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獻公與秦孝公對秦義的影響

秦先公（公元前286-公元前361年）是繼秦穆公之后的秦國歷史上另一位傲慢的人物。他在“初租禾”新法的基礎上,順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因勢利導,通過自上而下的變革,打擊奴隸主貴族勢力,削弱奴隸制度,在秦國創制了戶籍制度和縣級地方行政制度。嚴格地說,秦國封建制度的改革應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秦獻公的封建改革試點;第二階段是秦孝公時代商鞅的兩次變法運動。商鞅的改革是將獻公的改革進一步引向深入,引向社會制度的深層,并最終在秦國確立了封建的生產方式。秦國由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改革過程前后持續了40多年。可以說,在推動秦國形成新的封建制度并日益走向富強崛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秦獻公做出了巨大貢獻。關于秦獻公的研究,只有祝中熹先生《論秦獻公》一、合理分類地確定各突出的君秦穆公稱霸西戎,是值得秦人驕傲的輝煌時代。之后,秦國沒有出現十分杰出的君主,國力有日漸衰弱的趨勢。特別是進入戰國時期,秦國的強鄰魏國進行了變法改革,走向了富國強兵之路,而秦國卻不斷出現紛爭和內亂,“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強,奪秦河西地。”(一)國內局勢動蕩,國家地位喪失戰國初期,秦國的封建體制改革遠遠落后于中原各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封建生產關系迅速滋長。秦國整個社會逐漸形成改革的浪潮,奴隸制與封建制新舊兩種制度的斗爭,釀成復雜而動蕩的社會環境。其具體表現在秦國政權不穩定,庶長權力大。庶長是因統率庶人而得名。如同當時其他國家一樣,秦國軍隊成為奴隸主貴族頭目庶長的私屬部隊。因為奴隸社會實行世卿世祿制度,所以秦國政權落入以庶長為代表的奴隸主貴族手中。庶長掌握著國君的廢或立,以致內亂時起,國力衰弱。在秦厲公以后,躁公(前442—前429年)、懷公(前428—前425年)、靈公(前424—前415年)、簡公(前414—前400年)、惠公(前399—前387年)、出子(前386—前385年)等幾代國君統治期間,在不到60年的時間里,秦國頻繁更換了六位國君。公元前428年,秦躁公死后,庶長擁立懷公為秦國君。四年后,庶長又逼迫懷公自殺,而擁立懷公之孫靈公為秦國君。公元前415年,靈公去世,兒子嬴連正要繼位,以庶長為首的奴隸主貴族大臣對國內萌發的封建生產關系十分恐懼和敵視。為了維護奴隸制舊秩序,他們把遠在國外的悼子(靈公叔父)接回來立為國君,即秦簡公。為了免于遭受不測,嬴連在一批忠臣的幫助下逃到魏國避難。庶長逼走嬴連后,先后立簡公、惠公、出子為君主。當時的秦國逐漸喪失了穆公時期形成的爭霸天下的政治優勢。正如秦孝公所言:“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由于國內局勢長期處在動蕩之中,內耗巨大,國力日衰,秦國在諸侯競爭中更加被動。與此同時,中原各諸侯國因改革而日益強盛起來,乘機攻打秦國。面臨國內復雜的階級斗爭和國外的軍事壓力,秦國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二)河西成為秦魏爭奪的焦點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地主階級更加強大,并建立了新型的封建政權。例如,晉國被魏、韓、趙三家瓜分,形成了三個獨立的封建國家;田氏奪取了齊國政權。當時形成了“戰國七雄”,即魏、韓、趙、齊、秦、楚、燕等七個實力強大的國家。中原各國地主階級為了鞏固既得成果,對奴隸制上層建筑及其經濟基礎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封建制變革。這些變革雖然有一定的妥協性,但是符合歷史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奴隸主貴族勢力,構建了新型的封建統治秩序。例如,魏文侯最先任用李悝進行封建制度改革,所以魏國成為戰國初期最早強大起來的國家。由于秦國政局不穩定,自然影響國際關系。在魏國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秦國留下了一連串失敗的記錄。靈公六年(前418),為了控制黃河渡口,魏國在河西筑少梁城(今陜西韓城市南邊少梁村)。秦兵進行了抵抗,兩年后,魏國還是建成了少梁城,并成為魏國在河西的軍事據點。