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魚王》看自然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和沖突

2017年4月，現代俄羅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a.v..，1924-2001）在20世紀70年代的小說《魚王》（a.b.h.）上發表。在中國重印后，它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印刷書籍和網絡評論。《魚王》在中國引起的熱烈反響,或許首先應該歸功于《魚王》“生態平衡”關系中“自然與人、人與社會”的審美抒寫在中國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從始自絲綢之路的間接交往到16世紀后中俄官方間的直接往來,中俄文化交流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中,文學翻譯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就俄語文學在中國的翻譯而言,19世紀中后期,旨在輸入文明,借鑒其思想,中國開始了對于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但中國文學則更早地得到俄羅斯人的關注,18世紀時《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今古奇觀》第二十篇話本小說)等中國文學作品便已在俄國翻譯面世,盡管這篇《今古奇觀》中的故事1763年在俄國發表時,是對英國作家哥爾德斯密作品的轉譯。而在1880年,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1818-1900)便在俄國撰寫出版了世界上首部《中國文學史綱要》,此后康拉德(Н.И.Конрад,1891-1970)提出了“東方的文藝復興”等重要的論說,到20世紀上半葉魯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闡述的俄國文學已經成為“我們的導師和朋友”,中俄文學文化思想的碰撞交流,可見一斑。康拉德院士是俄羅斯著名的東方學家,中國學和日本學家,他在“東方的文藝復興”研究中從“文藝復興”問題出發,認為“文藝復興”不是一種區域現象,它是一種世界性的思想文化運動。他剖析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768-824)、柳宗元等唐宋思想家、文學家的學說,認為他們“開創了新人文主義范式”,這是“中國文藝復興的開始”。唐代確實是文學文化高度發達的輝煌時期,自古以來便是中國思想界中心問題的“天人關系”的生態思想獲得了深入的開掘和探討。唐代中葉,韓愈眼見由于人們對大自然的破壞,秦漢時的關中沃土至唐時卻糧產不足,要由江淮運糧接濟,深感天人關系中天與人的利益相悖,人成為了破壞天地自然的一種蠹蟲。“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柳宗元:《天說》)意即人類開荒伐木等種種生產活動都是對自然的破壞,使得天地萬物衰敗損壞,不能順其本性發展……因此,在主張“博愛之謂仁”(韓愈:《原道》)的韓愈看來,這是對儒家不僅愛人也要愛物,不僅要施之于人,也要施之于萬物的“仁學”的反叛,而違反了自然規律者,必定會受到自然懲罰。其時韓愈的天人觀引發了他與柳宗元、劉禹錫三人間關于天人關系理論的一場討論,致使圍繞天人之際展開的中國哲學將“天道”納入“人道”,從而成為宋明心性論哲學的新起點。韓愈的論點不僅是漢唐間“天人合一”自然論的重要論點,而且也是對“生態平衡”問題的深刻闡發。如果說,一千年以前的韓愈是以文學家特有的敏銳強調天人感應論,并由自然災害引申到政治災害。