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白干詢問與干遇

眾所周知，“乾信”是中國古代學者發送信息、介紹人物、達到一定水平的一種手段，目的是獲得它的聲譽和聲譽，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但在我國傳統的文人士子看來,“干謁”是一種“多為人所笑弄”的不光彩的行為。因此,在我國古代,很多文人士子是不屑于“干謁”的,正如張衡所說的:“欲巧笑以干媚(“干媚”與“干謁”同義)兮,非余心之所嘗”。雖說“干謁”之舉不是始于唐代,然至盛唐卻大為風行。那時相當一部分詩人都有過這樣的行為和經歷,就連大詩人李白亦未能幸免。這自然與當時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政策以及文人士子普遍的求仕心理有很大的關系。就李白來說,他之所以走上“干謁”之路,除了受當時盛行的“干謁”之風影響外,也與他率性選擇、盲目從俗的求仕心態有關。實踐證明,“干謁”并未給李白帶來功名富貴,而只能讓他坐失從政良機。可以說,李白一生的政治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率性、盲目的“干謁”活動造成的。本文擬對李白“干謁”活動的分析中,探討造成他一生政治悲劇的主觀原因。一、不識時務,走“干謁”之路李白是一位幼承家學、天資聰穎且又追求個體獨立、自由人格的浪漫主義詩人。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從小就奠定了堅實的文學基礎,且他又生活在經濟繁榮富庶、政治相對開明、思想文化政策和選人用人機制相對健全、開放的盛唐開元、天寶年間。按理,李白生逢其時,他完全可以和同時代大多數文人士子那樣,走科舉仕進之路,來實現其“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的政治理想和“安社稷”、“濟蒼生”的宏大抱負,然而,李白卻作出了錯誤的選擇,他憑借自己在蜀中時,曾向梓州名士趙蕤學過“王霸之略”和“縱橫之才”,認為自己不僅已具有王霸之奇術,而且還具有縱橫之口才,完全可以仿效春秋戰國時期的蘇秦、張儀等人的做法,游說人主,遍干諸候,談王說霸,致身卿相,從而“一鳴驚人,一飛沖天”,了卻拜相封候、匡時濟世的宏愿。為此,他不屑于循行常規的應舉進仕之慣例,不識時務地走了上“干謁”求仕之路。于是,李白忘卻了自己曾說過的“不屈已,不干人”的立身處世準則的狂言,不惜厚著臉皮去曲意逢迎,干謁權貴。如在岷山,他干渴過廣漢太守;在成都,他干謁過益州長史蘇;在蜀中,他干謁過渝州長史李邕;在安州,他干謁過都督馬正會、長史李京之、裴長史等;在襄陽,他干謁過荊州長史韓朝宗。同時,李白還赴東都洛陽(有人認為李白還去過西京長安)向玄宗進獻《明堂賦》,干謁過玉真公主和秘書監賀知章等等,真可謂“遍干諸候”、“歷抵卿相”,足跡遍及達官顯貴的家門。當然,李白這樣做,其目的是幻想通過這些王公巨卿的舉薦、援引而引起玄宗皇帝的重視乃至重用,實現其直取卿相的目標。然而,事與愿違,盡管李白頻頻在王候公卿面前陳述自己超卓的才能和遠大的志向,多次表白自己求仕的心跡,但他那“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的才華并未引起他們的足夠注意和欣賞。雖說通過“干謁”,最后在玉真公主的引薦下,李白被玄宗征召入京,授以供奉翰林的閑職,實現了直步青云的夢想,然好夢不長,因玄宗不欣賞他的“王霸大略”,故不委任他為卿相,只把他當作倡優和文學弄臣來看待。對此,李白大失所望,三年后便憤然辭京還山了。從此,李白一生僅有一次的從政機遇被葬送了。那么,李白選擇的“干謁”之路為何走不通?為何“干謁”斷送了李白的政治前程?筆者以為原因有二:一是李白因恃其蓋世文才和天成傲骨,錯誤地把春秋戰國時期策士的所作所為作為仿效的揩模,不識時務地走“干謁”求仕之路,這種簡單而又不理智的仿效必定使其企圖通過“干謁”進入仕途的愿望陷入一個非常難堪的境地,從而葬送了從政的良機。須知,李白生活的盛唐已不是春秋戰國和楚漢爭霸的時代,也不是隋末唐初群雄逐鹿的時代,那種為得天下而爭攬人才的開明時代早已過去,在唐開元后期,就連唐玄宗的勵精圖治的時代已過去。在此種情況下,李白還幻想以蘇秦、張儀等人為榜樣,用“王霸奇術”和“縱橫之才”來直干人主、遍干諸候,以實現自己的宏偉理想,那是極不現實的,也是不合時宜的。因此,李白“干謁”之路之所以走不通,他最終不被玄宗所賞識,而達不到直取公卿的目的,甚至葬送從政的良機,就是因為他對求仕道路、方式作出了率性、錯誤的選擇,盲目地走上“干謁”之路。這是他不識時務、不諳世事的表現。正如鄧樂群先生說的:“李白求仕方式卻仍停留在蘇秦、張儀式的縱橫家時代,夢想通過‘遍干諸候’、‘游說萬乘’直取卿相,較之同時代的張九齡、高適等封候拜相的務實文人,其不諳世事可見一斑”。此可謂精辟之論。二是李白不識時務地汲汲然地從事“干謁”活動,白白地耽誤了從政機會,從而葬送了政治前程。