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出位之思

德國南部是一片高地，風光迷人，在群山和湖泊之間，密布著神秘的黑森林。天空很低，浮云從頭頂掠過，有觸手可及的感覺。陽光透過叢林，點點滴滴，靜靜地灑在翠綠的草地上，勾畫出一幅變換無窮的奇妙圖景，引人遐思。難怪海德格爾和哈貝馬斯這樣的思想家會選擇這塊土地作為他們的棲居場所。

在哈貝馬斯教授的盛情邀請下，我有機會重訪了一次南德。在觀賞山水、領略風情的同時，去領教哈貝馬斯的思想。在哈貝馬斯家里做客，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因為他寬厚仁和，言談之中有時甚至會透露出一些童真。然而，我們談論的話題卻是頗為沉重的，因為涉及到了剛剛過去不久的科索沃戰爭。準確地說，是涉及到了哈貝馬斯的那篇支持科索沃戰爭的文章。

戰爭爆發的時候，我正在德國小城曼海姆集訓。記得那天早晨，德國老師克勞斯·卡格先生用沮喪的語調對我們說：“我很遺憾，德國政府忘記了過去，忘記了戰爭曾經給德國人民帶來的災難，竟然參與了科索沃戰爭，而且在一定意義上還充當了急先鋒”?？ǜ裣壬皇且晃黄掌胀ㄍǖ恼Z言教師，連他都能認識到科索沃戰爭的非正當性、非均衡性，及其對西方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可能會帶來的危害。然而，作為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思想家，哈貝馬斯卻對這場戰爭持肯定態度，而且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自己的立場，在戰爭期間以及戰爭之后，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一時間，“哈貝馬斯與戰爭”成為了熱門話題。哈貝馬斯作為一位思想家，直接介入作為國際政治事件的戰爭，顯然是屬于“出位之思”，那么，哈貝馬斯究竟在哪些地方“出位”了呢？原因又何在呢？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哈貝馬斯在這篇文章中究竟說了些什么。文章題為《獸性與人性——處于法律與道德臨界點上的戰爭》，發表在1999年第18期的《時代周刊》上，中譯文刊載在《讀書》雜志1999年第10期上。

文章本身其實并不長，但份量實在不輕。究其原因，起碼有這么幾個：首先，這篇文章是發表在《時代周刊》上。眾所周知，《時代周刊》是德國的一份重量級報刊，政治色彩和黨派傾向性都很濃，在很大程度上引導甚至左右著德國公眾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觀點。其次，這篇文章還刊登在了該報的顯著位置，即政治版面上，其隱含的政治動機和政治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文章發表不久，即有評論說，哈貝馬斯的這篇文章是德國內閣三個主要人物疊加起來也難以寫出來的，份量之足由此可見一斑；再者，文章是在科索沃戰爭到了最關鍵的時候發表出來的。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篇文章并不僅僅表明了哈貝馬斯本人的立場，更多的還是體現了西方左派政黨和左派知識分子，起碼是德國的左派政黨和左派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因而很有代表意義。

哈貝馬斯開宗明義，一上來就直言不諱地聲明自己對于戰爭的支持立場。他先是對科索沃戰爭從概念上進行界定，認為不能簡單地把這場戰爭和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相提并論。原因在于，北約轟炸南聯盟，既不是政治和經濟意義上的“侵略行為”，也不是地緣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的“防衛行為”，而是人權意義上的“保護行為”。戰爭的目的是：“保護”——保護阿族人的人權；戰爭的手段也是：“保護”，高空打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是為了保護塞爾維亞人。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解，科索沃戰爭的所謂“保護”性質，也就決定了它具有相當程度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盡管不排除戰爭期間所帶來的平民傷亡和民用設施的破壞，但在哈貝馬斯看來，這些只不過是技術尚不完善的結果，而不是人為的后果，起碼不是蓄意造成的。

接著，哈貝馬斯指出，科索沃戰爭對于西方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作為西方社會一員的德國則更加具有特殊意義。聯邦德國國防軍的正式參戰，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它標志著“德國人從兩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中擺脫了出來”，意味著德國民族認同和民族意識以及西方趨向意識的進一步成熟。從此，“內向性”不應該再作為德意志民族習性的代名詞。更何況，參與戰爭還把德國人真正帶回了國際社會，使得德國人從此不再在“特殊道路”上徘徊和處于“孤立狀態”，從而“真正實現與國際社會融為一體”。

可以想見，作為思想家和理論家，哈貝馬斯自然不會停留在經驗材料或感性情緒的層面上，去替戰爭以及德國的參戰“說情”。他不僅能夠而且善于不失時機地把“說情”提高到一定的理論層面，具體說是提高到政治哲學的高度，使之成為“說理”，因而讀起來似乎也就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比如對于德國參戰這一點，我們知道，德國參戰，最初并非一帆風順，在國內國外都是受到相當大的質疑和拷問的。德國外長菲舍爾在戰爭期間綠黨黨代會上所挨的“潑墨”就是最好的說明。有消息說，哈貝馬斯撰寫此文，與菲舍爾當時的尷尬處境大有關系。這點我們暫且不管，還是來看看哈貝馬斯究竟是怎樣來替戰爭說理的。

