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的種類：物證與書證案情：被告人郭某是河南省鄭州市某縣財政局的副局長，檢查機關以貪污罪、受賄罪對郭某提起公訴，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郭某的如下犯罪事實：2000年3月，該區(qū)財政局劃撥給該區(qū)教委房屋修繕款20萬元、2000年6月被告人郭某以個人名義向紅星電器廠借款15萬元，撥付給該區(qū)飛龍房地產開發(fā)公司，預購迎春園小區(qū)25號樓106號商品房一套。2000年11月郭某又指令該區(qū)教委將20萬房屋修繕款中的15萬轉到紅星電器的帳下，充抵了郭某的借款。2001年4月郭某同飛龍房地產開發(fā)公司簽訂了購房產權協議書，并向有關部門辦理了公證手續(xù)。2)2000年10月，被告人郭某的兒子在該區(qū)某辦事處報銷函大學費5000元，2000年11月2日，被告人郭某利用職權從區(qū)財政局撥給該辦事處5000元，作為報銷學費的用款。3)2001年10月郭某代表財政局參加大型會議時，收到包括金筆一只(價值人民幣6000元)在內的紀念品若干，郭某將除金筆以外的全部紀念品交到辦公室，并囑咐辦公室主任蔡某要保密，郭某將這只金筆收歸個人所有。上述事實有以下證據可以證實：檢察機關追繳的金筆一只被告人郭某的供述：20萬元我通過紅星電器廠轉到飛龍房產開發(fā)公司，后來又通過區(qū)教育局將20萬元轉給紅星電器廠。當時我們商量的價格是18萬元，后來我找了熟人把價格降了3萬元，當時我們還商量要以我的名義去簽定合同。證人楊某、肖某王某、陶某關于15萬元房屋修繕款被郭某貪污的證言，證人汪某、馬某、李某、史某關于報銷被告人郭某兒子函大學費的證言，財政局辦公室主任蔡某關于被告人郭某貪污金筆一只的證言。該區(qū)財政局、文教局、街道辦事處、飛龍房地產開發(fā)公司、紅星電器廠關于被貪污的款項的帳目、票據憑證。被告人郭某與飛龍房地產開發(fā)公司關于購買迎春園小區(qū)25號樓106住房的產權協議書和公證書。該市財政局和區(qū)財政局關于追加財政系統職工房屋修繕款的有關證明文件該市檢察院關于對有關票據憑證的鑒定結論。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郭某的上述行為經查證屬實，已經構成貪污罪、受賄罪、數罪并罰判處郭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請問：1)本案中的證據分為哪幾種？書證和物證有什么區(qū)別？本案中的購房產權協議書、公證書屬于物證還是書證？參考答案：1)本案中的證據分為以下幾種：物證：金筆一只；書證：該區(qū)財政局、文教局、街道辦事處、飛龍房地產開發(fā)公司、紅星電器廠關于被貪污的款項的帳目、票據憑證；被告人郭某與飛龍房地產開發(fā)公司關于購買迎春園小區(qū)25號樓106住房的產權協議書和公證書；該市財政局和區(qū)財政局關于追加財政系統職工房屋修繕款的有關證明文件；證人證言：證人楊某、肖某王某、陶某關于15萬元房屋修繕款被郭某貪污的證言；證人汪某、馬某、李某、史某關于報銷被告人郭某兒子函大學費的證言；財政局辦公室主任蔡某關于被告人郭某貪污金筆一只的證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郭某的供述：20萬元我通過紅星電器廠轉到飛龍房產開發(fā)公司，后來又通過區(qū)教育局將20萬元轉給紅星電器廠。當時我們商量的價格是18萬元，后來我找了熟人把價格降了3萬元，當時我們還商量要以我的名義去簽定合同。鑒定結論：該市檢察院關于對有關票據憑證的鑒定結論。2)物證是指據以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物品和痕跡。書證是指以文字、符號、圖形等方式記載的內容來證明案件事實的文件或者其他物品。物證和書證的最主要的區(qū)別是書證以其記載或者表達的思想內容證明案件事實，而物證主要是以其存在或者外在的特征和性能對案件事實起證明作用。本案中的購房產權協議書、公證書雖然是客觀存在的物品，但是他們是以其記載的內容證明案件的，所以本案中的購房協議書、公證書是書證。證人證言：案情：被告人范軍，男，系某縣農行的汽車司機，2000年9月6日上午范軍外出辦理業(yè)務，在返回的路上由于違章超車將順路騎自行車行駛的宋文港當場撞死，并將馬榮撞成重傷，此案起訴到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進行了審理。在法庭調查中被告人范軍稱自己撞死宋文港的原因是為了躲避前方突然出現的兩個行人，這起交通事故完全屬于意外事件，并稱證人李月華可以作證。證人李月華稱他親眼看見有兩個行人突然橫穿馬路，范軍所駕駛的汽車猛然向右轉，以至于撞死了順路行駛的宋文港。但受害人馬榮認為李月華講的純熟虛構，馬榮并稱李月華是被害人的表弟，并且未滿16周歲，故李月華所講的不能作為證人證言使用，公訴人針對李月華的證言提出了一系列的質問，李月華回答這些問題時較為猶豫，有時前后矛盾。鑒于雙方的意見分歧較大，法官宣布休庭，進一步調查案情。經過審判人員的進一步調查，反復核實證據，終于核實李月華是被告人的表弟，受被告人家屬之托，李月華故意編造了事故的經過，以幫助被告人逃避刑事處罰，法院在查清事實后，繼續(xù)開庭審理，并依法對范軍作出了相應的刑事處罰，李月華也受到了相應的處罰。請問：1)什么是證人和證人證言？作為證人的資格是什么？2)如何對證人證言進行判斷？為什么法院在被告人的陳述與證人證言相一致的情況下仍不能認定本案？參考答案：1)證人是指參加刑事訴訟活動以外的途徑了解有關案件真實情況，同時又獨立于犯罪行為之外的第三人。證人證言是指就其直接或間接感受到的有關案件事實的某些情況向偵察人員.檢查人員和審判人員所作的陳述。證人必須是能辨別是非.能正確表達的人，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得人不能作為證人。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的人都不能作為證人。雖然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但能辨別是非.能正確表達的人也可以作為證人。在本案中，李華雖然未滿16周歲，但是他對案件發(fā)生的經過是有辨別能力的，所以是可以作為本案的證人的。（2）由于證人證言是有思維能力的人對保留在其意識中的有關案件的情況的追述，所以他常受到自然因素.社會因素.證人自身因素的影響。因此對證人證言進行判斷時要對可能影響證人證言的各種因素進行審查。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證人的生理.心理是否正常；（2）證人感受案件事實的方式是間接的還是直接的，其來源是否可靠；（3）證人感受案件事實時當時的客觀環(huán)境如何；（4）某些社會性因素是否會對證人證言產生影響，如證人同害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利害關系，有無作偽證的動機；證人證言的內容是否合情合理，有無矛盾；（5）證人證言的詢問程序是否合法。（3）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并且經過查證屬實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在本案中，雖然被告人的供述同證人證言相一致，但是經過庭審質證后，檢查機關認為證人李月華的證言是在作偽證，所以在本案中雖然被告人的供述同某證人證言相一致，但是經過查證并不屬實，所以李月華的證言并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案情：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駕駛員將行人撞死后駕駛逃逸，當時沒有成年的目擊者，只有一個4歲半的小女孩在現場附近玩耍。根據小女孩的描述，肇事車輛為電視廣告中經常出現的某牌某號貨車，小女孩還具體說出了汽車是什么顏色的。經進一步調查，發(fā)現肇事現場附近一建筑工地當天來過一輛這樣的車送建筑材料。公安人員到這輛車所屬的運輸公司找到了這輛車，盡管駕駛員對車輛進行了清洗，但最終還是在輪胎上發(fā)現了肇事后留下的血跡，經專家鑒定，該血跡血型與死者的血型一致。據此，公安部門逮捕了駕駛員。駕駛員對自己肇事后逃逸的罪行供認不諱。請問：本案在偵破方面主要依據的是什么證據？小女孩能否作為本案的證人？參考答案:本案偵破主要依據的是小女孩的證言和專家所作的關于血型的技術鑒定.在證據種類上分別叫做證人證言和鑒定結論.小女孩能否作為證人關鍵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她能否具備辨別是非并正確表達的能力.不能因為知情人年幼就一律不承認其作資格:關鍵要看她所證明的情況能否被她所理解并能正確地訴.小孩對電視廣告的印象較為深刻,應該說這種記憶對比不會有什么問題,對顏色的判斷也應在4歲半的小孩理解之內,因此,本案中小女孩完全有資格作為證人,實際上也正是因為小女孩的作證,才使得案件盡快得到了偵破.當事人陳述案情：劉某,某市市北區(qū)無業(yè)人員.2001年3月至2002年8月間,劉某冒充是外國某知名公司駐中國代表名義,同某市幾家知名企業(yè)簽訂了7份購銷合同,騙取人民幣8000多萬元,后案發(fā).偵查人員在偵查過程,收集到了一些以單位名義出具的證明材料,但這些證明材料只有受害單位的蓋章,而沒有相關人員的簽名.