“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生態平衡”就是人與自然,人與自然中的一切物種包括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間建立起來的動態平衡狀態。“生態平衡”關系中的《魚王》關涉到兩方面的重要內容。其一,自然生態的平衡,自然、自然界一切物種與人的相互作用和狀態,生物圈的平衡。其二,社會生態的平衡,社會環境系統與個體人間的關系,社會圈的平衡。一、統籌生物來了“自然”—自然生態的平衡阿斯塔菲耶夫來自于廣袤的西伯利亞,他大部分的創作都取材于此。北極圈以北神秘的凍土帶、大片的原始森林、奔騰的葉尼塞河水,純樸善良的居民、貪婪狡詐的盜捕者、可怕的流放犯和苦役犯……西伯利亞著稱于世的所有“獨特”和“異樣”都在阿斯塔菲耶夫第一人稱敘事主人公的述說中,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充滿了厚重、鮮活的特質:本真、原始、粗放、細致,很西伯利亞,很鄉村,很生活。一草一木,一鳥一獸……萬物皆有靈性。阿斯塔菲耶夫1924年出生,屬于多災多難的一代。十七八歲時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奔赴前線,或守衛后方,飽受戰爭之苦。是“自高爾基之后,唯一的(還有舒克申)來自鄉村底層的不幸家庭,在最艱難的時候成為文學家”“我們的土地是完整的、統一的,在任何地方,即使在最愚昧閉塞的原始森林里做人也要像個人!”當然,有誰會反對讓幾百萬千瓦乃至數十億千瓦的電能供我們使用,為我們大家造福呢?誰也不會反對!可是到何年何月我們才能學會不僅僅向大自然索取———索取千百萬噸、千百萬立方米和千百萬千瓦的資源,同時也學會給予大自然些什么呢?(435頁)生態一體的思想讓阿斯塔菲耶夫強調人類和大自然是個完整循環的平衡系統:“我們總是同我們的土地,同這些群山、森林一起完成這一循環。”也因此,阿斯塔菲耶夫在“人跟魚又何必互不相讓,何必呢?”(277頁)的責問中,描寫了“惡”人與大自然化身的“魚王”的生死博斗。那條稱得上“大自然之王”的大鰉魚在殊死的反抗中,讓“惡”人自己掛在了“僅次于用魚叉和炸藥的最殘忍的捕魚方式”(253頁)———“排鉤”———上:“掛在鉤子上了!鉤住了!完了!”他感到小腿上輕輕的刺痛———魚還在掙扎,攪得排鉤既扎進它自己的身體,也扎進了捕魚人的身體。伊格納齊依奇頭腦里憂傷而順從地,而且是完全順從地冒出了一種無能為力的聽天由命的念頭,一種一閃而過的念頭:“有什么辦法呢,完了……”(275頁)或許正是基于生態一體的思想,阿斯塔菲耶夫筆下的自然萬物皆為生靈,皆充滿了生命力。“живой,-ая,-ое,-ые”(充滿生命力的、生氣勃勃的、富有生氣的、生靈等等)一詞不僅是他喜歡的描繪人類、人類特點的形容詞,也成為他特別喜歡的展示世間萬物的修飾語,譬如:“充滿生命力的、火紅的篝火”,“有生命力的空氣”,“這枝干,這屋上的青煙,這才是有生命力的東西”。“生機勃勃的光亮”、“生機盎然的小花”、“鱘魚———這些給河流增輝的生靈”等等。顯然,在阿斯塔菲耶夫看來,自然萬物是與人類同等的生命存在,并不是人類的附庸;充滿生命力的自然萬物本身就是作者的主人公,作者審美書寫的主體,而不僅僅是作者思想表達的擬人化的寫作手段,因此,他享受的是“悄悄運行的在自然散發出的生命力”。“情節和本事是存在的,其材料的組織受制于我的天性、原生態的題材和生活的自然流動。”甚至有人直接將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稱為本體論的創作,探尋一切實在的最終本性。他創作中的大自然絕不只是他自己喜愛的中國唐朝詩人杜甫的“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一頭母馬鹿帶著幼鹿從枯樹旁走過去。母鹿搖晃著耳朵,用鼻子觸碰著地面,一張一張地撕食著草葉,這與其說是在自己覓食,不如說在做榜樣給幼鹿看。