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協同發展研究

[摘要]當前我國農村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社會保障缺失問題，商業保險作為整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應當發揮其應有作用。根據制度經濟學分析，商業保險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區分為兩類不同的制度安排，即直接參與式和間接參與式。按照政府與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中各自的職能和責任，商業保險公司可以有四種介入方式與模式作為選擇，即商業保險獨立經營模式、商業保險委托代辦模式、政府主導的商業團體保險合同模式和政府與商業保險合作管理模式。四種模式各有利弊，應考慮各地的具體情況，因地制宜，根據有關政策法規加以探索。

[關鍵詞]商業保險；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分析；模式選擇；協同發展

當前的中國農村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社會保障缺失和不足問題，這不僅關系到廣大農民及農村特殊群體的基本利益，也關系到建設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目標。但由于“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的建立在各地尚處于摸索階段。由于商業保險與其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發揮社會“安全網”和“減震器”的功能上存在一致性，因此探討商業保險如何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定位問題

200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在《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發揮商業保險在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作用，這無疑對商業保險進行了定位。2006年6月《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也提出要努力發展適合農民的各類商業保險，要積極探索保險機構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的有效方式。但事實上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是否能發揮重要作用，還是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由于商業保險是屬于所謂的“高端”保障商品，并不適合收入不高的農民，商業保險在農村發揮作用不大，農村保障基本上只有依靠政府保障和農民自己。應當說，這種觀點并非毫無道理，但由此斷言商業保險難以有效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最多只發揮很次要的補充作用，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雖然世界銀行和國際勞工組織提倡建立以社會保險、企業補充保險、個人儲蓄與商業保險為基礎的“三支柱”社會保障模式，但在當前的中國農村，第一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險嚴重缺失和保障能力低下，由于缺乏像過去那樣的集體經濟的支持，第二層次的補充保險在全國多數地區可以說根本就不存在，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處于各自為政的探索階段，普及面窄，保障程度低，保障的有效性取決于當地政府的主導能力、當地財力以及制度設計的科學有效性。與其相比，商業保險受到的制度等方面的影響就要小得多，即使是收入不高的農民也可以選擇適當的保障。由于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險等具有一定的替代效應，在其他社會保障嚴重缺失和不足的情況下，商業保險應當發揮其重要作用。

其次，提及商業保險，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商業保險是“貴”的，是高檔品，收入不高的農民買不起。無可否認，有一些保險產品，比如高額的養老保險等產品，一般農民確實難以承受，但仍然有不少保險產品是農民急需而又可以承受的。比如，農民及農民工投保意外傷害保險，兩三萬元的保額一年保費不過百元左右，青壯年農民擔憂萬一意外身故二老的養老問題，那么可以投保定期壽險，即使10萬元保額每年也不過交二三百元保費，即使某些保費費率較高的產品，保險公司也可以有針對性地設計和營銷，比如中國人壽河南林諸支公司一名營銷員創造性地按半份向農民銷售某終身壽險，半年就銷售了152份。同時，由于地區之間以及農民內部收入的差異性，也有很多收入較高的農民對商業保險既有消費需求也有消費能力。因此商業保險并不是農民享受不起的“奢侈品”，而是農民風險保障的“必需品”。

第三，商業保險的介入可以使得其它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能夠更有效地運行并發揮其功能。從經濟學角度講，農村社會保險等大多數保障項目是一種優效品，具有準公共物品特性，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雖然這類物品主要應當由政府提供或主導，但一般并不需要由政府直接運營或主辦，而是委托或者特許商業機構經營。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在社會保障管理上已經將一部分由政府統一承擔的職能讓渡給市場來執行，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由于商業保險機構在產品開發、風險管理、精算等方面具有政府管理經營所不具備的諸多優勢，具有介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先天條件，從當前的農村社保建設的經驗看，那些純粹由政府一手包辦的項目，多數都存在政府財政支出壓力大，運營成本高，效率低下等制度障礙，而商業保險介入的多數制度運行效果相對較為良好。

綜上所述，商業保險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構建中應當而且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二、商業保險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我們可以將商業保險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區分為兩類不同的制度安排，一是商業保險作為二級制度安排成為農村社會保障的一個組成部分，可稱之為直接參與式；二是商業保險作為其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發揮其獨有功能，可稱之為間接參與式。

(一)商業保險直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分析

根據制度經濟學理論和舒爾茨關于制度模式的分類，商業保險屬于影響所有者配置資源的一種制度安排，它可以較好地促進農民之間，農民和保險公司之間配置風險。由于制度可以為合作創造條件，而農民缺乏風險分散和轉移的渠道，且農民自發組織建立某種風險分擔制度的交易和談判成本很高，而商業保險制度則可以大大降低這種成本。商業保險直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需求分析