公元前413年,又向西南攻秦,一直攻到渭水南岸的鄭縣(今陜西華縣)。秦簡公二年(前412年),魏國大規模進攻河西,攻占秦國的繁龐(今陜西韓城市南)。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用吳起為將軍,率軍西渡黃河攻打秦國。首先奪取秦國的臨晉(今陜西大荔縣東)與元里(今陜西澄城縣南)兩城并加以擴建,然后在洛陰(今陜西大荔縣西洛河岸邊)與郃陽(今陜西合陽縣東南黃河邊)筑城。魏國強占了洛河與黃河之間秦國的大片領土。公元前406年,魏文侯設河西郡,任命吳起為河西郡守。吳起不但善于治軍,而且善于撫民。魏軍對這里的百姓秋毫無犯,吳起在這一帶實施一系列惠民政策。因此,當地百姓不但不反對魏軍,甚至還歡迎魏軍。河西郡的設立,就像一把尖刀插進秦國的領土,迫使秦軍退守洛河西岸。秦國曾出兵50萬攻打魏國的臨晉,卻被吳起率領的5萬精兵,“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自秦穆公以來,秦人在河西經營了200余年,如今河西被魏國奪走。這既標志著秦國實力的衰落,也將秦人的勢力范圍死死地壓在了黃河以西地區,使秦人失去了向東發展的機會。對秦國而言,這是奇恥大辱。秦國君臣面臨巨大的壓力,河西成為秦魏爭奪的焦點。國家的貧弱,外部新興封建國家的壓力,迫使秦國不得不進行社會改革。(三)秦獻公兩已發生重大分歧,引起戰爭戰國初期,秦國奴隸社會已經陷入絕境,而新型的封建政權機關一時又未建立起來。秦獻公面臨的是內憂外患乃至于國破家亡的局面。隨著奴隸制的衰落,國內新舊勢力斗爭加劇,秦國的奴隸主貴族欺凌公室,君權削弱。由于軍事上的劣勢,秦國被動挨打。與秦接壤的魏國不斷擴張,對秦國威脅最大。在這種弱肉強食的斗爭中,秦國真正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當時天下共主周天子形同虛設,各國之間的矛盾和兼并戰爭愈演愈烈。秦國地處西北,雖有穆公稱霸西戎的輝煌歷史,但其社會經濟文化落后于中原各諸侯國中原各國把秦國鄙視為“戎翟”之邦。中原各國相互會盟,舉行朝覲,秦國被排斥在外。正如《史記·秦本紀》所言:“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并。淮泗之間小國十余。楚、魏與秦接界。魏筑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周室微,諸侯力政(征),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這使秦獻公感到恥辱,他決心改革圖強。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產生,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秦獻公曾流亡魏國,魏國通過變法改革,君主權力得到加強,國家變得強大而富有活力的事實深深觸動了他。秦獻公決心順應歷史發展趨勢,進行封建制度和行政制度改革。正如孫皓輝在《中國文明正源新論》所言:“強勢生存成為最為普遍的社會精神,求變圖存成為國家政治的不二大道。變則強,不變則亡。國家要強大,只有走變法大道。”從櫟陽城的建設,也可以看出秦獻公的改革決心。櫟陽原來就是秦國商業繁盛的要地,秦都遷到這里以后,并沒有增修豪華的宮殿,也沒有修建供統治階級享樂的亭、臺、樓、榭,而是在原有的建筑基礎上,圍一圈夯土城郭。據考古工作者勘探的結果表明:作為國都的櫟陽城,東西寬1.8公里,南北長2.2公里,呈東西窄南北長的長方形。城內共有正街3條,其中東西向的2條,南北向的1條,而城門只有6座二、廢除人忘,改歸市,改秦獻公的治秦之功歸納起來分兩類:一是對奴隸制度的改革,如廢除人殉制度,遷都櫟陽,初行為市;二是對行政制度的改革,如編制戶籍,推廣縣制,這些治秦措施體現了他不墨守成規的開拓創新精神。(一)秦獻公的大墓民族權利公元前384年,他上臺伊始就宣布“止從死”秦國實行人殉制度的時間是最長的,在春秋早期的秦人墓葬中,就發現有殉人。20世紀90年代在甘肅省禮縣大堡子山發現了兩座中字形秦公大墓(M2、M3)。其中M2有殉人19個,M3有殉人8個人殉制度嚴重阻礙了秦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秦獻公精準地抓住了這個突破口,達到了“一石三鳥”的目的:一是改善了勞動力無謂消耗的局面,有利于社會生產的發展。二是維護生存權,得到社會各階層廣泛的支持與擁護。三是沒有對奴隸主貴族的利益造成直接的損害。秦國人殉制度的廢除,對內重振秦君威望,爭取了民心,對外樹立了國家的新形象。(二)秦獻公的朝期及櫟陽城的規模櫟陽古城位于今陜西省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鄉附近。