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尼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源于其擁有獨特的多重身份與權力優勢，主要表現在較強的綜合國力、獨特的地緣戰略地位、突出的經濟發展成就與不斷提升的系統重要性、東盟領導角色及其在多邊機制網絡中的影響力等方面。近年來印尼在全球貿易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區域經濟合作、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以及基礎設施國際合作等方面表現活躍，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不斷上升。在G20框架下，印尼希望借助多邊機制網絡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提升自身國際地位。擔任2022年G20主席國使印尼在全球經濟治理舞臺上迎來高光時刻，為其全球經濟治理訴求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呈現機會。同時，G20面臨的嚴峻挑戰考驗著印尼的協調能力，而巴厘島峰會的成功舉辦，明顯提升了印尼的全球影響力。21世紀以來，中國和印尼在雙邊、區域和全球層面開展了全方位合作，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同時也提升了兩國關系的戰略內涵。新時期，中國和印尼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應突出重點議題，聚焦投融資治理與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國際合作；重視區域合作，推動亞太高水平區域經濟治理合作；提升全球協調，加強在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中的協調配合；夯實戰略基礎，基于全球性合作伙伴定位加強戰略互信和政策溝通。關鍵詞：印尼，全球經濟治理，二十國集團，多邊機制網絡，中印尼關系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與話語權”。印度尼西亞是亞洲和全球新興市場國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核心成員，也是伊斯蘭世界經濟規模最大、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和20國集團（G20）舞臺上所發揮的作用受到世界關注。印尼是2022年G20主席國，積極籌辦在巴厘島舉行的第17屆G20峰會，成為今年全球經濟治理舞臺上的主角。印尼是中國的近鄰和重要合作伙伴，兩國同屬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和G20成員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共同利益與合作空間廣闊，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的重要合作伙伴。一、印尼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多重身份與權力優勢印尼是東盟最大的經濟體、全球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和中等強國，經濟實力強勁，國際影響力較大，在東南亞地區、伊斯蘭世界、發展中國家擁有多重代表性，是東盟中唯一的G20成員和“全球代言人”。印尼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多重身份增強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代表性與合法性，G20成員國的身份也凸顯了印尼在地區與全球舞臺上的多重身份與權力優勢。第一，印尼是東南亞國土面積、人口與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一，擁有突出的經濟發展成就與不斷提升的系統重要性。印尼的國土面積超過191萬平方公里，人口達2.7億，為世界第四人口大國。近年來印尼經濟增長迅速，印尼GDP從2001年的1745億美元一路飆升，至2017年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2021年達到1.19萬億美元。①作為東盟創始成員國和最大經濟體，印尼擁有重要的區域經濟影響力。2014年印尼總統佐科上臺后積極推行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政策，力推經濟改革，為印尼經濟帶來了新的活力。2019年佐科成功連任印尼總統，他所主導的新發展主義，繼續引領印尼的政治經濟發展。②佐科表示，到2045年建國100周年時印尼要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第二，印尼地理區位優勢獨特，自然資源豐富，在全球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格局中地位重要。印尼國土面積和領海范圍巨大，位于亞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際海運交通樞紐之地，扼守世界海上交通要沖，地緣戰略位置十分突出。優越的地理位置也使印尼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支點與關鍵樞紐。與此同時，印尼自然資源豐富，是東南亞地區的農、林、礦生產大國，擁有較為豐富的煤、錫、鎳、銅、鋁礬土等礦產資源，海上油氣資源也有較大開發潛力。2014年佐科總統上臺后提出了“全球海洋支點”（GlobalOceanAxis）戰略，全面聚焦海洋和基礎設施建設，旨在將印尼打造為橫跨印太的海洋大國，成為“世界海洋軸心”。印尼以重塑“海洋強國”為重要標簽，利用戰略優勢發展多領域海洋外交，推進實施“全球海洋支點”戰略。③第三，印尼擁有突出的地區代表性，實行務實的全方位平衡外交政策，依托東盟成為國際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印尼是一個各方公認的中等強國，地區大國、東盟領導核心、新興大國、伊斯蘭大國、海洋大國等多重身份在印尼身上都有鮮明體現。而在眾多的身份之中，地區大國、中等強國和海洋強國這三個身份最為重要，受到印尼國家精英與民眾的廣泛認同。④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印尼一直奉行獨立而積極的全方位外交戰略，依托東盟參與國際事務，力爭凸顯自身國際地位與提升影響力。印尼是東南亞地區大國和東盟的“領頭羊”，東盟秘書處就設在印尼，被視為東盟“天然”的領導者，并在東亞區域合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⑤印尼領導確立和發展了“東盟方式”，即強調協商一致的決策模式，提升了區域凝聚力，并推動了東盟與中日韓為核心的東亞合作與東亞峰會機制的建立。印尼推動域外大國在東南亞的競爭和維持大國平衡，在保持東盟主導地位的同時調動了大國參與的積極性。