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名實辨

《世說新語》是六朝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國文化史上發揮著重要作用。考所見歷代史志及各類書目,《世說新語》書名計有《世說》、《世說新書》、《世說新語》、《劉義慶世說》、《劉義慶說苑》、《世記》、《世統》、《世紀》、《劉義慶記》等多種,義慶原書已無所見。何為劉義慶所著原書名,學界雖時有論及,但并無定說。筆者不揣淺陋,試作考證。一關于《世說》的著錄《劉義慶世說》、《劉義慶說苑》、《世記》、《世統》、《世紀》、《劉義慶記》等書名所用較少,偶見于一些文人筆記或私人藏書目,大多為一些文人及藏書家別出心裁,標新取寵所為。歷代史書中,《世說》、《世說新書》和《世說新語》三種書名所用為多。史志中最早著錄劉義慶此書的是《隋書·經籍志》。《隋書·經籍志》子部小說家著錄:“《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十卷,劉孝標注。”(P2450)其次,《舊唐書·經籍志》子部小說家著錄:“《世說》八卷,劉義慶撰。《續世說》十卷,劉孝標撰。”(P3266)《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著錄:“劉義慶《世說》八卷,又《小說》十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P3769)以上較早史志均是以《世說》為書名著錄。此外,《南史·宋宗室及諸王上》記:“義慶……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P2578)《晉書·律歷上》載曰:“《世說》稱,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試以校己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P1123)《隋書·律歷上》也有完全相同的記載(P2389)。所用書名也均為《世說》。而《世說新書》之名最早則見于《新唐書·藝文志》雜家類,《世說新語》則最早著錄于《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以“史家筆法”的嚴謹,各書名在歷代史書中出現的先后順序,可證《世說》為《世說新語》之原書名。最早為《世說》作注的是敬胤的《世說注》。其書不存,但宋人汪藻的《世說敘錄》中還保存有一些佚文。敬胤生平無可考見,佚文中以南齊人為“今人”,可知其亦與劉義慶同為南齊人,可見敬胤作《世說注》距義慶成書時間非常之近。劉孝標(462～521)的《世說注》比敬胤注稍晚,但距劉義慶成書最多也不過六七十年。二者在其注中均多次提到義慶原書,皆稱《世說》,從未提到其他異名,應猶為可信。然而,《四庫全書提要》子部小說家類一《世說新語》提要云:“……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為《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P1182)四庫館臣們以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引文所用書名為《世說新書》為證,認為《世說新書》是義慶書之原名。余嘉錫認為:“謂義慶書本名《世說》,其《新書》之名亦后起,則非也……《隋志》以下但題《世說》,省文耳。”(P1018)可見,余氏也認為《世說》非原書名,而只是《世說新書》的省略。認為《世說新書》為原書名的學者不在少數。然與上文提到的《世說》書名所出現的文獻資料相比較,《酉陽雜俎》和其他載有《世說新書》之名的書(如余氏《四庫提要辨證·世說新語》引以為據的《太平廣記》)均為后出。所著錄文獻出現的時間先后順序當可為此問題作出結論。如果先有書名《世說新書》,后出現書名《世說》,方可作出《世說》為《世說新書》的“省文”的推論,否則,這種結論是不能成立的。二劉義慶所書《世說注》既是如此,有《世說》,為何又有《世說新書》之名?《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著錄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國語》五十四篇。”注云:“劉向分《國語》。”顧實疏曰:“本舊有《國語》而分之,故曰《新國語》,即重行編定之書也。”(P63)《漢書·藝文志》有“《賈誼》五十八篇”,而《新唐書·藝文志》有“《賈誼新書》十卷”,亦是此理。張舜徽在其《漢書藝文志通釋》中對此作過說明:“顧其書在《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均稱《賈子》;《新唐書·藝文志》始題《賈誼新書》。盧文弨謂‘《新書》非賈生所自為,乃習于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所自為’(書《賈誼新書》后)。其說是也。”(P271)依此可知,后出的《世說新書》,當是與劉義慶所著《世說》有些許區別的,或是指義慶原書加上劉孝標的《世說注》,或是指后人重新整理的版本。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劉義慶之書原名為《世說》,后因注書、整理等流變故才有《世說新書》之名。值得關注的是,近古以來,皆稱義慶此書為《世說新語》,而極少用其他書名,直至今天仍是這樣。《世說新語》之名是從何時出現的呢?四庫館臣們認為,《世說新語》之名“蓋近世所傳”,其所謂“近世”,當是指明末清初,或是明代。其實不然。史志中最早有《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家著錄“劉義慶《世說新語》三卷”,還有“《世說新語》一卷……并不知作者”(P4997)。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三著錄《世說新語》三卷,記云:“自《隋志》以迄,北宋諸家,止稱《世說》。南宋以后諸家皆作《世說新語》。”(P1245)周氏的“南宋以后諸家皆作《世說新語》”的結論雖過于絕對,但反映了南宋以后《世說新語》之名大行其道的情況。南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小說家類著錄:“《世說新語》三卷,《敘錄》二卷。”其解題中就未提到任何其他書名(P315)。《太平廣記》由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編撰,成書于太平興國三年(978)。