行程的順暢，延長生命年限、提高生命質量。道教這種保身延年的生命倫理在“三言”“二拍”中得到了生動的詮釋。在《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八《甄監生浪吞秘藥春花婢誤泄風情》這則故事里，講的是一位好“道”的甄監生，篤好神仙黃白之術，既想長生，又想取樂，于是修習“采陰補陽”的采戰之法。在與一云游道士相會時得到壯陽藥，后因服用過多，一命嗚呼。甄監生的使女春花也因與其用藥淫亂之事泄露，含羞自縊而死。作者在文中議論道：“卻是神仙制煉此藥，須用身心寧靜，一毫嗜欲俱無，所以服了此藥，身中水火自能勻煉，故能骨力堅強，長生不死。今世制藥之人，先是一種貪財好色之念橫于胸中，正要借此藥力，掙得壽命，可以恣其所為，意思先錯了。又把那耗精勞形的軀殼，要降伏他金石熬煉之藥，怎當得起？所以十個九敗了。”作者在文中指出保身與恣意行樂不可兼容，行樂的補陽之術不僅不能獲得生命的長生久視，相反只會縮短人的壽命。在這里他積極倡導的是靜心養性、尊生盡年的生命倫理理念，也是對當時奢侈淫迷，好色縱欲的社會風氣予以一種委婉的批判，達到警戒世人的目的。三、道教倫理的彰顯人的生命是魂（精神）與魄（形體）或心與身的統一。道教倫理不僅主張養形，更注重養神，保持情緒的穩定與精神健康。道教認為，欲使生命長生久視，修煉成仙，僅從物質和形體方面養生是遠為不夠的，必須從精神和情欲方面予以療養。其修煉成仙是建立在少私去欲的基礎之上。《喻世明言》的第13卷《張道陵七試趙升》就成了這種道教倫理的生動圖解。張道陵“七試”趙升：辱罵不去；美色不動心；見金不取；見虎不懼；償絹不吝、被誣不辯；存心濟物；舍命從師。即分別以喜、怒、憂、懼、愛、惡、欲念等人之七欲來考驗趙升。趙升之所以能經受種種考驗，最終成仙了道，就是因為他心無雜念，去除“七欲”，充分體現道教倫理中去欲為仙的修煉之道。《醒世恒言》三十七卷《杜子春三入長安》中主人公杜子春在開始求道之時也經歷了化身老者的神仙太上老君的“七試”———喜、怒、憂、懼、惡、愛、欲，但他卻愛情未除，在最后關頭功敗垂成。后得太上老君指點，消除愛欲，杜子春與妻韋氏雙雙成仙。這里面宣揚的是“人欲不盡，神仙難求”的道教倫理。《警世通言》第三十九卷《福祿壽三星度世》更是對道教倫理給予現實的觀照和反思：“欲學為仙說與賢，長生不老是虛傳。少貪色欲身康健，心不瞞人便是仙。”這句話好比給當時縱情放欲的社會病態開了一劑良方。四、揚善懲惡的宗教倫理道教除了精神和心理的自我調適外，還特別重視行善積德，懲兇禁惡，造福桑梓與人類。道教的重要經典《太平經合校》卷九十三說：“天下人乃俱受天地之性，五行之藏，四時為氣，亦合陰陽，以傳其類，俱樂生而惡死，悉皆飲食養其體，好善而惡惡，無有異也。”道教提倡應當“樂生”“好善”，濟世蒼生為要務。《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訴窮漢暫掌別人錢，看財奴刁買冤家主》中的賈仁去東岳向神求小富貴：“小人但求小富貴，也時齋僧、布施，蓋寺建塔，修橋補路，惜孤念寡，敬老憐貧，上圣可憐見咱。”聽到這個祈求的廟神靈泒侯有些可憐他，對賈仁的福祿作了調查，增福神作了如下的報告：“此人前生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毀僧謗佛，殺生害命，拋撒凈水，作賤五谷，今生當受凍餓而死。”因為前世不能行善，這種惡行在轉世之后也要進行懲戒。作品借助于一系列情節來表達道教“善惡承負”、懲治壞心失德之人的倫理觀念。秀才周榮祖因父親做了缺德事，天神罰他埋在地下的金銀為賈仁所掘而據為己有，使他受窮二十年；賈仁又因竊財變富、慳吝刻薄而無嗣，買周榮之子為嗣，死后養子與財產又歸窮而向善的周榮祖。這種因果報應思想實質上就是道教揚善懲惡倫理觀念的自然流露。《警世通言》第四十卷《旌陽宮鐵樹鎮妖》中的孽龍“能千變萬化，于是呼風作雨，握霧撩云。喜則化人形而淫人間之女子，怒則變精怪而興陸地之波濤，或壞人屋舍，或食人精血，或覆人舟船，取人金珠，為人間大患”，所生六子也行兇作惡。為了懲惡揚善，神仙選擇吉日，將全部本領傳授給了許遜。后許遜和其弟子憑高超的法術將孽龍和其六子全部斬殺，除惡務盡。文中許遜及其弟子變化莫測的本領、神通廣大的法術正是對我們現實倫理的肯定、維護與褒揚，突出了道教揚善懲惡的濟世倫理思想。《喻世名言》第二十卷《陳從善梅嶺失渾家》講述的是陳從善的妻子張如春被猢精攝入洞中三年，備守苦楚，后在紫陽真人幫助下，夫妻團圓，猢精被押入酆都天牢問罪。