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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陶淵明《乞食》詩仕不存
罕見的古代詩人以自我乞求的求求幸福,而陶淵明的《乞丐》詩生動地描述了他們愚蠢的行為,食物和飲料后的感覺。悲傷和感動在中國詩歌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自古迄今,評說《乞食》詩者不少,異見紛呈,諸如此詩作年、淵明是否真乞食、乞食是否象征乞求俸祿、《乞食》詩中的“主人”是誰、“乞食”一詞是否與僧人的乞食有關、怎樣評價《乞食》詩等問題,都還存在解讀和闡釋的空間。一《有會而作》詩確定《乞食》詩的寫作年代是理解此詩的關鍵。歷代《陶淵明集》注釋者與《陶淵明年譜》,絕大多數認為此詩作于淵明晚年。例如梁啟超《陶淵明年譜》以為《乞食》詩大概作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逯欽立《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鄧安生《重訂陶淵明年譜》、楊勇《陶淵明年譜匯訂》、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以及筆者《陶淵明年譜簡編》,皆謂《乞食》詩作于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多數學者以為此詩作于淵明晚年,根據是淵明雖然一生貧苦,但晚年尤甚,嗟老嘆貧的作品特別多。《有會而作》《詠貧士七首》,大致與《乞食》詩同時作,都能看出淵明晚年貧苦之甚。如《有會而作》詩序說:“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以來,始念饑乏。”282詩序所說的“年災”,當指元嘉二三年旱蝗之災。史傳記載的旱災、蝗災(1),與淵明“而值年災”之說正相合。據此,定《有會而作》詩作于元嘉三年是妥當的。又據蕭統《陶淵明傳》:“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若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2)《有會而作》說:“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這四句是用《禮記·檀弓》的典故:“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淵明對《禮記·檀弓》下的不食嗟來之食的典故作了新的解釋,以為黔敖施粥,出于善心,蒙袂者以受嗟來之食為恥,“徒沒空自遺”,這是不對的。聯系淵明饑而乞食,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淵明何以對《禮記·檀弓》的典故作出這樣的解讀。《乞食》詩最后四句說:“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抒發不食嗟來之食,固窮守志,雖餒也要師法前賢的堅強意志,應該是謝絕檀道濟饋梁肉有感而發。弄清《有會而作》詩的寫作時間以及“古典”和“今典”,有助于理解《乞食》詩的寫作背景和旨意。因為前者是后者絕好的參照物。除《有會而作》詩外,《詠貧士七首》也很有可能與《乞食》詩作于同時。其中第二首說:“傾壺絕余瀝,窺灶不見煙。”第四首說:“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第七首說:“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嘆,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這幾首詩,都可以證明淵明此時“始念饑乏”的艱難處境,以及拒絕檀道濟饋贈的固窮氣節。然而,有人認為《乞食》詩作于淵明早年。陶學研究者魏正申首倡這種看法:“陶淵明為實現建功立業的宏圖大志,有渴望舉薦而盡早入仕,施展才干的思想,《乞食》詩便是較為有利的佐證。”又以為《乞食》詩用韓信報答漂母之恩的典故,“雖有愧‘非韓才’的遜說,但也明確地表述了陶淵明希望自己像韓信那樣,輔佐明君而成就大事業,也要像韓信那樣,報漂母之恩的思想實際。陶淵明深知,‘大濟于蒼生’(《感士不遇賦》)理想的實現,要靠進入仕途社會。因此,開始‘東西游走’(《與子儼等疏》),請人舉薦入仕,以實現入仕有為理想。《乞食》詩采用借托的手法,選取頗能借以抒情的事例而設事,然后,以意寫貧,以意寫乞,使‘主人解余意’并有‘遺贈’,以托言行乞得贈,表達企望舉薦的從政之想。”魏氏這段話概括說來有三層意思:一、《乞食》詩是淵明早年渴望舉薦而盡早入仕的“較為有力的佐證”;二、淵明早年“東西游走”,請人舉薦入仕;三、《乞食》詩非真乞食,是以意寫貧寫乞,托言行乞得贈,表達企望舉薦從政思想。三層意思可一言蔽之:《乞食》詩是借托,是淵明早年渴望從政的干謁詩。魏先生研究陶淵明多年,其研究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竭力挖掘并強調陶淵明早年希望建功立業,歸田后“以詩立言”,追求以詩文垂名后世。