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社會認識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52年，格洛伊木伊根和莎拉首次提出了社會認識論的概念。然而，由于現代哲學的“存在主義傾向”，認識論的研究性質難以完善，社會認識論在哲學領域并未取得進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社會認識論才真正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立起來并且日益受到關注和重視。1987年《綜合》(Synthese)出版“社會認識論”專利,施米特首次在哲學意義上闡釋了社會認識論概念。幾乎與此同時,富勒創辦了第一份社會認識論專刊《SocialEpistemology》,隨后,包括勞斯、戈德曼、凱徹爾在內的眾多學者紛紛展開社會認識論研究。國內大約與西方同時展開社會認識論研究,其中以歐陽康、景天魁、陳嘉明等學者為代表。雙方開展了頻繁而暢通的學術交流,使中國的社會認識論研究水平基本上與國際同步。國內社會認識論研究從研究之初的學科架構、概念界說、原理論證走向了專題研究。但隨著哲學研究中認識論的退隱及其他因素,當代中國社會認識論研究面臨著一系列問題與困境,如何在這塊學術土壤中深耕細作,生長出既有中國特色又具國際水準的社會認識論研究成果,是以歐陽康為代表的國內學人孜孜不倦的學術理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通過評介當代西方社會論研究的新進展與新趨勢,以期有助于推動當代中國社會論研究的論域開拓與層次提升。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認識論在秉持對傳統的個體認識論和自然主義認識論批判的同時,發展出了諸多研究領域,流派紛呈,具體而言有以下幾種。一、社會認識論的學科層次理論基礎一社會認識論的核心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組織知識的社會生產,即社會認識論應該關注于知識生產過程的組織,通過科學民主的認知分工實現特定的知識生產目標。社會認識論在一定意義上是關于知識的社會生產、組織、分配和消費的理論,而社會認識論學家則需要承擔起知識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富勒一方面站在社會化立場反對個體認識論,主張知識的形成在多數情形下取決于其所依賴的社會因素;另一方面也認為由于不同的認識活動參與者的知識背景、認知能力、興趣旨向和利益立場的差異而導致認識活動的困難和交往的障礙。作為哲學的社會認識論,則具有協調不同學科之間、不同認識立場之間、不同領域之間的功能,是知識生產的組織者與協調者。在知識的社會生產與組織論看來,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向專家學習、信賴權威和集體環境塑造建構出來的。其次,知識生產不是單純的文化傳遞,在一定意義上,“知識生產是一個‘經濟學的’過程,它意味著某個生產者擁有更多的知識,而另一個生產者獲得更少”從知識的社會生產與組織的視野考察社會認識論,目的是為知識管理提供方法和決策指引。知識決策的前提是承認和重視社會認識論中規范性的作用,實質是對知識生產和組織的預測與診斷,核心是處理好專家與新手(layman)的關系。專家權威的合法性辯護首先需要經受“政治化”的考驗,即將專家意見(認知權威)置于新手與大眾的質疑和批判之中,然后再“去政治化”,維持對專家意見的支持與信賴。因此,作為社會認識論的知識決策的目的是實現知識參與的大眾化、知識管理的民主化、知識決策的科學化和認知權威(cognitiveauthority)的合法化。二、真的性社會認識論求真認識論(Veritisticepistemology)是戈德曼在其代表作《社會世界中的知識》中提出來的。戈德曼認為社會認識論有社會的維度和求真的維度。之所以有社會的維度,其理由是:與傳統的獲取知識的個體化路徑相比,它強調通往知識的社會化路徑;社會認識論并不將其自身限制于孤獨個體上,它往往關注于特定社會集團或者組織;社會認識論充分考慮集體的或者具有合作性質的實體。之所以具有求真維度,是因為在戈德曼看來認識論是對社會實踐進行求真性價值分析的學科。