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流動人口與普通話的關系

一第三,“經濟發展”、“人口流動”是促進農村推普的因素公共語言的普及是一項與經濟和人民生活有關的大事。這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許多科學家的主題。政府和學界十分重視推廣普通話的工作,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指示和意見,也進行了系統性的調查研究。其中,由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組織實施的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是一次空前的大規模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到2002年,全國能用普通話進行交際的人口比例已達到53.06%。近年來的調查結果則顯示普通話的普及情況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汪平,2003;徐大明、付義榮,2005;郭熙、曾煒、劉正文,2005)。但是,要實現“[到2010年]普通話在全國范圍內初步普及,交際中的方言隔閡基本消除”的目標,任務還十分艱巨。要想更加有效地開展普通話推廣工作,就需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對普通話的普及機制有更深刻的認識。在普通話不斷普及的過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社會推動力,什么是群眾學習和使用普通話最主要的動力,這些問題就成了重要的研究課題。經濟發展是推廣普通話的動力的觀點在學界早已提出,特別是在注意到改革開放以來普通話有加速普及的趨勢以后(陳建民,1999:308;郭熙,2001;周端明,2003;韓清林,2006)。但是,經濟發展必然會帶來普通話普及的觀點似乎沒有得到充分的驗證。與此同時,有些現象卻似乎支持相反觀點。例如,不少學者都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特殊”現象,即,在某個地區的某段時期,經濟發展不僅沒有促進普通話普及,反而促進了某些方言的擴散;這其中以所謂“粵方言北上”(侯精一,1994:77)最為典型:改革開放之后,廣東省的普通話使用并未如其經濟那樣快速發展,相反形成了“粵方言北上”的局面;同時,當地居民也對粵方言“流露出異于以前的超常的語言忠誠感”(張振江,2001)。對此,許多學者提出了多方面的解釋(詹伯慧,1993;侯精一,1994;張振江,2001;韓清林,2006)。然而,經濟發展是否一定促進普通話的普及,曾經存在的“粵方言北上”現象是否構成經濟推普的反例,這些問題至今都未得到明確回答。除了經濟增長,人口流動能夠促進普通話普及的觀點也被提出來,但是多數論述還是把它與其他一些因素并列討論,往往是“改革開放”“經濟增長”“人口流動”一并提到,而沒有進一步區分(侯精一,1994;張樹錚,1995;王建喜,1997;劉夏陽,1999;陳建民,1999;郭熙,2001)。然而,在經濟學研究中,經濟發展和人口流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考察兩者間因果關系的研究也已開展(漆莉莉,2004;馬穎、朱紅艷,2007)。如下文所示,經濟發展因素與人口流動因素的區分可能就是解釋“粵方言北上”這一“怪現象”的關鍵。進一步研究“經濟發展”“人口流動”和“普通話普及”之間的關系。需要明確回答以下問題:如何證明“經濟發展”或“人口流動”是促進普通話普及的因素?如果兩者都能夠促進普通話推廣,哪個更直接、更強有力?解決這些問題有助于排除推普工作中的盲目性,提高推普工作的效率。與此同時,我們發現目前關于推普動力的論述多是思辨性研究,比較缺乏實證性和定量性的研究,因此,對于上述問題,即如何確定某些社會因素是推普動力、怎樣區分不同社會因素對推普作用力的大小等問題,還難以給出比較明確的答案。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采取了“城市語言調查”的研究途徑。城市語言調查是語言學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它以城市化過程中的語言現象為研究對象,力圖通過對有關現象的解釋,特別是對新的語言實態的解釋來加深對語言本質的認識。城市語言調查同時又是應用性很強的研究,不僅提供描寫性研究結果,同時提供具有潛在應用價值的因果性解釋(徐大明,2006)。