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的個別教育與集體教育

一、罪犯單獨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單一性教育是指在法律和政策的指導下，在嚴格監控的環境中，監獄當局通過個人接觸和對話（一對）方式，將罪犯的單獨教育方法用于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六十一條明確指出,個別教育是罪犯教育改造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監獄改造罪犯的重要職能之一。罪犯個別教育學是監獄法學體系中的一門重要學科,是教育改造學派生出來的分支學科之一,其重要地位和作用是由個別教育在改造罪犯實踐中的主導地位所決定的。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懲罰是預防犯罪的主要目我國刑罰的基本特征就是依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把罪犯監禁起來,通過武裝警戒,獄政管理等辦法,實行嚴格的軍事管制,限制其自由和行動,剝奪或者停止其行使政治權利,給罪犯以震懾感。但是懲罰本身并不是我們適用刑罰的目的,我國對罪犯適用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減少犯罪,并且最終消滅犯罪。而罪犯的個別教育就是在執行刑罰過程中,在懲罰改造的前提下,對罪犯實施教育改造的有效方法。(二)采取個別教育方式錯誤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導致眾多罪犯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針對不同的罪犯必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而個別教育就是采取一對一的方式,使監獄警察深入了解其犯罪的動機目的、把脈尋找錯誤觀念的癥結所在,拿出解決方案,制定教育規劃,消除后顧之憂。(三)罪犯集體教育的深化需要集體教育的深化罪犯的教育不外乎集體教育和個別教育。分類教育實質上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集體教育,社會幫教也包括集體教育和個別教育兩種主要形式。罪犯個別教育和集體教育緊密相連,互相滲透,相互促進。集體教育可以推動個別教育的開展,而個別教育又可以促進集體教育的深化。集體教育主要解決大的共性問題,即針對大多數罪犯共同存在的問題或者某一類型罪犯共存的問題進行教育,具有公開進行、針對性弱、效果直接等特點。而個別教育則是在集體教育的基礎之上,著重解決個性問題,即針對某一罪犯選擇“一對一”單獨談話的方式進行深入了解,分析其犯罪特點及構成的特殊性,然后制定專門計劃進行教育,具有私密性、針對性強、效果明顯等特點。二、個別教育在監督和管理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個別教育在入監教育時期的重要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從犯罪的角度來看，新犯罪嫌疑人可以通過接受個人教育來獲得懲罰對監獄及監獄警察盡快消除神秘感、陌生感和恐懼感,由感性認知逐步上升到理性認識,有助于其在心理上盡快轉變身份意識,融入新環境。(二)安全平穩過渡的安全保障把握罪犯的思想動向,結合其日常行為表現深入分析排查,制定相應的改造計劃,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確保入監教育期的安全平穩過渡。其次,結合罪犯入監教育期的整體表現及檔案信息對其進行初步歸類,便于將來入監教育結束后的分類關押。(三)消解不良情緒進行多次深入的個別教育談話。通過對此類罪犯進行耐心細致的說理勸導,以及適當的計分考核獎勵等方式盡快取得罪犯信任,促使其愿意將內心的真實想法表露出來,通過向干警訴說、打親情電話、向親人哭訴等方式排解不良情緒。對于這種情況,干警必須一邊認真聽一邊尋找對話的切入點,運用專業的心理學知識進行正確引導,解決其心中困惑,使之放下思想包袱,滿懷希望地積極投入改造。三、案例說明和展示筆者根據自己在監獄一線工作中的實踐經驗,結合相關典型案例,通過對每一類案例的詳細剖析,說明個別教育在實踐工作中的運用。在這里列舉三類具有代表性的罪犯的個別教育案例:(一)未盡義務小,實施盜竊被認定為共犯蘇某,犯盜竊罪,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該犯入獄以來,情緒低落、沉默寡言,喜歡獨處,一般不與他犯接觸。通過與該犯個別談話了解到,該犯系第一次犯罪入獄,且家庭幸福,家境富裕,因為兩次幫助朋友(同案主犯)提供交通工具實施盜竊而被定為共同犯罪。由于法律知識貧乏,該犯認為自己并未親自動手實施盜竊,而且第二次盜竊自己并未知情,被判處五年徒刑感覺量刑過重,無法接受。所以整日愁容滿面悶悶不樂。針對此情況,筆者利用自己所學的法律專業知識,用盡量通俗易懂的語言為該犯講述犯罪構成的各個要件,以及法院定罪量刑的依據,并找來相關案例作比較,讓該犯真正了解法院審判程序的合法性以及判決結果的準確性、客觀性、公正性,從而使其徹底消除疑慮,真正認罪伏法。案例剖析:本案中的罪犯是一類罪犯的典型代表,對于此類罪犯,必須在入監教育期內盡快進行個別教育,探尋癥結所在,然后對癥下藥,通過耐心深入地講解法律知識,使之消除疑慮,積極熱情地投入改造。