他把陶淵明塑造成為終生希企當世名,也非常看重身后名的人。為了支撐這一觀點,他將陶淵明作于晚年的《乞食》詩說成是早年所作,且乞食并非真乞食,乃“借托的手法”。魏先生的看法是否得淵明之真,要打上大大的問號。陶淵明研究“談何容易”,不易首先在歷史文獻的缺乏,以致許多作品難以確定寫作年份。同一首作品,有人以為作于早年,有人以為作于晚年,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乞食》詩的作年,也屬于這種情況。魏先生稱淵明“渴望舉薦而盡早入仕”,“《乞食》詩便是較為有力的佐證”,意思是此詩作于淵明入仕之前。這一看法,與多數研究者大相徑庭。《乞食》詩是否作于淵明入仕之前?是必須首先弄清的問題。關于淵明初仕經歷,沈約《宋書·隱逸傳》說:“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2287《南史·隱逸傳》、蕭統《陶淵明集序》《晉書》同。顏延之《陶征士誄》稱淵明“少而貧困,母老子幼”,“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后為彭澤令”791,關于淵明初仕即辭歸的記載,與史傳基本相同。于此可知,淵明初仕江州祭酒,是鄉里舉薦的結果,并不是到處干謁、請人推薦的結果。自魏立九品中正制之后,鄉里舉薦、州郡或朝廷征辟成為士人進入仕途的一般途徑。高門華族,膏腴見重,占據仕途的要津。翻檢漢晉歷史文獻,得以征辟者,或以孝廉,或以禮讓,或以德望,或以明經,或以博學,或以隱德,或以華族。鄉里舉薦是科舉考試出現之前用人制度的基礎,州郡和朝廷對鄉里舉薦一般都極為重視。當然,歷代皆有人通過交游請托而獲譽,由此進入仕途的情況,東晉也肯定有干謁而為官者。但在多數情況下,鄉論還是能代表真實的評價。因此,若將鄉里舉薦與干謁劃等號,或以為非干謁就得不到舉薦,這不符合事實。事實上,若非世族高門,寒門弟子須有美譽善名,才有州郡征辟的機會。至于交游請托,一般為人所不齒,不僅不獲令譽,反而得“貪競”之惡名。試看與陶潛同列于《晉書》卷九四《隱逸傳》中的人物,便不難發現彼時對交游請托的鄙視。《晉書·隱逸傳》序說:“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俊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跡,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何謂“貪競”?惶惶然奔走之徒,干謁權門之謂也。董養“不干祿求榮”;伍朝“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征,不就”;任旭“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里推而愛之”;孟陋“口不言世事,未曾交游”;韓績“不交當世,由是東土并宗敬也”;譙秀“少而靜默,不交當世”,“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翟湯子莊“遵湯之操,不交人物”,“州府禮命,及公車征,并不就”;辛謐“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征不起”。讀晉世隱逸人物傳記可知,兩晉士風以不妄交游為高,不染流俗、不尚交游者,往往為鄉曲推崇,州郡崇敬。也許實際情況確有通過交游當世權貴而入仕途者,但這種人物不會得廉潔之美名。《晉書·隱逸傳》說:“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淵明“少懷高尚”,年輕時就有隱逸的念頭,這是鄉里貴之的重要原因。而魏先生卻描述淵明早年“渴望舉薦而盡早入仕”,這是不是給高士抹黑?淵明作《五柳先生傳》自況:“閑靜少言,不慕榮利。”詩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若淵明真如魏先生所說,為了早早進入仕途,到處奔走干謁請托,試想,如此貪競人物,豈能為鄉鄰所貴,為州府所征召?沈約憑什么把他列入《隱逸傳》?如果淵明早早想入仕,何至于“向立年”才遲遲入仕?既然很早就想建功立業,大濟蒼生,何以作州祭酒沒幾天就辭歸?魏先生無奈“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乎”?魏先生一無依據,硬把作于晚年的《乞食》詩說成是早年之作,把“少懷高尚”“不慕榮利”的陶淵明,說成是個很早就奔走權門,請人舉薦的干謁者,豈非“莫須有”?二淵明入仕即為鄉鄰所貴陶淵明初仕江州祭酒。為什么州府征召淵明?淵明既然“少懷高尚”,為什么應召?第一個問題無歷史文獻說明。第二個問題有答案:顏延之《陶征士誄》說是“少而貧病,居無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791。《飲酒二十首》十九自述:“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其為貧而仕的原因說得再清楚不過了。下面著重探討第一個問題——為什么州府征召淵明?筆者認為大致出于兩個原因:一是搜求隱逸的文化政策。