總體上，印尼的全方位外交以東盟為中心，實施大國平衡外交戰略，形成了以“印尼—東盟”為圓心的第四，G20等多邊機制進一步突出了印尼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身份地位。印尼重視多邊外交，注重利用多邊平臺提升本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務實靈活地拓展自身利益，塑造印尼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近年來，印尼在聯合國改革和多個地區熱點問題上積極發聲，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主要貢獻國之一。印尼被列入“展望五國”（VISTA）、“迷霧四國”（MIST）、“薄荷四國”（MINT）、“靈貓六國”（CIVETS）、“新鉆十一國”（Next-11）等一系列新興國家名單之中，是G20中五個新興國家組成的“中等強國集團”（MIKTA）的倡議國和重要成員。如果能夠成功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型，印尼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新的“金磚國家”，“金磚五國”（BRICS）將會發展成為“金磚六國”（BRIICS）。⑦經濟上的突出成就亦使印尼成為東盟在G20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的代表，G20成員地位使印尼可以行使全球經濟治理發言權和決策權，而東盟主席國也因重要的經濟地位經常被邀請參加G20會議，無形之中提升了印尼的國際地位。印尼扮演著G20中東盟集團事實上的代表，在東盟和G20合作議程的聯通中發揮了關鍵作用。⑧與此同時，印尼積極融入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東亞峰會等國際多邊合作機制，近年來舉辦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集團2018年年會、東盟領導人會議、首屆印尼—非洲論壇、首屆印尼—非洲海洋對話等國際性會議。此外，印尼將印度洋沿岸聯盟年會升格為領導人峰會，參與太平洋島國論壇（PIF）等海上合作機制，進一步凸顯了印尼溝通大陸和海洋國家、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復合角色與樞紐國家地位。二、印尼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行動與訴求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印尼影響巨大，經濟下滑和社會震蕩的巨大沖擊使印尼認識到融入全球化進程的同時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性。1999年G20部長級機制正是在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印尼成為創始成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G20升級為首腦峰會，印尼因為危機后的經濟快速復蘇和積極貢獻而提升了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影響力。第一，在全球貿易治理領域，印尼積極參與雙多邊貿易自由化安排，維護全球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加強了印尼在全球貿易治理網絡中的地位。鑒于對外貿易的擴大和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加深，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印尼主張各國加強經濟合作，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談判，大力支持國際多邊貿易機制建設，維護WTO在全球貿易治理體系中的作用，呼吁國家間互聯互通和加強協調合作。印尼不斷深化與傳統伙伴的合作關系，與主要貿易伙伴商談建立自由貿易區和達成更大范圍的自由貿易協定，同時努力開辟非洲等新的出口市場。近年來，印尼開展了地區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東盟—日本全面經濟伙伴關系（AJCEP）、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協定（AKFTA）以及印尼—日本經濟合作協議（IJEPA）等經貿合作協議談判，舉辦印尼—非洲論壇等。印尼政府認識到參與國際多邊外交的重要性，積極開展經濟外交和參與貿易治理。除中國之外，印尼還著重加強了與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域外大國的經濟關系，非洲、歐盟、拉美也成為佐科政府經濟外交的重點拓展區域。第二，在全球金融治理領域，印尼注重通過深化改革增強抗風險能力，加強國際合作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印尼金融系統日漸成熟，抗風險能力顯著增強。由此，得益于寬松的外部環境、較低的公共債務和充足的國際儲備，印尼經濟變得更具韌性。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印尼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小，印尼政府頒布應對危機的“十項方針”，多管齊下刺激就業和內需，2009年和2010年即迅速恢復到4.6%和6.2%的中高速增長，率先擺脫經濟危機，為全球經濟復蘇與穩定做出了貢獻。經過改革調整，印尼銀行系統風險傳染效應逐年下降，銀行體系保持穩健。⑩印尼外部債務規模從2014年的2933億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415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從32.9%上升至37.7%，比重不高，且短期外債規模不大，2019年印尼外匯儲備為1219億美元，約為短期外債的200%。?然而，印尼經濟一直存在金融上的脆弱性，持有大量外國投資組合使其經濟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狀況急劇收緊和資本流動逆轉的影響。從長遠來看，有效的金融市場自由化改革可降低印尼的經濟風險和體制性障礙，吸引有效投資，并可能在經濟上使印尼受益。?因此，印尼高度關注全球金融穩定問題，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議程。第三，在區域經濟治理方面，印尼優先關注東盟和維護自身在東盟的領導地位，同時通過網絡化合作機制向周邊印太地區拓展影響力。印尼力推東盟在亞太地區發揮引領作用，有效促進了東盟區域一體化進程，“東盟方式”也成為印尼應對金融危機、開展區域合作的重要途徑，擴大了印尼在區域經濟治理中的影響力與引領作用。在貿易領域，印尼高度重視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約四分之一的東盟區域內貿易。