例如,針對普通話普及的社會動力問題可以建立兩個不同的因果論解釋模型:一是經濟增長導致普通話普及,二是人口流動導致普通話普及,然后再去比較和鑒別這兩個模型的解釋力。除了因果論以外,城市語言調查還有其他一些鮮明的特點:城市語言調查的方法上適應了研究對象的動態特征。例如,我們需要確定普通話普及的動態指標,這就需要相應的調查方法和分析手段。在應用這些方法手段確定普通話普及情況的動態指標之后,才能夠應用該指標進行定量分析。城市語言調查的另一個特點是:它通過汲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在獲取數據時充分考慮到社會語言現象的復雜性,對于數據的代表性具有較高的要求,因此發展了相應的調查方法。例如,城市語言調查不依靠個別講話人的主觀判斷,將問卷調查與現場觀察相結合,貫徹了社會語言學“表現為準”的原則(徐大明,2003)。本文就是運用城市語言調查的方法,探索普通話普及的社會動力的一項嘗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們設計了針對“經濟推普”和“人口流動推普”兩個因果論解釋模型的實證性研究:首先,通過一系列標準化的調查程序進行連續性語言調查,得出比較可靠的普通話普及程度指標;然后再測定這一指標與經濟指標和人口流動指標的相關程度,通過相關程度上的差距來確定不同社會因素的推普作用;最后,結合對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省語言狀況的分析,進一步確立人口流動促進普通話普及的觀點。二南京語言研究(一)“地圖抽樣”調查方法南京地處長江下游,是江蘇省省會,還是我國四大古都之一。南京話主要是指南京市區的方言,為江淮官話的一支。南京市是重要的文化城市,還是眾多高等院校的聚集地,所以一直有良好的講普通話的傳統。與此同時,南京人對南京話也很有感情,公共場合使用南京話的情況也很普遍。因此,南京的語言狀況值得認真調查研究。始于2002年的南京語言調查至今已持續五年,調查內容包括南京市普通話普及的情況,連續性的調查結果可以反映普通話推廣的動態發展過程。南京語言調查的方法充分體現了上述“城市語言調查”的方法論原則。下面以“地圖抽樣法”和“問路調查法”來加以說明。針對城市中語言調查點的取樣代表性問題,南京語言調查采用的解決方案是“地圖抽樣法”。其操作程序如下:將南京市城區地圖平均劃分為百余個方格并編號,以此為抽樣框,用隨機數字表抽樣,放棄一些非城區和不可調查的區域,最后確定數個調查區。“地圖抽樣法”能使調查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反映整個南京城區的語言使用情況。為了克服問卷調查中被調查者自報答案的主觀性偏差,南京語言調查采用了“問路調查法”。“問路調查法”參照拉波夫(1985:120～149)“快速匿名調查法”而設計。調查員在調查區中以尋路陌生人的形象出現,選擇街上結伴而行的路人為觀察對象,以“用普通話問路”為手段,觀察調查對象回答問路時的語言選用情況;除了觀察記錄路人回答“問路”時用的“外部語言”,調查員還觀察記錄路人與其同伴交談所用的“內部語言”。“問路調查法”考察了城市居民公共場合中的語言使用狀況,這對于“社區語言”具有代表性(徐大明,2004)。除了這兩種方法,選擇調查對象時還采用了“定額抽樣”。每個調查區至少調查30個人,其中少年兒童、中青年和老年各10人,每個年齡組男女各5人。對他們的觀察內容除了上述定義的“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外,還包括講話人的性別、年齡和“問路”的交際成功度等項目。作為結構性觀察,觀察結果分為確定的幾類,例如: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分為普通話、南京話和(非普非南的)其他語言變體三項。從2005年開始,南京語言調查在進行“問路調查”的基礎上,還增加了輔助性的問卷調查。“問路調查”雖然能夠反映調查對象在公共場合語言選用的自然狀態,但無法獲得被調查者比較詳細的社會背景信息(付義榮,2004)。輔助的問卷調查內容涉及調查對象的年齡、職業、語言(包括方言)掌握情況、家庭和工作環境中語言的選用情況以及他們在南京的居住情況。南京語言調查使用了標準化的客觀性調查方法,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和可重復性。該調查通過隨機抽樣方法選擇調查區,增強了調查結果對整個城市語言使用狀況的代表性。連續數年采用同樣方法對同一地區開展調查,使得這一系列調查結果能夠反映該地區普通話使用情況的動態變化過程。只有掌握了這一動態變化過程,才能夠進一步探索它與什么社會因素存在互動關系,什么社會因素最直接地影響它的變化。(二)結果1.