作為求真性認識論,既關注知識(通常知識被理解為“弱”意義上的真信念)也關注作為其對立面的錯誤(虛假的信念)和無知(真信念的缺乏)。求真認識論的主要問題是:與錯誤和無知相比,哪種實踐活動對知識具有相對積極的影響?個體的求真認識論考察的是個體化的、理念的、非社會實踐的問題,而社會的求真認識論考察的是社會實踐問題。社會認識論正是根據求真維度來評價特定的社會實踐活動求真性認識論的意義在于根據其求真性后果來評價社會實踐活動。戈德曼提出了基本的求真性價值和工具性的求真價值。諸如知識、錯誤和無知這類信念狀態具有基本的求真性價值,而推動或妨礙實現基本求真性價值的實踐活動則具有工具性求真價值。基本的求真性價值有兩種進路,一是相信、拒絕(不相信)和不作判斷的三元圖式;二是信念等級圖式。如主體S對命題Q進行求真性價值分析時,存在三種可能性:一是S相信該命題為真,則該命題的求真性價值為1.0;二是S不相信該命題為真,則該命題的求真性價值為0;三是S不作判斷保持中立,則該命題的求真性價值為0.5。但同一主體在不同時間對于同一命題的態度會有不同而呈現出信念的等級差異。因此,戈德曼就給出了一個簡潔清晰的公式:V-valueofDBX(true)=X。其中,V-value表示求真性價值,DB表示信念等級,X表示信念等級的具體數值三、知識來源的觀念變革狹義的陳詞主要是指在法律上的證詞,寬泛意義上的陳詞則指認知活動中來自他人的告知行為。陳詞的特征是對他人話語的信賴。按照科迪(J.Coady)的分類,陳詞作為一種表述行為,大致可分為標準陳詞、自然陳詞和擴展陳詞。法律中的證據屬于標準陳詞,與論斷具有本質關聯之物可稱為自然陳詞,而擴展陳詞包括:他人意見、文獻資料、制度規范以及具體事件陳詞認識論(epistemologyoftestimony)在當代社會認識論研究中地位日益凸現,與知識來源的觀念變革密切相關。一般認為知識有四個來源,分別是知覺、推理、記憶以及陳詞(testimony),其中前三者都是個人所親身經歷或擁有的資源,而陳詞則是他人話語,被認為是不可靠的。自柏拉圖以來的傳統認識論都認為作為他人意見的陳詞缺乏普遍性、必然性的保證,不能作為知識的可靠來源。只有在休謨那里才給予陳詞一定的地位,認為是我們認識的重要來源,但他的缺陷在于又將陳詞的客觀性和有效性還原于個人經驗、個體知覺的可靠性之上。隨著現代認識論研究的轉向,自治個體所形成的意見或者信念已不再是知識的主要來源,個體間、社會的信息才是知識的主要源泉,“我們對于歷史、地理、科學和更多其他事物的把握依賴于陳詞。”陳詞認識論實質是對認識論個體化路徑的批判和社會化路徑的辯護。在陳詞認識論看來,知識的主體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他人、群體或者共同體。認識活動的主題是為陳詞的可靠性進行辯護,辯護的來源是以陳詞形式出現的證據、論點、資料文獻等,這些都具有社會化認識的特征。施米特認為個人主義認識論由于具有還原論傾向,無論是決定論的先驗辯護還是因果論的經驗辯護都無法保證認識的可靠性,而陳詞認識論所涉及的任何主題都具有深刻的社會性,“認知評價體系是社會的:我們從他人那里了解認識術語、概念和條件;認知評價最主要的是對其他個人的認識狀態的評價”四、技術與社會建構主義從建構論視野研究知識問題的思想體系流派紛呈,如知識社會學、科學元勘、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技術的社會建構論(SCOT)、實驗室研究等。社會建構主義關注于知識的形成途徑,實質是研究知識生產過程的方法論;核心是強調社會因素對知識的形塑與意義生成。社會建構主義大致可分為激進的建構主義和溫和的建構主義。前者以柯林斯(H.M.Collins)、伍爾加(SteveWoolgar)、平齊(T.J.Pinch)、比克(W.E.Bijker)等為代表,極力否認自然實在的意義生成作用,將社會因素作為唯一和終極的解釋依據、評價標準。認為包括技術在內的一切實體都只不過是協商的產物,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論、實踐和社會制度所構造而成的。后者以瓦克曼(J.Wajcman)、拉圖爾(B.Latour)等為代表,在區分社會因素和非社會因素的基礎之上,認為非社會因素有其自身內在的本質、屬性與功能。相對激進的社會建構主義而言,溫和的社會建構主義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和更靈活的解釋空間。