在金融領域，印尼在東盟金融一體化尤其是銀行業融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積極推動東盟成員國間雙邊金融談判，與泰國、馬來西亞實行本幣結算貿易。在基礎設施領域，印尼期望在“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框架下的合作能夠彌補國內資金壓力，增強群島之間的聯通性；并通過帶動東盟區域內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提升對區域經濟治理的參與水平。第四，在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方面，印尼希望推動IMF和世界銀行等機構改革，提升G20的全球領導力。印尼歷史上是不結盟運動的發起國和發展中國家的領袖之一，一向倡導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主張加強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權威地位，在多邊主義原則下解決全球性問題。印尼呼吁在全面、透明、包容、平衡原則的基礎上推進聯合國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等經濟治理機構應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權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印尼政府多次表示將以新興經濟體的姿態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在201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巴厘島年會上，印尼作為東道主在全球政策辯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國際社會應學習借鑒印尼和東盟的跨越國界和多樣性統一的獨特方式。?印尼主張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政策，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促進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完善。印尼在IMF中的份額為4648.4百萬SDR，投票權為47942票，分別占0.98%和0.95%，與其經濟體量大致相當。?在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佐科總統聲明印尼將積極推動《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實施，促進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升級和全球可持續發展。2016年，印尼爭取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副行長職位，這也表明了印尼參與全球治理規則構建的積極姿態。第五，印尼重視基礎設施領域的國際治理網絡構建，將之視為推動國內發展和國際合作的重要內容。印尼建設性地提出成立“國際基礎設施發展基金”的構想，以促進發展中國家開發基礎設施并推動全球經濟增長。這一舉措有助于提升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可視為發展中國家的集體愿望，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提供了實踐支撐。基礎設施滯后是印尼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且投資缺口很大。2014年佐科執政后，注重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要突破口推動經濟增長，特別是引進外部資源推動國內基礎設施改造升級。佐科政府部署和謀劃了鐵路、公路、橋梁、機場、電廠、港口等一系列項目，加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強國際合作以彌補資金缺口。為此，印尼將開展國際基礎設施合作納入外交優先議程，積極爭取國際投資援助，多方尋求外來基建投資。到2019年，佐科政府基本完成了規劃目標，通過大規模完善公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印尼國內互聯互通狀況得到極大改善。佐科政府在首個任期內基本完成了公路、鐵路建設等方面設定的目標。?IMF贊揚印尼為改善基礎設施、簡化法規以及改革教育和衛生部門所做的努力，這為改善經濟環境和促進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總體來看，印尼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動力是推動和服務于國內經濟發展，其次是借此提升國際地位、發揮大國影響力，也期待全球規則塑造能夠進一步保障印尼的利益，并轉化成在國內落實新經濟規則的動力。?從印尼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動力與訴求來看，作為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地區大國和新興大國，印尼希望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對通過參與全球治理提高國際地位充滿期待。在G20機制框架下，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出印尼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利益訴求，既要借此促進國內發展，也要維護世界經濟穩定增長，這對于印尼這一外向型的新興經濟體來說日益重要。由于東南亞曾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為防范未來可能再次發生的金融風險，金融治理是印尼關注的重點內容，印尼希望在G20框架下推動落實全球金融體系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發言權。同時，印尼希望優化全球宏觀經濟結構，穩定國際金融秩序，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利益。印尼認為，G20作為非正式論壇組織不僅要采取強力措施穩定經濟增長，還需要從制度層面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根本性改革。印尼將2022年G20巴厘島峰會的主題設定為“共同復蘇，強勁復蘇”，延續了強勁、平衡、包容和可持續增長的主題，并將全球衛生治理、全球能源轉型、數字經濟列為三大優先議題。?G20巴厘島峰會為印尼的全球經濟治理訴求與主張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呈現機會。三、中國與印尼的全球經濟治理合作實踐21世紀以來，中國與印尼的政治互信和高層往來不斷提升。