南京有關總體固定客觀結構的調查2002～2006年開展的南京語言調查,一般在每年的10～11月之間進行。除2004年外,每年的調查都用“地圖抽樣法”抽取數個調查區,實際調查地點覆蓋了南京市玄武、白下、秦淮、建鄴、鼓樓、下關、棲霞7個行政區,調查對象總計達932人次。由于采用了“定額抽樣”的方法,每年樣本中的男女比例都是1∶1左右,少年兒童、中青年和老年的比例也約為1∶1∶1。每年調查的成功率都在95%以上。表1列出了2002～2006年南京城區普通話使用情況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五年來南京市普通話使用率逐年增高。其中南京人口以普通話作為內部語言的比例從2002年的12.59%上升到2006年的33.56%,增長近兩倍。相應地,外部語言中普通話的使用比例也由最初的不到三分之一(32.93%)上升到2006年的72.52%,增長了一倍多。2002～2006年南京語言調查以當時的南京市居民作為總體,分別獲取四個獨立樣本。比例差異的顯著性檢驗發現,2002年和2003年、2003年和2005年以及2005和2006年之間普通話作為外部語言的使用比例均存在顯著性差異。這說明南京市居民的普通話使用率每一年都在發生變化。2.研究對象的語言使用情況2005年以來,調查對象同時接受問卷調查和“問路調查”,問卷中自報的語言使用情況與“問路”觀察到的語言客觀表現情況具有可比性。表2列出了比較結果。從表2可以看出,約七成南京市民自報掌握普通話,并在平時工作環境中使用普通話,近四成的市民在家使用普通話。相關性檢驗顯示:“問路調查”所得的公共場合中“普通話”“南京話”與“其他”的使用率與調查對象自報的語言掌握情況的比例基本一致;而且,觀察到的“外部語言”與自報的“工作語言”的比例十分接近,觀察到的“內部語言”與自報的“家庭語言”的比例十分接近。因此,“問路調查”的結果對南京市的語言使用情況,特別是普通話的使用情況,有比較全面的代表性:“外部語言”代表城市中普通話使用率的高端場合,而“內部語言”代表相對的低端場合。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自報的普通話掌握比例高于觀察所得的使用比例。問卷調查的內容還包括調查對象在南京的居住情況,這些信息有助于我們了解南京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的語言使用情況是否有差異。調查結果顯示,一部分調查對象自報在南京“定居”,另外一些人自報“非定居”。在這里我們把自報“非定居”的人口作為流動人口的代表,而定居人口作為常住人口的代表。表3列出了非定居人口和定居人口的普通話掌握和使用情況,可以看出南京市流動人口和常住人口在普通話掌握和使用的比例上有一定差距。從表3可以看出,非定居人口的普通話掌握率高于定居人口;非定居人口使用普通話作為外部語言、內部語言和工作語言的比例也顯著高于定居人口。只有在家庭語言中,非定居人口的使用普通話的比例才比定居人口低。調查結果顯示:在公共場合,南京市流動人口使用普通話的比例高于常住人口的平均水平。這一結果首先支持了人口流動促進普通話普及的觀點。三人口流動和公共語言的普(一)暫住人口登記廣義的流動人口包括暫住人口、遷移人口和狹義的流動人口。由于至今尚未開展過對廣義的流動人口的普查工作,而且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管理部門也無法登記每一個流動人口,因此目前還不能對南京市的流動人口總量作完全準確的統計。(朱力、陳如,2003:2)政府工作部門和人口學在研究流動人口時的慣常做法是,利用公安部門登記的暫住人口的數據進行分析和推斷。《江蘇省暫住人口管理條例》規定: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擬在本省行政區域內居住三日以上的人員,必須申報暫住登記;年滿十六周歲擬在暫住地從事各種職業超過一個月的,必須到暫住地公安派出所登記、申領《暫住證》。近年來,由于暫住人口登記費用降低,越來越多符合條件的流動人口愿意去公安部門登記。進行登記的暫住人口已經占到了廣義流動人口的六成(朱力、陳如,2003:3),因此暫住人口登記數據可以作為流動人口的一個代表性指標。2002～2006年南京市暫住人口登記的數據見表4。2000～2005年,南京市暫住人口登記數量高速增長,2002年南京市的暫住人口為63萬,2003年為105萬,2004年為130萬,2005年11月1日零時達161萬,“暫住人口登記平均增幅達到43.9%”。另外,根據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會議的消息,2006年南京市的暫住人口為213萬。