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新中獲利PFI分析框架及其發展

1獨占性問題與其傳統解決思路早在19世紀初，英國學者邊沁就提出了“在競爭性市場中，由于產品與生產技術的同質性，可能會導致整個社會創新速度的降低”類似的觀點(López，2008)[1]，Schumpeter在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進一步強化了上述觀點，并指出需要賦予創新某種程度的壟斷，使創新者形成對未來獲取超額利潤的穩定預期，以激勵其創新行為[2]。在Nelson(1959)和Arrow(1962)關于知識公共產品屬性的經典文獻中，上述問題的本質被歸納為“獨占性”問題(appropriabilityproblem)。對此，傳統經濟學觀點認為(Nelson，1959；Arrow，1962)，由于知識(信息)所具有的“準公共產品”特性，競爭對手將以極低的成本，甚至零成本模仿和使用知識，而無需承擔創造知識所需的高額固定成本投入。此時，創新(或知識生產)外部性問題突顯，知識生產者無法完全獨占創新收益，生產知識的私人邊際收益遠低于社會收益，其結果導致投入知識生產的資源將會減少，創新活動的投資不足。[3-4]顯然，依靠市場機制無法解決上述獨占性問題，需要設置某種機制以激勵私人企業對創新活動的資源投入。Schumpeter(1942)及后續的產業組織理論著眼于市場層面的壟斷力量，提出擁有較高市場份額的大型企業是解決獨占性問題的方法。而Arrow(1962)則提出通過專利和其他知識產權等市場干預手段賦予創新者在一定期限內知識(信息)的排他性權利，解決“信息悖論”問題，限制模仿者對創新者所付出努力的搭便車行為，從而激勵創新者對知識產品的投資。2PFI理論對獨占性的解釋與Schumpeter(1942)、Arrow(1962)等學者從社會整體來分析獨占性問題的傳統研究視角不同，Teece(1986)從企業角度考慮獨占性問題(Winter，2006[5]；Teece，2006[6])，提出在以往文獻中忽視的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有些創新廠商能夠從其創新中獲得巨大的收益，而有些創新者卻因無法享受創新的收益，而最終失敗；第二，如何提高創新者掌握創新收益的能力，即如何提高創新者創新收益獨占性的能力。并以單個創新為分析單位，構建了以獨占性機制(appropriabilityregime)、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assets)以及主導性設計(dominantdesignparadigm)，為三大支柱的分析框架，并以此建立了用以解釋創新與獨占性之間關系的理論框架，為獨占性問題研究提供了系統而全新的視角[7]。其后學術界沿著Teece的思路對創新獨占性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此類研究也被創新學者稱之為PFI(Profitingfrominnovation)理論。經典的PFI理論認為，在強獨占性機制下，互補性資產的專業性越強，其擁有者所獲得的壟斷租金越高。若這種資產由創新者所獨有，則創新者能獲取幾乎所有的創新收益；而當這種資產由不同企業所控制的，則創新者與這些專有互補性資產的所有者共同分享創新收益。在弱獨占性機制下，若所需的互補性資產專業性不強，則企業即使創新，一般也難以獲得其創新所創造的價值。以玩具行業為例，發明者出于快速占領市場的考慮，通常會對玩具進行細微的改進，而這種簡單的發明很容易被模仿，且所需的互補性資產也很容易在市場上獲得，因此模仿者或顧客通常能獲得創新所帶來的大部分收益。而弱獨占性機制與專業性強的互補性資產的結合，則會使這種資產的擁有者獲得大部分的創新收益。尤其在主導性設計確立之后的典范時期，由于這類企業擁有強大的互補性資產，如品牌、渠道和制造能力優勢，會保證以一個富有競爭力的價格將創新產品傳遞到最終用戶手中。以PC制造業中的聯想公司為例，PC產品創新的獨占性程度低，但聯想公司擁有較為強大的互補性資產力量，因此在創新獲利方面處于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Teece(1986)關于獨占性機制與互補性資產關系見圖1所示。圖1：Teece分析框架資料來源：參考文獻[7]。從前述分析可知，創新者對創新收益的獨占性能力是其所擁有的“互補性資產”與“獨占性機制”的函數(Pisano，2006)[8]。在“弱”獨占性機制下，對創新利潤的保護需要創新企業擁有強大的互補性資產。相反，在“強”獨占性機制下，創新企業可以通過頒發許可或其他契約安排的方式獲取創新收益，即創新者可通過“互補性資產”戰略(契約或整合模式)來增強其創新獲利能力，而這一戰略的選擇取決于獨占性機制。3PFI分析框架的發展Teece論文發表以后，學術界沿著PFI理論框架對創新收益獨占性問題作了深入探討。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人們對如何從創新中獲利及其與企業戰略關系的理解，有了極大的深化與拓展(Pisona&Teece，2007)[9]。3.1獨占性機制的內生化在Teece(1986)所提出的PFI框架，獨占性機制的特性決定企業戰略與商業模式的選擇。弱獨占性表明企業需要依靠其他價值獲取機制，如通過構建互補性資產等戰略來分享創新收益；強獨占性則給予企業更多的選擇，尤其是企業可通過授權的方式來獲取多數創新收益。