駝鹿走到離我們營地不遠的奧巴里哈河上游來了,它吃樹葉、水草,吃剩的殘莖碎葉散落在河上。(98頁)如此細致、逼真,甚至有時都讓人覺得過于瑣碎的描寫,說明的是大自然就是他的創作對象,自然與人、自然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就是作品的主題。在對大自然千姿百態,對自然與人形形色色關系的塑造中,阿斯塔菲耶夫完成了“生態哲理和心靈的體驗”,道出了自然生態平衡問題的實質、人性與道德、人性論與義利觀等等問題。生態主題觀當然也影響到我們對于《魚王》體裁的界定。確實,《魚王》由13個短篇敘事組成。盡管什克洛夫斯基(В.Шкловский,1893-1984)“即使不能確定短篇小說集與長篇小說間的因果關系,只能弄清它們出現的時間年代先后的事實”,仍然斷定“短篇小說集是現代長篇的前身”,二、“沒心沒肺”的“所教”上世紀60、70年代的蘇聯經歷了十月革命后國內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衛國戰爭的腥風血雨、農業集體化的偏差、“大清洗”、肅反擴大化的悲劇。面臨著政治高壓、思想停滯,經濟飛速發展、科技進步和道德淪落、人們的茍且偷安,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盛行于文學苑囿。此時問世的《魚王》雖則滿眼自然生態,實則在歷史煙塵的背后隱含著作家對社會生態平衡的認知,特別是對從自然災害轉向社會災難的揭示,對自然生態平衡和社會生態平衡的希冀。作為社會環境體系與個體人間的關系的社會生態系統在阿斯塔菲耶夫看來,就應該簡單地能讓人“過得快快活活”(615頁),但現實卻常常相反。作者筆下地廣人稀、氣候惡劣的蘇聯北方社會體系結構簡單,人們捕魚、狩獵……單純地生活著,他們的社會活動更多具有的是原始本能的個體自然屬性,但是仍然處于整個社會的大環境體制中。“槍?!在從前,獵人用槍換酒喝要判鞭刑。農夫賣馬,獵人賣槍,都要吃鞭子。”“現在誰來鞭笞呢?革命了,自由啦!”(72頁)這段對話明顯地指出,“革命后”一些傳統古樸的生活規則的被打破。盡管“古人還守著條沒寫下來的西伯利亞規矩:‘不問逃犯和流浪漢的來頭,只給飯吃’”,但“1937年時,英明的懲戒營領導實施了條措施:逮住和交出諾里爾斯克逃犯,獎賞一百盧布獎金或者賞金,它們因此被隱晦地稱為猶大的銀幣”。因此,“那些招募來的家伙、貪財鬼,已經接受各種賄賂的腐化分子,還有純樸的北方各個民族———多爾甘人、恩加納桑人、謝爾庫普人、凱特人和埃文基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便開始抓捕‘人民的敵人’,把他們送到軍隊的各個哨位,它們都設在水很深的河口。”作者說這是個“熱情高漲、麻木的時代”,這里出現了不稱作“囚犯”的“特殊移民”“諾爾斯克人”(120,121頁)。而作為社會服務機構的鄉村里小小的國營商店“雪松”則是這樣的:我到過楚什鎮兩次,在這期間卻只有一回有幸見到“雪松”開門營業,其他所有的時間里,商店的門上總是貼著層層疊疊的布告,就像重病人的一張張病危通知書。先是簡短的、不無傲氣的“清潔日”。然后是與經商業務有關的“重新估產”,接著就像是衰弱的胸膛里一聲長嘆“今日盤點”,然后是一陣遲疑后,令人心驚的嘶叫“查對賬目”,最后是這位長期孤軍奮戰的戰士滿腔痛苦地迸出了一句“商品移交驗收”。(179頁)阿斯塔菲耶夫“對語言有著絕對的把控力,敘述簡潔、質樸、持重、人性且文學”。《魚王》中特殊的一篇“沒心沒肺”集中體現了作家社會生態平衡思想。“短篇故事敘事集”《魚王》的面世正如作者所說,經歷了相當困難的過程。1976年,《魚王》首次在《我們的同時代人》雜志第4至6期連載時,因為沒有通過當時的蘇聯官方出版審查,“達姆卡”和“諾里爾斯克人”這兩篇沒能面世。其實,即使發表了的第一部分也被刪減得很多,“整個一章,許多行,大段小段的文字消失了”。所以,1982年《魚王》首次在中國翻譯出版單行本時,當時只有12篇,不包括“沒心沒肺”。