2005年，中國與印尼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2013年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對華關系始終是印尼外交的重點方向之一。2013年10月，“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在印尼被正式提出，可見印尼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關鍵節點地位。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印尼與中國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經貿合作、人文交流等領域的關系日益緊密，在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合作不斷加強，兩國關系越來越具有地區和全球影響。其中，經濟合作是中國與印尼關系發展的關鍵驅動力。兩國貿易的互補性指數表明兩國在技術條件、要素稟賦、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基本屬于垂直型產業間貿易，具有廣闊的貿易發展空間。?中國與印尼互為重要的經貿伙伴，近年來中國逐步成為印尼的最大貿易伙伴，是印尼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商品進口來源地。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投資大國和印尼投資環境的改善，中國成為印尼的第三大投資來源地。中國企業積極投資印尼港口、交通、能源項目建設，雅萬高鐵項目就是其中的代表，是“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印尼合作的重要標志性成果。新時期，對于中國與印尼來說，彼此對外戰略與國家利益的交匯重疊推動兩國在雙邊關系及地區和國際事務中進一步合作。?在雙邊關系日益密切的基礎上，同為亞洲大國、主要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大國和G20成員，中國和印尼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擁有諸多共同的理念認識與利益訴求，共同致力于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維護新興發展中國家權益，“一帶一路”框架下的戰略對接和亞投行等新興治理平臺的崛起為兩國的全球經濟治理合作提供了新的動力與機遇。在此背景下，中國與印尼在雙邊、區域和全球層面廣泛開展全球經濟治理合作，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同時也提升了兩國關系的戰略內涵。第一，中國與印尼在貿易治理領域擁有共同利益與合作空間，在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區域與全球貿易便利化等方面開展了多樣化合作。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之后，中國逐漸成為印尼非油氣產品第一大貿易伙伴。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東部增長區、區域全面合作伙伴關系、G20等多邊經濟合作機制下，兩國政府共同致力于貿易便利化合作，雙邊貿易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也帶動了東亞和亞太地區的貿易治理合作。中國市場對印尼的商品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有助于印尼提振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兩國以實際行動共同反對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第二，在投融資治理方面，中國與印尼在基礎設施和產能合作的融資方面做出了制度化安排，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等治理機構改革上相互支持，推動G20關注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穩定議題，為新興國家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國和印尼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問題上擁有共同利益和一致立場，聯合推動了IMF份額與投票權的改革與落實。在雙邊層面，中國為印尼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發展提供了多樣化和極具競爭力的融資渠道。如中國—東盟基礎設施專項貸款、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各種開發性、政策性商業銀行都成為雙方金融合作的選擇。（21）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積極參與印尼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為印尼國內發展項目提供了資金支持。此外，東南亞是人民幣境外結算和走出國門的重要區域，印尼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持積極態度，兩國簽署和延續了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結算額與在印尼的流通量均持續上升。第三，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中國與印尼引領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與規則制定。基礎設施滯后是阻礙印尼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近年來印尼推出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相關投資建設需求出現爆發式增長態勢。佐科政府推出“國家重建計劃”與“海上高速公路”建設，發展海上互聯互通，希望降低國內物流成本，帶動國內各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印尼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為中國與印尼兩國企業在基礎設施領域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機會，中國成為佐科政府著力爭取的外資來源與合作伙伴。中國和印尼都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對于國家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穩定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不同形式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基金或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議，異曲同工的倡議背后體現了中國與印尼兩國的共同理念與訴求。