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民間歌詩習俗的養成機制

作為一個典型的詩族，彝族人民在節日、婚禮、葬禮、結婚、結婚、結婚、家譜和調解等方面有許多口頭民謠。在廣大彝區,長老、畢摩、巫師能晝夜滔滔不絕地演述洪水泛濫、開天辟地、六組分支等神話古歌,即使是普通的彝民,在日常生產、生活中,也離不了歌謠。彝人的日常敘事,屬于一種詩性“唱述”,他們藉歌達意,以歌傳情,以歌擇偶,以歌連理,以歌慶生,最后以歌送靈歸祖。總之,歌謠伴其一生,對于彝人來說,沒有歌謠的日子是難以想象的。彝族詩論家布麥阿鈕在《論彝詩體例》中說:“還有的詩歌,它能表達,對父的尊敬,對母的孝心,對子的愛護,對妻的真情,對老的敬重,對長的虛心。還有的詩歌,它能表達出,夫妻的和睦,青年的愛憎,朋輩的友誼,男和女之間,相互的真誠。”彝族民間歌謠及其歌詩傳統,具有文學意義上的詩性藝術美,是彝族傳統深層詩性智慧的詩化碩果,更是彝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傳承方式之一。彝族浩如煙海的經籍詩歌及其詩化經唱,是彝族傳統信仰、道德、價值觀的神圣詩學載體及其詩性文化本身。一、勞動歌的傳承“在藝術的領域,再沒有別種藝術,像詩歌那樣能無限制地支配著無限制的材料。不論是外界或內在的現象,詩歌從來沒有不能將它們捉住與表出的;而且它的工具——就是語言的形式——又是一切人們所能取得與熟悉的,同時它又能夠達到最復雜和精致的審美的完成。”(P205)格羅塞這里所說的詩歌捉住和表達的“外界或內在的現象”,應指詩歌的題材,而達到“最復雜和最精致的審美”的詩的語言,就是詩的形式和載體。詩歌就是這樣由外在的詩體語言和內在的詩性思維,緊密結合而成的一種藝術審美過程及其結果,彝族口頭傳統歷史悠久,底蘊豐厚,除少量散文體民間傳說故事外,其余民間口承傳統均以“詩的形式”傳承著。一切有關天地開創、萬物起源、族群遷徙、部落爭戰、英雄史詩、宗教信仰、情戀傳奇等等記錄和反映民族重大歷史遭遇、文化命運、社會禮俗的民族文化,無不以“詩體語言”得到嚴格的傳承,詩意般地被人們代代口耳相傳。彝族民間歌謠的種類異常豐富,按題材一般可分為勞動歌、儀式歌、習俗歌、情歌、苦歌、兒歌等。勞動歌和儀式歌是歌謠的始機,謳歌了彝人與自然間最淳樸的關系,其中彝族民間各類祭祀儀式歌謠,特別是創世古歌和人類起源神話,是彝族傳統的溯源思維和審美詩化的結果,更是彝族祀神崇祖意識形態外化的產物。只要一有歌舞,繁重和枯燥的勞作立馬化為詩情畫意的審美活動。彝族豐富的勞動歌,其勞動場域覆蓋了狩獵、耕作、建房等時空,云南楚雄武定有一首彝族攆山1歌這么唱:追麂子,撲麂子。敲石子2,燒麂子。圍攏來,作作作3。(P44)彝族民間攆山,主要以村寨為單位進行,有時甚至要舉寨出動參與吆喝驅趕,人們擊打著各種各樣的響器,唱著圍獵攆山歌朝統一的方向驅趕。獵物受驚后紛紛逃竄,而盡頭早設有各種扣子和禽網,獵手在一旁持弓弩、槍械靜候,只要獵物一露頭便被獵獲,然后按“見者有份”的共享原則進行分配。有的在山上就地生火烤肉,人們圍攏來席地而坐,一邊“作作作”享用可口的野味,一邊開始誦唱歌舞。流傳在云南楚雄南華地區的《兄妹造天地》,(P66—67)唱述了天地的起始:古時沒有天,古時沒有地。