據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歷年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南京市的流動人口數量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也是逐年遞增,從2002年10.06%,到2003年的15.5%、2005年的21.27%,增至2006年的25.98%,五年來增長了一倍多。(二)人口流動和農村農村地域的相關性分析結果上文介紹的“問路調查”結果反映了南京城區居民普通話的使用情況,是普通話普及程度的有效指標。在以下分析中,普通話在“外部語言”中的使用率將作為南京市普通話使用率的指標。南京市暫住人口率將作為南京市人口流動率的指標。有了這兩項指標后,我們就可以對人口流動和普通話普及作相關性檢驗,以此驗證“人口流動推普”的理論模型。相關分析的結果是:南京市普通話普及指標和人口流動指標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976,顯著性水平為0.024。顯然,普通話使用率隨著人口流動率的增長而增長。圖1顯示暫住人口率與普通話使用率變化趨勢的比較。在相關分析結果的基礎上,回歸分析可以測定普通話使用率隨著流動人口的增長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在人口流動率與普通話使用率的回歸分析中,流動人口率對普通話使用率的回歸系數為2.3。這說明流動人口率的增長對普通話使用率的增長有顯著影響:來寧流動人口越多,普通話在公共場合中的使用率就越高。作為流動人口指標的暫住人口登記每增長1%,公共場合普通話的使用率就會上升2.3%。(三)人口流動與農村普通使用者的關系人口流動能夠促進普通話普及的觀點得到了上述定量分析的支持。經濟發展與普通話使用率的增長是否也有同樣的關系?我們也可以用相關分析進行考察。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指標是當地的國民生產總值。五年來,南京市的國民生產總值由2002年的1385億元增至2006年的2744億元,年增長率達15.9%(按可比價格計算)。雖然南京市的國民生產總值與普通話使用率同樣呈現增長趨勢,但是相關分析卻沒有發現兩者顯著的線性相關。對比上述人口流動與普通話普及的密切關系,目前的結果說明:經濟發展作為一個普通話普及的解釋因素顯然是遜色了。兩者之間很可能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可能是共因關系,也可能是間接的因果關系。共因關系是指人口流動可能既推動經濟增長又推動普通話普及。間接因果關系則說明經濟增長需要通過其他因素作為中介才能促進普通話普及。其他因素可以包括教育、傳媒的發展等;但這些因素需要長期作用才能顯現推普效果,人口流動因素卻能直接、快速地促進普通話的推廣。(四)投入后的使用情況調查下面我們再看2003年“非典”時期的一項調查。“非典”期間,南京市人口流動減少,調查顯示,這一期間南京市的普通話使用率也停止了增長。2003年5月,“非典”肆虐之時,南京大學防疫宣傳調查小組開展了一次南京市防治非典宣傳效果調查。為了遵循在“非常時期”人與人之間不接觸的原則,采用了電話調查的方法。調查員首先在黃頁中隨機抽取電話號碼,然后撥打電話進行調查。調查內容以南京市民防治“非典”的知識、行為以及對防“非典”宣傳內容的接受程度為主,調查員同時記錄了被訪者在電話中回答問題時所選用的語言:普通話、南京話還是其他方言。這一調查與“問路調查法”的性質相同,記錄了受訪者在面對陌生人用普通話提問時所選用的語言,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普通話和方言作為對外交際語言時的使用情況。調查結果顯示,54.54%的南京居民在電話中回答陌生人用普通話的提問時選用了普通話。比較2003年“非典”期間的電話調查和當年11月的“問路”調查所得數據,我們發現南京市有半年的時間普通話使用率停止了增長。“非典”是一種嚴重的呼吸道傳染病,為防止疫情加重,政府曾提倡減少人口流動;同時人們出于自我保護,也盡量減少出行。這些情況在南京也不例外。因此,流動人口增加,普通話使用率提高;流動人口減少,普通話使用率停止增長;這就從正反兩方面證明了人口流動與普通話推廣的密切關系。(五)大量人口接入—對于廣東省經濟發展與“推普”間矛盾的解釋至此,我們也可以嘗試用“人口流動”的觀點來解釋廣東省改革開放之初經濟發展與“推普”間產生的矛盾。改革開放之后,廣東省的經濟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起步階段”(1978～1983)、“繼續發展階段”(1984～1991)和“加速發展階段”(1992～1998)。