如前所述,李白生活在唐玄宗執政較為開明的時期,憑他那蓋世的文才和高度的入仕熱情,完全可以按照他25歲出蜀時所立下的“士生則桑弧蓬矢射科四方”的壯志,像高適、張九齡、崔宗之等許多同時代人那樣直奔長安,參加制舉考試,博取功名,趁年輕有為好好地干一番大事業,借以“榮親報國”。可是從開元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在這整整十年時間里,李白卻不善于捕捉人生每一個從政的機遇,及時施展自己的才能,構筑自己的千秋偉業,而是要么留戀小家庭生活,與新婚妻子許氏過著“酒隱安陸”的蹉跎生活,要么則忙于奔走朱門,巴結權貴,從事干謁,以致坐失從政良機,造成一生的政治悲劇。由此可見,李白仗其超卓的才華和狂傲的處世心態,不屑于走科舉進身之路,而率性、盲目地選擇了“干謁”,這種不識時務的求仕方式,是造成他一生政治悲劇的主觀原因之一。二、以詩為學,以文為學李白為了通過“干謁”達到入仕的目的,他不惜低聲下氣(盡管李白曾提出過“出則以平交王候”的處世原則,即以平等的禮節、人格結交王候,在王候公卿面前不低三下四、不出賣自己的人格和尊嚴,但有時候他也和大多數干謁者一樣低聲下氣、卑躬屈膝的,如在安州李長史面前,他就曲意逢迎、自責自憐,表現出一副搖尾乞憐的可憐相),向被干謁者投送了許多詩文。這些“干謁”詩文,從形式上看,大都是一個固定的“三段式”:開頭先恭維、吹捧對方的門第、才學和政績,中間是黃婆賣瓜式的夸耀自己的才能與志向,最后才“畫龍點睛”——希望得到對方的垂青、賞識、援引與擢拔;從內容上看,除了例行恭維諛詞和表白自己的心跡外,其余在歷數自己的才能和志向時,大都是一些毫無政治主見的牛皮大話。如開元22年(734),李白在呈送荊州長史韓朝宗的文章中,開頭就自我標榜道:“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干諸候;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以氣義……日試萬言,倚馬可待。”這與其說是表現自己超群的才華,還不如說是夸耀自己行俠仗義、游說口才和下筆為文的高談闊論,其中絲毫看不其有何“安社稷”、“濟蒼生”的政治才能,更看不出其有何成熟、獨到的政治主見。又如在安州時,李白曾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這樣自薦其才能德行:“曩昔東游淮楊,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雪泣持刀,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昔與逸人東嚴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余,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這里,李白所標榜的才能德行也無非是仗義行俠,高蹈絕俗、文采斐然一類的東西,其中也看不出李白對社會人生、對國運時局的關注與了解,更看不出李白拯救時局、治國安邦的政治主張。這充分說明李白是一位只有詩才而無政治素質和政治才能的文人。再如在蜀中時,李白干謁渝州長史李邕時,由于李邕不以平等的禮節相待,甚至看不起他。為此,李白二話不說,拂袖即去,臨別李白呈送一首《上李邕》的詩,詩中這樣寫道:“時人見我恒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本來,對李邕怠慢、輕視自己的言行不滿,趁“干謁”機會寫詩委婉地進行指責,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這是維護個體人格、尊嚴的需要。但李白卻不諳當時從政的謀略,不善于適應當時的政治環境,不會巧妙地應付和處理各種復雜的人際關系,不會運用以退為進、以屈求伸的政治手腕,而是一任自己的傲骨與率真,對李邕口出狂言,并教訓他要學習孔子知道后生的可畏,不要如此看扁年輕人。由此而招致了李白一生中都處于物議和毀謗之中,使他失去了在公眾中的良好形象。可見,李白不僅在政治主見方面嚴重匱乏,而且在政治謀略方面亦幼稚無知。無怪乎天寶三年(744),李白“干謁”失敗后,迫于無奈自請出宮時,唐玄宗也認為他不是“廊廟之器”啊!總之,正因為李白在“干謁”詩文中只是說了一大通毫無政治主見的大話,而沒有表白自己“安社稷”、“濟蒼生”的經世之才,因此,他的“干謁”才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而落得個“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的可悲結局。他的“王霸之略”和“縱橫之才”也才最終不能說動人主——唐玄宗,從而導致了“干謁”的徹底失敗,由此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這也是李白一生政治悲劇得以產生的又一個原因。三、反思和追悔“干謁”,啟示現實如前所述,在傳統文人士子看來,“干謁”是一種不光彩的行為。因此,同是盛唐詩人,他們在“干謁”失敗后,總會自覺地對這一段“不光彩”的行為和經歷進行真誠反思、追悔乃至自責。