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2頁/共2頁精品文檔推薦自考中國古代文學史二論文談談李清照其人其詞的現代意義

“李清照，宋濟南人。父格非，母王狀元拱辰孫女，皆工文章”（《宋史?文苑傳》）。《宋史?李格非傳》云：“女清照，詩文尤稱于時。”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云：“作長短句，能曲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李清照是中國女性的卓異存在，是中國詩壇的輝煌存在。

一.春山淡冶而如笑――李清照在文學史上的突出地位

清人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三云：“易安居士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別在秦七、黃九之下。”她的傳世詞作總共只是五十首，卻名滿天下。她的詩詞別僅善于捕捉細小生動的意象來表現情感的微妙變化，而且能融情入景，善于用典。別僅將愁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生動，而且善于借神話傳奇來表達自個兒的情感。她是婉約的盟主，最善于寫女性感覺，別管是歡躍溫馨的愛情，依然悵惆悲切的哀怨，都寫得細膩逼真，并提出“詞不是一家”的主張，別僅比“男子作閨音”更為真切自然，而且改變了男子一統文壇的傳統格局。

清人俞正燮于《易安居士事輯》中言道：“易安幼有才藻……乃知詞不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賀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皆別及易安詞。

李清照，如一輪新月，橫空出世，成為繼柳永之后，神州文壇上的一顆明亮明星，開創了跟蘇軾開先河的豪放派分庭抗禮的婉約派。《英國別列顛百科全書》講“李清照是一位偉大的女詞人，在中國詞壇的第一流代表人物中，她應該名列前茅”。

二.“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李清照的叛逆性格

李清照敢于作詩譏諷公公趙挺之“以下犯上，炙手可熱心可寒”，讓我們聯想到杜甫《麗人行》中的詩句：“炙手可寒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時代，她的再嫁離異更能顯示出她的叛逆性格。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了她起訟后夫的簡單過程：

紹興二年九月戊子朔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宮也。其后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

李清照在《校肉翰綦公崇禮啟》中描繪誤嫁張汝舟的通過：“既爾蒼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講，或茲似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書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難言，優柔莫訣，呻吟未定，強似同婦。”大意為：誤嫁張汝舟是倉促中的錯事，他病重乏智“所謂牛蟻別分時”，張汝舟熱誠地向她示愛，其弟是誠實人，希翼姐姐晚年有靠，信了媒人的花言巧語，她自個兒病得要死，分辨別出張汝舟的假言假行，姐弟首鼠兩端時，迫別及待的張汝舟搶親般地將她迎回家。

《碧雞漫志》云：“易安居士……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年流蕩無依。”這樁離婚案恰好顯露了李清照的個性光輝。她果斷堅毅，一旦認清了騙子真相，決別姑息忍從，拖泥帶水，馬上分道揚鑣，堅定離婚，表現出對封建禮教大無畏的抵抗精神。

三.“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李清照的忠君愛國思想

李清照別是純粹意義上纏綿于離愁不恨的弱女子，她是關懷時局、愛國愛民的，面對南北分裂的家國之悲，寫下了“南來尚覺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的別朽詩句。而對南宋朝廷茍安江南的可恥行徑，寫了“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因此嵇中散，至死薄殷周”的詩篇，

予以痛斥，并對歷史上的項羽這位英雄賦予頌揚，其《烏江》詩云：“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別肯過江東。”詩意跟抗金名將岳飛別謀而合，憂國憂民，壯懷激烈。在《上樞密韓公》詩曰：

想見皇華過二京，壺漿夾道萬人迎。連昌宮里桃應在，華萼樓頭鵲定驚。但講帝心憐赤子，須知天意念蒼生。圣君大信明如日，長亂何須在屢盟。

宋高宗別顧江山社稷，別管父兄在金蒙受苦難，愿意向金人大肆進鈔票獻物。他喜聽勸和講落之辭，李清照別顧觸犯龍顏的驚險，力主收復失地，維護國家尊嚴，既是對茍安妥協的南宋朝廷的一番逆耳忠言，更是對皇帝周圍“巧言者”的無情鞭撻。這是一種多么難能可貴的情操和品行，千載之后，仍能激發自尊自立的民族信念。

總之，李清照的一生，是悲苦別幸的一生，國恨家愁，集于一身。她的作品，今天讀來，仍能激發自尊自立的民族信念。

試論元雜劇興旺所反映的文學進展規律元雜劇是中國戲曲步入成熟期的標志，它代表了元代文學藝術的最高成就。王國維曾講：“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元雜劇形成于一具立國別到百年的封建王朝里，其驟起的繁榮顯得那樣的急促、迷離，引起了文學史家的關注。關于興旺一時的元雜劇，人們始終懷著尋根究底的熱情，探其興旺緣故究竟何在?

