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世界近代史有關教學問題的反思

有關世界近代史的定義、開端以及分期問題，學術界頗多爭議。筆者認為資本主義史不等同于世界近代史，世界史的斷代應顧及整體世界的面貌與發展。

一、世界近代史的涵義

馬克思曾經指出：“世界歷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1］這句話應理解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印度、歐洲、伊斯蘭世界，還有美洲等地區自成文化圈，只是到資本主義發展到足以成為體系，各地區都受到它的控制，同時全球各地的聯系空前加強，才有了整體的世界史。人類向美好的共產主義邁進，是世界歷史的完善化。古代史即原始社會及奴隸制、封建制社會的歷史，近代史就是資本主義產生以來的歷史，而且是真正的世界歷史。因為資本主義比起封建主義來，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它的逐漸成長壯大，才使地球上各個分散的文化圈聯系了起來。

要科學地反映這一進程，必須把握縱向和橫向發展的脈絡，即要以時間的延續為經，以地區的分布為緯。首先從西方優勢的奠基以及向周圍的擴張描述起，然后展現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形成的全貌，同時要體現物質生產和經濟發展對政治文化等精神因素的決定作用，以及后者對前者的反作用。作為人類文化的兩個主要載體──宗教和國家的變遷過程，更需要進行縱橫交錯的整體描述。這樣才能使學生對各種事件的性質獲得明確的認識。

西方史學家也反對把世界史寫成各民族、各國家和地區或各種文化的拼盤。《劍橋近代史》的主編阿克頓曾說：“世界史截然不同于所有國家的歷史合并而成的歷史。它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一個不斷的發展；它不會成為記憶的負擔，相反，將照亮人們的心靈。雖然它將根據諸民族對人類的共同命運做出貢獻的不同時間和不同程度講述他們的故事，但不是為了諸民族本身，而是與一個高級的系統有關，且服從于這一系統。”［2］

要使世界近代史能說明人類社會整體性的發展過程，教材內容就應力求從縱向發展與橫向聯系上來描繪這一客觀規律，而且能讓人們感到縱向發展所達到的階段和水平規定著橫向聯系的規模和程度。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學生對改革開放政策必要性的認識，堅定共產主義的信念。例如，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海上商業擴張和殖民活動導致世界各地區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這種世界性的密切交往，又轉過來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促進資本勢力對封建農業體系的瓦解，乃至后來資本主義大工業的出現。如果一個地區缺少與其他地區的橫向聯系，其縱向發展必然遲滯”［3］。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與大工業出現后社會階級的急劇分化有關，資產階級政府的社會立法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無產階級與其斗爭推動的結果。另外，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反對資本主義統治世界的斗爭等，都應在世界近代史中縱橫編織，才能有聲有色。

可見，資本主義發展史不等同于世界近代史，后者在范圍上更大程度著眼于全球，在時間界定上趨向資本主義優勢形成以后，闡明一些影響全局的事件、矛盾沖突的變化過程及人類文明距今不久前的步伐；然而資本主義史則可上溯到該種生產方式的最初萌芽，直到現今的發展，例如，可以去“證明在12世紀資本主義就已存在”［4］。

吳于廑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世界歷史》的條目中指出：世界史學科在分期方法上，不能以“政治興替或重大事件”為標準［3］，這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提示。這次高教版的教材改變了世界近代史是“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走向崩潰”這一過時的定義，認為“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資本主義在西方上升、發展、向全世界擴張，并由之在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和反響的歷史”［3］。這無疑是客觀的。但筆者認為它仍未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特別未體現資本主義只是發展到確定的優勢階段才有了整體的世界史，未指出世界近代史就是距今不久前的全球史。

我非常欣賞國內一位學者的話：“一部好的教材，是作者根據長期積累的教學經驗，博采眾長，把各家穩定性的研究成果綜合成一個符合教學原則的學科知識體系。教材編寫的功夫，是一種‘揉’的功夫。反復地、來回地、長年累月地實踐，思考和修改，把教學的基本內容形成為規律性的科學體系。”［5］一本優秀的世界近代史教科書，首先應體現該學科名稱的涵義。

二、世界近代史的開端

過去，全國統編教材把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史學工作者對此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探索。尼德蘭革命、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等事件先后被提出作為開端的標志；1992年高教出版社推出《世界史·近代史編》、1999年6月推出《世界近代史》，都采用1500年左右開端說。