在傳統PFI框架中，獨占性機制完全是由法律的保護程度與技術的緘默程度等外生變量決定，不受企業或管理行為所影響。企業的戰略選擇是在既定獨占性機制下選擇最佳的“互補性資產”戰略。隨著研究的深入，傳統PFI理論中關于獨占性機制外生觀點受到了挑戰，即將獨占性機制內生化。Merges(2004)是最早對此問題進行研究的學者之一，并用“知識產權先占投資(Property—PreemptingInvestments，PPIs)”這一術語代表企業為獲得自身的戰略優勢，弱化知識產權保護而進行的投資。IBM公司對開源操作系統的投資，就是一種PPIs，因為開源操作系統的出現會弱化操作系統的獨占性機制，即侵蝕微軟的利益，而有利于在中間設備、應用軟件、硬件和服務等下游資產擁有強勢地位的公司(如IBM)[10]。Pisano(2006)的研究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由于人類基因組序列測試對生物醫學研究與藥物開發具有重要影響，默克(Merck)公司為了避免日后受到擁有某一關鍵基因組專利權的公司對其產生“鉗制”或“鎖定”問題，投資巨額資金建設人類基因組公共數據庫，并鼓勵研究人員在公共數據庫中保存序列信息，以破壞其他公司對人類基因組的獨占權要求。這種對基因公共數據庫的投資，也是一種PPIs[8]。上述案例表明，企業為充分利用其下游互補性資產的優勢地位，將會策略性弱化或放寬上游的獨占性機制，從而優化自身互補性資產的價值，持續從創新中獲利(Pisano，2006)[8]。在這種情況下，傳統PFI模型中的獨占性機制由外生變量變為內生變量。這種新的獨占性機制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環境變量，而是企業進行戰略選擇的結果；不再作為隔離機制使企業所擁有的知識具有排他性和獨占性，而是作為一種聯結機制，促進創新者之間的知識共享與共創(王雎，2008)[11]。3.2PFI關鍵要素的拓展：產業架構(IndustryArchitecture)Teece(1986)所提出的PFI框架中有三個基本要素：獨占性機制、互補性資產與主導性設計。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產業架構”被認為也是影響從創新中獲利的關鍵戰略要素之一(Jcobides等，2006；Pisano&Teece，2007)，從而拓展了PFI分析框架(Jacobides等，2006)[9，12]。在經典PFI框架中，Teece(1986)重點強調了雙專有互補性資產(co—specialization)對創新收益分配的重要作用。盡管Teece指出這種雙專有互補性資產可能包括多元化資產，但其所關注的重點在于創新者與互補資產擁有者之間雙邊對稱的依賴關系。然而，大部分經濟組織(包括市場與組織)表現出更為復雜的雙專有化人員與資產結構。Jacobides等(2006)把這種結構稱為產業架構，并將其定義為產業內參與者專業化的本質與程度(即組織邊界)，以及參與者之間的關系。產業架構作為游戲規則，除了決定價值的創造以及勞動的分工，即誰做什么；另一方面還決定利潤的分配，即誰得到什么。與獨占性機制一樣，產業架構并非完全外生既定(Baldwin&Clark，1997；Iansit&Levien，2004；Jacobides等，2006[12])，除了政府介入、科技發展外，產業參與者的策略決策與行動都會造成產業架構隨時間的動態變化(Pisano&Teece，2007)，從而為企業獲取更多的創新利潤提供可能。因此，創新企業可以通過重構或管理產業架構，影響游戲規則，以獲取創新的多數利潤。Jacobides等(2006)認為產業架構策略的選擇受到互補性資產的移動性、架構優勢以及企業動態能力三個因素的影響[12]。3.2.1互補性資產的移動性Teece(1986)所定義的雙專有互補性資產(co—specialization)是指兩個企業或資產之間相互的適應。Jacobides等(2006)則將雙專有互補性資產分解為互補性(complementarity)與移動性(mobility)。互補性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資產相互的適應程度，以及兩者結合所產生價值的高低程度；移動性則是指資產的可替代程度。前者影響議價的結果，即價值；后者影響資產擁有者的議價能力，并由此決定價值的分配。在特定知識產權的保護下，互補資產移動性越高，資產擁有者從創新中的獲利越大。因此，如果互補性資產的競爭程度足夠高，即使面臨弱知識產權保護，創新者也無需掌控互補資產或能力，而通過較強的議價能力獲取創新的多數利潤。反過來，如果互補性資產缺乏移動性，則強知識產權也不足以保護創新者的利潤。此時，對互補性資產“移動性的動態調整”則成為有力的戰略工具(Jacobides等，2006)。3.2.2架構優勢(architecturaladvantage)由于互補性資產進入成本的存在，使得企業需要慎重考慮“組織邊界”。因此，企業理性的選擇應是，放棄產業中的其他領域而只關注于自身優勢領域，并使之成為所在產業的“瓶頸”(Baldwin&Clark，1997；Ferguson&Morris，1993；Morris&Ferguson，1993；Iansiti&Levien，2004)。因此，企業無需投資持有所有的互補性資產，而是通過標準的使用等方式提高互補性資產的移動性以鼓勵競爭，同時利用獨占性機制降低自身領域的移動性、限制進入與競爭，從而重構產業架構，改變游戲規則并獲得“架構優勢”，最終從創新收益中分享最大的份額。