其書中多次征引《世說》,在其《引用書目》中,就同時列有《世說》和《世說新語》兩種書。細檢全書,《世說》出現40余次,而《世說新語》出現8次,《世說新書》出現6次,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宋初該書多種書名同時使用的狀況。唐劉肅在《大唐新語·自序》(《宋史·藝文志》作《唐新語》)中說:“今起自國初,迄于大歷,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古,勒成十三卷,題曰《大唐世說新語》……時元和丁亥(即807年)歲有事于圜丘之月序。”(P1)說明《大唐新語》只是原書名《大唐世說新語》的省略,可見《世說新語》之名唐代即有。唐初著名史學家劉知己更早提到《世說新語》,其《史通·外篇·雜說》中有:“近者宋臨川王劉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P596)通覽《史通》全書,提到《世說》7次,而《世說新語》僅1次(有人認為此《世說新語》為后人所纂改,但全書多次征引此書處均未作改動,為何獨改此處?其說欠妥)。而唐高祖命歐陽詢等編撰的類書《藝文類聚》(成書于624年)中,引《世說》近70次,除《世說》外并未見用其他書名。這足以說明《世說新語》之名在唐初出現,但用之卻少之又少。所以,《世說新語》之名早在唐初已經出現,但使用不多,后漸與其他書名同時并用,南宋時《世說新語》之名被普遍接受和使用,而其他書名則較少使用以至逐漸湮滅不為人所熟知。三“世”體文特征德國著名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人論》指出:“分類是人類語言的基本特性之一。命名活動本身即依賴于分類的過程。給一個對象或一個活動一個名字,也就是把它納入某一類概念之下。”(P171)“說”是古代的一種重要文體,即是一個“類”的概念,劉義慶以“世說”作書名,其書是否與“說”體文有密切關系,值得探究。陸機《文賦》在論述文體時列舉了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10種文體,可見“說”在西晉時已成為一種被人們普遍使用和接受的文體。“說煒曄而譎誑”(P68),說明“說”體文已經具備了自身獨有的特點。劉勰《文心雕龍》有“論說”篇,分別論述“論”和“說”兩種文體,曰:“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真,進有契于成務,退無阻于榮身,自非譎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P329)對于二者所論“說”體文的具體所指,范文瀾作了明確說明:“士衡蓋指戰國策士而言,彥和謂言資悅懌,正即煒曄之義。”(P357)正如范氏所言,以上所論“說”體文,皆單指戰國策士的論說文而言。故不免有所偏頗。有學者對“說”體文作更為細致的分析,將其特點歸納為“解說性”、“譬喻性”、“夸飾性”、“情感性”、“靈活性”(P374～382),則全面得多。在漢代,以解經說義為特點的“說”體文有了很大的發展,《漢書·藝文志》中就錄入了許多漢人解說六藝及諸子的著作。如《尚書》類有《歐陽說義》2篇;《詩》類有《魯說》28卷,《韓說》41卷。《禮》類、《論語》類、《孝經》類、儒家類中均有此類著作。張舜徽指出:“說亦漢人注述之一體。《漢書·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是傳、說、記三者,固與經相輔而行甚早。說之為書,蓋以稱說大義為歸,與夫注家徒循經文立解、專詳訓詁名物者,固有不同。”(P199)盡管這些“說”體文較先秦的策士們“煒曄而譎誑”的文風已經平和得多了,但其采取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解說經書、稱說大義,完全符合上述5種主要特點。劉義慶的《世說》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具備了“小說”的初級形態。其書所描述的不過是承接漢末清議之風而來的魏晉文人士子中以玄談“標格語言相尚”和“舉止故為疏放”的社會現實狀況,“《世說》的‘世’,便是人世,便是社會,便是‘志人’,便是所謂‘記人間事’,因為《世說》中所記人事,全都是魏晉時期的真實人物和真實故事,無一虛構,故稱‘世’說”(P30)。但是,作者并不單單是講故事,透過這些真實的人物和真實的故事,可以看到作者對社會的善惡美丑或褒揚或貶斥的態度。“世說”的“說”,就是褒揚,就是貶斥,就是以故事“說”理,就是作者要借這一個個生動簡潔的小故事來表達自己的意見。簡單地說,“世說”,即是借“世間事”來品藻人物,標榜“風流”。從形式和內容上看,它仍然符合“說”體文的解說性、譬喻性、夸飾性、情感性、靈活性等特點。至于“說”體文與小說之關系,已有學者作深入探討(356～392),無需贅言,但《世說》與“說”體文共性如此明顯,其受“說”體文影響的痕跡清晰可見,二者之間密切聯系不言自明。在這個意義上說,劉義慶此書以“世說”作為書名也是理所當然的。清人姚振宗曾在其《隋書經籍志考證》中指出:“《漢書》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世說》久亡。臨川王與劉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后,向為元王五世孫,義慶為向兄陽城節侯安民十八世孫,義慶是書仿裴啟《語林》而作,而以其先世亡書之名名之。”張舜徽也贊同這一說法,認為:“姚氏此言,可謂得作者用心。”(P37)而劉向《世說》早已亡佚,然《漢書·藝文志》子部儒家類著錄,根據顧實的考證,“本傳曰:‘向采傳記,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疾讒》、《摘要》、《救危》、《世頌》,蓋皆《世說》中篇目,即《世說》也”(P109)。從篇名中我們可以看出劉向《世說》的旨意即在于反映社會現實,指摘丑惡,褒揚美善。義慶《世說》秉承了劉向反映現實、褒貶分明的著書傳統,在其書36門中,上卷德行、言語、政事、文學4門,中卷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捷悟、夙慧、豪爽9門都持著鮮明的褒揚態度,下卷中雖有一些只是敘寫某種真情流露的條目并未寄予褒貶,但多數或褒或貶,態度鮮明。故宋人劉應登感慨說:“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并行也。”(P164)在形式上,義慶《世說》也借鑒了劉向書的基本著書體例,書中分若干篇章,篇目均為二字,用以囊概篇章內容,大致可從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