因此，雙方在全球層面共同支持基礎設施投資成為G20的重要議程，印尼支持中國在G20杭州峰會上提出的加強基礎設施投資的倡議，作為創始成員國積極支持亞投行的建設，并獲得了重要職位，與中國共同推動了全球基礎設施議程的進展。第四，在區域經濟治理層面，中國與印尼共同在帶動東盟、亞太地區經濟治理合作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一直致力于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和更高水平的區域合作機制，力推更大范圍的區域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協議，這得到了印尼的支持與配合。2018年，中國和東盟10國全部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的升級程序，為雙邊貿易便利化和區域一體化搭建起更大平臺。而印尼作為東盟最大經濟體和核心成員，積極參與中國—東盟經濟合作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在推動中國—東盟貿易投資便利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5月中國—印尼“區域綜合經濟走廊”建設合作正式啟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尼“全球海洋支點”戰略、“區域綜合經濟走廊”的戰略對接不斷推進，海上互聯互通項目日益豐富，進一步推動了兩國間貿易、投資、產能、海洋等領域合作。第五，在G20框架下，新興國家成員的共同身份與利益訴求推動了中國和印尼的全球經濟治理合作。兩國加強在G20框架內的協調與合作，推動G20峰會在實現世界經濟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擴大就業、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改革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等方面作出切實貢獻，并在G20框架下就全球性發展問題開展合作。（22）在歷屆G20峰會上，中國與印尼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利益一致與團結合作，在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各國經濟增長、美元政策穩定、金融機構改革和維護新興發展中國家利益方面進行了密切合作。特別是2016年G20杭州峰會，印尼積極呼應了中國提出的“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主題，認為“中國方案”契合了印尼的訴求，是對印尼與東盟聲音的積極回應。2022年7月，印尼總統佐科訪華，就G20巴厘島峰會議程與中國方面進行協調溝通，習近平主席表示，中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開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巴厘島峰會，愿同印尼加強協調配合，確保峰會取得圓滿成功。四、中國與印尼的全球經濟治理合作方向在中國與印尼經濟合作不斷加強與全球經濟格局加速變遷背景下，兩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應加強戰略協調，夯實合作基礎，拓展合作領域，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共同支持提升新興國家群體的地位與話語權。第一，突出重點議題：聚焦投融資治理與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國際合作。中國在印尼的投資規模還比較有限，兩國貿易關系更為突出，中國在印尼的投資還有巨大潛力。基礎設施建設與海洋產業投資是“一帶一路”與“全球海上支點”戰略對接的重點領域，（23）中國與印尼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擁有良好的合作基礎，應聚焦港口、鐵路、電力等關鍵產業，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尼“全球海上支點”戰略的深度融合。在促進雙方相關合作項目的基礎上，加強基礎設施項目與產業發展、社會民生治理的結合，以點帶面，積極有序開展地區基礎設施合作。此外，利用印尼的能源和運輸通道優勢，助力中國油氣進口來源的多元化，降低運輸成本，合作維護海上貿易與能源通道安全，為全球與地區國家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G20巴厘島峰會宣言也認識到以可持續、包容、可及和可負擔的方式重振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性，鼓勵就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開展國際合作。（24）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與佐科總統共同觀摩了雅萬高鐵試運行。習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持續深化“一帶一路”倡議同印尼“全球海洋支點”構想對接，推動雅萬高鐵盡早建成運營；繼續推進“區域綜合經濟走廊”和“兩國雙園”建設；鼓勵中資企業參與印尼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助力印尼建設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工業園等。（25）聚焦全球經濟增長尤其需要注意排除地緣政治干擾。當前俄烏沖突及其帶來的地緣政治對抗撕裂了全球大國合作機制，大國戰略競爭逐步加劇，新冠疫情、能源危機和糧食危機為全球治理合作增添了不確定性。俄羅斯總統普京未能出席G20巴厘島峰會，地緣政治議題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干擾到G20的主題，成員國之間達成實質性共識日益困難。未來，中國和印尼更應推動各國緊緊圍繞經濟增長主題，采取務實的協調行動，落實巴厘島峰會提出的強勁、包容、韌性的全球經濟復蘇與可持續增長目標，聚焦減貧、糧食安全、發展籌資等重點領域，打造落實全球發展倡議亮點工程。第二，重視區域合作：推動高水平區域經濟治理合作。中國與東盟的深度合作是東亞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核心動力，帶動了更大范圍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國與東盟以及其他亞太國家商談落實“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RCEP），向更高水平的區域合作機制進軍，中國和印尼作為引領國家可以在此過程中繼續發揮領導作用。