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對于這些材料能否作為證人證言具有證據效力出現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是一種特殊的證人證言，具有證明效力；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單位沒有感知能力，所以其出具的證明材料不具備證人證言的效力，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請問：1.在刑事證據中人的陳述和實物證據是如何劃分的？在本案中以單位名義出具的證明材料能否作為證據？為什么？2.對于人的陳訴和實物證據的收集和審查應注意什么問題？參考答案:（1）人的陳述是指以人的語言作為存在和表現形式的證據，如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訴和辯解以及鑒定結論。都屬于人的陳訴。實物證據是指以實物形式存在和表現形式的證據，如物證、書證勘驗、檢查筆錄和視聽資料，都屬于實物證據。正熱的證據，由于單位不具有自然人所具有的感知能力、記憶能力和表達能力，所以在本案中以單位為名義出具的陳訴材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但這并非意味著以單位出具的所有證明材料都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單位出具的實物證據如書證、物證、視聽資料等一般是可以作為證據材料使用的。如單位出具的戶口登記證明材料屬于書證的一種，可以作為證據使用。（2）由于人的陳訴和實物證據在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所以在收集和審查判斷是應有所不同。人的陳訴的收集只能通過詢問或訊問的方式來收集，而實物證據則主要通過勘驗、檢查、搜查和扣押等方式來收集。由于人的陳訴是對于保留在陳訴人的意識中有關案件情況的追述，所以人的因素就可能對其陳訴的真實可靠性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如陳訴人的感受能力、記憶能力和表達能力是否正常。陳訴人的思想道德品質是否良好等。所以對人的成素進行審查判斷是應特別注意。實物證據的真實可靠性一般不受上述主觀因素的影響，但實物證據容易受到各種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對實物證據的審查判斷應考慮到各種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是否造成了實物證據的失實。證人：案情：章某于1998年春節(jié)在石門市一居民小區(qū)趁林某一家出去串親戚之際入室盜竊。在其作案前后曾有三個人聽到或目睹其作案：其一是林某之子的同學趙某（小學生，男，10歲）在章某行竊時來找林的兒子曾目睹章某行竊；其二是林某的鄰居王某（女，78歲，退休職工）高位截癱，當日在躺臺曬太陽曾聽到林某家中有聲響及趙某與章某談話；其三是林某的另一鄰居李某（男，35歲，無職業(yè)）患間歇性精神病，曾看到章某從林某家中搬走一臺彩電，李的妻子證明李當日神智清醒，沒有發(fā)病，另外林某所在小區(qū)居委會為其出具蓋有公章的被盜證明，沒有署名。根據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以上三人能否成為本案證人，為什么？居委會的證明能否作為證據，為什么？參考答案：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guī)定：“凡是知道案情情況的人，都有訴訟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币虼?，趙某雖然年僅10歲，但能夠正確表達，可以作為證人；王某以高位截癱也不影響其辨別能力與表達能力，李某雖患間歇性精神病但其妻證明其在案發(fā)當天沒有發(fā)病，所以李某案發(fā)當時也具有辨別與表達能力，王某、李某也可以作為證人。但小區(qū)居委會由于沒有辨別與表達能力。因此，其證明不能作為證據。被害人陳述：案情：2000年3月20日，李曉以8000元的價格將陜西省婦女曾月娥賣給河南省開封市某農民張大勝為妻。當晚，張大勝不顧被害人曾月娥苦苦哀求將其奸污。4月3日曾月娥乘張大勝不注意，試圖逃跑，但被張大勝發(fā)現并追回，將其痛打一頓并威脅曾月娥說：“以后不準逃跑，也不準對任何人說你是我買來的，否則我殺了你?！贝撕?，張大勝白天對曾月娥嚴加看管，晚上對曾月娥進行折磨，使曾月娥的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2000年5月8日，公安機關在接到群眾舉報后，將曾月娥解救出來。曾月娥起初還怕張大勝對她報復，不敢道出實情。后來在公安人員的幫助下，講出了事情的真相。公安機關在收集到其他的相關證據后，依法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在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的情況下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問：（1） 什么是被害人陳述？（2） 結合本案說明在審查判斷被害人陳述時應注意什么問題？參考答案：（1）被害人陳述是指直接遭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人就案件事實的有關情況向偵察人員、檢察人員或審判人員所作的陳述。自訴人或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如果是被害人，那么他們的陳述也是被害人陳述；法人或其他組織受到了犯罪行為的侵害，法定代理人或單位負責人就受害情況所作的陳述，也應視為被害人陳述。本案中曾月娥向司法機關關于被害經過所作的陳述就是被害人陳述。（2）被害人陳述是一種具有獨特意義的證據，可能會因為各種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而影響其真實性。所以在對被害人陳述進行審查判斷時必須持一種小心謹慎的態(tài)度，對被害人的陳述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全面的審查：第一，被害人同被告人之間的關系；第二，被害人感受案件時的主客觀情況是怎樣的；第三，被害人的陳述本身是否存在疑點、矛盾，有無不合情理的地方；第四，被害人的陳述同案件的其他證據之間是否協調一致，如不能做到協調一致，則應對被害人的陳述進行進一步的調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案情：2001年5月7日夜,被告人朱高平攜帶手電筒、刀具等作案工具到湖北省武漢市某一居民小區(qū)進行盜竊時被人發(fā)現，于是便逃跑，當朱高平逃到其住所附近時發(fā)現還有人追趕，于是便轉彎沿一條胡同繼續(xù)逃跑，但是他沒跑多久便被追上來的被害人趙傳龍趕上，朱高平掏出攜帶的刀具順手向趙傳龍劃了一刀，致趙傳龍死亡。偵查人員在對朱高平進行訊問時，朱高平稱當時在情急之下向趙傳龍劃了一刀，劃在什么地方他并沒在意，且朱高平作案的刀具并沒有找到，在朱高平的衣服上也未發(fā)現有血跡。公安機關認為朱高平有重大殺人嫌疑，經檢察機關批準，將朱高平逮捕，后朱高平被檢察機關以搶劫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請問：(1)什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2)在本案中能否僅憑朱高平的供述認定他犯有搶劫罪？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的審查判斷應注意哪些問題？參考答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偵查人員、檢察人員或審判人員承認犯有某種罪行所作的交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偵查人員、檢察人員或審判人員提出的否認犯罪或反駁控訴的申辯和解釋。重證據不輕信口供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對于被告人的口供，一定要慎重的進行調查以確定其真?zhèn)?，因為被告人同案件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且被告人在訴訟中處于特殊的地位，所以被告人的口供一般不能輕易相信，其口供也一般不如其他證據那樣真實，不能僅以被告人的口供作為認定案情和處理案件的依據，而要以證據是都確實充分作為認定案情和處理案件的依據。在本案中，除了朱高平的口供外，沒有別的證據能證明朱高平犯有搶劫罪，因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只有被告人供述，而沒有其他的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所以在本案中不能認定朱高平犯有搶劫罪。被告人同案件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并且在訴訟中處于特殊的地位，決定了口供一般比其他證據更可能具有虛假性。因此我們在對口供的審查判斷時應小心謹慎。