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古希臘時期金飾品的發展

鮮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古老民族之一，原來屬于東胡。根據其部落起源，可分為東部鮮卑和北部鮮卑（攀緣鮮卑）。一、鮮卑金飾品的種類構成從考古發現來看,鮮卑族無論男女皆重裝飾,尤其是使用金屬飾品。截至2018年12月,本文共收集48處出土鮮卑金飾品的遺跡資料,包括東漢時期23處,西晉、十六國時期13處,北朝12處(見附表)。其中,遼寧北票喇嘛洞墓地1996年公布的金飾品總數不詳,只對其中8件進行了介紹經匯總,東漢時期的鮮卑遺存集中發現于內蒙古地區,有19處,吉林(1處)、山西(1處)、河北(2處)等地僅有零星發現,多為拓跋鮮卑遺跡。共計出土鮮卑金飾品205件,除35件泡飾和11件不明用途者外,可用于比率分析的共159件。其中耳飾最多,共74件,占此期出土金飾品總量的46.5%;其次為佩飾(不含金鈴),共48件,占30.2%;手飾24件,占15.1%;頭飾12件,占7.6%;項飾最少,僅1件,占0.6%。西晉、十六國時期的鮮卑遺存主要集中于遼寧地區,共10處,另在內蒙古地區發現3處,多為慕容鮮卑遺跡。包括遼寧北票喇嘛洞墓地1996年公布的明確種類的8件在內,這一時期共出土金飾品332件。除166件泡飾、21件金鈴和41件用途不明者外,可用于比率分析的共104件。以頭飾和手飾最多,分別為38件和39件,占該時期金飾品總數的36.5%和37.5%。其次為耳飾,共16件,占15.4%。佩飾(不含金鈴)只有牌飾,共8件,僅占7.7%。項飾僅發現3件,占2.9%。北朝時期的鮮卑金飾品在內蒙古(2處)、寧夏(3處)、山西(5處)、河北(1處)、遼寧(1處)等地均有發現,但數量遠不及前代,共計86件。除27件泡飾、13件金鈴和9件用途不明者外,可用于比率分析的僅37件。其中以耳飾最多,共22件,占此期出土總量的59.5%。其次是頭飾,共9件,占24.3%。佩飾(不含金鈴)僅1件,為牌飾,占2.7%。手飾3件,項飾2件,分別占8.1%和5.4%。二、不同時期的出土首飾由表一的統計數據和上文分析可知,雖然在不同時期出土鮮卑金飾品的種類基本相同,但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偏重,表現為不同種類的飾品在不同時期的出土數量和所占比率不同,其中尤以頭飾中的步搖飾和佩飾中的牌飾這兩類最具有代表性。下面對不同種類的鮮卑金飾品在不同時期的階段性發展特征進行分析。1.步搖飾金織物目前,共在8座東漢時期墓葬中發現了12件頭飾,占此時期金飾品總量的7.6%。其中步搖冠飾僅1件,出土于內蒙古科左后旗毛力吐東漢墓西晉、十六國時期,鮮卑人更加重視對頭部的裝飾,共有8座墓葬出土了頭飾,總數多達38件,所占比率升至36.5%,無論是數量還是比率都遠超東漢時期。其中步搖飾16件,比金釵、金花等更能體現民族與時代特色。這些步搖飾均發現于遼寧北票和朝陽地區的墓葬中,造型基本一致,都是由下部的矩形底座和上部的花樹狀枝干組成,枝干上還裝飾有可以搖動的桃形金片(圖二)。根據東晉顧愷之所繪《女史箴圖》中戴步搖的婦女圖像推測,這種步搖飾是垂直插在發前,可以單獨佩戴一件,也可以兩件組合使用。6件金釵分別出土于遼寧北票的房身村M2進入北朝,頭飾占比回落到24.3%,共在3座墓葬和1個窖藏中發現了9件,明顯少于西晉、十六國時期。其中步搖飾4件,發現于內蒙古達茂旗西河子窖藏,這也是遼西以外地區唯一一處出土金步搖飾的鮮卑遺跡,可能為北朝六鎮起事時鮮卑貴族在倉皇出逃前埋藏在這里的2.金組織成巖樣品中的金組在鮮卑遺跡中發現的佩飾包括牌飾(含帶飾)、腰帶鉤和金鈴三類,其中以牌飾最具代表性。(1)牌飾牌飾常常發現于墓主的胸部、腰部等不同位置,可能是縫綴、掛墜在不同部位的飾品,也可能是專門用來隨葬的飾品。東漢時期是鮮卑佩飾(不含金鈴)的鼎盛期,且以牌飾為主流。目前共在14處鮮卑墓葬中發現此時期的金佩飾48件,占該時期金飾品總量的30.2%,除1件腰帶鉤外,均為牌飾。這些牌飾主要發現于內蒙古地區,山西僅右玉縣善家堡墓地發現3件到了西晉、十六國時期,共發現8件佩飾(不含金鈴),均為牌飾,所占總量比率下降到7.7%。出土地包括內蒙古涼城縣小壩子灘窖藏北朝時期,牌飾的佩戴由盛轉衰,截至2018年底,僅在山西大同迎賓大道北朝墓發現1件鏤空龍紋牌飾(圖三,2)(2)腰帶鉤鮮卑金飾品中僅發現1件腰帶鉤,出土于內蒙古察右后旗三道灣東漢墓M110(3)金鈴除牌飾和腰帶鉤外,佩飾中還有一類金鈴,一般出土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身體周圍,可能為懸掛在腰間或縫綴在衣服上的飾品。