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民族地區化解社會矛盾的難點問題研究

c縣貴州黔東南州c縣位于貴州東南部，與廣西壯族自治區接壤，邊境較長。這是一個多民族的縣，由苗族和侗族組成。近年來C縣在工業強縣的進程中,工業的生產總值和財政總收入在不斷增加,但由于C縣地處貴州最南部,地理位置偏僻,為國家級貧困縣,因此在C縣侗、苗較為集中的佰伍村等少數民族聚居村寨,仍處于沖突的多發期和高發期,并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中國的社會矛盾與西方的社會沖突所指稱的是同一種社會現象,即不同程度的社會秩序非和諧狀態一、c縣“3.15”事件中的利益糾紛2012年3月15日,貴州C縣洛香鎮佰伍村與L縣肇興鄉皮林村與發生了一起惡性沖突。皮林村和佰伍村都是少數民族聚居村寨,歷史上兩個村的村民曾經是一個大家族,大家同耕共織、相處和睦。由于歷史變遷,地理區劃調整等原因,這兩個村逐漸分屬兩個縣管轄,加上多年來人員流動,土地歸屬調整等等,村民關系逐漸復雜,土地紛爭也連年不斷。2012年2月,肇興鄉皮林村吳某某的父親去世,辦完父親喪事后,吳某某將其父親埋葬在與佰伍村有爭議的地帶。由此引發了兩村的矛盾。3月15日凌晨,吳父的墳墓被挖,棺材被揭,尸體遭到侮辱。皮林村村民聚眾前往佰伍村討說法,抓兇手,雙方村民持槍對峙,形式十分嚴峻。據當地縣政府報道,事件的根本起因是雙方村寨接邊插花耕地所有權、使用權屬不清。矛盾的本質為利益沖突,因C縣的經濟發展情況較為落后,而山林權的確又直接涉及到百姓的經濟利益,故C縣農村存在較多的山林權屬確權糾紛,從C縣3.15案中可以看出,導致這一起惡性侮辱尸體案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并非侵害人與死者之間的私仇,而是因佰伍村與皮林村兩個少數民族村寨之間因相鄰地界處耕地的所有權、使用權歸屬不清,進而引發的因利益而致的群體性社會沖突,其本質為典型的利益沖突。一方面是矛盾的發生原因是因利益爭議而起,另一方面是利益糾紛未獲得有信服力、有權威性的裁判。進而導致此爭地確權矛盾長期存在,“權未明爭難止”,使這一起典型的民事糾紛在發展的過程中因矛盾沖突的復雜性時有激化,并引發了兩村多數村民持槍對峙的群體性社會沖突,以過激手段來解決民事糾紛。二、3.15日事件影響c縣民族地區消除社會矛盾的主要問題(一)社會正義的實現依賴在一定的檢3.15案從表面上看是參與人為兩個村寨的村民群體之間的一種利益之爭,為我們展現了一幅民間社會解決糾紛真實情態的原生態畫卷,從兩個村寨之間的頻繁發生的爭吵———仇視———占地矛盾———埋尸在爭議土地帶———掘墳辱尸這一發展過程,我們能不時看到政府作為公權力的代表進行調停處理的身影,但顯然此種公力救濟的程度仍是有限的,對特定地區的社會秩序的調控仍有欠缺。國家法對民族地區社會矛盾的化解仍存有限性,這種有限性既可能基于法的自身局限性而存在,也可能是基于法的執行土壤的復雜性而使法的執行效果存有復雜性。村民們某種程度上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互相報復方式追求正義,拳頭、火藥槍等成為其實現正義的工具,而人數的力量對比也是影響公平正義的重要因素。除土地確權糾紛外,C縣還存在其他一些諸如山林邊界糾紛、侵權損害賠償糾紛等,但這些普通的民事糾紛卻也極易演變為群體性械斗,使民族地區的社會正義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強權的基礎上,并且因為這種強權在現實中的重要作用,使人們為了在社會資源的分配與使用中獲得相應的公平,自覺不自覺的將自身納入一個或多個社會團體之中,以求使個人的利益獲得群體的保護,進而免于因個人力量較弱而難以實現正義。在這種權利救濟的反復過程中,導致本案所涉兩個村寨的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與法治社會相背的秩序亂象,公力救濟的公信力有限,村民在尋求私力救濟的過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濫用權利,這種社會秩序調控的不足,與陌生人社會秩序調控的弊端相比,其是一種存在于我國傳統的熟人社會的秩序調整的弊端,熟人社會雖具有信任度高、熟悉程度高等優點,但也存有缺點,而這些缺點在少數民族地區也暴露無遺,更為嚴重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團體,還是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因為社會秩序的失控而影響未來發展的和諧性和科學性。(二)糾紛解決機制的規范。在當事人之間,皮林村和佰伍村之間的爭地矛盾并非首次發生,而是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矛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并未得到足夠的解決。且這種矛盾并非隱性存在,而是一直顯性存在,現有的社會糾紛解決機制仍存不足。解決機制的不足既有理念意識上的缺陷,也有制度設計上的不足。糾紛的解決是需要成本的,在某種特殊情形下,糾紛的法定職責主體甚而會認為放任糾紛比解決糾紛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更大,在糾紛的發展未呈現出負面惡性后果時,糾紛解決主體可能會從成本與收益相對比的角度,反而對糾紛的解決有一種隱性的消極對待,而未盡到最大限度的主動作為,只是一種保守狀態的維持而已。只是在此種狀態發展到有可能產生惡性后果時,才會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的功能,使矛盾得以化解。從這個層面來分析,實體的解決機制或許有一定程度的不足,但現有機制設計在理念價值層面上也存有一定的缺陷。