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持續發酵，全球經濟動蕩低迷、反全球化勢力上漲，國家關系，尤其是中美之間更加緊張僵化，我國出口環境仍將十分嚴峻，面臨各種不確定性與挑戰。我國經濟正處于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攻堅期，提升貿易便利水平是增加貿易流量、提升產品質量、加強合作、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貿易便利化是指為了降低跨國交易的行政、程序和技術障礙，降低成本而簡化、統一或取消貨物、人員、技術、資本、服務流動的國境程序。貿易便利對于降低貿易成本至關重要，然而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縮減，勞動力優勢趨于弱化，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以價取勝已不可取，提升出口產品質量成為保持可持續競爭的必然選擇。目前中國出口產品仍處于產業鏈下游、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產品出口以量取勝，出口多但質量一般，產品質量提升速度遲緩。如何增強產業之間合作與關聯，提升出口產品質量、力爭上游，實現產業升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戰略背景下中國亟需解決的難題。基于現有文獻，本文主要從以下四個角度對貿易便利化與出口產品質量進行研究：一是貿易便利化指標體系構建；二是出口產品質量影響因素；三是貿易便利化對出口產品作用機制；四是中國的應對措施。一、貿易便利化指標體系構建學者們大多在Wilson（2003）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對部分一級或二級指標進行增刪。Wilson參考WTO的概念，選用海關環境、制度環境、口岸效率、電子商務作為貿易便利化評價體系的一級指標，該評價體系已經得到學者們的普遍認同和廣泛應用。孫林和徐旭霏（2011）在研究中將通關率、基建水平、貿易壁壘作為測算貿易便利化的主要指標。經合組織（OECD，2013）將糾紛解決及申訴程序、行政手續及費用、政府公正等內容納入指標體系。李斌、段婭妮和彭星（2014）從市場準入、電子商務、制度環境、口岸效率、商業環境、海關環境六個方面構建了貿易便利化評價指標體系。孔慶峰、董虹蔚（2015）引入物流及時性指數、政府清廉指數、法律解決爭端效率指標、社會穩定性指數、金融服務的便利性與成本等指標，根據《貿易便利化協定》的最新規定和各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將一級指標細化到22個二級指標，進一步豐富了貿易便利化綜合指數評價體系的內涵。董銀果、吳秀云（2017）在此基礎上，在規制環境中補充加入官員決策的偏好性和經商環境兩個指標。二、出口產品質量影響因素1.研發效率與自主創新。施炳展、邵文波（2014）在文中表示，研發效率比研究投入更重要，研發投入對產品質量沒有穩健的積極影響，有投入并不意味著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提高。生產效率、研發效率和廣告效率的改善均有利于產品質量而非研究投入其本身。劉宏、劉玉偉（2020）研究發現：企業創新是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的重要中介渠道，對外投資和創新對出口產品質量提升均存在正向因果關系。企業向高收入國家進行對外投資對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更明顯。具體到企業和地區而言，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比國有企業更加靈活、學習能力和效率更強，具有更強的創新能力，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效果更好；東、中部地區產權制度較健全、競爭相對完善，更有利于創新，具有更明顯的積極影響；資本密集型企業學習能力更強、技術密集度更高，更容易接觸技術前沿產生創新，企業創新行為對出口產品質量提升影響更大；加工貿易企業也是如此。宋躍剛、鄭磊（2020）也認為企業自主創新可以直接促進制造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2.融資約束。張杰（2015）研究發現政府對不同所有制企業進行差別干預，忽視了政府過度干預的負面影響，由于融資約束程度的差異，反而強化了融資對企業產品質量提升的制約作用，扭曲了融資本身的促進作用，最終反映出的是金融抑制對中國本土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的障礙效應。在中國金融抑制背景下，融資與產品質量呈倒U型關系。具體到企業而言，國有企業有政府和國家信用支持，一般不會遭遇融資約束困境，集體企業與之類似，易獲得資金和政府支持，提高出口產品質量的能力相對較強。民營資金鏈不穩定、企業經營風險較高，具有較弱的抗風險能力，易受到信貸歧視，爭取融資對民營企業并非易事，且借貸承受的資金壓力高于國企和集體性質企業，因此融資對其抑制作用強于國有和集體性質企業。港澳臺和外商投資性質企業達到一定門檻后融資約束會制約出口產品質量提升。許明（2016）得出相同結論：融資約束的抑制效應強于市場競爭的正向效應時，企業受資金約束會調整經營策略，經營重心轉為保障利潤，企業實際出口產品質量最終會偏離有效出口產品質量水平、質量降低。3.政府補貼。唐丹丹、阮偉華（2019）與施炳展得出一致結論：政府補貼可以有效提高非公有制經濟企業提高出口產品質量的效率。通過制度對補貼的協同效應，加強制度約束使得完善的財政補貼政策充分發揮作用，減少尋租行為，進而促進補貼資源的有效分配。完善的財政補貼政策能夠促進政府補貼資金轉化為企業的研發投資，特別對于民營企業，政府補貼增強了企業面臨官員更替、政企關系變化、市場失靈等風險的抗風險能力，緩解資金約束和創新成本，激勵企業將補貼轉化為企業研發產品質量升級的投資資金，加劇行業競爭，促進進口更多的優質中間產品而改善出口產品質量。在資源分配、市場公平的高制度地區補貼對產品質量提升更有效，因為這些地區發生尋租行為頻率較低，在制度保障下，公平的市場環境使財政補貼分配效率相對較高。