《晉書·隱逸傳》序說:“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兩晉隱逸之風特盛,與朝廷推崇隱逸、搜求隱士的文化政策極有關系。淵明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不慕榮利的隱士品格,既為鄉鄰所貴,必聞達州郡,故州郡征召之。換言之,州召淵明為祭酒,主要是他不慕榮利的隱士品格所造成的聲譽,當然也有欣賞淵明學問、文章及卓絕不凡個性的原因,而絕不是淵明干謁的結果。《晉書·隱逸傳》中的不少人物閑居樂道,不交當世,然州郡往往禮命,或征博士,或察孝廉,或舉秀才,或為朝廷征辟,看中的正是他們靜默閑靜、與世無競的隱士品格,認為隱逸之士能激濁揚清,有助教化。州府征辟淵明,當出于同樣的原因。倘若淵明一心干謁請托,以求早早入仕,必為當時推崇士風的世人所鄙視,豈能為鄉鄰所貴?《飲酒二十首》十六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詩:“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世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歸園田居五首》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從淵明的自述可以看出他出仕之前罕交人事,不慕榮利的品格。以毫不相干的《乞食》詩,證成所謂淵明早年“請人舉薦入仕”,顯然罔顧史傳與陶詩的事實。二是淵明出身洪族,曾祖為赫赫有名的大司馬、長沙郡公陶侃。祖茂,武昌太守。淵明為陶侃庶支,雖家道中落,但祖先的榮光還未完全消褪。州府辟他為州祭酒,除其本人的隱士品格為鄉鄰貴重,名達州郡之外,其門第也是重要原因。《梁書·太祖五王傳》載,梁武帝天監六年(507年),武帝弟安成康王蕭秀出為江州刺史,“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征士陶潛曾孫為里司,秀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后世。’即日辟為西曹。”梁時陶潛名聲還不大,江州刺史蕭秀即因陶潛之德,辟其曾孫為州西曹。相比梁時陶潛的名聲,陶侃在晉末的名聲不知要勝過陶潛幾何,州府辟陶侃曾孫陶潛為州祭酒,是非常自然的,完全符合當時的取士制度。潯陽是陶侃的發跡之地,也是以后陶氏后裔最主要的聚居地。當時九品中正制舉薦人才,除考察德行才能之外,門第也是重要根據。淵明出身江州大族,曾祖陶侃、祖父陶茂,都聲名顯赫,如果他想做官,何必四處奔走,請人舉薦?淵明孤介性剛。《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說:“總發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飲酒二十首》八自比荒草中的青松:“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顏延之《陶征士誄》稱贊淵明“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性格孤介者,豈能忍受干謁的折腰赭顏?《梁書·臧嚴傳》:“性孤介,于人間未嘗造詣,仆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便是一例。沈約《宋書》等皆記淵明“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如果事情確實如魏先生所說,淵明有“盡早入仕,施展才干的思想”,那么,合乎邏輯的結果應當是安于州祭酒的職位,忍受吏職的鞅掌無聊,為什么“少日自解歸”?而且,州里數次召主簿皆不就?這哪像是一心想入仕,請人舉薦者的所作所為呢?干謁奔競之徒,既得官職,絕大多數視為榮祿,保之護之,并貪婪不已,謀求晉升和更大的利益,能像淵明一樣少日解歸,棄之如敝屣嗎?結論只能是這樣:淵明初仕江州祭酒不是請人舉薦的結果。淵明具有的隱士道德人格和他的洪族出身,都是被辟為州祭酒的原因。說他干謁請托,純屬子虛烏有。他初仕為州祭酒,原因是母老子幼,出仕以救貧。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乃是性格孤介、喜愛自由所致。確實,淵明年輕時有建功立業的大志,但不應過高估計其入仕志向的強烈程度與恒久性。自曾祖陶侃始,陶氏家族歷代為官,淵明年輕時懷有遠志,一是想光耀門楣,二是接受儒家“士志于道”的傳統。但這不過是許多讀書人都有的一般表白,并不是深植于靈魂深處的不懈追求。《陶集》中更多的是喜愛自然、不涉世情的自白。隱居不仕,愿為“羲皇上人”,才是淵明的夙志。假如淵明不是“母老子幼,就養勤匱”,他可能不會出仕,而是會終老田園。不對淵明的個性和仕隱原因作基本的估量,有意忽略《陶集》中大量的崇尚自然、向往隱逸的詩文,僅僅根據“猛志逸四海”幾句詩,夸大他年輕時曾有過的入仕愿望,以至稱他干謁請托,甚至謀求身后名,這不過是研究者以今人的觀念或者以己心度君子之腹,用自家的人生價值觀來解釋陶淵明罷了。為了證成陶淵明早年“請人舉薦入仕”說,魏先生不惜誤讀淵明的《與子儼等疏》。