格滋4天神他,丟下一個球,炸出兩兄妹。叫哥去造天,叫妹去造地。哥哥學蜘蛛,結網把天造。妹妹學藤樹,發芽把地造。妹妹縫地皮,團團縫一轉。哥哥來拉線,團團拉一圈。天與地拉攏,將好一樣大。地邊起皺折,就成山與河。大地有山河,山在四周圍,平地在中間。有意思的是,還演唱了哥哥因玩性大,把天造小了,妹妹很勤勞,地造得很大,天地合不攏,兄妹二人商量把地縮小,于是哥哥找來鉤藤刺做針,妹妹找來蘆葦草做線,將天與地拉攏合一塊的現實情節。因為兄妹兩人造天地有神功,“從此凡間人,把哥當天父,把妹當地母,永遠來祭祀。”(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黑乾夷,宣威有之。居深山密箐,婚配不用媒妁。男吹笙,女彈口琴,唱和相調悅而野會,歸語父母,始用媒聘迎婦歸。”(乾隆)湯大賓《開化府志》卷之九:“阿倮……婚姻悉聽男女自擇,含口琴,吹唱相悅,即為夫婦。”流傳在云南峨山縣岔河一帶的彝族情歌《哥哥無嫂妹無夫》這樣唱到:(P260—261)豆腐開漿靠石膏,紙糊燈籠靠篾條,新打水桶靠木片,彝家成媒靠歌謠。燈盞無油哪有亮?雨不澆花哪有香?天上無云哪有雨?妹不連哥哪成雙?男大當婚女當嫁,說來又羞又不羞,哪根花針不拖線?哪根燈芯不抽油?樹上斑鳩叫咕咕,哥哥無嫂妹無夫,我倆都是半壺酒,何不倒攏做一壺?這首情歌自由運用“比”、“興”修辭開篇,巧妙采用反詰句形式謀篇布局,以大量的排比形式來鋪墊“哥妹連心成一家”的題旨,無疑更加深了肯定和確定的程度。同時,以“情妹”的女性口吻來進行訴唱,沒有文人騷客忸怩故作之嫌,像溪水汩汩渾然天成,性情大膽率真,體現出彝族青年對愛情和婚姻的真摯追求。“跳腳”5歌:(P467)月亮出,大火著6;圍著火,來跳腳。塵土飛,鞋子脫;大家唱,多快活,手拉手,使勁跺。月亮落,管不著。兒歌的特點是每句都行韻,便于朗朗上口,語言全部采用平鋪直敘手法進行,便于記憶,同時保持著歌舞一體的復合特點,誦唱時要求舞蹈肢體語匯的積極參與,所以深得孩子們的喜愛。在篝火邊,隨著歡樂的人群,兒童們唱起這首歌學跳腳,歌謠描寫了彝族民間代際之間歌舞傳習的真實場域,當大人們圍著篝火盡情歌舞時,對于孩童們來說,正是一種活態的即時“舞教”和現場“詩傳”,孩童們就這樣在旁懵懂蹣跚開始學跳學唱。大小涼山彝區有一種稱為“克智”的民間辯辭傳統,意為“辯嘴”、“夸口”、“賽說”,是彝族民間口承語言民俗中的一朵奇葩,彝諺說:“克智如繁星,不可用數計”。“克智”在表現形式上即可朗誦又可歌唱,間或誦,間或唱,采取誦唱兼行的方式,深受廣大彝民的喜愛。民間婚禮儀式往往是“克智”重要的傳承場,姻親雙方各派一位知識淵博,具有高超雄辯力的賽手,雙方賽手輪流登場,臨場誦唱即興創作的詩歌,互相辯駁、褒貶,引經據典、盤古論今,以能“窮百家之詞,困眾人之辯”者為勝。(P188—189)彝族民間克智活動,賽手之間即興創作演唱詩歌,不僅斗智慧拼腦力,而且是一種浪漫的詩學活動,具有詩學意義上的藝術美育和文化傳承功能。“歌謠都是‘活在口頭上’,它的生命就在流動生展之中。給它一個寫定的形式,就是替它釘棺材蓋。每個人都可以更改流行的歌謠,但是沒有人有權更改《國風》或漢魏《樂府》。寫定的形式就是一種不可侵犯的權威。”(P24)彝族民間歌謠以其鮮活的形態廣泛流傳于人們口頭之間,它的生命就在其“流動的生展之中”,歌謠所依傍的各種傳統民間儀式和民俗活動,提供了歌謠誦唱賴以存活、傳習的重要時空場域。