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族企業兩權分離的爭論探討其社會化趨勢經濟學院財政學專業【內容摘要】：國外的學者主要是從代理成本大小的角度去討論家族企業兩權是否應該分離的問題，但是由于家族企業代理成本分類復雜，原來僅僅考慮所有者和經營者的代理問題明顯有失偏頗。因此，筆者從家族企業和社會資本（本文中主要是分析人力和金融資本）的融合過程的分析，得出家族企業未來兩權分離（社會化趨勢）的必然性這一結論，并對該問題做了進一步深入的討論，最后對家族企業的發展提出了相關建議。【關鍵詞】：家族企業；公司治理；代理理論；社會化趨勢引言近20年來家族企業成為了現代企業理論研究的熱點之一。如在美國，成立了家族企業學院（TheFamilyFirmInstitute），為家族企業提供咨詢并從事跨學科的家族企業研究，并與1988年開始每年出版《家族企業評論》（FamilyBusinessReview）。從國內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立于2001年的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中山大學）也專門從事家族企業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這正如儲小平指出的：家族企業研究正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課題。【儲小平：儲小平：“家族企業研究：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話題”，《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第51-58頁關于家族企業的概念，至今沒有統一的說法。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給出了家族企業的經典定義——企業創始人及其家庭成員掌握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維持緊密的關系，且保留高層管理的重要決策權，特別是有關財務決策、資源分配、高層人員的選拔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有：家族企業產權結構單一，所有權與經營權高度統一，股權和控制權為家族力量所掌握并擁有剩余索取權；家族企業的組織基礎是以血緣關系為核心的多緣群體，在用人方面體現了“差序格局”；關鍵全力為家庭核心成員所把持；家庭規則和倫理規范代替企業規則和經濟規范。換言之，中國家族企業的管理與部分國有企業上市公司非常相像，都有類似“一股獨大”的股東結構；股權高度集中；所有權和經營權高度統一且重合，等等。文獻綜述代理問題的出現主要源于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Jensen&Meckling,1976;Shleifer&Vishny,1997）。在公司成長中，投資者（所有者）作為委托人為公司提供資金，管理者（代理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使用資金創造價值。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通過委托—代理合同確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由于合約的不完備性（Zingales,1997），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管理者就有可能機會主義地行事，為謀取個人私利而損害所有者與公司利益。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既包括直接掠奪企業資產（如資產轉移、內部自我交易等），也包括對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間接損害（如奢侈的在職消費、濫用資產以保護自己的職位等）（Shleifer&Vishny,1997）。并且，投資者與管理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越強，這種機會主義的風險就越嚴重，由此導致的代理成本也就越高。公司治理是一種通過防止管理者行使機會主義，降低代理成本，以“保證投資者能從其投資中得到收益的機制設計”（Shleifer&Vishny,1997）。具體地，就是如何通過銀行、市場或其他機制來監督和誘導管理者，使其能按照投資者利益經營企業，進而能夠在代理成本最小化的情況下最大化企業的價值（Khan,2001）。代理理論同樣可以應用在家族企業身上，閱讀相關文獻后發現，以往的國外研究中學者們主要是從代理成本的大小角度去探討家族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否應該分離——社會化趨勢（或者說走現代企業道路），以完善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企業運行效率和價值。傳統的觀點認為，在非上市的家族企業中，所有者和經營者合一的企業代理成本為零，或者僅有微乎其微的代理成本（Jensen&Meckling,1976;Fama&Jensen,1983）。