這些金鈴寬高皆在1～2厘米之間,上部有圓環,形似編鐘,部分壓印有紋飾。金鈴在東漢時期的鮮卑遺存中不見,西晉、十六國時期的的金鈴發現于遼寧北票房身村墓葬3.金飾品的數量除頭飾和佩飾外,其他種類的鮮卑金飾品也有一定量的發現,因其不屬于典型器物,只對其進行簡要介紹。(1)耳飾東漢時期,耳飾出土量很大,達74件,占比46.5%,說明該時期流行對耳部進行裝飾。在內蒙古、吉林和河北等地均有金耳飾出土。西晉、十六國時期,耳飾出土比率大幅下降,僅在內蒙古、遼寧地區發現了16件。北朝時期,金飾品總體數量下降,但耳飾占比仍達59.5%,在內蒙古、寧夏、山西等地的墓葬和河北定州塔基石函(2)手飾西晉、十六國時期的手飾發現量較大,共39件,占當時金飾品總量的37.5%,集中出土于遼寧的5座墓葬和內蒙古地區的1座窖藏。值得一提的是,遼寧朝陽田草溝的兩座晉墓中,出土的頭飾和泡飾的數量均相當,只在M2集中出土了大量金手飾(包括19件指環和7件金釧)(3)項飾對于項飾的判斷比較困難,所以確定為項飾的數量很少,比率較低。東漢時期的金項飾,目前僅在內蒙古伊敏河地區的孟根楚魯東漢墓發現1件,項飾兩端卷成環狀,中間穿掛兩顆琥珀珠(4)泡飾在鮮卑墓葬中,金泡飾的造型有圓形、菱形、桃形等多種,出土于墓主人身體的不同部位,量大且集中,可能為不同部位服飾上的裝飾。東漢、西晉十六國和北朝時期分別發現了35件、166件和27件。如吉林榆樹老河深東漢墓葬出土的7件泡飾三、各類鮮卑金飾品的裝飾風格差異的原因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發現鮮卑金飾品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即:東漢時期金飾品的所有者多為拓跋鮮卑,他們對金牌飾青睞有加,并不十分重視用金飾品裝飾頭部;西晉、十六國時期金飾品的所有者則多為慕容鮮卑,他們熱衷于對頭部的裝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步搖冠飾,牌飾已處于次要地位;北朝時期無論何種類型的鮮卑金飾品數量都劇減,風格上有明顯漢化傾向。以下將探討產生這種階段性變化的原因和歷史背景。東漢時期的拓跋鮮卑喜愛用牌飾裝飾身體,可能與其部族受匈奴文化影響頗深有關。拓跋鮮卑起源于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鄂倫春旗的嘎仙洞西晉、十六國時期的慕容鮮卑更偏愛頭飾,可能是其部族南下不斷受到其它文化的影響所致。慕容鮮卑為東部鮮卑的一個部族,起源于蒙古高原的東部,公元3世紀,代替被曹操打敗的烏桓成為遼西地區的主人,曹魏初年,在慕容廆的率領下開始向東南大凌河流域的僰城遷徙,并開始由游牧生活轉向農業生活,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地方割據政權,成為這一地區的主宰金飾品在東漢時期與西晉、十六國兩個階段的特征轉變與鮮卑內部不同部族不同的發展歷程有直接關系。東部鮮卑和北部鮮卑雖然同根同源,但由于不同的發展歷程和占據的區域不同等因素,造成了文化上的差異,導致金飾品的裝飾風格不同。正如馬長壽所言,二者的區別,主要是“由于二族在草原東部遷出之后,分道揚鑣,各與其所遭遇的部落部族相互融合,越到后來差別越大”北朝時期,各類鮮卑金飾品雖然都有一定發現量,但已不可與前期同日而語,盡管個別金飾品的發現量較前期多,但仍阻擋不了其整體衰退的大趨勢。其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結合目前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記載,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金銀生產和器物制造的衰落時期,這可能與當時金銀產量的減少和佛教興盛耗費大量金銀原材料有關其次,鮮卑人的逐漸漢化也是其舍棄傳統金飾品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北朝孝文帝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