同時,彝族自古擁有卷帙浩繁的彝文經籍,這些經由數代畢摩書寫、記錄的寫定詩歌,也主要是出于口頭誦唱和演述的需要。二、現場講習與真實演述相結合的訴訟傳統彝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作為其民間主要的宗教和文化傳習者,彝族歷代畢摩書寫并留下了珍貴的經籍文化遺產,“一個出色的畢摩,往往也是一個出色的歌手,他們不僅通曉各類彝文典籍,同時也擅長歌藝,‘操千曲而曉聲’。”(P33)縱觀彝族種類繁多、內容豐富的彝文經籍,我們發現它們擁有一個驚人的相同特征,即所有記述其歷史、宗教、社會、政治、軍事、文化、藝術、醫藥等內容的彝文經典,無一例外地都是用詩體語言寫就的,尤以五言體居多,這是彝族詩性智慧的集大成。不論是記錄創世、人類起源、部族遷徙和征戰的歷史篇《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論》、《查姆》、《梅葛》、《六組分支》等,還是記述自然崇拜、祖靈崇拜的《指路經》、《吾查們查》宗教祭祀類篇目,雖具有不可更改的寫定權威性,但均以詩歌的形式,在民間各種大大小小的儀式場域中被反復演唱。很多畢摩在各種大小民間儀式上,雖攜帶并擺現出各自相應的彝文經書,但他們從小就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從老畢摩處學習演述、記憶和貫通了經文內容,將彝文經籍擺出來只不過是神圣儀式的一個程序而已。按照畢摩傳說,據說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獲得畢摩神的護佑和神威,如此看來彝族經籍文字僅僅是一種文化保存的書面文獻實體,以便使其在物質層面上獲得一種至上的權威地位,真正重要的是畢摩的現場口頭唱誦和真實演述,他們與想象中的各種天地神靈、歷代祖靈通過唱誦溝通交流,以及他們與民眾通過聆聽接收信息之間的現場互動,構成了彝族民間的歌詩傳統。“對有彝文書寫能力的演述人而言,文字的掌握無疑是他們解讀古雅深奧的史詩文本,掌握大量古代語匯的前提和條件;同時,在史詩的習得、傳承與演述能力的提高中,民間的歌詩傳統如敘事長詩、抒情長詩、儀式歌調等,尤其是口頭言語技巧如諺語、格言的嫻熟掌握與綜合運用,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P14)畢摩舉婁布佗在其《詩歌寫作談》中說:“所有詩歌呀,用詩寫的書,邊寫邊要看,邊寫邊要念,這樣寫出的,讀來既好懂,字句也明白,這樣才完善。”彝族畢摩教育當中,唄若(小畢摩)一般被要求先跟老畢摩口頭誦讀、演唱大量的口誦經,等記憶、誦唱到了嫻熟的程度,才逐步進行經籍的謄抄和寫記。在口頭吟唱念誦到文本謄寫的傳習過程中,老畢摩的誦唱、歌調、表情、神態、手勢以及舉手投足等“聲教”與“身教”緊密結合在一起,最后在具體真實的儀式情境場域中,一齊集中投射和作用到唄若身上。這種特有的“言傳聲教”的詩教方式,完全取決于彝族歌詩傳統下詩歌經唱的需要,從畢摩演唱的長期傳承效果來看,這種詩教傳承方式是非常有效的。《查姆》是楚雄彝族講述天地、日月、風雨、人類、民族、衣食等萬物起源的一部創世史詩,在彝族還沒有發明文字前,其先民就已創作并流傳《查姆》了,有了文字之后,又以書面文字的形式進入了彝族經籍典冊記錄系統。