首先，要審查口供是如何取得的，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采集證據的行為；其次，要對口供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要具體分析供述和辯解之間有無矛盾，供述、辯解前后有無矛盾，此次供述、辯解同另一次供述、辯解之間有無矛盾，是一致供認不諱，還是時供時翻；另外，還要把口供同案件的其他證據進行對照分析，這在審查判斷時尤為重要。案情：甲、乙、丙三人犯有共同盜竊罪，在訴訟中，甲供述了盜竊堆后，又揭發(fā)乙曾單獨在盜竊后實施了強奸罪，另外，還揭發(fā)了丙曾犯有詐騙罪。經查證，甲揭發(fā)乙、丙二人的犯罪事實屬實，甲都未參與實施。請問：甲的揭發(fā)是否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同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能作為證據使用？參考答案：關于揭發(fā)、檢舉他人犯罪行為的陳述，如果這種檢舉揭發(fā)的內容與檢舉揭發(fā)者自己的犯罪行為有一定聯系，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的組成部分。但是，如果是對非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檢舉揭發(fā)，或者是對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檢舉揭發(fā)者共同犯罪以外的罪行的檢舉揭發(fā)，因這種檢舉揭發(fā)的內容與本案事實無關，不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的組成部分。但是這種檢舉揭發(fā)可以作為查破案件的線索，作為證人證言這種證據來使用。鑒定結論：案情：2001年11月17日，被告人金明光伙同王剛、王良等人攜帶自制獵槍、匕首、鐵棍等工具到章丘市某鎮(zhèn)的養(yǎng)牛場內盜竊，被養(yǎng)牛場的工人金玉柱發(fā)現，并把這一情況告訴了養(yǎng)牛場的場主孫昌明。于是孫昌明召集金玉柱等人將金明光等人攔住，雙方拿出獵槍進行威脅，孫昌明見狀上前去搶金明光的槍，二人在爭搶過程中金明光扣動扳機，將孫昌明擊中，后經搶救無效死亡。公安機關在接到報案后依法拘留了金明光，在訊問過程中，金明光對偷牛、斗毆供認不諱，但否認扣動扳機打死孫昌明。金明光稱在與孫昌明的廝打過程中槍栓是沒打開的，槍是怎么響的他不知道。為此，公安機關委托某軍分區(qū)槍械所對該槍支進行了鑒定，鑒定結論為：該槍沒拉開槍栓，不采用重物打擊該槍栓無法使該槍打響；槍處在待發(fā)狀態(tài)，不扣動扳機，在外力的作用下能是該槍解脫，造成擊發(fā)打響。公安機關又經過偵查實驗，結合其他證據認定被告是金明光是在來開槍栓的情況下，扣動扳機將槍打響，于是公安機關以故意殺人罪將金明光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請問：（1） 什么是鑒定結論，刑事訴訟中常見的鑒定有哪幾種？（2） 應當如何對鑒定結論進行審查判斷？（3） 結合本案說明鑒定結論的重要意義。參考答案：（1）鑒定結論是鑒定人手司法機關的指定或聘請，就案件的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后制作的書面意見。常見的鑒定有法醫(yī)鑒定、刑事技術鑒定、司法精神鑒定，以及其他技術鑒定。本案某軍分區(qū)槍械出具了與案件有關槍支的刑事技術鑒定。（2）鑒定結論是利用科學技術方法和憑借專門性知識對于本案有關的物品或物質痕跡等進行鑒定的結果，因此它具有很高的科學性。但鑒定結論有時也受各種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的影響而發(fā)生錯誤。因此司法人員在采用時必須對其進行審查判斷，以確定其確實可靠性。對鑒定結論的審查判斷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審查鑒定所依據的材料是否屬實；鑒定時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準確；進行分析鑒定的技術設備條件是否完善；鑒定人是否了解為保證鑒定的正確所必須了解的案件情況；鑒定人的技術知識水平是否勝任該項鑒定工作；鑒定人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無厲害關系，鑒定人有無受到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親密關系或敵對關系的人的威脅、利誘而做虛假的可能。（3）在本案中金明光辯稱“槍栓沒有拉開，不知槍是怎么響的”這一情節(jié)對于本案的定性有著重要的意義，偵察機關通過鑒定結論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揭示了案件的真相。由此可見，鑒定結論對于揭露犯罪，查證待證事實，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鑒定結論有時是揭露某些物品、痕跡的證明力的至關重要的證明手段，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證明手段。只有通過鑒定，某些物品、痕跡的證明作用才能發(fā)揮出來。第二，鑒定結論是確定當事人的生理狀況、心理狀態(tài)、案發(fā)原因、傷害程度以及死亡原因等專門性問題的主要依據。第三，鑒定結論具有科學性和定量分析的特點，是審查和鑒別其他證據的重要手段?？彬灩P錄：案情：被告人王文東，男，25歲，煙臺市牟平區(qū)大窯鎮(zhèn)胡家莊村民。2001年10月2日晚7時許，王文東騎自行車經石煙高速公路大窯收費站西時發(fā)現牟平區(qū)大窯鎮(zhèn)胡家莊少女王某獨自騎自行車向東行駛，頓生搶劫財物的念頭并尾隨追到大窯收費站東900米處將王某連人帶車推倒在路南溝里，采用捂嘴、持刀威脅等手段威脅其交出錢物。被告人王文東恐懼事情敗露，持刀朝王某的頸部和嘴唇割、捅數刀，致使被害人王某的氣管橫斷，血液注入氣管窒息死亡。王文東在殺害被害人王某后又從其口袋里翻得人民幣45元后倉皇逃離現場。作案后王文東將作案用的尖刀以及所騎的自行車的車筐、車鈴卸下拋棄，又洗刷了衣服和皮鞋上的血液，企圖湮滅罪證。公安機關在接到報案后對現場進行了勘察。在勘察過程中，偵察人員在王某尸體下發(fā)現了一淺黃色的金屬框眼鏡，在一水井內打撈出被告人王文東作案用的不銹鋼水果刀，并在一橋下提取了王文東所拋棄的車框和車鈴，之后公安機關又通過多方面的收集證據，查清了王文東搶劫殺人的犯罪事實。請問：（1） 什么是勘驗、檢查筆錄？勘驗、檢查筆錄與書證有何區(qū)別？（2） 對勘驗、檢查筆錄進行審查判斷時應注意哪些問題？參考答案：（1）勘驗、檢查筆錄是偵察人員依法對與犯罪有關的場所、物品、人身、尸體等進行勘驗或者檢查的情況的記載?？彬?、檢查筆錄雖然是一種書面材料，是固定勘驗、檢查內容的文字形式，但它同書證是有區(qū)別的：勘驗、檢查筆錄是偵察人員制作的有關勘驗、檢查情況的書面材料，而書證則是偵察人員收集到的以其內容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客觀存在的書面材料或其他載體；從內容上看，勘驗、檢查筆錄是對犯罪有關的場所、物品、人身、尸體等進行的勘驗、檢查情況的記錄，而書證的內容則是反映有關案件情況的各種事實。（2）司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勘驗、檢查所制成的筆錄一般來說是比較客觀真實的,具有較強的證明力。但是受某些主觀條件和客觀因素的影響，勘驗、檢查筆錄有時也可能發(fā)生錯誤。因此司法人員對勘驗檢查筆錄不可迷信，應象對待其他證據那樣只有經過審查判斷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根據司法實踐，對勘驗檢查筆錄進行審查判斷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審查勘驗、檢查筆錄的內容是否完整準確，有無遺漏、筆錄的記載同有關現場的物品、痕跡、人身、尸體的實際特征是否一致；勘驗檢查筆錄的內容是否真實，如現場物品有無偽造的可能，人的身體特征、生理狀況或割傷情況有無可能偽裝；驗檢查筆錄是否符合法律要求；驗檢查筆錄同案件的其他證據是否協調一致、有無矛盾；勘驗檢查人員的業(yè)務能力責任心是否符合要求。視聽資料案情：某市衛(wèi)生局局長趙某因涉嫌受賄受到追訴。檢察機關在經過調查取證后，指控趙某犯有以下犯罪事實：2001年5月趙某以幫忙調動工作為由，向某醫(yī)院的辦公室主任秦某索取賄賂1萬元。控方收集秦某的證言，秦某之子的證言、秦某之妻的證言、目擊證人張某的證言。為了進一步確認此事，檢察院要求張某在與趙某交談過程中進行錄音，但該錄音音質混濁，聽不清楚，而且有斷接現象。在法庭調查中，辯護方認為，該案主要證人全部是利害關系人，不足以認定案情；錄音帶音質混濁，有斷接現象，而且錄音帶的錄制程序違法，因此，根據錄音帶所作的整理材料不具有證據資格。經法庭調查，該錄音帶確屬張某暗自錄制，不具有證據資格，據此形成的材料也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因錄音帶被排除，其他證言又無法相互印證，法庭宣判被告人趙某無罪。