淵明五十歲后,曾與子儼等言及自己當年的仕宦經歷:“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東西游走”,指人在仕途,飽經行役之苦。在這本來不會誤解的地方,魏先生偏偏誤解道:“開始‘東西游走’,請人舉薦入仕。”如此一來,“東西游走”遂成四處奔走權門的代名詞。如果照魏先生的解讀,《與子儼等疏》的意思就變為: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奔走請人舉薦入仕。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試想,奔走請人舉薦入仕之后,接以“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文意既不相接,更嚴重的是歪曲了淵明的性格。干謁求仕者,多半奉貨請托,搖尾乞憐。說完干謁,后面突然冒出“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而性剛多忤之人,實在很難厚著臉皮請托。所以,“東西游走”必不作奔走干謁解。其實,稍稍熟悉陶詩的讀者,不難理解“東西游走”一語的具體所指。《陶集》卷三中有多首詩寫到行役之苦。《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余。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一:“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枻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余。延目識南嶺,空嘆將焉如。”同上其二:“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詩:“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這些行役詩描寫的修途風波以及心系田園的痛苦情懷,才是“東西游走”一語的確切注腳,哪里是講早年請人舉薦做官呢?三干謁請托,以官“乞食”與請人舉薦本是互不相涉的兩種行為,不可因二者都有“乞求”之義,遂謬相比附,混為一談,稱“《乞食》詩以借托的手法”,“以托言行乞得贈,表達企望舉薦的從政之想”,這一看法看似新奇,其實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在中國文化觀念中,饑而乞食是很正常的行為,并不可恥。姑且舉幾個古人饑而乞食的例子,《史記·伍子胥傳》:“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太史公稱贊說:“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2183以為伍子胥窘而乞食,隱忍就功名,不是烈丈夫誰能做到!《史記·鄒陽列傳》載鄒陽于獄中上書梁王云:“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繆公委之以政。”《三國志·魏志·管寧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有高士寒貧者,“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食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多取。”上述例子說明,貧乏行乞,人格并不卑鄙。因為饑者行乞求食,乃是正常不過的生理行為,何恥辱之有?人皆有惻隱之心,施舍者出于憐憫,是值得贊美的善舉。干謁請托與饑而乞食,完全不可混為一談。或以才干,或以德行,或以通經,或以詩賦,州郡或朝廷授以官職,乃是古代選拔官員的正當途徑。干謁請托,必然奔走權門;奉貨行賄,必定厚顏卑膝。請托之風公行,買官賣官,從根基上摧毀吏治。凡是負責任的統治者,都不能容忍干謁請托之風,設防打擊。《漢書·何武傳》:“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托。”《后漢書·明帝紀》載明帝即位之初,即下詔:“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托,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后漢書·梁松傳》:“松數為私書,請托郡縣,二年,發覺免官。”《后漢書·樂恢傳》:“(恢)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托。”通過干謁請托獲取官位者,被人視為追逐榮利、品格低下。反之,性情高潔者,多恥以干謁。《后漢書·井丹傳》:“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說:“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高適《行路二首》一:“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可見干謁請托,向來為清明政治不容;干謁求官者,為正直的士大夫所不恥。