當前，深化與拓展區域經濟一體化尤其需要中國和印尼這樣的地區大國把握大方向和提供驅動力。面對逆全球化、保護主義的泛濫和美元利率不負責任的急劇調整，中國與印尼應進一步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構建更高水平的區域經濟開放合作體系，共同應對威脅區域經濟金融穩定的各種挑戰，共同打造亞太地區經濟穩定增長極，進一步推動東亞經濟的持續崛起和全球經濟格局的轉型。第三，提升全球協調：加強在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中的協調配合。中國與印尼既擁有相近的身份認知和利益訴求，也希望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制定與塑造，為本國及新興國家群體的權益提升贏得更大的機遇。一是中國與印尼在維護全球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方面可以發揮出更大的引領作用。亞太地區是新興國家群體的聚集地，也受益于全球化時代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國家經濟增長與發展崛起有賴于更深程度的對外開放與國際合作。在全球經濟治理進程中，中國與印尼作為亞太地區大國可以通過合作表達意愿決心、反對逆全球化潮流、構建更高水平的合作機制等途徑做出自己的更大貢獻。二是中國與印尼在改革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提升新興國家權益方面可以發揮獨特作用。在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和全球經濟治理格局變遷的過程中，中國和印尼等新興大國的地位與角色十分突出，應共同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改革，進一步提升新興國家的地位與話語權。三是中國與印尼在維護G20核心地位、提升G20框架下全球經濟治理合作效能方面擁有巨大潛力。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機制與主要平臺，顯著提升了包括中國、印尼在內的新興國家的全球地位。中國與印尼在G20框架下保持密切合作，印尼積極支持2016年G20杭州峰會，中國也積極支持印尼擔任2022年G20峰會主席國，對印尼的議程設置予以積極回應，在全球衛生治理、可持續能源轉型與數字轉型等優先議程上開展深度合作。G20領導人巴厘島峰會宣言重申，以世貿組織為核心、基于規則、非歧視性、自由、公平、開放、包容、平等、可持續和透明的多邊貿易體系，對于在開放和互聯互通的世界中實現全球經濟韌性與復蘇不可或缺。（26）習近平主席與佐科總統會談時指出，作為發展中大國和新興市場國家代表，兩國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未來中國和印尼應聯合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多邊機制合作引領全球經濟增長和推進治理體系改革。第四，夯實戰略基礎：基于全球性合作伙伴定位加強戰略互信和政策溝通。中國與印尼合作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戰略和政策溝通不足，這使得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解決貿易失衡、推進投融資合作、構建新合作機制等方面仍面臨諸多挑戰。從合作對話機制來看，中國與印尼擁有政治安全對話、高層經濟對話和人文交流對話三個副總理級溝通機制，兩國應將政治安全對話作為鞏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基石，充分探討彼此的利益關切，就相關敏感問題、核心問題和戰略問題進行坦率的溝通交流，并積極探討解決之道。人文交流是推進中國與印尼關系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夯實雙方友好民意基礎的重要途徑。（27）唯有建立充分的戰略與安全互信，才能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沖擊，為提升在地區與全球治理事務中的深度合作奠定政治基礎。特別是在全球地緣政治回歸的當下，這有助于消除南海問題等非經濟因素對兩國全球性合作伙伴關系的干擾，共同應對俄烏沖突等重大地緣政治危機對全球多邊治理合作機制的沖擊。注釋：①IMF，Indonesia，/en/Countries/IDN.②林梅、那文鵬：《印尼的新發展主義實踐及其效果研究》，《亞太經濟》，2019年第4期，第62頁。③駱永昆：《“全球海洋支點”戰略背景下印尼在南海的利益探析——兼議中印尼合作的機遇與挑戰》，《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年第3期，第82—84頁。④包廣將：《印尼的“印太轉向”認知、構想與戰略邏輯》，《南洋問題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8、110頁。⑤吳欽長、宋秀琚：《路徑—目標型領導力：印度尼西亞的區域領導力探析》，《區域與全球發展》，2020年第4期，第127頁。⑥宋秀琚、王鵬程：《“中等強國”務實外交：佐科對印尼“全方位外交”的新發展》，《南洋問題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1頁。⑦RobertLooney，ed.，HandbookofEmergingEconomie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14，p.7.⑧鄭先武：《區域大國區域安全治理的多重角色——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案例比較分析》，《國際觀察》，2019年第5期，第142頁。⑨LuisE.Breuer，JaimeGuajardo，andTidianeKinda，eds.，RealizingIndonesia’sEconomicPotential，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2018，pp.4-5.⑩譚春枝、鄧清蕓、趙靖：《印度尼西亞銀行間市場系統風險傳染效應的實證分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200頁。?IMF，“2019ArticleIVConsultation—PressRelease；StaffReport；andStatementbytheExecutiveDirectorforIndonesia，”IMFCountryReport，No.19/250，July2019.?KrisnaGupta，“TheImportanceofFinancialLiberalisationtoEconomicGrowth:TheCaseofIndonesia，”Bul-letinofIndonesianEconomicStudies，Vol.57.No.2，2020，p.175.?LuisE.Breuer，JaimeGuajardo，andTidianeKinda，eds.，RealizingIndonesia’sEconomicPotential，Washing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