南距渭水約15里,西南距今櫟陽鎮(唐時建)約25里,北距康橋鎮僅隔石川河,東北與富平縣為鄰。“(獻公)二年,城櫟陽。”秦獻公為何要把都城遷到櫟陽呢?其原因如下:一是雍城奴隸主貴族保守勢力太大,他們極力反對改革,經常發動宮廷政變,在櫟陽推行封建制度改革的條件更有利一些,可以擺脫奴隸主貴族的阻撓。秦獻公初立,如果直接和奴隸主階級爆發沖突,無異于自尋死路。二是為了消弭來自東方魏國的戰爭憂患,增強自身的防衛實力。雍城地處關中西部,遠離對魏的戰略前沿地帶,櫟陽則距東方諸國尤其魏國很近。都城靠近秦魏前線,有利于國君控制全局,親臨指揮,把握戰機。三是櫟陽的地理條件比較好。這里是交通要道,商業發達。石川河流經都城北部和東部。該地經濟富庶,人力與物力資源充沛。河流助益于航運及其物資、人力的集結和運輸,以便及時調動全國的力量支援前線。秦獻公遷都之舉的目的在于將秦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重心從后方推向前沿,反映了他志在加強攻勢、收復穆公失地的決心。遷都櫟陽,秦國就形成了櫟陽和雍城、東和西對抗的格局。櫟陽是秦獻公建筑的都城,是封建地主集團即新興勢力的中心。雍城是秦國的舊都,是奴隸主集團即保守勢力的中心。秦獻公采用一國兩都的折中辦法,秦國的地主集團和奴隸主集團分居東、西,緩和了國內兩大對立集團之間的矛盾,為改革創造了穩定的國內環境。因此,櫟陽城的規模雖遠不如其后的咸陽,但它卻是秦國改革振興的象征,反映了秦國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積極進取的精神。秦國的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三)秦獻公對“美”的身份進行了調整,有利于建立封建社會戰國初期,秦國人口分為居住在城里的“國人”(即平民和奴隸主)與城外的“野人”(即奴隸)。“國”與“野”既是一種地域區別,也是政治地位的區分。在奴隸制漸趨瓦解,封建制逐漸萌芽與成長的趨勢下,秦獻公根據階層變化的新情況,重新編制戶籍。公元前375年,詔令“為戶籍相伍”“戶籍相伍”的目的雖然是加強對全國人口的控制,但是它的出現卻是由于“野人”的政治地位提高,其奴隸身份改變的結果。因為在奴隸社會中,“野人”與“國人”界限分明,不可僭越,當然更不能載入國家戶籍冊。隨著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奴隸的反抗斗爭,奴隸要求建立新的勞動秩序,使統治者不得不把他們同其他居民同等對待,從而編入國家戶籍冊中。原有的“國”與“野”界限取消了,凡是秦國統治的百姓一律編入“伍”,這就等于在法律上承認了“野人”與“國人”處于同樣的地位,提升了“野人”的社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內的階級矛盾。編制戶籍也是推行封建制度改革的一項重大措施。它有利于秦君控制百姓,在此基礎上建立封建的生產方式。正如東漢末年徐干所言:“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民以之立度。”核實戶口是地方政府的大事。《岳麓書院藏秦簡(壹)》載有“案戶定數(簡1532)”“移徒上椯(簡1530)”這種戶籍制度是一種軍政合一、寓兵于農的制度。平時,同伍之人相互監督,便于治安、征收賦役;戰時,“伍”又是軍事單位,便于征兵作戰。秦獻公通過人身登記和定時核查制度,牢牢地控制了每戶里民,能廣泛調動和利用全國人力資源。這就為商鞅實行耕戰強國戰略奠定了基礎。此后戶籍成為中國歷代封建政府治理百姓的依據。(四)在縣設置縣,設縣根據現有史料記載,縣作為地方行政單位,是秦國最早建立的。所謂“縣”就是懸在邊地直屬于國君的小“國”。縣和一般奴隸主貴族封邑不同的地方是,縣的長官由國君直接任免,而不是世襲。春秋時期秦國的縣,只是由于軍事上的需要,設立在邊境地區。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國首次設縣,“伐邽(今甘肅天水)、冀(今甘肅甘谷東)戎,初縣之”戰國時期,秦國仍在邊地設縣。如公元前456年秦厲公在頻陽(今陜西省富平縣東北)設縣。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又在陜(今河南省三門峽市西)設縣。秦獻公六年(前379年)把蒲、藍田、善明氏改建為縣,特別是秦獻公十一年(前374年)在都城櫟陽設縣,意義重大。這是秦國歷史上的首創。原來,縣是設在新占領地區或邊遠地區的邊防機構,如今都城也設置縣。如果說當初武公以“縣”定名,緣起于該字所含“遠懸”古義的話,那么獻公時的“縣”已經和“遠懸”之義無關,純粹是一種正規的行政建制了。通過設置縣級行政機構,秦國形成了以櫟陽為中心的軍事防線。這說明:一是首都櫟陽處于軍事爭奪的要沖,地方行政組織必須適應戰爭的需要而加以調整。