小說宣揚了道教懲惡揚善、扶正壓邪的教義。紫陽真人祛邪救人的行為體現了道教濟世的倫理道德規范。在“三言”“二拍”中，作者在對道教故事的敘述傾注熱情的同時，有意識將神仙世俗化、道德化，在文中滲透著一種濃厚的道教現世倫理意識。《警世通言》第四卷《灌園叟晚逢仙女》中的張衙內依仗官勢，欺壓良善，企圖吞占秋公的花園，后來仙女施法，將張衙內置于死地，大快人心。灌園叟也因惜花愛花的癡心感動上蒼，得升仙界。文中這些神仙、道家運用道術，除妖滅怪，是和為民除害聯系在一起的，這些道教行為的世俗化也使得揚善懲惡的宗教倫理得到張揚。聯想到晚明社會黑暗現狀和地主惡霸欺壓良善的局面，這種道教倫理帶有明顯的世俗化傾向，目的是歌頌正義與善良，鞭撻邪惡與強暴。五、道教重賢輕賢的倫理智慧道教個人倫理的基礎或根本之點是把自知與知人聯系起來，既主張貴有自知之明，倡導理性地認識自己，破除自見自是自矜等自我認識的誤區，又主張人需要有知人之智，認為知人是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立足或處世做人的重要一環。《警世通言》第二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中的莊子就是一名頗有知人之明的智者。當“楚威王聞莊生之賢，遣使持黃金百鎰，文錦千端，安車駟馬，聘為上相”時，莊子卻之不受，挈妻歸宋，隱于曹州之南華山。因為莊子深知一旦身居廟堂之上，雖可享受榮華富貴，但伴君如伴虎，不僅自身不得自由，還有性命之憂，如同“犧牛身被文繡，口食芻菽，見耕牛力作辛苦，自夸其榮。及其迎入太廟，刀俎在前，欲為耕牛而不可得也”。莊子這一行為成了道教自知知人的倫理智慧之經典，道教知人的倫理智慧也為后來高士仁人稱許并發揚光大。不具備自知知人的倫理智慧，如果在現實中恣意妄用，就會落得身敗名裂。《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九《喬勢天師禳旱魃秉誠縣令召甘霖》中的天師（唐代崇尚道術者號稱天師）郭賽璞就是這方面的反面典型。他來到晉陽縣招搖撞騙，妄誣神道，裝腔作勢，行術祈雨，他以為這種行為騙得了一般的愚人，也可以騙得當時的縣令等人。沒想到最終讓清正守廉的狄縣令識明真相，將郭賽璞投入水中將其置于死地。作品通過郭天師自欺欺人導致自己死于非命的結局，凸現出道教自知知人倫理智慧的重要性。六、道教糞土王侯倫理意向的異化與回歸道教中的代表人物如老子、莊子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富有批判精神，他們常常由反入手，以反求正，反對世欲的倫理道德。于是道教倫理也體現出鄙視權貴王侯，淡泊功名利祿的思想傾向，往往超越世俗的功利追求，立足于理性角度來審視紛繁蕪雜的塵世和蕓蕓眾生，表現出糞土王侯的倫理意向和出世歸宿。在“三言”“二拍”的道教題材里面就折射出這種道教倫理意向。《警世通言》第九卷《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中的李白這一栩栩如生的狂傲書生的形象，就是道教糞土王侯倫理思想的表征。歷史上的李白也的確信奉道教，還取了道號“青蓮居士”。作者根據這一歷史人物形象進行藝術加工，于是在作品中李白不僅姿容美秀、骨格清奇，有飄然出世之表；而且又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之才。他恃才傲物，縱情詩酒，不肯摧眉折腰侍權貴。當李白被主試官楊國忠、監視官太尉高力士屈批了卷子而受了羞辱后，他立誓報復。趁唐玄宗賜以紫袍金帶、邀識蠻書、回答番書、寵以殊禮之際，奏請叫楊國忠捧硯磨墨，高力士脫靴結襪,給予當朝權。玄宗深敬李白的才華，欲重加官職，他官職與金玉一概拒絕，而只愿逍遙散淡，供奉御前，仿效東方朔，以酒和游歷為樂。李白在狂放中是非清楚，豪飲時良莠分明，他渺視富貴，痛恨奸佞的行止，正是道教糞土王侯的倫理意向幻化。在作品的結尾，作者以浪漫主義的手法創造了一個李白升天的幻景：“是夜，月明如晝。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嘹亮，漸近舟次，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舟人都驚倒，須臾蘇醒，只見李學士坐于鯨背，音樂前導，騰空而去。”