而糾紛解決機制的實際運行也存有問題,如3.15案即由C縣和L縣兩縣的負責人、洛香鎮與肇興鄉鄉政府負責人和皮林佰伍兩村村干部、群眾代表,召開“L縣肇興鄉皮林村和C縣洛香鎮佰伍村插花耕地、接邊耕地經營管理工作座談會”。經工作組反復多次組織大家討論規范插花耕地、接邊耕地經營管理協議條款。通過艱苦細致的工作,雙方終于簽訂了《黎平縣肇興鄉皮林村和從江縣洛香鎮佰伍村插花耕地、接邊耕地經營管理協議書》。雙方協定:兩村插花耕地、接邊耕地一律不得改變耕地用途,禁止占用插花耕地、接邊耕地建窯、建墳或者在耕地上建房、挖沙、采石、采礦、取土等,雙方村兩委應加強監督管理,如發現村民改變耕地用途,雙方應及時報告鄉鎮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門依法解決,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處理,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即通過政府主導當事人之間認可協議來最終解決糾紛。但在此次達成較權威的協議之前,已經發生了多次糾紛并出現了掘墳辱尸這樣的惡性事件,糾紛解決機制在運行過程中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不足,在某種程度上使民族地區的社會矛盾的化解工作缺乏足夠的力度,而隨著“破窗行為”的一再發生,整個社會的基本秩序就一再受到了不應有的挑戰,而司法資源不足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民族地區和諧社會的構建。(三)規則的認可民間法,在中國應指既非有權制定法律的機關制定,又非有權制定法律的機關認可,但為一定范圍的人們所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民間法的淵源存在于家族制度、神權觀念、民間性組織制定的規范、風俗習慣的多種淵源之中三、促進少數民族地區解決社會矛盾的對策和思考(一)注重公力救濟的實效性公力救濟的重要目標之一是使受侵害的權利獲得及時的救助,要實現這一目標,不僅需要最終通過對權利的保護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而且還需要及時全面的進行救助,除了對受害人的財產性權益進行恢復性保護的同時,還應對受害人的其他人身性權益等進行全面救助,并且這種保護與損害之間的間隔越短,越能達至公力救濟的最佳效果,讓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對現行糾紛解決機制的完善不僅應從實體上進行關注,而且應從程序上進行關注,且最終通過公力救濟的良性反饋,促進整個社會環境的良性循環。而一旦公力救濟缺位或失位,就會使整個社會喪失最具權威和最具效力的糾紛解決模式,而當下,公力救濟中最重要的主體法院在糾紛解決中缺乏足夠的權威性,成為當下化解社會矛盾一大障礙,在民族地區矛盾化解的問題上也是如此,而如果這一主要的公力救濟機構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將會使整個社會秩序的運轉缺乏必要疏通渠道。法是由西方而來的舶來品,西方社會中法的運行環境與法的執行基礎均與東方傳統社會有較大差異,當下中國雖已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法不徒以自行,當下社會仍有不適之癥,欲如西方社會一樣養成對法的敬畏等法制良好運行的必需要素,仍有較大差距。山林的確權糾紛一直是裁判中的難點問題,但也是一個較為純粹的私權之訴,因此從漸進式的現實路徑出發,應加強公力救濟的實效性,法官不能只是分配法律條文上的正義,在法院裁判的過程中,應既注重從實體上也注重從程序上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并從裁判的實效擴大法院及其他類型的公力救濟的權威性。同時還應加強對裁判規則的宣傳,從法理上闡明法律條文中隱藏的事與理,使法與民間習俗能夠有機結合,進而使法的執行建立在良好的民意基礎上。(二)我國法上的對不合法行為的制裁是對社會秩序的自國家強制力是實現權利維護的主要方式,但強制的作用實質也是有限的,它主要是建立在對違法行為的制裁上,其路徑是通過對不合法行為的制裁,來實現整個社會秩序的有序化。而要從根本上構建一個良性的社會秩序,最重要的仍是能形成內生性的權利維護環境,實現對私權的自覺保障。只有具有這種厚重的維護私權基礎,私權才能獲得最基本的生存土壤,且通過土質的不斷提高促進種子的生長發育(三)具有強的群體性C縣3.15案發生地既是少數民族集中居住地區,又是貧困的農村,且民風較為純樸,故該類矛盾與其他地區相比的一大特點即是具有較強的群體性。從江縣世居有苗、侗、壯、瑤、水等多個少數民族,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語言并有各自的習慣法,為了使民間習慣法規范更接近于國家法,2005年從江縣人民政府對全縣的鄉規民約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指導和修改1.民間法上的存在是一種文化傳統的積累作為社會經驗的產物,民間法的有效運作不在于國家的強制力,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不同語境下的民眾的自愿認同,一定秩序的形成總是建立在穩定的預期之上,民間法在事實上是一種文化傳統的積淀,是有別于國家法的另一種知識,也是一種法治的資源2.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民間法的發展歷程也證明,只要社會在不斷的朝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