哈貝馬斯文章的關鍵之處在于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即所謂“法律和平主義”，以此來為戰爭開脫，為菲舍爾和沙爾平開脫。哈貝馬斯指出，“法律和平主義”和“現實和平主義”有所不同，它“不僅想從民權的角度，而且也想在一個合法的全球秩序中，把主權國家之間潛在的戰爭消滅在萌芽狀態”。

哈貝馬斯的這個概念當然不是什么新創，而是對從康德到凱爾森的政治哲學理論的轉化得來的，因此，在哈貝馬斯看來，德國政府沒有忘記過去，也沒有違背傳統，更沒有違背基本法，相反，他們是成功地把古典政治哲學中的合理內涵付諸了實現。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德國人參戰，不是作為單純的“德國公民”，去干預南聯盟的內政，而是作為“世界公民”，去幫助同樣作為“世界公民”的科索沃阿族人，以及作為世界公民，但“處于獨裁統治之下的塞爾維亞人”。

于是一個新的問題就出來了，這就是：我們究竟應當如何來理解“民權”和“人權”呢？哈貝馬斯認為，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但經濟問題要放在全球化的角度來思考，政治問題、法律問題、文化問題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要納入到全球化的思維框架中。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哈貝馬斯從全球化的角度對民族國家和民主制度提出一整套的看法。這本是他和德國總理施羅德在1998年的一次文化論壇上討論的主題。對于這次討論，我們將另文介紹。這里暫時把這件事交代出來，或許會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哈貝馬斯此次“出位”的現實原因。

哈貝馬斯一方面充分肯定，民族國家作為現代政治的行為主體，曾經為現代性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范圍內的推廣和扎根，民族國家已經和現實秩序之間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在某些方面甚至對現代性的自我超越和自我轉換構成了障礙，比如，對于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圍內的普及，以及民主制度轉化過程中民權和人權的實現和保護等等。因此，民族國家向“跨民族國家”轉變，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向以“跨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轉換，便成為當務之急；與此相配套的就是，民權必須轉變為世界公民權，對人權的保護也就必須從全球的角度著眼，也就是說，人權問題已經遠遠不是“主權國家內部的事務，而是國際社會的共同事業”。

理清了哈貝馬斯的思路，再來結合科索沃問題，哈貝馬斯的結論也就一目了然了：北約的軍事打擊也好，經濟制裁也好，都不是古典意義上對一國內政的干涉，而是一次“正義行為”。這次行為既有行為合理性，也有手段合理性，更有目的合理性。因為“從古典意義上說，北約的行動的確是對一個主權國家內部事務的干涉，是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的破壞；但是，在現代人權政治前提下，這種軍事干涉應當可以說是一次莊嚴的使命，因為它得到了民族共同體的授權。因此，科索沃戰爭可以說是古典的國家民權向世界公民社會普世權利的一次飛躍”。

哈貝馬斯所說的“得到民族公共體的授權”，其中的民族共同體是指歐盟。那么，對于北約行動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這一點，哈貝馬斯又是如何解釋的呢？按照哈貝馬斯的跨民族國家理論，聯合國本來應該是一個現實的載體和美好的理想形態。而且，當初成立聯合國的根本宗旨，也就是要克服民族國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以便更好地維持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以及在國際范圍內保護人權。但是，在哈貝馬斯看來，現實中的聯合國已經無法承擔跨民族國家的使命，因此，從機制上來看，聯合國應當在現有的安理會之外，再加設國際刑事法庭以承擔司法解釋的任務；加設由各國政府作為代表構成的國際議會，以代表各國公民同時也是世界公民的權利。

哈貝馬斯的這一聯合國改革方案，實際上就是要讓聯合國由一個國際組織變成一個西方憲政意義上的國家。哈貝馬斯認為，要讓聯合國實現“實體化”和“國家化”，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有漫長的路程要走。在這種情況下，北約就應當而且也已經承擔起了“自己的使命”。由此看來，在哈貝馬斯的理解當中，歐盟成了改造聯合國的榜樣，北約部隊則成了國際維和部隊。世界只要跟隨歐盟和聽從北約，就可以邁入所謂的“世界公民社會”。

在為用北約和歐盟來超越甚至取代聯合國進行解釋的同時，哈貝馬斯還提出了一套新的國際政治理論。內容比較簡單：

一是要讓國際政治從道德范圍進入法律范圍。通常情況下，國際政治間的事件是以道德評判為基礎的。對于民族國家內部的違憲現象、人權問題以及民族問題等，國際社會所能發揮的是也僅限于道德監督和道德指責。哈貝馬斯認為，僅僅停留在道德監督和指責層面上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把國家關系法律化，也就是說，“國際社會在有權指責的同時，也應當有權干涉”。