檢察院提起抗訴，經過二審審理，法庭也認定所取得的錄音資料程序違法，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維持原審判決。請問：（1）什么是視聽資料？視聽資料同其他證據相比有何特點？（2）在本案中，張某私自錄制的錄音帶能否作為證據使用？為什么？參考答案：（1）視聽資料是儲存在磁帶等物質載體中、能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音響、圖象資料。視聽資料作為一種獨立的刑事訴訟證據具有以下特點：視聽資料的形成過程和儲存視聽資料的載體比較特殊，可以使案件的一些情節(jié)、乃至犯罪行為實施的全過程原樣重演或再現；視聽資料易于保存，占用的空間少，并且便于傳送和運輸。視聽資料具有高度的準確性和動態(tài)連續(xù)性，并且信息量豐富。（2）在訴訟中,對證據的評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是否具有證據資格;二是證明力的大小其中,具有證據資格是前提和基礎.在本案中,錄音帶音質混濁,而且有斷接現象,這些因素直接影響著錄音內容的證明力的大小.但是,由于我國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具體案件的批復已經確立了不得私自錄音的規(guī)則,因此,在審查該錄音帶的證明力之前,《關于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其談話取得的資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批復》規(guī)定:"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其談話,是不合法行為,以這種手段取得的錄音資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因此,在本案中,錄音帶因為未經被告趙某同意私自錄制,不具有證據資格,根本無需對其證明力問題進行審查.由于視聽資料是以科技材料為信息載體的證據形式,對高科技的依賴性較強,因此視聽資料容易被纂改，偽造，且不容易被發(fā)現?因此，在對視聽資料進行審查判斷時,應注意以下幾點:視聽資料的來源?應查明視聽資料的持有人是從哪里獲得的，是本人錄的，還是從別的地方獲得的.視聽資料的版本?應查明視聽資料是原版，還是復制品?如果不是原版，盡可能找到原版.視聽資料形成的原因和條件?應查明制作視聽資料的起因，制作時的環(huán)境.視聽資料的真實性?審查視聽資料有無被剪接，涂改，偽造等情況，必要時可以進行科學技術鑒定.與本案的其他證據進行對照，比較，看是否有矛盾，如果有，要進一步進行確定。案情：1982年8月21日叫卡爾曼的家常人員打死，聲稱他就是兇手.當時，各國電視臺都播放了有關事件的實況，使人們誤認為阿基諾是卡爾曼所殺?不久，日本＜三景〉月刊委托聲紋鑒定專家鈴木杜美對當時包含混雜的錄音帶進行鑒定，查處槍響前的幾秒鐘，由4個軍人用土語喊，大意是開搶，開搶!~~~~~~~”讓我來干吧!據此確定，此案是軍方組織的一次謀殺，卡爾曼不過是一個替罪羔羊而已.。請問:本案在偵破方面重要依據的是什么種類的證據?參考答案:偵破本案主要依據的證據是視聽資料，錄音帶中大量的嘈雜聲音和本案無關，只有那幾句軍人所說的“開槍!開槍!””讓我來干吧”才反映了案件的真實情況.當事人的自認案情：原告訴稱：被告王偉(1989年9月14日生)經常到原告家玩耍。1993年的夏的一天被告趁原告家人不備，將原告裝有3000元人民幣的煙盒拿走，原告要求被告監(jiān)護人賠償人民幣3000元。對此，被告辯稱：被告經常到原告家玩耍是事實，但沒有拿原告裝錢的煙盒，所以不予賠償。法院經審理查明：原、被告系同村鄰居，平時相處甚好，被告經常到原告家玩，原告對被告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1993年7月，原告為給自己的兩個子女辦理城鎮(zhèn)戶口準備了3000元人民幣，裝在沿盒中，放在炕柜抽屜里。同年9月，原告發(fā)祥裝錢的煙盒丟失。事情發(fā)生后，原告到鬧枝鎮(zhèn)法律服務所要求調解，被告父母均不承認自己的孩子拿了這筆錢，調解無效，原告向法院起訴.在審理中，原告提供和法院收集到如下證據(一)鬧枝鎮(zhèn)法律服務所在調解中向被告王偉取證，王偉承認拿了煙盒(有當時的錄音為憑);(二)證人張維發(fā)、陳寶林(均系同村村民)證實在訴訟前聽王偉說過他拿了錢；(三)王偉曾承認看見煙盒中放的錢，并能用手式表示錢在煙盒中的放法。法院認為，偉雖年幼，但能正確表示意思，承認拿過原告孫振寶裝錢的煙盒，被告理應送還。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133條第1款的規(guī)定，原告主張有理。但因被告講不清煙盒中的具體錢數，可部分支持原告主張。為此判決：被告王偉賠償原告人民幣1000元。請問：（1）當事人的自認行為在法律上是否有效？（2）的錄音材料能否作為證據來認定？參考答案：（1）自認的法律效力取決于當事人是否具有這種行為能力和這種自認行為證明方式的法律屬性。在本案中，被告王偉在訴訟上雖年僅4周歲，但在案件中被指控侵犯了他人的民事權益，因此發(fā)生爭執(zhí)，與本案的處理結果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所以，取得了當事人的資格。但是，王偉作為未成年人，雖具有訴訟權利能力但不具有相應的訴訟行為能力，根據法律吧規(guī)定，只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實施訴訟行為。在本案中，同村農民張維發(fā)、陳寶林在訴訟中證實在訴訟前曾聽王偉、自認拿了錢，但如果這種自認行為作為一種證明方式，在訴訟上則不應產生法律效力。這主要是因為，作為未成年人，對自己的訴訟行為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沒有識別和分析、判斷能力，因此不能獨立實施有效的訴訟行為，即使在一定環(huán)境和條件下實施了這種行為，也不發(fā)生訴訟上的效力。就本案而言，被告王偉在訴訟前向同村農民張維發(fā)、陳寶林承認其拿過錢，屬于訴訟外的自認，亦不具有直接的證明效力，但可作為法院結合其他有關證據予以全盤考量的一種信息來源和線索；更何況自認者為未成年人，尚不具有訴訟行為能力。因此，審理本案的法院所作出的被告王偉雖年幼，但能正確表達意思，承認拿過原告孫振寶裝錢的煙盒的事實認定，是值得商榷的。（2）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認定自私錄音的合法性、有效性。統稱認為，歲自私錄音的合法、有效性應限定如下幾方面：第一，從主體上，應限于錄制人自己作為其中的一方與他人之間的交談；第二，從內容上，應限于具有法律意義的民事行為或活動，但涉及個人隱私權或他人商業(yè)機密的除外；第三，從方式上，應限于合法方式，即不得采取任何欺詐、威脅、利誘的惡意方式。在孫振寶訴王偉返還財產案中，鬧枝鎮(zhèn)法律服務所向當時年僅4歲的被告王偉取證時的錄音材料，不能作為證據來認定，其原因在于，其一，其錄音反映的內容屬于被告王偉的一種自認，而這種訴訟外的自認，對年僅4歲的兒童被告來講，其本身就不具備訴訟行為能力，故這種自認不具有訴訟上的效力；其二，從取證方式上與被告的年齡而言，單從錄音材料上既不能反映被告人作此番陳述是出自何種原因，亦不能夠排除被告人作次番陳述是否受到欺詐、誘導、脅迫或恐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在作出次番陳述時，并不能正確地理解和預想到其所能造成的法律上的后果。因此，這種錄音材料就無法產生相應的證據力。案情：張某與李某長期有仇，終于在一日到李某處用匕首將李某刺傷。此時，張某發(fā)現其行為被窗外王某看到，便丟下匕首落荒而逃，但其在行兇前與李某的對話被正開著的錄音機錄下，且張某遺在現場的筆記本上有行兇計劃。公安機關根據報案，對現場進行了勘驗，提取了現場的所有證據。抓到張某，張某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實后稱自己有間歇性精神病，于是到指定醫(yī)院對張作司法鑒定，鑒定結論是：張某一切正常。王某和李某分別到公安機關對案情作了陳述：請問：此案中作為證據，各自屬于什么法定證據類型？參考答案：（1）張某將李某刺傷，傷口為物證；（2）張某丟下的匕首為物證；（3）張某在行兇前與李某的談話被錄音機錄下，屬于視聽資料；（4）張某遺留在現場的筆記本上有行兇計劃，屬于書證；（5）公安機關根據報案進行現場勘驗所做的筆錄，屬于勘驗檢查筆錄：（6）張某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實后稱自己有間歇性精神病屬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7）指定醫(yī)院對張作司法鑒定，書面結論是：張某一切正常屬于鑒定結論；李某向公安機關做了陳述屬于被害人陳述，于某向公安機關作了陳述屬于證人證言。證據的分類：標準分類訴訟證據與當事人主張的關系本證（冃定自己主張）反證（否定對方主張）訴訟證據能否單獨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直接證據（證人證言、被告人陳述）間接證據（物證、勘驗筆錄、鑒定結論）注意其適用規(guī)則訴訟證據來源原始證據（較強的客觀性）傳來證據（派生證據，證明力較原始證據差）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言詞證據（當事人陳述，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鑒定結論）實物證據（物證、書證、勘驗筆錄、現場筆錄）證據的內容和作用有罪證據（控訴證據）無罪證據（辯護證據）案情：某婦楊某與王某通奸，被其夫陳某察覺。