從農民群體的制度需求看，隨著中國農村的非農化、市場化、城鎮化，在人口老齡化、家庭小型化、保障個人化和土地保障能力日益下降的今天，傳統的“土地家庭”這種保障模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農村的新情況。由于農村第一、二層次的社會保障的缺失或嚴重不足，各類農民群體對保險保障的潛在需求很高，大量的農村保障與保險調查報告都得出類似的結論。當然，要將名義保險需求轉化為農民的實際需求還受到諸多條件尤其是支付能力的限制，但這種潛在的巨大需求對促進商業保險在農村的制度安排有效實施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從保險公司的制度需求看，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只有當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大于變遷成本從而帶來正的潛在利潤時，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才會發生。而當前商業保險公司正面臨著這樣的機會。首先，隨著經營商業保險主體的不斷增加，大中城市的保險競爭日趨激烈，城鎮市場的保險開發已經逐漸趨于階段性的市場飽和狀態，而廣大的農村保險市場長期以來為多數公司所忽視，保險資源遠未得到開發，潛在市場機會較大；其次，雖然從總體上看，農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但由于地區差異以及農民群體收入結構的不平衡，東中部地區及收入較高的農民既有強烈的投保需求，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第三，一些特殊農民群體，比如農民工、失地農民等對一些特色保險有強烈需求，收入不高的農民也希望能購買一些低保費的保險產品，保險公司可以在農村市場取得較好的業績。

2.商業保險直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供給分析

在農村建立商業保險制度是一種由市場主導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而影響保險公司制度供給的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實施成本以及現有制度障礙的約束和路徑依賴。農村商業保險市場開發程度低，這是潛在市場機會，但也正因為如此，保險公司的經營也面臨著較高的制度實施成本，前期的投入成本較高，包括設立農村營銷部，宣傳推廣、設計開發有針對性的保險產品，而且可能面臨農民群體相對更高的賠付風險；其次，雖然傳統的家庭式保障已經難以為繼，但長期以來形成的“養兒防老”、“有災難找政府”等觀念仍在部分農民頭腦中根深蒂固，而原有的“土地家庭”模式雖然保障程度低，但風險小，成本也低，再加上注重眼前利益得失的農民厭惡風險，很多不愿以當前確定保費支出“損失”換取未來不確定的保障，再加上對保險的不了解以至偏見，農民寧愿固守那已經并不可靠的保障，這種對傳統保障模式的路徑依賴將嚴重制約新的商業保險制度供給。

綜合而言，目前建立農村商業保險的制度安排，農民和保險公司的制度需求都是較強的，制度需求主要受制于多數農民的經濟能力，從制度供給上看，主要受商業保險制度實施成本以及現有制度路徑依賴的影響。

(二)商業保險間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分析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政府和市場就是兩種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但任何單一的制度安排通常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具體到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以商業保險為中介有幾大優勢。

首先，實施一項農村保障制度安排，制度設計成本和未來的制度運行風險較高，政府必須基于審慎原則進行全方位調研與分析，政府雖然在宏觀制度設計上有優勢，但對于具體的技術性項目的設計則缺乏專業經驗，而商業保險公司作為長期從事風險管理的專業機構，在制度設計、費用測算、未來償付能力評估等方面可以參與制定方案，這一方面可以增加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制度設計的成本，從而促進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安排的供給。

其次，通過商業保險作為中介可以有效疏通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其他制度障礙。比如目前的農民工社會保險項目，由于現有的社會保障實行城鄉分割、區域統籌的政策，造成農民工的頻繁流動與保險關系轉接困難，導致不少地區的農民工無奈選擇退保。據統計，農民工集聚地廣東東莞市2005年有105萬農民工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但當年就有高達40萬農民工選擇退保。上海市針對這種情況實施的“農民工綜合保險”就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其做法是政府負責征繳保費，為外來務工人員向一家全國性商業保險公司購買養老、醫療、工傷等一攬子保險，一旦農民工離開，其養老保險等關系可轉入戶籍地所在地的商業保險分支機構，這樣就打通了現行社會保險保障區域分割、城鄉分割的制度障礙，有效發揮了社會保險的功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第三，以商業保險為中介可以有效減少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供給的實施成本。比如重慶市政府主導建立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導，將部分補償安置費加上政府補貼的部分保費委托保險公司統一建立保險基金，利用保險公司在保險技術、網點、資金運用等方面的優勢，由保險公司按照與政府的代辦協議管理和發放養老金，政府不再設立專門機構和人員，而主要進行制度監控，這樣充分發揮了政府和保險公司各自的優勢，這種商業保險“代辦型”模式的制度實施成本明顯小于政府“主辦型”的實施成本。