此后,阿斯塔菲耶夫的其它作品,如《牧童與牧女》(Пастухипастушка,1967)、《隕石雨》(Звездопад,1960)、《偷竊》(Кража,1966)、《悲傷的偵探》(Печальныйдетектив,1987)、《樹號》(Затеси,1972-1997)、《俄羅斯田園頌》(Одарусскомуогороду,1972)等也相繼翻譯出版。但是,“對于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魚王》是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是作家的名片。這部作品對我國新時期文學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一批中國青年作家的創作道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20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曾說道:“……蘇聯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寫了一本小說《魚王》,在這本小說結尾的時候,他也羅列了一大堆這種風格的話語,來描述他所生活的時代。我只記得他那里面寫‘這是建設的年代,也是破壞的年代;這是在土地上播種農作物的年代,也是砍伐農作物的年代;這是撕裂的年代,也是縫合的年代;這是戰爭的年代,也是和平的年代’等等。那我就感覺到要我來描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我實在是想不出更妙的更恰當的話語來形容。”2017年在中國再版的《魚王》,開篇似嫌啰嗦離題亦隨思緒跳躍的情節起初讓人以為“心靈空虛”是對“在留言里奉承上級,賴掉了給瘦弱的北方弱視男孩的極地補助”,在諾里爾斯克(норильск)過著“奢侈生活”的市儈“巴黎人”的道德譴責,誠如《魚王》是公認的充滿了“道德激情”之作。但是阿斯塔菲耶夫一下子就把話題轉到了當今諾里爾斯克的“巴黎人”不屑一顧,卻“讓人感到難堪,沒法忍受,可能會頭痛”(119頁)的“諾里爾斯克的歷史”上,也許作者感到了自己的突兀,在2016年莫斯科出版的《魚王》但是,或許這里的空行可以看成是阿斯塔菲耶夫在正戲前,特意給讀者的“喘息”,就好像靈魂被擊打前稍許的“養精蓄銳”。因為接下來就是慘烈、血腥的“諾里爾斯克人阿斯塔菲耶夫通過講述諾里爾斯克逃犯兩次對河邊漁民小木舍的驚險“光顧”,展示了一個蘇聯軍官的悲慘遭遇。他在20世紀30年代“大清洗”中成為政治犯,流放到了諾里爾斯克勞改集中營……為了求見斯大林揭露真相,幾次出逃被抓,最后在集中營采石場挺身主持正義被殺……無論是在塞滿犯人去西伯利亞的火車和船上;還是勞改營的“壞血病、采礦場崩塌、風暴和嚴寒”,“咳嗽、呻吟、打架、大屠殺、偷竊和殘忍的押解”,“見多識廣的人”說的埋的死人全都是沒有臀部的以及成批的“了無痕跡”地消失在凍土帶的垂死的囚犯,都殘忍得令人不忍卒讀,卻又催促人去探掘究竟,就像書中聽著“諾爾斯克人”講述的漁夫,“哪還睡得著啊?!繼續說吧。我們今天不捕魚了。有風。”(147頁)也難怪“沒心沒肺”當年被禁止出版,這個短篇敘事中提到的同樣題材的索爾仁尼琴(А.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的《癌癥樓》和《第一圈》也是此前幾年被禁,然后在西歐發表的。此后,索爾仁尼琴更是因為書寫蘇聯勞改營的長篇紀實作品《古拉格群島》第一部于1973年在巴黎面世,1974年被驅逐出蘇聯。篇名“沒心沒肺”(Нехватаетсердца)在正文中出現了兩次,責備人們對鹽、對面包(糧食)的揮霍,都是在對話中,充滿口語色彩。“像通古斯人所說,神靈保佑……唉,我們多么沒心沒肺啊!會有鹽,會有面包吃,可是———心呢……”(153頁)于是這篇的漢語譯名便由“心靈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