并重新調整自己的處世方略和求仕心態,以昂揚的姿態關注現實,關愛人生,以新的思想風貌投入到詩歌創作中去,終于在取得輝煌藝術成就的同時,實現了自己從政的愿望。在這方面,杜甫就是突出的例子。杜甫走上“干謁”之路與李白有所不同。天寶五載(746),35歲的杜甫滿懷仕進的信心來到西京長安,參加了次年的制舉考試,指望“金榜題名”,但由于奸相李林甫玩弄“野無遺賢”的鬼把戲,終于造成了“無人及弟”的局面,就這樣,杜甫希翼通過科舉入仕的愿望亦隨之落空了。無可奈何之中,急切建立功名的欲望又驅使杜甫走上了另一條更為便捷的求仕之路——干謁。于是,在十年困守長安時期,他不僅向玄宗進獻《雕賦》和《三大禮賦》(即《朝獻太清賦》、《朝享太廟賦》《有事南郊賦》),而且頻頻投送詩作,干謁朝廷中的達官貴人,諸如汝陽郡王李進、尚書左丞韋濟、河西節度使、西平郡王使哥舒翰、附馬張、諫議大夫鄭審、京兆尹鮮于仲通、武部尚書韋見素等等,雖最終都沒有達到目的,但難能可貴的是,“干謁”失敗后,杜甫能自覺地對自己有過的“干謁”行為和經歷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追悔。如天寶十一載(752),他在《白絲行》一詩中,就以天生素質的“白絲”自況,通過“悲”其“隨時染”,深深自責、悔恨自己隨波逐流、從俗“干謁”的行為,并意識到倘繼續走“干謁”之路,只能是“徒失其身”。其后,在《去矣行》中,杜甫又借鷹來表明自己做人的原則——自由自在地生活,堂堂正正地做人;又用燕來隱喻自己的現狀——附勢從俗,干謁權貴,并心決要與“干謁”絕緣,跳出與達官貴人打交道的樊籠,回到藍田山過著淳樸、誠摯的民間生活。天寶十四載(756)冬天,當他懷著郁積如山的沉痛心情寫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首現實主義佳作時,又對在長安十年由熱衷奔走“干謁”之路到受挫后自己那種迷惘、憤懣、徹悟、覺醒的復雜感情作了簡潔、準確的概括:“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他還以自己的切身經歷,在許多詩作里,多次勸誡友人不要“干謁”,不要與政客、軍閥打交道:“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侯王頗歷抵。況萬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愿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知親故恩”。由于杜甫通過反思,深刻意識到“干謁”之路行不通,于是他自此不再作干謁詩文了,而是從此關注現實,集中筆力寫下了一批彪炳千古的憂國憂民的優秀詩作。也許是杜甫的忠心與執著的精神感動了朝廷,至德二載(757)4月,當他冒死投奔鳳翔行在時,被唐肅宗授予左拾遺的官職,從而又揚起了他從政的理想風帆。然而,李白卻不同了。他在被玄宗認為不是“廊廟之器”而將其疏遠乃至賜金放還,宣布“干謁”徹底失敗后,,并不像杜甫那樣自覺地對自己的“干謁”活動進行深刻的反思。通過反躬自省,重新調整自己的求仕方式,尋求正確的入仕之路,而是要么“沉湎于至尊,嘯傲御座之側”,沉迷詩酒,不思已過;要么狂態十足,發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滿腹牢騷。他將自己政治上的失意歸罪于朝廷中佞臣小人的讒毀和排擠;“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浮云蔽云閥,白日難回天”,卻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一方面宣稱自己從此不再曲意“干謁”,逢迎權貴:“松柏本孤直,難為挑李顏”、“黃金白壁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候”,也不屑于與俗沉浮:“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另一方面卻不積極地總結、反思自己從事“干謁”的失誤,找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理由,從而撥正自己人生的航向。由于李白在“干謁”失敗后,只會發泄自己的滿腹牢騷,而不積極、認真地作反思,因而,從長安出來后,他始終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入仕之路,更不能像杜甫那樣重新揚起從政理想的風帆。他為此再度落魄江湖,成了中國古代詩壇上一個典型的政治悲劇人物。誠然,“干謁”的失敗,也從反面教育了李白,使他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他更加看清了統治集團的黑暗內幕和腐朽的本質,于是,在“十載客梁園”時期里,李白以愛國的赤誠、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