(二)重塑罪犯道德認知馬某,犯強奸罪、綁架罪,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入獄以來,通過學習、勞動、生活三方面的觀察來看,該犯能遵守各項監規獄紀,服從干警命令,但性格內向,寡言少語,不愛參加集體活動。經個別談話教育后了解,該犯系家中獨子,父親去世較早,母親一人撫養其成長并寄予厚望。該犯面對16年的漫長刑期,心里感到異常恐懼,壓力很大,覺得辜負了家人,無顏面對母親,擔心妻子會離他而去。針對此種情況,筆者一方面從心理上安慰該犯,告訴他年輕是其最大的資本,一定要珍惜時光,變刑期為學期,力爭學得一技之長,出獄后才能自食其力報答家人;另一方面,采取拉家長、講人生、談哲理等方法,從法律、人倫的角度耐心、細致地指出該犯自身存在的問題,誘其自責,促其恢復良知,使其清醒悔罪,明白悔改,改惡從善,從新做人。該犯比較適應和接受這種教育談話方式,邊聽邊痛哭流涕,表示非常后悔,堅決要痛改前非。在隨后的改造生活中,該犯長時間保持了較好的精神狀態和改造熱情。案例剖析:近年來,85后90后的青年犯罪呈上升趨勢,本案例中的罪犯屬于此類典型,該類罪犯從小嬌生慣養,物質條件豐富,幾乎沒有經受什么失敗打擊,受挫能力極差。加之受到日韓及西方文化的影響,這一代的年輕人普遍追求個性和物質享受,沒有明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盲目追隨效仿,力爭成為與眾不同的“非主流”。對于此類罪犯,首先必須明確其年齡的優勢,努力使其看到改造曙光;其次,此類罪犯大多都是第一次犯罪,第一次進監獄,對于各方面還不熟悉,此時正是利用個別教育占據其思想陣地,樹立正確倫理道德觀念的大好時機,因此要求我們在談話時,宜疏不宜堵,宜導不宜壓,宜細不宜粗,宜實不宜空,談話要有政策和法律依據,要講誠信,要注重講話的邏輯性和方式方法;最后,對此類罪犯要采取形式多樣的社會幫教活動,讓其充分感受到親情的溫暖,社會的關愛,監獄執法的文明,消除其后顧之憂,使其步入正確的改造軌道。(三)從累犯的角度談話王某,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此次犯罪前曾兩次犯罪,系累犯。該犯入獄后,表現一般,很多時候顯得自由散漫,我行我素。經過個別談話了解到,該犯系家中最小的孩子,從小被父母兄弟姐妹疼愛,逐步沾染好吃懶做的惡習,18歲開始盜竊,而且沾染毒品,進出勞教所及監獄很多次,有一女兒(非婚生)。到目前為止,該犯似乎對很多事情都已看淡,對許多事情持無所謂的態度。針對此類罪犯,筆者個別談話時開門見山,有一說一,表現出自己真誠的一面,同時從法律、人倫的角度耐心細致地指出該犯自身存在的問題(對自己非常放縱、家庭責任感缺失、有破罐子破摔心理),引導其多為將來、多為父母妻子兒女考慮,該犯表現非常配合,認同筆者的說法,并表示以后會逐步改變自己,棄惡從善。案例剖析:累犯是教育改造過程中的一大難題,累犯基本不存在不應期,而且對監獄許多方面都比較了解,他們的一些言行會對初次入獄的罪犯產生影響。累犯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改造工作的失敗,距離“首要標準”的要求還有較大差距。累犯普遍存在破罐子破摔的心理,直接導致其行為的隨意性和放縱性,不遵守監規獄紀,容易和他犯發生矛盾,對于監獄會采取的措施早有心理準備也有應對辦法。所以對于累犯來說,運用個別教育一定要把握時機,審時度勢,及時介入,尋根求源,找出屢次犯罪的真正緣由,然后換位思考,站在累犯的角度來理解他們的多次犯罪行為,包括他們在服刑期間的違規違紀行為。通過思考和理解,干警不僅可以與其建立一定的信任關系和認同感,還可以從他們的立場出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進行深度剖析,從根本上改變他們身上存在的錯誤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錯誤行為。四、個別教育策略的總結(一)育地隊伍建設斷提高其自學能力,語言表達能力,說服教育能力,力爭打造一支素質高、能力強、有責任心的個別教育能手隊伍。由于基層民警直接接觸罪犯,個別教育工作能否順利開展,能否達到預期效果,能否提高罪犯的改造質量,降低重新犯罪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線民警的個人文化知識修養和問題處理能力,所以要求基層干警必須加強對法律、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專業知識的學習,盡快提升各方面的修養和能力。(二)在個人教育中，我們必須尊重罪犯的個性，消除心理差距膜,拉近心理距離,建立和諧警犯關系,使罪犯愿意向干警訴說,干警樂意傾聽,這樣才能更好搭建溝通橋梁。(三)轉化式罪犯思想動態變化罪犯思想動態變化,注重罪犯思想動態變化,注重罪犯思想動態變化,注重罪犯思想動態變化,注重教育轉化罪犯的不同性格,尋找恰當的談話方式和突破口,由淺入深,由表及里,深入了解罪犯思想動態變化,從而制定相應的教育轉化方案,逐步實施。(四)罪犯自我改造的方法同罪犯的犯罪特點,采取不同的個別教育的模式。采取思想疏導和心理咨詢相結合的方法,立足于解決罪犯在服刑期間所出現的各類思想包袱和問題,努力促使其在監獄中順利完成自我改造。五、注重教育,引導合作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基層干警在進行個別教育時要努力做到:要實事求是,不要主觀臆斷;要以理服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