“查姆”是彝語音譯,即“萬物的起源”,當地彝族把天地之間一種事物的起源叫做一個“查”。《查姆》規模宏大,據說共有一百二十個“查”,1958年調查隊搜集到十一個“查”,1980年又搜集到十二個“查”,整理出版的《查姆》,一共有三千五百多行,分為上下兩部,主要講述開天辟地、人類繁衍和民族起源。彝文經籍《查姆》是用五言韻文寫就的彝族詩歌形式,瑯瑯上口,易于背誦吟唱,在雙柏縣新街一帶,逢年過節,婚喪嫁娶、播種收割、狩獵放牧、起屋建房,都要請畢摩來演唱史詩《查姆》。畢摩演唱時,采用“阿色調”,配以民族樂器大四弦,五言音節為一句,音聲和諧鏗鏘,聲調莊重深沉,可以連唱數日不絕,白日里炊煙繚繞,入夜則篝火熊熊。“拉文”是我們彝家的祖先,最早的“拉文”是兩兄妹,他倆名叫阿卜獨姆7,阿卜獨姆西是他們的子孫。親親的阿哥,親親的阿姐,請慢慢聽彝家的“查”,請細細聽彝家的古根。……在“托得多查”(即天地的起源)結尾時又唱道:萬物在動中生,萬物在動中演變。不動嘛不生,不動嘛不長,這就是萬物的起始,這就是萬物的來源。(P73—78)《梅葛》是楚雄彝族的又一部創世史詩,“梅葛”屬彝語音譯,是楚雄彝族一種民間曲調的總稱,因通篇用“梅葛調”演唱,所以定名為《梅葛》。《梅葛》史詩長達五千七百七十多行,分為“創世”、“造物”、“婚事和戀歌”、“喪葬”四大部分,每一部分又由許多篇章組成。全詩雖沒有一個從頭至尾完整的敘事,每一個章節均可獨立成章,又是全詩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梅葛唱腔約有十多種,分為“輔梅葛”和“赤梅葛”兩大類。前者一般俗稱“喜調”,節奏比較自由活潑,善于婉轉抒情,有時近似說唱,多用于人生禮儀中的婚嫁和生產上的播種收成等喜慶場合。后者一般俗稱“哀調”,或叫“古腔調”,音樂性較強,節奏緩慢凝重,旋律沉郁憂傷,多用于喪葬和祭祀場合。《梅葛》唱述了彝民四時節令勞作的規律:一年十二月,月月要生產。正月去背柴,二月砍蕎把,三月撒蕎子,四月割大麥,五月忙栽秧,六月去薅秧,七月割苦蕎,八月割了谷子掰包谷,九月割了甜蕎撒大麥,十月糧食裝進倉,冬月撒小麥,臘月砍柴忙過年。(P92)彝族民間每逢老人逝去,主家和死者女兒家必請畢摩為亡靈誦唱《指路經》,將亡靈指路引回祖界圣地。祖界是彝族歷史記憶中的一個理想世界,據雙柏《指路經》(P591—592)記載,在那遙遠的祖界:千山綠油油,樹花亮晃晃。栗樹沉滿果,紅栗似扇開。樹冠銀燦燦。鳥兒樹上嚷,獐麂順山逛。右邊看一眼,右邊有水塘,水波蕩漾漾。白魚尾長長,紅魚把嘴露。此有放鴨處,養雞適又近。還有好菜園,挑水也方便。左邊看一眼,旱地一塊塊,旱地平坦坦,種的是玉米,種的是麥子。門前眺一眼,梯田水汪汪。田里養著魚,水田平坦坦,水田彎長長,種谷兩道熟。溝水長長流,水聲潺潺響,看了很留戀。屋外瞥一眼,大壩平洋洋,小壩長又長,青草綠茵茵,此有放牧場,極宜放牛羊。這簡直就是一個“世外桃源”,難怪祖界的吸引力之大,畢摩先在堂屋孝臺前念誦《指路經》,把歸祖路線一程程一站站詳細念誦給亡魂,讓其安心上路。經過哪座山、哪條河、哪座城等都要一一交代清楚,一直將亡魂指路到祖先發源地,即據考證在現今曲靖會澤洛尼山附近,據說那里曾是彝族共祖阿普篤慕躲避洪水,進行六組分支的地方。