故事中，李白并沒有死在他族叔李陽冰那里，而是被上帝接去“還位”了。“謫仙人”升天歸位的結局正是對道教糞土王侯倫理意識的褒揚與肯定。在《初刻拍案驚奇》卷之七《唐明皇好道集奇人武惠妃崇禪斗異法》一文中，仙人張果在欽差裴昭面前裝死唬人、見到天子時搖搖擺擺的行狀，表現的完全是不媚權貴藐視王侯之態。唐玄宗想從仙人羅公遠學隱形之術，羅公遠認為天子處萬乘之尊當保國安民，拒絕傳授隱身術，唐玄宗先以賞赍金帛誘惑，后來以斬首相逼，他依然不從命。羅公遠以固守道義臨死不屈的行為對糞土王侯、不屈權貴的道教倫理給予了鮮明的解釋和應證,也表現出作者對道教神仙人物生活的向往與渴望,對俗世面對權貴而摧眉折腰行為的鄙視。七、青發揮了道教的教育功能道教的倫理智慧立意于天地境界的高度來察倫理的真義，賦予人的道德生活以一定的超越性并將其提到宇宙倫理的層面予以觀照，顯示了一種高遠恢宏的氣勢。《喻世明言》第十四卷《陳希夷四辭朝命》的五代名士兩隱名同，四辭朝命。作品在渲染陳摶淡泊名利的高志時，借陳摶之口夸飾其以天地境界來省察世間倫理的志趣:“蓬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風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云封。”當宋太宗欲傳他帝師之號，時時請教于他時，他堅決辭去，并呈上一首詩表明自己致心仙道，不戀仕途的心志:“草澤吾皇詔，圖南拎姓陳。三峰千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獐鹿性，何處不稱臣?”這里強調的是追求無拘無束，自然簡樸的神仙志趣。這種神仙志趣不是以物質上的極大滿足為特征，而是立意天地境界來審視世俗倫理，以精神的解脫和身心的愉悅、淡泊寧靜為特征的，表現的是超拔塵世的倫理恢宏氣度。《警世通言》第二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中的莊子“原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天一生水，二生木，木榮花茂。那白蝴蝶采百花之精，奪日月之秀，得了氣候，長生不死，翅如車輪，后游于瑤池，偷采蟠桃花蕊，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其神不散，托生于世，做了莊周”，他根器不凡，道心堅固，師事老子，學清凈無為之教。“被老子點破了前生，如夢初醒。自覺兩腋風生，有栩栩然蝴蝶之意。把世情榮枯得喪，看做行云流水，一絲不掛”。老子把“《道德》五千字的秘決，傾囊而授。莊生嘿嘿誦習修煉，遂能分身隱形，出神變化。從此棄了漆園吏的前程，辭別老子，周游訪道”。文中的莊子之所以化蝶成仙，就在于他的視野境界高超，能夠擺脫凡塵道德和世情的羈絆，最終超凡脫俗，出神入化，與天地宇宙共生共存，顯示了道教視域高超的倫理氣度。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三言”“二拍”作品中有著豐富的道教倫理內涵。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與晚明社會背景和作者思想觀念是密切關聯的。在中國歷史上，晚明是一個思想激蕩和啟蒙的重要階段，晚明文學思潮是明代中后期個性解放思潮在文學領域里的反映，同時也深受傳統的儒釋道思想的沐染，它是伴隨著儒釋道三教的發展與融合更趨明顯和深化的特點而興起的。儒釋道影響于晚明文學思潮本質上是其哲學思潮，而晚明文學思潮也正是由于加入了儒釋道的哲學內涵才在文學史上有了如此高超的地位。明后期好色食貨之風泛濫，三教合一觀念在士人心中深深扎根，而僵化的程朱理學已喪失了扭轉世風的功能，這就需要尋找一種適當的文學形式去承載扭轉世風這一歷史使命。晚明時代的杰出文學家馮夢龍和凌濛初對當時一系列病態現象深感憂慮，試圖通過文學的形式來挽救當時社會的頹變之勢。由于浸染于當時的文學和哲學思潮，他們都深受儒釋道思想的影響，充分認識到釋、道的教化功能，便想通過宗教的形式達到“勸愚導俗”的目的，于是道教中的倫理觀念就成了改變每況愈下世風的最好承載體。馮夢龍在《三教偶拈序》中曾說：“其間于釋教吾取其慈悲，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