楊某恐其夫日后對己不利，遂起謀殺惡念，并與王某合力于某年某日晚殺死其夫陳某，并放火燒了房子。其后慌報其夫被火燒死。公安人員赴現場發(fā)現了王某之腳印。請問：（1）根據理論上將證據分為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的分類方法，“王某腳印”分別屬于那種？（2）陳某被燒死這一事實對楊某和公安機關來說，屬學理上哪種證據？參考答案:（1）本案中“王某腳印”的證據在證據學理論上分別屬于原始證據、間接證據和實物證據.（2）陳某被燒死這一事實對楊某說是無罪證據,對公安機關來說是有罪證據.案情：2005年5月，被告人藤某曾因建造房屋問題與本村村民刁某發(fā)生矛盾，雙方對此懷恨在心。2001年1月20日下午5時許，刁某酒后手持菜刀到藤某家門口叫罵，此事引起了很多人駐足觀看，被告人藤某串門回家聽說此事后，便產生了找刁某報復的念頭。但晚7時左右，被告藤某取出自制的火槍去找刁某報仇。當藤某剛行至刁某家門時，恰好遇到刁某同他妻子從胡同中往外走。二人剛說了一句話，藤某便舉槍朝刁某的上半身射去，打中刁某面部左眼下方的臉頰。刁某的鄰居任某聽到槍聲后，從家中跑出來恰巧遇到刁某，任某聽刁某說：“藤某用槍打中我了?！钡竽车钠拮右部拗f藤某用槍打中其丈夫了。任某聽說后立即找到鄉(xiāng)衛(wèi)生所的劉某，并對劉某說刁某被藤某用槍打中了，請他立即去看一下。當晚刁某被送到縣醫(yī)院治療，經手術從其臉頰取出鋼珠一枚，住院治療12天，經法醫(yī)堅定為輕傷。在訴訟中控方提出的證據有：被害人刁某的陳述。被害人之妻的證人證言。證人任某的證言。證人劉某的證言。證人嚴某的證言：“那天我正好在值班，刁某被送來時我一邊給他打麻藥以便問他怎么了，他說他被人用槍打了。”證人藤某（被告人之子）的證言。“2001年1月20日下午，我父親回家后，我母親同我叔叔一塊回來了，同我父親說了一會話后，我叔叔便走了。我去廚房吃了飯，回到堂屋時，發(fā)現我父親不在，我找了一本書，坐下來看了五、六分鐘，我父親便從外邊回來了，開始坐在沙發(fā)上喝水，我問他吃不吃飯，他說不吃，他喝了一會茶，我們便回屋睡覺去了?！睂γ迕褡C明2001年1月20日傍晚，刁某曾酒后到藤某家去叫罵?？h醫(yī)院的診斷證明、傷情照片。法醫(yī)傷情鑒定結論。另外，控方還出示了被告人藤某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其供述內容同被害人刁某陳述所涉及的案發(fā)事件、地點對話內容，打槍后逃跑的方向等細節(jié)相一致。而且被告人供認當晚在堂屋喝茶的細節(jié)與其子證言所述的相吻合。請問：（1） 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劃分的標準是什么？在本案的眾多證據中，對于能夠證明“刁某是被藤某打傷的“這一待證事實的證據中，哪些屬于原始證據，哪些屬于傳來證據？（2） 應如何認識傳來證據在認定案情中的作用？在本案中傳來證據對認定本案的案情有何作用？參考答案：（1）根據訴訟證據的來源可以把證據分為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凡是來源于第一手的事實材料都屬于原始證據,如口供、文件的原本等.凡是來源于第二手或第二手以上的事實材料則屬于傳來證據,如證人提供的非親自目睹耳聞的有關案件的情況、文件的抄本等.在本案中,對于能夠證明“刁某是被藤某用槍打傷的”這一特征事實的證據中,屬于原始證據的有被害人刁某的陳述、被告人藤某的供述、被害人刁某之妻的證人證言、診斷證明、傷情照片以及鑒定結論;屬于傳來證據的則有任某的證人證言、劉某的證人證言、嚴某的證人證言.案情中有以下重要的作用:A通過傳來證據我們可以發(fā)現原始證據.B通過傳來證據可以證明原始證據的可靠性.C在原始證據無法保存的情況下,傳來證據是保存證據材料的一種方式.D在確定無法獲得原始證據的情況下,經過查正屬實的傳來證據也可以作為認定案情和處理案件的一種根據.總而言之,我們在運用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時,應盡可能的獲得原始證據,同時也要注意對傳來證據的收集和運用.在確定無法獲得原始證據的情況下,傳來證據經過查證屬實也可以作為定案的一種根據.在本案中,對于能證明“刁某是被騰某用槍打傷的”這一特征事實的傳來證據能夠證明如下情況:被害人刁某被打傷后,曾立即辨認出開槍的人是藤某;被害人刁某被藤某打傷后曾多次說“藤某用槍把我打傷了”的話.即這些穿來證據可以與被害人刁某的陳述相印證,證明被害人刁某確實是在被打傷后認出了開槍的人.但是這些證言卻不能證明刁某確實是被滕某用槍打傷的.案情：在陳甲訴李乙借款糾紛一案中,有以下集中證據:（1）陳甲出具的由李乙簽名的借條一張.該借條的內容為:今借陳甲人民幣3000元整,一個月以內返還.1999年3月20日.（2） 李乙的同事喬丙的證言.喬丙的證明,他在1999年3月21日聽李乙說,李乙向陳甲借了3000元整,準備到外地旅游時用（3） 李乙向受訴人民法院所做的陳述.李乙說,“我在1999年3月20日，向陳甲借了3000元錢，但我在5月份就還給他了，當時我在向他要借條，他說借條丟了。他給我寫了一張收條，但收條我現在找不著了。”李乙的朋友張丁向受訴人民法院提出的證言：李乙在1999年3月底與張丁到五臺山旅游時向張丁說，這次出來玩的錢是向別人借的。在上述證據中，請問：（1）哪些是原始證據？哪些是傳來證據？（2）哪些是言詞證據？哪些是實物證據？（3）哪些是直接證據？哪些是間接證據？（4） 對當事人陳甲的關于李乙向其借款的主張來說，哪些是本證？哪些是反證？參考答案：（1）原始證據有：陳甲出具的借條、當事人李乙向人民法院的陳述；傳來證據有：喬丙的證言、張丁的證言；（2）言詞證據有：喬丙的證言、李乙的陳述，張丁的證言；實物證據有：陳甲出具的借條；（3） 直接證據有：陳甲出具的借條、喬丙的證言、李乙的證言；間接證據:有張丁的證言；本證有：陳甲出具的借條、喬丙的證言、李乙的陳述、張丁的證言；反證：無。案情：2000年4月15日夜，某長5會計師袁某被人毒殺在家中，本廠采購員李某作案的嫌疑最大。偵察中獲得了以下證據材料：袁某與李某平時交往密切，常在一起吃喝。李某擔任采購員3年來，挪用公款8700多元，袁某不但不按財務制度催李某交還，反而在李某出差時多借出差費給李某，而李某即利用公款和出差之便搞轉手買賣。李某家中修房子需錢用，袁某又將私人存款4000元借給李某用。死者袁某為人樂觀健談，工作中未發(fā)現有貪污或其他問題，他家居農村，自己獨自一人住在廠里，生活富裕，死前無異常表現，沒有自殺可能?，F場勘驗和尸體解剖表明，袁某系砷中毒死亡。死者側臥在床前，室中央的小桌上放著一只酒杯、一碟花生米、一瓶崍山大曲酒（內有酒大半瓶），一雙竹筷。酒瓶里的酒無毒，酒杯中的殘酒有砷，濃度足以致命。酒瓶上有指紋7枚，其中4枚是李某的，3枚是袁某的。碗櫥中一只酒倍上有李某右手大指、食指、中指指紋個一枚。7雙筷子中有一雙用過未洗，沾有少量鹽末和炒花生皮。金馬鄉(xiāng)醫(yī)院司藥魏某（系李某表兄）證明：李某于4月3日在魏某處購得砒霜，李某說買砒霜是為了［配藥給孩子治腳上的毒瘡。經查，李某的小孩右腿上確實長有一個大瘡，所涂之藥含砒霜，但據余藥物含砷量推算，配藥所用批不到。廠汽車隊駕駛員林某證明：4月15日晚7時15分，李某才到汽車隊找他，他與李某事前約好6點30分出車，當晚感到成都，以便第二天一大早大東站提貨。但李某遲來近一個小時，問他為什么遲來了，他說喝酒去了，但沒有說到誰家喝酒。李某交代：4月15日下午6點多，我把幫袁某代買的崍山大曲一瓶送到他家中，立即就抽身出來了。然后就回宿舍收拾出差用的東西，接著吃飯，自己喝了點酒，才去汽車隊，7點多與林師傅（駕駛員）乘車去成都。袁某的死與我無關系。過去我?guī)退I酒是常有的事，也常在他家喝酒，因他是單身一人，我有時還住在他家。因為當天要乘車出差，所以未在他家喝酒。請問：（1）控訴證據和辯護證據劃分的標準是什么？在本案中，哪些證據是控訴證據，哪些證據是辯護證據“（2）控訴證據和辯護證據的劃分有何實際意義？參考答案：（1）答案略（2）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可能發(fā)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或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特別是在法庭審理階段，不僅有自訴人或公訴人出庭控訴，而且有被告人出庭受審，并依法運用辯護權、最后陳述權，還有辯護人出庭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而后理由為被告人辯護，著就要求司法人員必須依照嚴格的程序，依法收集能夠正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jié)輕重的對證據進行這種分類，有利于客觀全面的收集和認定證據，防止主觀片面性，防止只注重收集能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各種證據，而忽略收集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罪輕的各種證據。案情：某年3月11日（星期日）某市印染廠衛(wèi)生科急診室護士王桂珍去內科診室取藥時，發(fā)現該廠衛(wèi)生科副科長曹慧穎被人殺害于該診室內。