彝族《指路經》與其名為亡靈指引漫漫歸祖之路,不如說實為活著的人緬懷已故祖先,向后代講述經文里詳細記錄的地理狀況和具體行走路線。事實上,這也就是歷代彝族先祖們,披荊斬棘開疆拓土向著不同方向遷徙和發展的歷史,通過畢摩誦唱《指路經》,彝民在旁現場聆聽指路,以阿普篤慕為共祖進行認同,強有力地結起緊密的血緣紐帶,把整個民族聯系起來,整合為一體。三、以詩論詩為體,現有文化知識是使用開放系統圖式的一般確認與彝族悠久的經唱歌詩傳統相應,大約在一千多年前,彝族就有了舉奢哲和阿買妮的詩文理論。舉奢哲是大畢摩,是受人尊敬的經師、思想家、史家、文學家和文藝理論家。阿買妮是著名的女詩人、詩論家。收在《彝族古代文論》中的十二篇文藝論述,從時間跨度上看,上起魏晉,下迄明清。從表現形式上看,又都以五言詩寫就,內容涉及彝族詩歌的起源、詩歌的社會功能、詩歌的創作過程、詩歌的內容和形式以及詩歌的欣賞等一系列重大的詩歌文藝理論。賈芝在給《彝族詩文論》序中寫到:“他們(指舉奢哲和阿買妮)的詩學,還凝結了彝族的經師畢摩和歌者摩師的創作經驗和人民創作民歌的歷史經驗。他們的詩學不僅曾對彝族的詩歌創作起了指導作用,而且他們的詩論本身就是用詩體來表述的,這也是彝族詩文論的一個特點。大概這樣做也是為了便于推廣流傳,使人易記易傳吧!同時也可見彝族人民是多么的習慣用詩的語言來敘事狀物了。”(P3—5)這些五言體的詩論詩,不僅是彝族詩歌理論的集大成者,自身就擁有詩學意義上的美學品位,發揮著彝族禮俗文化傳承上的聯系效能。如舉奢哲論“歷史書”的創作:大凡歷史書,寫書須注意,韻律要牢記:上句押下句,五言對五言,七言對七言,九言對九言,三言對三言,這樣寫下來,念起既和諧,讀來也順暢,文筆更流利。歷史書,即史詩類詩歌,內容上不僅要真實可靠,不允許憑空想象和編創;在形式上更要求便于記憶,易于誦唱。彝族自古以詩歌為載體,濃縮整個民族的歷史記憶,以經籍詩歌的形式記錄下來,以口頭歌詩傳統的形式千百年來唱誦。論到寫經文時,舉奢哲繼續寫道:記下作經文,超度死者領。所有過往事,一一要講清;過錯也要講,教育后世人。這樣人死后,或錯指出了,美德也說清。這樣一來呀,所有活的人,都會明了呀!人生在世時,好事要多做,壞事要少行;善事要多做,惡事決不行!可見,舉奢哲詩論中的經文詩歌,不僅是一種文學創作,更是一種神圣的詩歌敘唱,它具備強烈的道德宣講和善惡勸誡作用。在彝族民間各種神圣化祭祀場域烘托下,經唱歌詩在這里儀式性地化作了一曲曲反復詠唱的道德頌歌,帶著重要的教化力量,飄蕩在享有至高權威的祭壇上空。彝族詩論具有獨特的“以詩論詩”特點,它不僅是彝族詩歌理論及其實踐的最高總結,其本身更是一首首優美的詩論詩。彝族民間擁有大量的歌手、辯手和史詩演唱家,同時在各種大小宗教儀式中,掌握文字的畢摩又儀式化神圣“歌詩經唱”,這都跟彝族詩論的長期指導和深入影響分不開。彝族詩論與其固有的口頭歌謠、經唱歌詩、畢摩詩教,共同構成了彝族龐大的詩學體系,它們之間互相依托、互相影響,共生并存至今。四、身份證明:少數民族傳統的“詩教”“詩的思維貫穿著整個傳承與傳播的過程,成為彝族傳統文化最為核心的思維根基。特別是其口頭傳統始終離不開這一詩化思維的主導,甚至上升為一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