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史通》研究綜述摘要：《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涉及歷史概論、歷史編纂學、史學史、史料學和目錄學等學科，內容及其豐富，頗多精當之論，是史學史上的一部恢弘著作，給后人以及大啟示，后世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研究，并發表了大量的有價值的論文和著作，本文就建國以來對《史通》的研究做一綜述。關鍵字：劉知幾《史通》研究綜述產生于盛唐時代的劉知幾的《史通》，是我國古代最系統、最具特色的體例完備的歷史理論著作。劉知幾《史通》的著作思想與方法，對我國傳統史學理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近代學者梁啟超在總結《過去只中國史學界》一文中就認為：“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后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后中國始有史學矣！”對劉知幾在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的地位做了充分肯定，梁氏所作的評價，并非言過其實。后世對其《史通》的研究也是頗有建樹。一、史通的學術淵源、流傳情況及影響“史通的產生是史學發展的要求，”“孔子作《春秋》，不僅建立編年史體的雛形，而且對后來的史學思想有著重大的影響。司馬遷著《史記》，則又創立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史體，由于統治者的利用，政治形勢發展的要求，加之史學家的競相模仿，因而在史學發展中一直處于優勢地位。”“可是由于后世史家大多襲其成法而不加變通，以至變成了如守科舉之成法，如治胥吏之簿書，只知求全于紀表志傳之成規，不敢稍作破格變通之嘗試，于是這種史體逐漸失去了它應有的生命力。劉知幾的《史通》，正是面對著史學發展所提出的要求而寫作的。”倉修良：《中國古代史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頁倉修良：《中國古代史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頁白壽彝指出：《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籠無地，博極古今’。……在內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揚雄《法言》的傳統，以反對詭說異辭；繼承了王充《論衡》的觀點，以攻擊欺惑牴牾；重視了應劭《風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應劭辨識人物兼偏長短，陸景品藻賢愚善惡，劉勰評論古今文章等特點。”白壽彝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二）》許冠三以為：“劉知幾師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傳》、《論衡》、《文心》三書尤具決定性作用。”“《左傳》是劉知幾史學入門師，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創建實錄史學原理之實存典范，影響于《史通》字里行間。”“《史通》所言史之大用與要務看，更顯得知幾是《左傳》學派之傳人。”許冠三許冠三：《劉知幾實錄史學探源》，《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2輯許凌云提出，“劉知幾繼承了孔子、司馬遷以來的優良史學傳統，繼承了揚雄、桓譚、王充以來的批判哲學的戰斗風格，也繼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論衡》和劉勰《文心雕龍》的撰述形式，寫出了《史通》”許凌云：《劉知幾學術思想淵源》，《齊魚學刊》1992年第1期許凌云：《劉知幾學術思想淵源》，《齊魚學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認為，“劉知幾把‘史識’作為‘好是正直，善惡必書’的高貴品質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說得更明晰、更系統。”符定波符定波：《試論劉知幾的史學淵源》，《常德師專學報》1982年第4期謝保成指出，劉知幾對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等方面的總結，是直接繼承了《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分類和序論而加以理論化的。楊緒敏認為，“《史通》與《文心雕龍》之間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史通》繼承和發展了《文心》的某些史學觀點，但不乏分歧之處；在對待儒經問題上，兩書存在嚴重對立。因此，我們既不能忽視兩書的某些內在聯系，又不可簡單地把《史通》說成是《文心》的仿效物。而應該客觀地比較其異同，實事求是地作出評價。”楊緒敏楊緒敏：《〈史通〉與〈文心雕龍〉的比較研究》，《黃淮學刊》1989年第4期二、史通的宗旨、思想、理論和方法這些問題涉及到從總體上把握全書的核心所在，以及劉知幾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貢獻。許凌云在談《史通》的整體構思一文中，指出了“私欲辯其旨歸，殫其體統”是《史通》“商榷史篇”的根本內容。通識是《史通》的主題，是《史通》的靈魂，“史之稱通，其來自久”，不僅有內容的通，亦有形式的通，不僅有精神的通，亦有方法的通。倉修良在其著作《中國古代史學史》中對劉知幾的史學思想做了三方面的概括。一，進步的歷史觀：強調歷史進化的觀點和“論成敗者故當以人事為主”，二，對傳統一、觀念進行大膽的懷疑和批判：批判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觀念，并揭露出統治階級互相傾軋的普遍性。三、不徹底的無神論觀點：對五行災異說的批判，反對把神怪故事、圖讖寓言之類寫入史書，但卻主張史書內容要增加“旌怪異”。李秋沅在《史通》的求實精神一文中從三個方面評價了史通這本著作的史學特點。一：“因俗”、隨時。指出史書的編纂必須“因俗”、“隨時”，才能忠實地反應出歷史面貌。劉知幾從史書的體裁、體例和語言三個方面論述了這個觀點。二、貴“直書”斥“曲筆”。指出史學家并不是都能如實地記錄歷史。歌頌了以直書見稱的史家，“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并嚴厲批判那些曲筆逢迎史家，認為他們是“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兇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三、信“災祥”重“人事”，這是不是矛盾呢？對劉知幾來說，既矛盾又不矛盾。因為劉知幾雖然不是一個唯物論者，但卻是一個忠于事實、忠于歷史記載的史學家。他限于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水平，不可能擺脫災異祥瑞荒唐說法的影響，特別是不能擺脫字戰國以來形成的一陰陽五行為核心的天人感應說的思想桎梏。