三、商業保險介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模式選擇與利弊分析

按照政府與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中各自的職能和責任，商業保險公司可以有四種介入方式與模式作為選擇。

(一)商業保險獨立經營模式

在該模式之下，商業保險公司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直接向農民提供風險保障。這種制度安排的優越性在于其運行的靈活性和針對性，一方面，它體現了市場意義下的“公平”，這對于一部分支付能力較強的農民特別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農民群體可以根據自己的保險需求偏好和支付能力選擇合適的產品和保額，也有權選擇不投保，避免了其他社會保險違背“一致同意”原則實施強制性制度安排的弊端。但是，由于商業保險只具有市場意義上的公平，而不具有福利價值評判上的公平，會導致部分農民由于支付能力受限而無法享受保障，也無法實現不同經濟水平農民之間的財富互濟效應。從保險公司角度看，其好處是可以根據各地農村市場狀況自主確定業務發展目標。

一般而言，農村商業保險制度安排主要應當側重三個方面，一是針對東中部發達農村地區和農村中高收入群體；二是針對農村中低收入群體設計銷售一些他們急需的低保費基本保障產品，比如定期壽險、低額住院保險等產品；三是針對特殊農民群體需求開發和銷售一些度身定做的保險產品，比如農民工意外傷害險、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等產品。

(二)商業保險委托代辦模式

在該模式下，保險公司受政府委托管理和經辦的農村社會保障項目，包括政策咨詢、業務管理、費用報銷支付、管理專項基金等，其管理服務費用由政府財政支付，不從保障基金中提取，基金透支風險由政府承擔。

這種模式可以發揮商業保險所具有的社會管理功能，政府也能減輕新設經辦機構和增加人員編制的壓力，節省制度實施的運作成本，而集中精力專門從事資金籌集、政策調研和業務監控等工作，實現政府從辦農保向管農保的職能轉變。同時，商業保險公司作為獨立于政府的市場主體，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種外部干擾，充分運用商業保險的風險管控技術，對資金運作、保險金給付制定嚴格的風險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挪用保障資金、虛假給付保險金等人為風險。而且保險公司較豐富的客戶服務和理賠管理經驗以及較多的網點也方便農民的費用報銷與支付。從保險公司角度看，可以利用自身業務平臺取得中介業務收益，而且經營風險不大。

但是，在該委托代理模式下，由于保險公司自身不承擔風險，保險經營的專業性又較強，政府可能難以有效監控保險公司行為。因此，有必要引入專業監管，對保險公司接受委托管理業務的信息披露、運營標準等作出強制要求，并按照常規保險業務實施定期不定期的現場檢查，以減少和避免“委托—代理”關系中常見的道德風險；從保險公司角度，由于經營的連續性要求，最擔心出現政府由于財政壓力而無法及時足額撥付管理費用，從而造成保險公司的長期“負債”經營的不利情況，因此，有必要以書面協議形式從法律上明確委托代辦雙方的責權利，降低單方“賴債”風險。目前，重慶市開展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正是采用該模式，取得了較好效果。相對各方而言，這是商業保險介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一種較好方式。

(三)政府主導的商業團體保險合同模式

在該模式下，政府以投保人的身份將所籌集到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為農戶投保團體保險，與保險公司就保障條件、保險責任、賠付限額等一系列項目達成一致協議，簽訂保險合同，由保險公司按約定事項向農民提供保障，并承擔全部風險，政府不再承擔相應的賠付責任與基金透支風險。

這種模式的一個明顯好處就是政府、保險公司、農民三方之間責權利分明，政府與保險公司就是投保人和保險人的保險合同關系，避免了保險代辦型和保險合作型模式所出現的責任關聯和不易區分而導致的雙方發生糾紛的困境。由于投保農民群體風險相對特殊，通常缺乏準確的經驗損失數據，雙方都不易合理確定保費，如果保險公司為爭取業務低價承保就極有可能造成該業務虧損，保險公司將承擔全部賠付和赤字風險，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現公司為減虧而將賠付標準控制過嚴損害農民利益的情況，同時，由于政府已經將保障責任轉嫁給保險公司，可能導致保險經營缺乏基層政府的支持，不利于農保業務的有效開展。

(四)政府與商業保險合作管理模式

在該模式下，政府負責政策制定和農保費用的籌集，保險公司負責經辦農保業務和管理農保基金，有的規定可從基金中提取一定的管理費用，基金發生盈余時公司可在一定限額內按比例提取，如發生赤字，由政府和保險公司分擔。這種模式目前應用不多，但仍有一些案例，以保險業參與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例，截至2005年6月，在江蘇、山東等六省68個試點區市縣中，按上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