王桂珍立即將此時報告了領導。廠領導同保衛(wèi)科的負責人先后趕到了現場，經研究決定對被害人進行搶救。經廠長同意找到當時值班的醫(yī)生張安虎（男，36歲，該廠衛(wèi)生科外科醫(yī)生）進行搶救。為保護現場，由本市棉錦公司保衛(wèi)科長在前鋪報紙，張安虎在中間，本廠保衛(wèi)科長在后，三人踩著報紙魚貫而入。走到尸體跟前，張安虎踩報紙向前用聽診器聽了曹慧穎的心音后，又摸了摸腳的脈動，最后又摸了摸頸部，確定被害人已死亡。而后三人又踩著報紙走出現場。張安虎在檢查尸體市兩手粘上了血。當日下午5時50分，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和朝陽分局刑警隊的工作人員趕到，對現場進行了勘察，提取了5快穿著襪子留下的足跡，3張帶有血跡和毛發(fā)的木凳等物。］證據情況：（1）王桂珍講：她下午3時去內科診室時，曹慧穎還沒回來，室內一切正常。（2）另據四名證人證明，曹慧穎是當日下午3日30分進廠的。（3） 通過對方凳進行檢驗，發(fā)現上邊有張安虎的指紋。（4） 法醫(yī)鑒定：曹慧穎是被他人用鈍器打擊頭部，造成顱腦損傷及失血性休克死亡的（方凳可以形成死者頭部之損傷）。（5） 現場勘驗結束后，偵察人員分別找有關人員談話，調查案情。在與張安虎談話時，發(fā)現張安虎的皮鞋與鞋底的結合處有明顯的血跡，令其脫下來檢查時又發(fā)現在鞋幫處有血跡。張安虎辯稱是對曹慧穎的尸體進行檢查時沾上的。（6）經過檢查張安虎等進入現場時所用的報紙，沒有發(fā)現帶血的足跡。（7）在張安虎過的外科診室勘察，發(fā)現地面用墩布擦過、有不太明顯的血跡；被擦的部位是局部三片；墩布把上有血；室內拉著的窗簾上有用手擦過的血跡；后又發(fā)現張安虎當時所穿的褲子、毛衣、呢子罩衣上均有血跡。（8）上述所有血跡經過檢驗，均與被害人的血跡相同。（9）現場提取的穿襪子的5塊足跡均為張安虎的左右腳足跡。（10）經調查，廠衛(wèi)生科外科共有4人，其中另外3人無作案可能，只有張安虎有外科診室的鑰匙可以進去。（11）案發(fā)當日，張安虎在急診室值班，下午病號較多，工作繁忙。病人王金英證明，下午3時30分左右，張安虎為其試過體溫。之后便走出急診室，以后的去向，無人可以證明。（12）張安虎本人不承認他在當天下午4時以后進過外科室，而且用墩布擦過地。（13）張安虎自調入某市印染廠后，因不參加業(yè)務學習、開假病假條、無故不出診等問題，多次受到衛(wèi)生科領導的批評，曾三次被扣發(fā)獎金。為此張安虎十分不滿，曾揚言：“他們不讓我好受，我也不讓他們好受”，并表示要伺機報復。發(fā)案的前一天上午，張安虎因為對衛(wèi)生科長不滿而賭氣不去外科門診，致使許多病號因找不到大夫而前往衛(wèi)生科長處提意見，此事由衛(wèi)生科副科長曹慧穎出面處理，將張安虎的情況向廠領導作了匯報，這一情況被一護士獲悉后傳給了張安虎。（14）張安虎平時性格內向，但感情容易沖動。他在部隊服役時，因不參加救災工作，而陪女友去休假，有人議論他們是因為未婚先孕去做人工流產。當領導找其談話時，他拿出刀子剁在桌子上，說：“誰要胡說八道，我把他的嘴給豁了。”（15）張安虎在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始終不承認其殺人行為，在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和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也一直拒不承認。他始終極力回避三個要害問題：一是當天下午離開急診室的時間；二是否認離開急診室之前給王金英試過體溫。三是否認當天穿著毛衣上班。請問：（1） 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的劃分標準是什么？本案中的證據是直接證據還是間接證據？（2） 運用間接證據認定案情應遵循什么規(guī)則？（3） 對本章案情如何認定？參考答案：（1） 根據單獨一個證據對案件的主要事實的反映程度為標準，可以把證據分為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凡是能夠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是直接證據；不能直接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必須與其他證據結合起來才能說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是間接證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7種證據中，口供一般是直接證據，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書證和視聽資料可能成為直接證據，而物證、鑒定結論和勘驗、檢查筆錄一般為間接證據。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書證和視聽資料可能成為直接證據，但并不一定就是直接證據，就證人證言來說，只有直接或間接了解案件主要事實的證人所提供的證言才是直接證據；就被害人陳述而言，只有耳聞目睹犯罪分子作案情況或者人身受到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的證言，才有可能是直接證據。書證和視聽資料也一樣，只有能夠單獨說明或反映案件主要事實的，才有可能成為直接證據。在本案中，所有證據為間接證據而無直接證據。這些證據均不能獨立的認定案情，必須把他們聯系起來綜合判斷，才能認定案情的主要事實。（2）在只有間接證據而無直接證據時，是可以通過審查判斷由間接證據所組成的證明體系來認定案情的。但是在運用間接證據認定案情時應遵循下列規(guī)則：①每個間接證據必須查證屬實，不能有任何懷疑；②每個間接證據必須與案件有客觀聯系；間接證據之間必須協調一致，不能有任何矛盾；對間接證據所組成的證明體系進行分析后所得的結論必須有排他性。（3） 在本案中，通過對每一個間接證據及其所組成的證明體系進行審查，可以看到所有的間接證據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足以認定被告人張安虎的犯罪事實。首先，關于張安虎的犯罪動機。張安虎獲悉自己所遭受處分是由于曹慧穎向廠領導報告所引起的，因此對曹慧穎懷恨在心，并且張安虎平時性格內向，容易感情沖動，由此可見張安虎有犯罪動機。這一點證據（13）、（14）可以說明。其次，關于作案時間。被害人曹慧穎3時30分進廠，到4時50分發(fā)現被害，而在此期間張安虎的去向無人可以證明，而且張安虎在被提審時否認在3時30分離開急診室，并否認曾給王金英測過體溫，這說明張安虎有作案時間。這一點證據（1）、（2）、（11）、（12）、（15）可以說明。再次，關于作案工具。被害人是被鈍器擊打頭部致死的，且在被害現場發(fā)現的方凳上有張安虎的指紋。這一點從證據（3）、（4）可以說明。最后通過對其他證據的綜合審查判斷，我們可以推知張安虎的犯罪過程，由此可以認定張安虎的犯罪事實。案情：1992年7月13日凌晨,在杭（州）肖（山）公路上發(fā)生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事發(fā)現場有被害人的血跡。尸體不遠出有汽車急剎車留下的摩擦痕跡。被害人手腕上的手表以被摔壞，時針指在5點50分，偵查人員對現場進行了勘驗拍攝了一張現場全景照片，法醫(yī)鑒定結論：被害人系被汽車撞擊而死。婦女張某對偵查人員說：她丈夫告訴她，事故發(fā)生時，他行走在離事故現場50米處，目擊一輛解放牌大卡車撞倒被害人后逃離而去。事故現場不遠處有里程碑記明事故發(fā)生地距肖山15公里。肖山市交通管理局查明5點50分左右曾有兩輛解放牌大卡車經過現場處，其中有一輛為肖山某廠車輛。經偵查人員察看，該車上有一處漆皮新脫落的痕跡。長調度證明司機劉某13日駕車從杭州返回肖山，下車后臉上有慌張的神色。出車登記表證明司機劉某13日早5點55分回廠，偵查人員詢問劉某和同車司機趙某。二人均否認他們當天早上發(fā)生交通事故。請問：上述案例中，哪些證據屬于物證，哪些證據屬于書證？哪些屬于直接證據？哪些屬于辯護證據？參考答案：1． 物證（1）被害人尸體（2）被害人血跡；（3）路面上的剎車痕跡；（4）解放拍大卡車漆皮脫落痕跡；（6）被害人騎的摩托車；（7）被害人手上被摔壞的手表。2． 書證（1）被害人手上手表指的時間；（2）肖山某廠出車的登記表；（3）證明離肖山15公里的里程碑。3． 直接證據：（1）被害人尸體；（2）婦女張某的證言；（3）司機劉某的供訴；（4）同車司機趙某的供訴；（5）法醫(yī)鑒定結論；（6）勘驗現場的事故全景照片。4． 辯護證據：（1）地上剎車的痕跡；（2）摔壞的手表、里程碑和出車表三個書證所證明的內容（共同構成一個辯護證據）：（3）肖山市交通局查明，5點50分左右有兩輛解放牌卡車經過事故現場；（4）司機劉某的陳訴；（5）與司機同車的趙某的證言。案情：1998年3月15日上午8點，在某工廠單身宿舍里發(fā)現職工葉XX被殺。偵查過程中，通過勘驗現場發(fā)現有模壓底小波浪花紋鞋印，長28厘米，還發(fā)現一個棕色紐扣和一只打火機，上有指印一枚，室內抽屜被橇開。死者家屬證明，丟失現金2000元。經偵查，發(fā)現嫌疑人趙XX,某飯店職工，29歲。剛被解除勞教。發(fā)案當天，他休息，不值班，有作案時間。當年“五一”準備結婚，急需錢用。現場打火機上所去指紋同趙XX勞教檔案中指紋進行鑒定，認定屬于同一人指紋。