但二者都認為我們關于某些特定領域的知識,究其實質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所形成的,與社會制度密切相關,是特定社會群體或科學共同體互相協商、相互對話所達成的共識。社會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它反對先驗知識論,強調知識的建構性。在其看來,我們關于周圍世界的認識,無論人文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是建構出來的,是被制造出來的。因此,塞廷娜(K.Cetina)提出“制造知識”,伯格(P.L.Berger)與盧克曼(T.Luckmann)提出“實在的社會建構”,比克(W.E.Bijker)主張通過“構造技術而建構社會”。其次,它反對個體知識論,強調社會知識論。傳統的以個體感覺和經驗為基礎通過內心沉思或邏輯推理形成知識的個體化路徑遭到批判,哲學也不再僅僅是“自然之鏡”,所有的知識實質上都是社會的表達,都載負著相關的政治背景、知識結構、利益取向與價值判斷。著名的例子是比克通過對自行車演變史的考察得出結論:任何技術實質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社會本身也是由社會化不斷建構而成的。最后,它反對單向決定論,強調知識的共建性與協商性五、知識與知識的本質自1952年圖書館學家瑪格麗特·伊根和杰西·謝拉首次提出“社會認識論”(socialepistemology)的概念以來,作為信息科學的社會認識論獲得了長足發展。在其看來,信息機構特別是圖書館是知識的保存和傳遞的中心地帶,為了給圖書館學和信息科學提供認識論奠基,以更為有效地實現科學合理的信息保存和知識傳遞任務,有必要建立社會認識論這樣一門學科。信息科學要想獲得堅實的理論根基與深遠的發展空間,必須在發揮信息負載與傳遞功能的同時,具備對知識特性、知識角色和知識本質的理解。而這恰恰是作為信息科學的社會認識論所面臨的中心問題。因此,社會認識論的主要內容可歸結為知識的本質和獲取知識的方法。就前者而言,知識一般被理解為文獻(document)或者圖示記錄(graphicrecord)。根據知識形成途徑不同而又可分為“內在知識”與“外在知識”。就后者而言,獲取知識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圖書館和信息機構進行信息傳播與知識傳遞。為了有效地實現這一任務,有必要將社會認識論作為其認知基礎。綜觀作為信息科學的社會認識論,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社會化,即強調來自于信息接受者、信息機構和信息本身的社會化因素對知識傳遞的決定性作用;二是規范性,即反對傳統的形態學的描述分類法,強調信息分類要充分考慮到理性因素、社會背景和價值取向等因素對知識內容的影響;三是批判性,即辯證地看待認知權威或者信息專家的作用;四是場景化(situation),即將圖書館和信息科學作為知識場景的一部分,其中信息尋求者是主體,圖書目錄是基本媒介,圖書館和信息機構是中介,信息本身是客體,“知識場所是主體、媒介和客體的統一體”盡管佛洛里迪(LucianoFlloridi)認為“信息哲學完全可以取代社會認識論從而為圖書館與信息科學進行認識論奠基”六、研究的理論背景女性主義認識論(feminismepistemology)認為對知識生產的分析應充分考慮不同性別的經驗、立場、視角及其歷史文化意義。近年來女性主義認識論已經成為社會認識論中最富特色的一個分支,這與其自身理論特征密不可分:一是性別范疇社會化,即性別不只是一個抽象的普遍的概念,更是一個社會化范疇。“它承認女性主義的社會理想與政治目標,在回答性別是什么和如何影響認知差異時,將性壓迫與尋求知識的實踐聯系起來。”按照哈丁(SandraHarding)的觀點,社會化視野中的女性主義認識論大致有如下三種研究路徑:一是女性經驗主義認識論,即外在世界是不依賴于作為認知主體的人而獨立存在的、客觀認知對象,感性知覺和經驗觀察是我們探究認知對象的主要方式。知識產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應以客觀性、普遍性和價值中立性為標準,應超越性別差異,反思和批判傳統的以男性意識和男性思維為主導模式的“男性中心主義認識論”。二是女性立場認識論,即知識是社會和實踐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