筆者提出：是否在15、16或者17世紀，世界從整體講就進入了近代？以歐洲為例，盡管英國的教科書上講英國1485年結束了中世紀，但真正英國的近代社會是工業革命以后才實現的［8］。法國近代史開始于1789年，德意志和意大利在19世紀初，俄羅斯是在1861年。在亞洲，中國近代史開始于1840年，日本是1868年。馬克思指出：“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耕作居于支配地位。”［1］。所以，如果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假如你不在地球上的某一位置，而是在一個“時空衛星”上認真地考察我們人類的近代史，就會提出“16世紀開端說”還是值得商榷的。

15—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雖然得到西方人的美贊，但西班牙人當年在拉丁美洲殺人越貨、劫掠金銀的行為，絕非近代方式。且不說加里福尼亞海岸發現的泊船用的“石錨”可能屬于數千年前的中國，連西班牙、葡萄牙本國的資本主義化都要遲至19世紀。當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僅在西北非海岸探險，15世紀中國人鄭和已七次下西洋，訪問了亞非三十多國。1580年前后，明政府著名的政治家張居正提出“資農厚商”、“飭武備”、“御夷敵”等改革方略。盡管16世紀是西方史的一個重要轉折期，但直到18世紀前半葉歐洲優勢的前景還是難卜的。那時擁有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亞洲仍是地球上經濟繁榮的中心。在西亞，奧斯曼帝國雄踞地中海之東，堵住了歐洲人從陸上去東方的道路；中亞的波斯王朝，號稱占有伊斯蘭世界的一半。18世紀的中國清王朝，還在它的全盛時期，周圍許多國家和地區向其稱臣。法國的啟蒙大師伏爾泰特別服膺中國文化，認為西洋的一切都應向中國看齊。“在印度，自達·伽馬1498年到達以后的250年中，歐洲人一直被疏遠……直到18世紀末，英國人才強大到足以利用莫臥兒帝國的解體，開始他們對印度領土的征服。［2］可見，18世紀末以前亞歐幾個文化圈還是獨立發展的。

另外，雖然16世紀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被尊為近代世界偉人之一，但當“經濟走向資本主義之路，政治走向專制主義之路”時，他所重視的主要是基督教。他眼中的上帝“像摩西的上帝一樣，是居于暴風云中并乘著風的翅膀而行的上帝。父親怎樣憐憫他的兒女，主也怎樣憐憫……［7］與16世紀中國的改革沒有影響西方一樣，好幾個世紀中，路德也不被中國人知曉。

世界史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世界近代史要著眼全球，其內容還要靠近當代，更要摒除形態學派的影響。倘若還是以農為本、耕作居于支配地位，就還沒有進入近代。認為1500年左右世界開始近代化的歷程，這是西方人眼中的近代史觀點，他們的500年近代史還包含現代史在內。如果21世紀的史學界，在研究世界歷史時，把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不是后移而是前提，這不僅難以讓人接受，也難以適應新世紀教學的需要。

我們提倡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尊重科學。面向未來。因此，我認為把18世紀后期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要比1500年開端說理由更為充足。列寧在世時就持有這一觀點［8］。首先，產業革命奠定了西方優勢的物質基礎。此前，英國GNP年均增長不足1％，此后，達到3．5％，“最終結束了中世紀以來經濟增長幾乎停滯的狀態，長時期快速增長成為一種自動機制”［8］。第二，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在政治上的確影響到全世界；中國清朝由極盛轉衰，白蓮教起義等人民的反抗暴露出清廷的腐敗；伊斯蘭諸帝國普遍衰落，奧斯曼帝國受到俄國的入侵，出現了瓜分其遺產的“東方問題”。第三，拉丁美洲興起了民族解放運動，葡萄牙、西班牙中世紀封建式的長期殖民統治在西半球將告結束；非洲和大洋洲開始殖民化。從此，全球各地曾經孤立、閉塞的狀態即將改變，實在意義的近代世界史開始了。

三、斷代史和世界近代史

馬克思曾說：“社會史上的各個時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個時代一樣，是不能劃出抽象的嚴格界線的。”［9］但是，人們卻習慣把人類歷史稱為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三部曲，這就是斷代史。當然，各國斷代的方式、用詞和包括的時段不盡一致。例如，在西方國家，就稱為古代史、中世紀史和近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才產生了現代史這個概念，指的是1945年以來的世界歷史，不過在廣義上，還屬近代史范疇。前蘇聯曾把十月革命后的歷史稱為當代史。在我國史學界，有人說世界歷史是“五部曲”：上古、中古、近代、現代和當代。我以為這種斷代方式、特別在用詞上，是值得討論的。

首先，詞不達義，容易造成概念的誤解和國際學術交流的困難。古代史上本來就有遠古史、史前史等述語，“上古”會引起歧義；“中古”不好翻譯，因為它與西方中世紀包括的時段不一樣；至于“近代、現代和當代”，更容易相互混淆。如果說“近代化”是資本主義化，那么“現代化”就是社會主義化、共產主義化嗎？而且“現代”與“當代”本來意義相同，與當今現實密切相連，我們總不能說現代的某個事件發生在一個世紀以前吧？但說它發生在近代，就完全講得通。