眾多周知，任何事物的進展都有其內因和外因，惟獨當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于事物進展時，才干真正促進事物進展的進程，相信元雜劇的進展也別例外。本文試圖從元雜劇興旺的內部緣故和外部緣故動身，從時代，經濟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來闡述和分析元雜劇興旺的緣故。

(一)、元雜劇興旺的內部緣故—戲曲藝術自身進展的結果

眾所周知，任何藝術的進展、繁榮都別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在繼承進展前代多種藝術成果基礎上才干成熟起來，元雜劇也別例外。從先秦的巫蛻樂舞，徘優角XXX表演的技藝，漢以來的百戲散樂，漢至唐宋以來的歌舞戲、參軍戲、講唱、歌曲、傀儡戲、影戲以及兩晉到往后的志怪小講、傳說話本等文學形式，這些傳統藝術形式中簡單零散的戲曲構成因素，在元代匯流成為復雜、嚴整并有深刻現實意義的雜劇藝術。而具備人物戲劇角群扮演、音樂歌舞演唱及戲劇性故情況節這些戲曲基本要素的宋雜劇以及金院本，則直截了當被元雜劇所汲取，從而將元雜劇藝術推向了光輝的頂點。除此之外，也是音樂自身進展的需要。伴隨著遼、金、蒙古族先后入主中原，少數民族的樂曲大量傳到中原，從行腔歌辭到作奏樂器，都給中原人以清新的感受。于是，他們故意將北來之樂與中原的民間小調融匯在

一起，制造出了一種新聲新詞的新詩體—元散曲。這種新聲以它極強的活力給中原音樂帶來了新的生氣，大受到人們的喜歡。在此散曲以及繼承進展前代多種藝術成果的基礎上，從而真正形成了以歌舞演故事的劇曲—雜劇。

(二)、元雜劇繁盛之外部成因

元代雜劇的忽然爆發式的繁榮鼎盛，一方面緣故是雜劇在構成其進展的內部基礎因素上綜合并突破了前代各種歌舞、表演藝術的成就，另一方面緣故則是元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合力所導致的必定結果，沒有這些特別的社會條件，雜劇藝術就不可能達到其鼎盛期。探索元雜劇興旺的外部成因，必須要從元代特別的社會政治狀況、經濟條件、思想文化領域內的寬松及深厚的群眾基礎等幾方面來闡述。

1.獨特的異族統治造就的思想文化領域內的寬松

元代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具少數民族—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統一政權，也是我國封建社會里最具有獨特性的朝代。歷史上，蒙古統治階段被稱為“高壓統治時代”，緣故是蒙古鐵騎在侵入中原時就極為野蠻地瘋狂搶掠、大肆殺戮，入主中原之后又奉行了赤裸裸的民族壓迫政策，把各民族根據貴賤分為四等，加之官吏素養低下，導致權豪勢要膽大妄為、為非作歹，百姓朝別保夕、深受其害，社會政治極度黑暗。然而，我們懂任何事物的進展基本上辯證的，需要我們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對待事物，元代的歷史更是這樣。元代隨著國家的統一，昔日各民族、各地區之間隔絕封閉狀態被完全打破，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得到了空前的頻繁，日子領域、知識視野大幅度拓展，對事物的審視也必定取得了一具更為全面和全新的視角，這就使人們的認識思辨能力有了一具較大的突破和升華。并且由于元帝國的空前強盛以及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與歐、亞、非一百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和文化往來，所有這些都使中國的思想文化在與外域思想文化的沖擊、碰撞、交匯、融合中，得到了豐富進展，獲得了新的活力。元代所具有的獨特性，正是體現于這種“開放性”中，而它恰恰表現為異族統治者對外政策的開放和對外思想的開放。由此，我們站在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元代異族統治的這種“開放”則為雜劇的進展提供了一具少有的民主、寬松的人文環境。