對趙家進行搜查，發(fā)現一件灰色上衣上少了一紐扣。其他紐扣同現場遺留的棕色紐扣完全相同。又發(fā)現模壓底布鞋一雙，經鑒定此鞋印與現場小波浪鞋印為同一鞋印。拘留趙XX以后，從其手表的表鏈夾縫中發(fā)現有血跡，經鑒定血型同被害人為同一血型，與趙XX血型不一致。據趙XX的11歲的外甥女說，15日早晨8點多鐘，趙XX到她家，看見他上衣、褲子、帽子上沾有紅油漆似的東西。趙XX要了她父親的衣服換上就走了。被告人趙XX被捕后，拒不承認殺人事實。請問：對本案案情如何認定？參考答案：本案仍是涉及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以及其證明力的問題。將證據劃分為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主要是根據與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明關系。凡是能單獨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是直接證據。這里所說能案件主要事實。在刑事訴訟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犯罪行為是否發(fā)生；二是該犯罪行為是否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為。也就是說，根據某一向證據的內容，不必經過推理過程，就可以直接地了解被指控的犯罪行為是否發(fā)生，這種犯罪行為是否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實施。例如在本案中，趙XX（被告人）不承認其殺人的供述是直接證據。凡是不能單獨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是間接證據。例如：犯罪分子在現場留下的物品和痕跡，實施犯罪行為的工具，被害人傷害情況等。在本案中，間接證據有：1、 死者葉某某的尸體。2、 現場的鞋印。3、 現場的紐扣。4、 打火機上的指紋。5、 死者家屬的證言，6、 對指紋、血型、鞋印的鑒定。7、 趙某某11歲外甥女的證言。8、 現場被撬開的抽屜。9、 手表上表鏈里殘存的血跡。在理解著重分類標準時，要注意幾個問題1．分類的范圍內只涉及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2．所謂案件主要事實的兩個方面，是指肯定意義上的直接證據而言。而否定性直接證據則不，只能據以否定其中任何一個方面的內容，就是直接證據，例如本案中趙某某的共訴，就是否定其殺害了葉某某；3．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都可以是原始證據或是傳來證據，其劃分證據是否直接來源虞案件事實無關。直接證據對案件主要事實證明方法簡單,無需經過復雜的推理過程,其在訴訟中的證明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必須強調,直接證據也必須依賴于其他證據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此外,由于其證明的范圍不同,認定案件必須與其他證據相結合進行綜合審查判定.特別是在刑事訴訟中,法律明確規(guī)定:“只有被告人陳訴，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間接證據的主要特點是不能獨自證明案件主要事實，因此，任何間接證據都必須與其他證據相結合才能證明案件主要事實。而且，間接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的關聯方式往往是間接的，用于證明案件主要事實必須經過邏輯推理。在特定條件下，可以完全依靠間接證據判明案件真相。如在本案中，上述間接證據能夠證明和認定被告人的殺人罪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guī)定，只有被告人陳述，沒有其他章句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于刑罰；沒有被告人陳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在本案，雖然沒有證明被告人殺人的直接證據，但完全可以依靠鑒戒證據認定案件的主要事實，犯罪的目的，動機。時間，地點，手段，后果，被告人身份等案情的各個方面均可以得到證明，有間接證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體系。而且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以及間接證據相互之間協調一致，沒有矛盾，排除了其他可能。因而，憑借上述證據，可以認定被告人的罪行。案情：形成性考核平時作業(yè)（二）案例3參考答案：原始證據：法院準許雙方當事人離婚并確定李萍隨嚴慶菊生活，李德華承擔部分撫育費的民事判決書；石油管理局支付給李萍親屬80000元賠償金的證詞。傳來證據：證明人證實雙方當事人共同撫養(yǎng)李萍的證言；法院調查和庭審筆錄。言詞證據：證明人證實雙方當事人共同撫養(yǎng)李萍的證言；法院調查和庭審筆錄。實物證據：石油管理局支付給李萍親屬80000元賠償金的證詞；法院準許承擔部分撫育費的民事判決書。直接證據：證明人證實雙方當事人共同撫養(yǎng)李萍的證言：法院準許雙方當事人離婚并確定李萍隨嚴慶菊生活，李德華承擔部分撫育費的民事判決書；法院調查和庭審筆錄。間接證據：石油管理巨支付給李萍親屬80000元的賠償金的證詞。案情：1999年7月11日上午，蘇萍盛火車從南京來到廣州，因在火車站被人搶了行李而坐在地上哭，隨后兩名巡警稱蘇萍有精神病而將其帶到廣州市流花公安分局。當天下午流花公安分局以“無名氏”的身份將蘇萍送到30多公里之外的廣州市康復醫(yī)院，以精神病為由收容，將蘇萍同多名男病人一同關在一個房間。在此期間蘇萍連續(xù)幾天被人在房間的席子上輪奸。待其丈夫涂某趕來費盡周折將蘇萍救出醫(yī)院后，涂某立即報警。在康復醫(yī)院精神病盲流區(qū)，警察令里面所有的人站成一排，讓蘇萍指認強奸她的人，蘇萍當場指出八，九名犯罪嫌疑人。在指認后，涂某指出房間的席子撒謊功能有明顯的污物，要求警方將其作為重要的證據帶走，并控制重要的犯罪嫌疑人。但公安人員對此并不理會，時近中午也未對案發(fā)現場，重要證物和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吃飯去了。下午德望能夠公安人員再次來到康寧醫(yī)院時，發(fā)現原來污穢不堪的席子，地板已經被擦洗得干干凈凈，案發(fā)現場最重要的證據已經被破壞。請問：（1）收集證據的任務和意義是什么？（2）本案中公安機關在證據的收集上有何錯誤？參考答案：（1） 收集證據是司法機關的一項基本活動，其任務在于發(fā)現，取得和保全為查明案件真相所必需的各種證據材料。沒有證據就沒有訴訟，充分確實的證據是正確認定案情和處理案件的基礎。沒有充分確實的證據，就無法對案情進行認定，更不能正確的適用法律。由此可見，收集充分確實的證據是正確認定案情和處理案件，實現刑事訴訟任務的前提。（2） 在半案中公安機關在證據的收集上沒有做到積極主動，致使案發(fā)現場遭大批破壞，使本、案最重要的證據丟失，給本案的破獲增加了困難。證據的收集是一項時間性很強的工作，犯罪發(fā)生以后，如果不能及時發(fā)現，提取證據，并用有效的方法加以保全，則證據很可能由于各種各樣的因素而被歪曲，破壞甚至毀滅。所以證據的收集必須及時進行，力求積極主動，不能放過任何機會，以防情況發(fā)生變化。案情：A市的顧某是著名的內畫家,他畫的每個鼻煙壺都能賣到5000元人民幣以上.B市的某旅游商店以每個35000元的價格向顧某訂購個兩個,雙方約定四個月后腳貨,旅游商店給付顧某2000定金。一個月后,海外某機構邀請顧某出國講學.顧某在出國前,對他的一個徒弟說:”這兩個壺就交給你了,你臨摹上我的兩個壺,寫上我的名字,就當是我畫的,那5000元就算給你的報酬啦”合同到期,旅游商店來取貨.顧某將這兩個壺交給了旅游商店，收取了5000元報酬，后將這筆報酬給了徒弟。旅游商店將這兩個鼻煙壺放在店中。被一個外國客商看中。用重金買下。該客商回國請有關專家鑒賞，發(fā)現是贗品，要求退貨。旅游商店將顧某起訴到B市人民法院，要求顧某履行合同并賠償損失。顧某認為“我是A市市民”B市人民法院沒有管轄權。請問：1、本案中原告的證明對象具體是什么？2、顧某提出的“我是A市市民”能否成為證明對象？參考答案：1、 原告旅游商店要向人民法院提供，關于商店與顧某簽訂加工特定物合同的事實，以及由于顧某違約給原告造成損失的事實。上述事實就是本案的證明對象。2、 顧某提出的“我是A市市民”的事實，涉及到B市人民法院是否對