在低契約密集型行業、國有企業補貼轉化效率低、補貼對產品質量促進作用較小。4.市場競爭。余淼杰和張睿（2017）認為競爭強度決定質量升級效率。市場競爭加劇和利潤空間擠壓迫使出口企業調整自身的產品質量水平，進行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競爭既是壓力，也是驅使出口企業提升質量的重要動力。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和波動幅度影響中國企業調整生產策略。在生產成本不斷提升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使低價出口競爭優勢減小，利潤空間被擠壓倒逼企業必須提升產品質量水平以應對競爭壓力。侯欣裕、陳璐瑤（2020）提出侵蝕性競爭對出口產品質量具有負面效應，企業抗壓能力是對抗侵蝕性競爭的重要因素。當中國出口企業市場重合時、各企業爭奪市場份額壓力變大，有效需求市場被侵蝕時，受侵蝕性競爭壓力影響，尤其是加工貿易企業反應更為強烈，企業為補救利益受損會暫停投入研發與創新的資金，考慮通過降低出口產品質量以保證企業的盈利狀態，彌補利潤損失。高管理效率企業、多產品企業抗壓能力更好，受負面效應影響較小，產品質量調整幅度低于低管理效率企業和單產品企業。三、貿易便利化對出口產品質量作用機制貿易便利化對出口產品質量影響有兩種機制：（1）貿易便利化提高→貿易成本降低→低價競爭策略→獲得替代效應→出口企業缺乏提質動力；（2）貿易便利化提高→貿易成本降低→企業擴大出口規模→獲得收入效應→促進出口企業提升出口產品質量。楊逢珉、程凱（2019）認為貿易便利化總體上抑制了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抑制作用隨進口國收入水平降低而減小。當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時，貿易便利化就不再對產品質量提升產生促進作用。高收入進口國產品一般質量和價格較高，質量提升空間不大但關稅高，出口企業獲得利潤低。因此，中國出口企業更傾向在高收入進口國實施低價競爭戰略，企業缺乏提升產品質量的動力，貿易便利化對出口企業產品質量的替代效應更強。反之，低收入進口國市場上產品的質量與價格較低，在貿易便利化水平上升背景下，中國出口企業傾向于提升產品質量以求在此類國家擴張市場，企業獲得收入效應更強，高收入為企業提升產品質量提供資金支持，最終貿易便利化促進了對出口產品質量提升。周琛影、董天琪（2021）指出出口目的國貿易便利化水平越高，對出口國產品質量抑制作用越強，但抑制作用受出口目的國人均收入影響，當人均收入達到一定門檻，抑制作用逐漸降低，出口目的國貿易便利化水平上升不會抑制質量提升，而是促進出口國產品質量升級，兩者關系呈現出U型特征。貿易便利化通過降低成本影響供給兩端。一方面影響產品供給方的生產決策，另一方面影響需求方對產品質量的需求。當貿易便利、出口目的國人均收入較低時，需求集中在中、低質量產品，出口國廠商則會選擇價格競爭策略，廠商用低價搶占同一市場導致惡性競爭，“氣餒效應”更強，最終對出口產品質量提升起抑制作用，質量下滑。而當貿易便利、出口目的國人均收入較高時，對中、高質量產品需求更大。此時，需求和競爭倒逼廠商調整經營策略，追求以質取勝，“激勵效應”與“技術溢出效應”更顯著，廠商著眼于技術研發與創新，有益于出口產品質量提升。四、建議措施1.產業集聚。白東北（2019）從制度質量的視角出發，發現產業集聚對提升出口產品質量具有正向影響。產業集聚可以加強產業關聯、降低生產成本、聚集資金和人才、鼓勵創新。通過金融發展給予的資金和信用支持，尤其對于民營企業，金融發展使融資對企業的抑制作用降低，產業集聚通過優化資本配置效率和增強產業關聯效應，企業間共享信息和管理經驗更有效促進了企業生產率的提升和創新能力，抗風險能力增強，從而鼓勵企業調整經營方針，選擇擴大企業出口規模；產業集聚為創新提供了人力資本。人力資本集聚可以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培育內生發展動力，從而提高出口產品質量。李瑞琴、文俊（2021）分析同產業及上下游關聯產業，認為上游產業集聚顯著促進上下游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下游產業一方面受益于上游企業規模經濟效益促進上游產品質量提升，另一方面可能使上游企業產生懈怠情緒，但對高技術行業和非純加工貿易企業仍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同產業集聚易陷入低價競爭的惡性循環。加強產業集聚可以有效利用資金和人才，鼓勵企業擴大出口規模提升產品質量，但要避免過度集聚導致惡性競爭，重視優化產業集聚布局，發揮上下游產業促進作用，因地制宜，發揮企業的比較優勢。2.政府政策。張杰、鄭文平（2014）認為提升私營企業競爭力是提升出口存活率和產品質量的關鍵，現階段中國對私營部門采取的隱性限制政策極大限制了私營企業的競爭優勢。李景睿、王佳梓（2022）指出良好的制度環境對企業自主進行產品質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政府提高效率、加強監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有利于改善制度環境，促進企業從事自主創新，提高產品質量。現階段應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堅持效率與公平，出臺政策扶持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弱化國有企業壟斷地位。提升產品質量要從內出發，不能將提高質量簡單寄托在招商引資、財政補貼等簡單方式上，要著眼于提升企業自主競爭力與創新能力，打造具有當地特色的專業化集群，從而為中國出口產品質量可持續增長提供支持，形成促進中國出口產品競爭力升級的內生環境。3.國際合作。孔慶峰（2015）指出拉美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對中國出口具有正向影響，且影響要明顯大于歐盟國家。陸云航（2022）與楊逢珉、程凱得出類似結論：貿易便利化對出口至低收入進口國的產品質量升級具有正向影響。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