二是秦獻公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準備把縣級這種行政組織在全國各地加以推廣。三是提高了縣的地位。縣由此開始向地方一級行政區劃建制過渡。這表明秦國縣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邊防機構轉化為封建的地方基層行政建制。這就為以后商鞅全面推廣縣制作了試點工作。四是維護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在國君直接控制的縣,使用的戰時經濟體制與依靠田租生活的新興地主階級相適應。所以,秦獻公推行縣制,削弱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便利了地主經濟的發展,為建立集權的封建政府創造了有利條件。(五)“市”之規模:“監控”“徙木”“初行為市”《史記·貨殖列傳》載:“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其“市”的規模不會太小。商鞅在秦國初次變法時,為了贏得人們的信任,導演了“南門徙木”的活劇。“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三、企業以競爭能力為主秦獻公的銳意改革,阻止了秦國的頹勢,使得國力提升,君權加強,有了與中原各國、特別是魏國競爭的能力。獻公改革的成效振奮了秦國君臣的精神,為進一步深入改革指明了方向,減少了阻力,奠定了基礎。獻公壯志未酬身先死,其子孝公繼承了先父的遺志,在改革的道路上闊步向前,終于將秦國帶上了富國強兵、一統天下之路。(一)秦孝公是秦秦咸陽的遠圖秦獻公去世,其子渠梁繼位,這就是著名的秦孝公。雖然秦獻公治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因為奴隸制度依然存在,所以秦國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河西之地沒有全部收復。在各諸侯國的眼里,秦國仍是無足輕重的。秦孝公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國君。在他看來,秦魏是絕對不能兩立的。“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秦孝公效法其父,遷都咸陽。據《史記·秦本紀》載:孝公“十二年(前350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如果說秦獻公遷都櫟陽為的是收回河西,那么,當秦國已收回河西部分失地后,為日后實現東向兼并天下的大計,則是秦孝公由櫟陽遷都咸陽的遠圖。櫟陽在渭水之北,不在去函谷關的大路上;而咸陽則北依高原,南臨渭水,沿河而東,正是通往函谷關的交通要道,利于向東出擊。咸陽是“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二)影響《商鞅》的轉變1.獻公時期的努力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廢除奴隸社會世卿世祿制度,實行封建官僚制度。獻公時期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相當的成效,為商鞅的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商鞅針對“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2.確立國家公民的法公元前356年,商鞅“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在秦獻公“為戶籍相伍”的基礎上,商鞅推行分戶令與國家授田制,使小農個體家庭在社會、政治、經濟上改變了昔日隱沒在各種形態的共同體之下的現象而取得了獨立地位,成為國家公民。政府通過編制戶籍,使之隸屬于國家,將其納入國家行政系列的控制。這就是國家編戶齊民制度的確立。孟子說:“諸侯之寶三:人民、土地、政事。”再從縣制的推廣上看,秦獻公把邊防機構的縣變成了常規性的行政區劃編制。在此基礎上,商鞅在全國普行縣制。其方法是:“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的過程,是同奴隸主貴族不斷斗爭的過程,也是獻公改革的持續與延伸。史籍稱:“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三)秦獻公東伐西域的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