本案有管轄權的問題，屬于程序法事實，是證明對象。理由略。案情：1994年8月王某從市人民商場購買了一雙A廠生產的國產名牌皮鞋。窗了一個月后發(fā)現，該皮鞋質量低劣，鞋底已出現裂痕。王某與商場交涉未果，向市工商管理局舉報。市工商局街道舉報后，立即派人對市人民商場尚未出售的56雙該品牌皮鞋予以查封。并將王某提供的皮鞋請有關專家進行了堅定。經專家堅定認為，此皮鞋質量明顯低于A廠生產的皮鞋質量，屬于冒牌劣質產品。根據我國《商標法》的有關規(guī)定，做出處理決定：對市人民商場罰款一萬元。市人民商場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消被告市工商局的處理決定，并賠償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請問：具體說明本案的證明對象。參考答案：在本案中，被告必須證明的事實有：原告正在銷售的皮鞋屬于冒牌產品，被告對原告做出的處罰符合《商標法》規(guī)定。案情：1999年6月5日，吳某下公共汽車時，由于人太多車太擠，踩到了張某的腳，兩人發(fā)生口角，后發(fā)生毆斗。在毆斗中，吳某擊打了張某臉部數拳，造成張某臉部數處軟組織損傷。在接到張某報案后，市公安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以“尋釁滋事”為由，對吳某處以行政拘留5日的處罰。吳某出來后不服，認為兩人毆斗是由于張某先動了手，自己的行為不屬于尋釁滋事，遂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問：1、本案的證明責任如何承擔？2、人民法院要求吳某提供有關“張某先動手”的證據，這個要求是否合理？說明理由。參考答案：1、 原告吳某承擔其是否被公安局拘留的證明責任；被告市公安局承擔王某的行為是否構成“尋釁滋事”的成立要件，以及所做出的處罰具有法律依據的證明責任。2、 法院的要求無理，吳某有權拒絕提供證據。行政訴訟中實行證明責任倒置原則，應由被告市公安局負舉證責任。案情：1999年五月，王某夫婦從某商場購買了臺29寸彩色超平電視機，準備放置于剛裝修好的新房客廳中。回家后王某妻子發(fā)現，該電視機機殼有磕碰的痕跡，遙控器上也有劃痕，懷疑曾被人使用過。王某當即打電話給商店。要求更換一臺同型號彩電。商店工作人員李某答復說，這合彩電賣出前經過了王某夫婦的檢查，且該型號彩電商場已無貨，不給退換。王某無奈，只得將彩電留在家中使用，第二天晚上，正當王某夫婦觀看電視節(jié)目時，電視機突然發(fā)生爆炸，將王某的妻子炸傷。事后，王某夫婦與商店交涉未果，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稱其損害是由于電視機質量有問題造成的，要求商店賠償一切損失。而商店則認為這是由于王某使用不當造成的，不予賠償。請問：本案的證明責任如何分擔？參考答案：本案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因此原告王某只需承擔其所受損害事實的存在與電視機爆炸有關的證明責任；被告商店則要承擔電視機爆炸與王某操作不當有關，以及電視機質量合格的舉證責任。案情：某市居民張三在本市永久商亭購買一箱啤酒招待朋友。在開啟第三瓶啤酒時，該啤酒瓶突然爆炸，玻璃碎片當場將張三的眼睛嚴重擊傷，其朋友李四，王五及其子張小三的臉部也受了傷。張的家人趕快將他們送往醫(yī)院治療。并迅速到出售啤酒的永久副食商亭交涉。張三因傷住院半個月，花費5000多元的醫(yī)療費，其朋友李四、王五、其子張小三也各花費了數十遠至上百元不等，一個月后，張三到人民法院起訴，要求侵權者賠償所有損失。請問：(1)民事訴訟中的證明對象有哪些？(2)在本案中，張三需要證明哪些事實？參考答案：民事訴訟中的證明對象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A民事法律關系發(fā)

生、變更和消滅的事實。B民事爭議發(fā)生過程的事實。C當事人主

張的民事訴訟程序事實。D有關外國的法律法規(guī)的事實。在本案中，原告張三應舉證證明的事實有：A發(fā)生爆炸的啤酒是在永久商亭購買的事實；B啤酒瓶發(fā)生爆炸，并炸傷張三，李四，王五，張小三的事實；C張三等人治傷花費了醫(yī)療費500余元的事實。案情：被告人洪某，在擔任原蕙陽地區(qū)行政公署公安處副處長和蕙州市公安局局長期間，利用掌管汽車入戶的權利和審批公民出境的權利，共收受賄賂(含物品折價)港幣992，000元，人民幣370，936元。此外經查明被告人洪某實際財產共計港幣2，435，850元，人民幣1，225，997元(含物品折價571.218元)，除去被告人洪某受賄所得的錢、物，以及洪某夫婦自1983年5月以來的工資、獎金、各種補貼、轉業(yè)費和親戚朋友贈送的合法財物外，仍有港幣1，426，850元、人民幣787，576元、美金1152元、新加坡幣50元、加拿大幣8元，其本人無法說明其合法來源。請問：什么是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包括哪幾方面的內容？什么是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證明責任是如何分擔的？在本案中，證明責任應如何分擔？參考答案:(1)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是指必須用證據加以證明的案件事實的范圍,既包括需要證明的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實,也包括需要證明的與刑事案件有關的其他事實,都是證明對象?具體而言，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A犯罪事件是否確已發(fā)生,這是首先必須予以證明的問題;B構成犯罪案件事實的各種情節(jié),包括什么人在什么時間、地點，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實施了何種客體的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造成了何種具體后果；C作為從重、加重或者從輕、減輕、免除刑事處罰理由的事實；D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貫表現和犯罪后的態(tài)度；E其他需要用證據證明的事實。（2） 證明責任是指對于被告人是否犯有罪行以及犯罪情節(jié)的輕重，應由誰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缎淌略V訟法》規(guī)定的證明責任分擔包括下列三方面的內容：A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明責任由執(zhí)行控訴職能的國家專門機關承擔，即由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承擔。B自訴案件的自訴人應對控訴承擔證明責任。C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如實陳述，但除法律另有規(guī)定外，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法律另有規(guī)定繁榮除外，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是指《刑法》第395條第1款規(guī)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犯罪嫌疑人負有說明其顯超過合法收入的那部分財產的來源的責任，如果不能說明來源是合法的，則犯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3） 在本案中，對于洪某犯有受賄罪的證明責任應由檢察機關承擔，被告人洪某不負有證明責任應有洪某自己本人承擔，如果洪某不能說明顯超過合法收入的那部分財產的來源，那么洪某犯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結論就成立。案情：被告人李文婚后家庭和睦，生有獨子李小（現年5歲），李家三代單傳，對李小愛若掌上明珠。1987年2月15日下午5時許，李文喝了8兩白酒、2瓶啤酒，已超過平常5兩的酒量。當晚8時許返家途中，李文因酒性發(fā)作不能繼續(xù)騎車，便用車推著李小走。行至離家約1里地的一塊麥田時，李文突然亂蹦亂跳，口出狂言，說身邊來了許多鬼，并把自己的鼻子打出血驅鬼，把兒子李小當作鬼按打地地，騎在身上用拳打、用牙咬。附近農家魯朋等人聽到喊叫聲趕到現場，發(fā)現李文邊打李小邊喊：“快來看呀，我抓到一個鬼，你們離遠點，用手電給我照著，看我來打?！濒斉蟮热艘娎钚M臉是血，生命垂危，隨即將李小從李文身底下搶出送往醫(yī)院。李小經搶救無效死亡。經法醫(yī)鑒定系頭部受鈍器擊打造成腦出血，導致腦功能障礙而死亡。案發(fā)后，經對李文進行神經病司法鑒定，結論為被鑒定人李文行為時處于病理性酒精中毒狀態(tài)之中。請說明本案中必須用證據加以證明的案件事實的范圍。以下案例為試卷2004年案例1以下案例形成性考核冊2的案例參考答案：應由縣工商局承擔舉證責任。行政訴訟中實行證明責任倒置原則這是因為：第一，行政訴訟中所針對的訴訟標的是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來說，被告便處在主張者的地位，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理，被告應當對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負有證明責任。盡管原告人從形式上看也處在主張者的地位，它主張具體行政行為的不合法性，“不合法性”相對于“合法性”來說，是消極事實，難以證明，而合法性是積極事實，容易證明，所以從公平的角度說，立法通常規(guī)定由主張積極事實的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第二，行政機關有能力舉證。行政機關使行政管理職權，掌握著必要的技術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