3.2.3動態能力(dynamiccapabilities)除互補性資產的進入成本外，企業邊界的選擇還需考慮對企業動態能力(Teece，Pisano&Shuen，1997[13])的影響，即對企業未來創新能力的影響。從本質而言，企業的動態能力關系到未來創新利潤的分配。“企業不僅要考慮如何保護單個金蛋的價值，也要關注鵝本身的健康以保證在未來能下更多的金蛋”(Winter，Kaniovski&Dosi，2000[14])。投資互補性資產不可避免會改變企業邊界，進而影響企業動態能力以及支持未來創新的能力。因此，企業需要在整合模式的收益以及由此可能對企業未來創新能力的損害之間作出權衡。4評價與啟示1986年，Teece首次明確提出了“誰能最終從創新中獲利”的問題，并以單個創新為分析單位，構建了以獨占性機制、對互補性資產的控制與主導性設計為三大支柱的分析框架，嘗試對上述問題給予了回答。20多年來，西方學者沿著Teece(1986)的思路，對該問題又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對該問題研究的主流范式——PFI理論。正如Teece(2006)所指出的，PFI首次提出了“誰能最終從創新中獲利”的問題，并且自從PFI分析框架提出后，沒有人嘗試從PFI以外的分析框架來回答這一問題。PFI分析框架的影響也遠遠超出了技術與創新管理的范疇，對商業戰略、科技政策與企業理論等產生了重要的影響。PFI分析框架的提出，使得對創新獨占性問題的研究永遠離開了相對狹窄的創新經濟學分析的研究領域，而進入到用更為廣闊、多學科方法來研究創新(Chesbrough，2006)[15]。20多年來，學者對PFI分析框架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對PFI理論框架的完善與拓展，如Pisano(2006)、Pisano&Teece(2007)提出了對獨占性要素內生演進的觀點；Jacobides等(2006)、Pisano&Teece(2007)的研究則將產業架構(IndustryArchitecture)歸結為影響獨占性選擇的第四個要素等。第二是運用PFI分析框架研究具體的行業。如Dedrick等(2008)以蘋果公司的iPod、聯想與惠普的筆記本為案例，分析其創新價值的分配[16]；Pykalainen(2007)對開源軟件創新獨占性的研究[17]等。上述研究結論肯定了PFI框架中主導性設計、獨占性機制以及互補性資產等三個核心要素的作用，同時指出系統整合能力也是提高企業從創新中獲利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創新獨占性的研究中仍存在不少領域，需要創新學者進一步研究。如由于不同產業內各廠商產品、技術特性的異質性顯著，有的會有較高的專利申請傾向(Arundel&Wyatt，1998)，有的會采用其它的保護機制來保護其創新行為(Hippel，1982；Mansfield，1986；Harabi，1995)，對其獲利機制選擇組合的權重亦會有所不同(Levin等，1987；Harabi，1995；Coheneta1.，2000，2002)，很難用統一的框架對所有產業獨占性問題進行分析，需要針對不同產業的特點提出相應的PFI框架；Teece(1986)所提出的影響獨占性的三種要素是否適用于研究服務行業①；現有獨占性研究主要針對發達國家而展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相對較少(Lópex，2008)，等等。縱觀20多年來學術界對創新獨占性問題的研究，基本固守于Teece所提出的問題：如何從創新中獲利？這些研究是首先考慮如何通過保護和利用創新，盡可能地防止其他廠商分享創新利潤從而獨占價值，其次再考慮價值的分配(Moran&Ghoshal，1999[18])。在此基礎上，學者為創新企業提供了眾多的戰略選擇：或者通過強有力的獨占性機制阻止模仿；或者在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下，構建下游的互補性資產以保衛創新果實；或者重構產業架構獲取架構優勢等。這些戰略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屬于“堡壘加固”型戰略(Jcobides等，2006)[12]，盡可能地阻礙模仿，以獨占創新的多數利潤。然而，對于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創新企業而言，其關注的是所得到利潤的多少，而不在乎利潤的來源。而創新不僅直接產生創新利潤，還導致了創新所需互補性資產增值的可能，而后者也可能成為創新企業利潤的來源。Hirshleifer(1971)指出，對于通過保護存在升值潛在的資產而獲得優勢地位的企業家而言，模仿可能是好事而非壞事。在存在模仿的情況下，創新者能夠通過創新完全擴散前對互補性資產的投資而獲利。從資產增值所帶來的獲利有可能遠遠超過因模仿而帶來的直接創新利潤的損失[19]。因此，Jcobides等(2006)指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還需考慮價值的創造(如Lippman&Rumelt，2003[20]；Tripsas，1997[21])，從而實現從狹隘的獨占“創新利潤”到“價值創造”的轉移(Hirshleifer，1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