二是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是由三個世界構成，而是有兩個世界構成。哈貝馬斯在這里用所謂的“兩分法”代替了我們所熟知的“三分法”。按照他的劃分，以美國和歐盟為核心的西方國家屬于“第一世界”，其余的則屬于“第二世界”。兩個世界之間存在著經濟上的懸殊和民主上的差異，而且，“第一世界”中的國家能夠把自己民族國家內部的利益和國際利益多多少少結合起來；“第二世界”中的國家則不是處于政治上的獨裁統治，就是處于經濟上的貧困狀態，或者還處于社會和經濟轉型時期，因而無法逾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去關注世界公民社會層面上的國際問題。

但愿我們已經把哈貝馬斯文章中的思路和觀點基本交代清楚。其實，我們在復述文章的同時，已經潛在地把哈貝馬斯涉足戰爭的基本原因連帶交代了出來。在和哈貝馬斯討論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沒有和他就文章談文章，也沒有過多涉及其中的一切敏感問題，比如這篇文章是否果真如輿論所說，是應菲舍爾之邀而寫作和發表；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民權和人權；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礎是否真的就是全球化，換言之，全球化在經濟層面上的推廣能否足以證明它在政治和文化以及個體信仰層面上的有效性；民族國家作為國際政治的主體是否已經失去意義等等。而是從他的基本理路出發，指出他在以下三個方面有“出位”現象：

首先，哈貝馬斯的戰爭觀點和他一貫主張的交往理性顯得有些不相吻合，甚至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比如說，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最高追求，歸結起來就是要用“話語合理性”取代“目的合理性”和“手段合理性”。因此，哈貝馬斯用所謂“目的合理性”和“手段合理性”來為戰爭辯護，也就有些說不過去了。更何況，他歷來都是主張要把人類引向一個理想的言語環境當中，那里不應當存在強權，更沒有訴諸武力的沖突，自然也就沒有沖突的極端形式--戰爭。用戰爭來規避戰爭的做法，顯然不應該是哈貝馬斯的理論興趣和實踐理想。

其次，退一步講，作為思想家，哈貝馬斯用自己的理論對這場戰爭作出充分的解釋，并且持同情或支持立場，這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哈貝馬斯應當充分考慮到他自身的影響力，以及他的文章可能會導致的輿論導向后果。不管哈貝馬斯意識到沒有，他把自己的觀點在報刊上發表出來，一定意義上都對戰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按照哈貝馬斯自己的理論，作為公共領域載體的新聞傳媒有兩種基本功能，除了批判功能之外，更有一種操縱功能：“在操縱的公共領域里，隨時準備歡呼的情緒，一種輿論氛圍取代了公眾輿論，受到操縱的主要是社會心理學上計算好的提議。這些提議訴諸潛意識傾向，喚起預定的反應”。于是，“喝彩”自然也就代替了“批判”，“人為的公共性”則代替了“合理的公共性”。哈貝馬斯當年對這種“操縱的公共性”是持徹底的批判態度的。而自己在對待科索沃戰爭問題上卻剛好掉到了輿論的操縱圈套中，成為了一個公共性的操縱者。

再者，作為思想家，按照哈貝馬斯的理想，應當在思想領域里自由馳騁，而少關心現實政治問題。當年，海德格爾的那樁牽涉到學術與政治之間關系的公案，曾令他耿耿于懷，幾十年未曾對海德格爾表示出絲毫的寬宥。而今，自己卻在有意無意之間與政治越走越近，不僅開始關心現實政治問題，而是開始涉足現實政治事件，這點難免讓人會產生一些想法，甚至是猜測：他一直捍衛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是否還行之有效。盡管哈貝馬斯在文章中一再聲明，他是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思考這場戰爭的，但其中所透露出來的現實政治關懷和政治傾向畢竟還是比較顯著的。

針對我的問題，哈貝馬斯當時沒有給予正面回答，而只是略微解釋了一下他的戰爭立場和他一貫的理論立場之間所存在的內在聯系。當我進一步把他的戰爭立場提高到學術與政治、話語與權力之間關系的高度加以追問的時候，特別是當我把他的文章標題與另一個敏感人物卡爾·施密特的那句名言“所謂人性，就是獸性”之間的呼應關系提出來的時候，他顯得有些激動，無奈之中對我說了一句：“無論如何，我的文章是在中國使館被炸之前撰寫和發表的，我也承認，美國轟炸中國使館，即便不是故意的，也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我不知道如果美國轟炸中國使館不是發生在5月初，而是發生在4月初，哈貝馬斯是否還會撰寫和發表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