饑而行乞,以求一飽;干謁請托,貪競求榮,二者性質絕不相同。遍觀史書,似乎也不見有借乞食比喻請托求仕的例子。我們先看看古代的才能之士如何干謁,干謁時何種情緒,何種神氣。如《梁書·劉勰傳》載,劉勰撰《文心雕龍》,“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劉勰敢于干謁當時文壇領袖沈約,是自重其文,并抱有自信心。又如,李白《與韓荊州書》是一篇有名的干謁請托之作,其中李白自比“龍盤鳳逸之士”,以“三千賓中有毛遂”自況,又自言“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孟浩然《臨洞庭湖贈張丞相》是首膾炙人口的干謁詩,贈丞相張九齡,表現作者希望入仕得到援引的心情。以上三例,是以詩文干謁權門,希望得到舉薦入仕的著名例子——劉勰持巨著十分自信,李白干謁而意氣豪邁,孟浩然請托意味深長。哪有自比乞兒,得食后感激不盡,以至冥報相貽的干謁者?何況淵明生性孤介,豈愿意自我作賤,作此寒酸相?如果《乞食》詩真是一首干謁詩,那么,是否淵明持此詩謁見權貴?詩中的“主人”是誰?如果此詩只是抒發自己請人舉薦的愿望,恥于投贈權貴,則此詩便失去價值,淵明又何必作此無用之物?再說,干謁者必定有明確目標,即向誰干謁,請何人援引,早有準備。可是《乞食》詩說:“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乞食者漫無目標。后面又稱主人是“新知歡”,說明不識主人。若《乞食》詩是投贈州郡長官或是中正的干謁詩,豈有不識而稱“新知歡”之理?這證明《乞食》詩作于淵明貧困至極的晚年,絕不是三十歲之前的干謁詩。以下論《乞食》詩旨。前人對此詩大致有三種解讀:一是以為此詩是詩人晚年貧而乞食的真實寫照。王維《與魏居士書》說:“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慚也。”蘇軾《東坡題跋》卷二《書淵明乞食詩后》說:“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溫汝能《陶詩匯評》卷二說:“此詩非設言……俱是實情實景。”二是以為此詩是“設言”,即有寄托之作。陶必詮《萸江詩話》說此詩“寄托遙深”,“精衛填海之意見矣”。又說:“此詩與《述酒》讀書諸篇,皆故國舊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即安貧守道,亦非詩中本義。”三是以為此詩乃游戲之作。黃廷鵠評注《詩冶》:“‘談諧終日夕’,‘情欣新知歡’,非真乞食也,蓋借給園行徑,以寫其玩世不恭耳。”(3)上述三種解讀,當以第一說為是。如本文第一節所言,作于淵明晚年的《詠貧士》《有為而作》等詩寫到的肌乏貧困之狀,以及史傳所記淵明“偃臥瘠餒有日”,便是饑餒行乞的有力依據。若謂此詩作于淵明早年,而早年雖也貧困,但尚不至行乞。另外,如果沒有行乞的經歷,怎能將乞食者的情狀寫得如此真切動人?《乞食》詩不是“設言”。細讀此詩,實在看不出《萸江詩話》所謂“寄托遙深”“精衛填海之意”。《述酒》詩滿篇隱語,想說卻不便明說,可能涉及時事,有難言之隱。可是《乞食》詩,寫詩人因饑而出,漫無所適,叩門辭拙,主人解意施食,飲酒賦詩,以至感激得欲冥報相貽。事真、境真、情真,明白曉暢,一目了然。何來“故國”?誰是“舊君”?而以為《乞食》詩寄寓政治寄托,大有人在。如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二說:“愧非韓才,時代將易,英雄無聊。‘冥報’二字憤甚。淮陰能輔漢滅項,乃能報漂母。不然竟漂之恩,亦何繇報哉!板蕩陸沉之嘆,寄托于此。”何焯《義門讀書記·陶靖節詩》評“感子漂母惠”二句說:“胸中亦將以有為也,冥報相貽,則不事二姓,以遺逸終焉之志,亦已久矣。”以上數人皆專注于“感子漂母惠”以下四句,刻意求深,全然不顧用漂母飯韓信的典故,不過表示受惠主人,卻不能像韓信那樣,生前報答漂母的一飯之恩,故只能死后相報。這與“精衛填海”“板蕩陸沉之嘆”何干?淵明何來不能如淮陰侯那樣輔漢滅項的嘆恨?古今總有一些人喜歡把陶詩中描寫日常生活苦樂的作品與當時政治聯系起來,如此讀陶,曲解陶詩,也曲解了陶淵明之性格與為人。說此詩是游戲之作,“寫其玩世不恭”,也是無根之論。讀《乞食》前面幾句,字字句句沉著、真切、厚道、謙恭,絲毫沒有詼諧、油滑的味道。詩人不是寫詩,而是描寫自己饑乏的形象和真實的內心。有人說是游戲之作,這可能從“談諧終日夕”句而來。談諧,謂合洽之談,見詩人和主人言談諧和,非指調笑諧謔之談。《陶集》中有二首詩為游戲之作,一是《止酒》詩,二是《責子》詩。反觀《乞食》詩,語句沉重,舉止笨拙,神情謙恭,透露出無限悲涼之意,哪有“玩世不恭”的樣子?最后,略談《乞食》詩與佛教是否有關。丁永忠以為此詩的內容和標題,無不與《牟子理惑論》所說的“一飧之惠”“一飯之故”及《十住論》所言的“乞食”“施食”之語相合,“主人的留飲遺贈,正是佛門信徒的‘隨時布施’之行”91。對此,鄙人在十余年前有過辨析,以為同佛教的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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