其次，我們知道，15世紀意大利史學家比昂多，最先使用“中世紀”這個概念，意即“歷史三部曲”的中間部分。這與我們今天通常講的近代史，意義完全相同，因為近代是溝通古代與現代的橋梁。他的名著《羅馬衰亡以來的千年史》，記述了公元410至1400年的歷史，此前為古代，此后為現代，他所寫的千年史是中世紀、中介期，是不久前的近代。他在斷代時完全沒有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認為他所在的文藝復興時代是現代史的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經濟形態的觀點研究西歐史，不同意19世紀當時一些人不顧時過境遷，仍堅持14、15世紀就開始現代史的觀點，經過分析指出：“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1］20世紀初，革命導師列寧又提出近代史開始于18世紀末。

第三，“三部曲”中的中間一部曲的斷限是關鍵。既然比昂多的千年歐洲中世紀史沒有在當時被稱為近代史，而且后人還沿用了下來，那么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史被當成世界近代史沿用至今，也是不足為奇的。我們的大學兼有教學與科研兩種職能，應該為21世紀的教育著想，創立我們的世界近代史體系。我們的觀念必須隨著時代的前進而更新。目前，各高校采用高教版世界近代史教材，以“1500—1900年的世界史”命名更為恰當。這個體系只能是一個過渡，也是古代到現代的中介期，雖稱之為世界近代史，后人將會以“第二中世紀”重新命名它的。

當代人總認為現代是一個新的時代，它有不同于近代的特點；近代則是古代與現代之間的過渡期，起承前啟后的作用。因此，我認為世界近代史不同于自給自足、以農耕為主的古代，也有別于市場經濟、工業發達的現代；它是世界各地的聯系和影響比較緊密，由信息閉塞向快捷過渡，由農耕為主向工業化的過渡。如果要斷限，把18世紀后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界定為世界近代史的范疇，應該說是較為科學的。

四、世界近代史的分期

過去的教材以巴黎公社革命為界，把世界近代史分為兩個時期；現在采用“1500—1900年體系”，四百年跨度的世界史如何分期？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隨著”［10］。這四百年的世界歷史不容否認要以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資產階級的成就進行分期，雖然絕對合理不大可能，但我們可以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結合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以及革命與改革的史料，慎重地找出分期的界標。筆者認為：1763、1848、1871這三個年份是學術界多數人可以接受的界標。

1763年以前的二百五十多年，西方在整體的世界史上的地位實在是有限的，東方文明古國封建制的優勢沒有受到動搖。但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鼎盛，以及資本主義生產從簡單操作到工場手工業的發展，預示著西方崛起的可能與希望。尼德蘭、英國革命和西歐國際關系可列專章，一直到啟蒙運動和開明君主的改革。但也不要忽略對荷蘭和瑞典興衰的評論，不要回避17世紀歐洲整體上“民不聊生、滿目瘡痍、商業危機”的實情，因為“那是一個苦難的時代、不景氣和停滯的時代，‘請從鼠疫、饑餓和戰爭中拯救我們吧’這種禱告聲回響在整個歐洲”［11］。

1763—1848年，既有美國、法國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的產生，特別是“拿破侖戰爭的鐵犁”深翻了歐洲的封建土壤，又有英國工業革命及以商品為“重炮”的殖民擴；18世紀后期，英國在海軍的保護下，完成了地理大發現“白銀時代”的任務［12］。19世紀初，既有維也納會議上的祝酒與跳舞，又有人民不滿神圣同盟的抗爭；既有拉丁美洲國家的獨立和其后的半殖民地化，又有西學與東學的交流以及面對西方優勢的挑戰、亞洲封建大帝國的敗落；既有無產階級作為“第三戰士”的登臺，又有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然而，鐵的事實卻表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0］

1848—1871年，二十多年的時間雖然較短，但作為第三時期，世界近代格局就在此時形成。1848年革命席卷歐洲，使那里殘存的封建舊秩序再難維持，德國與意大利的統一、俄羅斯農奴制的廢除雖都自上而下，但說明歷史潮流不可逆轉。此時，與西歐遠隔的美國和日本亦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捷足先登的英國不僅本土的議會改革進一步深入，而且其殖民地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地也有了民主或繁榮的轉機。亞洲的反抗與第一國際的活動則是另外兩個革命潮流的表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規律性地發生，“牽一發而動全身”。

1871年，在國際革命的中心地爆發了19世紀最偉大的工人運動，此后，這一中心從法國轉移到了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