其他，如趙英的《論劉知幾倫理主義史學理論》，（《蘭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陳秉才的《論劉知幾的史學思想》（《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符定波的《劉知幾的歷史方法論》（《常德師專學報》1982年第1期），趙俊的《〈史通〉方法論》（《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6期），許凌云、王學軍的《試論劉知幾的史學方法論》（《浙江學刊》1994年第4期），等等，均對此類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三、史通的歷史編纂思想中國古代史學家十分注重歷史編纂問題，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荀悅等均在其具體的史學實踐中運用并總結出有關歷史編纂的多種方法，積累起豐富的經驗。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歷史編纂思想是豐富多彩的，史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記述方法和技巧是靈活適用的，等等。《史通》對中國古代歷史編纂成果從理論上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總結，成為有關中唐以前歷史編纂的重要典籍。周曉瑜認為“劉知幾借鑒經學領域的‘通義’體，創歷史學理論文體，又借鑒諸子著作結構，創歷史學理論著作結構；并創造性地采用史、辨、評相結合的評論方式，開辟了中國歷史學理論著作方法的先河。”周曉瑜：《史通》的攥著指導思想與方法。《文史哲》1999年第5期周曉瑜：《史通》的攥著指導思想與方法。《文史哲》1999年第5期施丁認為，“劉知幾肯定了司馬遷的獨創精神、實錄精神和史學才華。因此，全面來看，劉知幾對《史記》是一分為二的，指出長短，而以長為主（《論劉知幾和章學誠之評司馬遷》，《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賈忠文指出：關于紀傳史源流的評論，劉知幾明確主張《史》祖《漢》流，并未抑馬揚班。關于紀傳史諸體評論，劉氏只是無創新而已，并無抑馬之說。關于《史》、《漢》兩家之評論，劉固然批《史》揚《漢》不少，但對《史記》贊譽和對《漢書》責難也很多，因此也談不上‘抑馬揚班’”。施丁：施丁：（《〈史通〉“抑馬揚班”再辨——與許凌云同志高榷》，《江漢論壇》1990年第10期關于“史學三長論”研究作為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究竟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劉知幾提出了的“史才三長論”。他雖未在《史通》中專篇作過系統而明確的論述，但史學三長的思想和要求卻散見于《史通》的許多篇章中，特別是《核才》、《鑒識》、《辯職》、《雜述》、《雜說下》等篇，作了比較集中的闡述。“三長論”指的是史學家的知識結構。知識結構作為各種知識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學家能否勝任其研究和編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創造性地推動史學進步的關鍵條件之一。倉修良在其著作《中國古代史學史》一書中認為，“所謂‘才’，就是指寫作文章的表達能力。所謂‘學’，是指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所謂‘識’，則是指對歷史發展、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觀察、鑒別和判斷能力。”倉修良：《中國古代史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倉修良：《中國古代史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235頁許凌云認為，“劉知幾探討史家主體意識即史家修養是對史學系統總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史學理論的靈魂和精髓。劉知幾對此認識，主要表現在‘史學三才論’和‘書法直筆記’的理論體系中。這二者結合起來，構成劉知幾對歷史認識主體素質的全面要求。”許凌云許凌云：《論劉知幾的史家主體意識》，《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史識”與章學誠所提出的“史德”的關系：倉修良的《史德史識辨》認為，“二者所指的含義和內容不是一回事。‘史識’是指對問題的看法或見解，如劉氏的‘獨見之明’。‘史德’則指史學家能否忠實于史實的一種品德。因此，無論從字面或字義來講，‘史識’都無法解釋出具有‘史德’的內容來。”倉修良：《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3輯姜勝利認為，“‘史德’的基本內容在劉知幾所論的‘史識’中已經具備了。章學誠誤解了劉知幾‘史識論’的涵義，特撰《史德》強調其是‘史識’”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用以標明他與劉知幾在‘史識論’上的區別。因此，章學誠對史學應具備的條件所作的理論闡發，不在于首倡‘史德論’，而是深化和發展了劉氏的史才‘三長論’”。倉修良：《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3輯姜勝利：《劉知幾章學誠史識論及其相互關系》，《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3期其他關于《史通》史料學思想的研究有許凌云的《劉知幾的史料學思想》，耿建軍的《劉知幾對辨偽的貢獻》等文章；關于《史通》歷史文學理論的研究有李成良、邱應元的《〈史通〉的歷史文學理論》，蔡國相的《〈史通〉所體現的文論思想》，韓盼山的《劉知幾史傳文的寫作觀念》等論文；關于初唐社會與劉知幾的學術思想的研究有趙俊的《史學沖突與〈史通〉立場》，徐凌云的《劉知幾評史館修史》，代繼華的《經史分合與〈疑古〉〈惑經〉》，還有不少文章就劉知幾及《史通》中的一些專題加以探討，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張孟倫《評劉知幾對〈三國志〉的評論》，瞿林東《讀〈史通〉札記》，王振寧《從〈史通〉中的〈疑古〉〈惑經〉篇看劉知幾的史學批判精神》，趙俊《劉知幾對史學批評的反思》、《〈史通〉中所見之史學批評范疇》，代繼華《劉知幾學派簡述》等等，不再逐一列出。以上的這些成果顯示了建國以來在劉知幾及《史通》研究中，學者們的積極努力和作出的成績。但是，在這一領域中仍存在需要加以認真考慮和解決的問題。首先，應當充分考慮加強在更為廣闊的當時社會背景中去認識劉知幾與《史通》。史學家的思想總是社會存在較為直接的反映，只有對其社會存在有全面的深刻的認識，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和把握其思想的產生、主要特征，穿透力的強弱、有無影響以及影響的大小、短暫與持久，等等。其次，應著力對《史通》中的矛盾論說及其原因作綜合的、全方位的認真研究，求得真知。第三，應對《史通》中諸如《疑古》、《惑經》、《忤時》、《雜說》等文作更深入的專門研究。第四，應加強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