其中第一、二階段中廣東地區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力是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非公有制經濟(林若,1999)。廣東省的鄉鎮企業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在改革開放之初消化吸收了大量本省剩余勞動力(葉健夫等,2003)。進入90年代以后,廣東省的經濟發展“引進大量外資,基礎設施和各種建設迅猛發展”(林若,1999)。“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和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的加快,鄉鎮企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環境”(葉健夫等,2003),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力開始降低,農村內部企業對農業剩余勞動力需求減少,農村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在這一階段,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出現了“人口遷移流動快速發展時期”。在廣東省這也包括了大批外省人口的遷入,“1996～1999年全省遷入人口均在百萬以上”(葉健夫等,2003)。下頁表6列出的是《2006廣東統計年鑒》中記錄的廣東省每年遷入人數與同期總人口之比——遷入率。遷入率反映了外省人口流入廣東省的情況,是人口流動的重要指標。階段劃分以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講話為界,1992年也是廣東省經濟“繼續發展階段”(1984～1991)和“加速發展階段”(1992～1998)的界限(林若,1999)。1978～1991年廣東省年遷入率(千分比)的均值為15.64,1992～2000年的為18.26。對這兩個獨立樣本進行t檢驗,t值的相伴概率小于0.05,這說明廣東省1992年以后外省人口入遷的速度較1992年之前顯著加快。廣東省改革開放20余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但普通話推廣的速度與經濟發展的腳步并不一致。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省經濟發展得力于鄉鎮企業的發展,鄉鎮企業首先消化吸納的是本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民“離土不離鄉”(周波,1985),因此廣東省在經濟快速發展下外省入遷的流動人口規模卻不大,甚至省內城鄉間也未出現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從人口流動推動普通話普及的觀點來看,此時廣東省普通話的普及程度沒有大幅度提高。同時這也是在經濟發展而人口不流動的情況下,普通話推廣效果不明顯的實例,再一次證明了經濟發展本身不能直接影響普通話的普及。90年代初,推動廣東省經濟增長的模式改變,政府大量吸引外資,鄉鎮企業隨著市場競爭力的減弱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也降低,政府也開始注重城市建設,大量外來人口流入城市,既包括外省的,也包括本省的,而此時廣東省普通話推廣的成績開始引人注目(郭熙、曾煒、劉正文,2005;湯志祥、梁燕霞,2005)。可見,在人口流動速度加快時,普通話普及的速度也相應地加快了。詹伯慧(2001)的研究指出:“與日俱增的外來人群,給廣東方言地區,特別是粵語地區的‘推普’帶來了極大的推動力。”粵方言區形成了使用普通話交際的風氣,其主要原因在于粵方言地區由于經濟發達,不斷吸納省外民工。民工們多數操普通話而非粵語,給當地的“推普”帶來有利因素(詹伯慧,2003)。因此,人口流動促進了普通話的普及,沒有跨地區的人口流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并不能帶來普通話的推廣。不僅在廣東,其他省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情況也支持上述的觀點(劉夏陽,1999)。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人口流動在共同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