2.元代統治者關于戲曲的愛好以及文人與藝人們的積極參與創作。

作為一向愛好歌舞音樂的蒙古族來講，他們在進入中原的并且也把他們的歌曲、樂器以及其它少數民族的歌舞樂器等帶到了中原，從而為漢民族音樂注入了新奇的血液，也為戲曲提供了更多的曲調來源。加之當時大多數蒙古人的漢語文化修養程度別腳以觀賞中原文化中高雅的詩詞，而蒙古族天性中豪爽率確實民族性格也使他們難以對這種純粹的說究含蓄、以教化為目的的高雅的文藝感興趣。因此，關于以歌、舞、表演相結合的這一新型的雜劇藝術，必定是欣然同意的。由于統治者的提倡，于是在元代的一些大中都市，集中了大批的優秀藝人，他們基本是門門精通，詞、曲、歌、舞樣樣熟諳，其中有非常多演雜劇的一代名伶，而元代教坊樂部規模之龐大，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青樓集》中就記載了珠簾秀、順時秀、南春宴、朱錦秀、趙真真等一些演雜劇的名流。在這個地方，還有一些藝人直截了當參與了戲曲文學劇本的創作活動，并與當時眾多的知名劇作家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如關漢卿和朱簾秀的關系算是這樣，甚至連官高權重的胡紫山也給朱簾秀寫曲相贈。順時秀則稱楊顯之為伯父，可見其關系之融洽。能夠講，這些名伶、雜劇名流與元雜劇的興旺是有著直截了當的關系的。統治者的喜好、文人與

勾欄藝人們的積極參與創作，構成了元雜劇繁榮鼎盛的雄厚的人才基礎，而元代又為雜劇興旺提供了高素養的創作和表演人才。

3.科舉制度的廢止與元雜劇的繁榮

元代統治者是“以弓馬之利取天下”，蒙古人重視武備、精騎善射、但藐視文化教育和科舉制度。元統治者把各民族依貴賤分為四等，而且還依據身份、職業把人強分為十級，所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對知識分子實行嚴峻的卑視政策。文人的社會地位由此一降千丈，淪陷到社會的底層，社會地位次于妓女，僅僅比乞丐高一等，在元代前期長達81年的時刻里科舉取士制度也被廢除，即使是在后來恢復后，元統治者仍然對其采取以藐視的態度。但是科舉制度的廢止，卻產生了意想別到的積極效應。一方面，它卸下了廣闊士子死鉆儒家經典的沉重包袱，加上蒙古族入主中原所帶來的具有新奇活力的文化“異質”，知識分子的思想較多地擺脫了傳統規范的束縛，思想獲得了較大解放，元曲也所以突破了傳統文學“溫厚”、“中庸”的審美適應，表現出受異族文化妨礙的自由、豪邁的特質，所以保證了雜劇劇本題材、內容的多元化進展。另一方面，從客觀上而言，它相對減少了知識分子從政的人才分流現象，也極大地促成了知識分子走向日子，走向民間。科舉制的廢止，使文人失去了以往被社會認可的榮光，也失去了“學而優則仕”的捷徑。于是，他們主動走向市井勾欄，成為了“書會才人”，從而提高了這種原本文化品位粗俗的勾欄藝術，使之在文化藝術上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從那個意義上來講，元代統治者藐視科舉制度，盡管是文人個人人一輩子的別幸，但關于元雜劇來講又是它的大幸。

4.堅實的群眾基礎

眾所周知，戲曲的組成有一具重要的條件和要素—觀眾，而元代商業經濟的繁榮以及都市的別斷完善化則為這一要素提供了充分的土壤和經濟環境。在元代，都市經濟的高度繁榮使一些都市迅速成為人們大規模活動的中心，所以，一些大量游動性的觀眾就在工商業較為發達的都市中首先開始形成了。能夠講，都市經濟的空前繁榮恰恰促進了群眾基礎的形成和完善。一方面，在都市中，除了日益增多的商人及市民，一些從事個體生產的農民也逐漸被吸引到這個地方，他們共同成為雜劇藝術繁榮的堅實的群眾基礎。觀眾的娛樂需求以及經濟支持，使演戲逐漸成為藝人謀生的手段，又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藝人職業化、戲曲商業化的轉變。為了生存，民間城鄉各路藝人匯聚于此，而各種行業的觀眾也匯聚于此。在這個地方，官方與民間、都市與鄉村長期分流的表演藝術終于迎來了交流匯集的契機。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述的元統治者的高壓政策，雜劇的進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高壓統治下群眾需求的映現，雜劇反映現實社會，表現人民群眾的愛憎情感的內容，也代表了千萬民眾的心聲和發言。至此，將這二點結合起來的雜劇藝術真正擁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5﹑都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元代農業與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