這種傳統的觀點主要基于這樣的一種認識，即在大多數文化中，家族的血緣關系對其成員行為的制約，是構成其有約束力的道德秩序的一部分，家庭成員為了家族的集體利益，會抑制私利。家族成員對家族和家族企業的忠誠和相互之間的利他主義，會自行調節家族企業經營中所引起的沖突。另外，家族成員之間由于長期的交往和聯系，會促進和推動家族所有者和家庭代理人之間的溝通和合作，減少所有者與家庭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增強非正式協議的作用。所有，有些經濟學家，例如Fama和Jensen提出，家族成員相互之間長期的了解，使得家族企業在監督和約束家族決策代理人方面具有非家族企業的優勢。由這些觀點他們得出了一個結論：在像家族企業這種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的情況下，正式的企業治理機制是不必要的，因為對于家庭企業來說，實行正式的企業治理機制而引起的支出是一種不必要的支出，它們會減低企業的經濟績效。以舒爾策（2003）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此提出了挑戰。他們認為，利他主義對家族企業不僅有正面的影響，而且還有負面的影響，就是說，家族企業中的不對稱的利他主義可能會增加代理成本。他們指出，家族管理的企業發生代理成本是基本的，家族企業的治理安排沒有消除甚至沒有減少代理成本。實際上，由于一些原因，包括利他主義的原因，家族企業可能存在著特別高的代理成本。簡單地說，家族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可能會導致代理成本，而這種代理成本可能會摧毀或減少家族企業特有的能力價值，尤其是家族或企業變得更大、更復雜時。由此，他們進一步強調，由于這些代理問題的存在，即使所有權和管理權屬于同一個家族，企業正式的治理機制也是必要的，因為這將有助于消除家族企業中利他主義的負面影響。他們指出，家族企業可以從代理成本的控制中（例如，以戰略計劃運作的代理成本控制機制）獲得績效收益。但是，他們疏忽了一個問題，家族企業一方面存在家族成員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代理問題和代理成本（對外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家族成員內部由于沖突和內訌也可能存在代理問題和代理成本（對內的代理成本）。因此，如果從代理成本大小的角度去分析，就必須得區分這兩者然后綜合考慮，僅僅考慮前者是不行的。而且，如果將代理成本再細分的話，可以包括：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沖突、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沖突、控股少數股東與其他股東的代理沖突等等。當然，我們可以跳出這個框架去分析問題。中國的學者主要是從“家族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這個角度出發，然后再來探討家族企業兩權分離的問題。栗戰書（2003）認為，中國家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普遍面臨以下問題：1、職業管理人員的引入問題；2、融資問題；3、企業圖1：家族企業與社會人力資本的融合【儲小平、李懷祖：儲小平、李懷祖：“家族企業成長與社會資本的融合”，《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3年第6期，第45-51頁一方面，隨著家族的繁衍及股權的繼承，股權持有者的親緣關系日漸疏遠，最終趨向于一般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家族企業為了發展壯大，也許不斷吸收家族企業外的資金，導致家族控股比例下降，這些都會影響企業公司股權結構的變化，導致公司控制權和管理權的變遷，使得家族對公司的控制力下降。公司的發展也就呈現出社會化的趨勢。家族企業的發展一般經歷三個階段：【吳廣海、崔林：吳廣海、崔林：“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及完善”，《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第30頁第一個階段：企業家族化。企業在組織管理和利益分配上都服從于家族利益，企業的興衰與主持者家族及其個人的人事變動密不可分，還會出現因分家而分企業的現象，削弱了企業的發展能力。第二階段：家族企業化。家族服從和服務于企業，企業進一步制度化，家族中人服從于企業的規章制度，由人治向法治過渡，企業的組織、經營、管理大權仍牢牢地控制在某一個或若干個家族成員手中。第三個階段：家族企業社會化。家族除了控制企業的股份，基本上從經營管理領域退了出來，家族企業日益社會化，不再是典型的家族企業了。我國大部分家族企業尚處于第一、二階段，少數家族企業已向第三階段邁進。家族企業股權的擴散是家族企業發展的一個趨勢，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管理和技術人員的作用日益突出，從而產生管理入股、技術參股的激勵方式，以家族資本去有效地融合社會資本，與非家族成員共享企業的資產所有權、剩余索取權、經營控制權。但由于企業主的“集權情節”，分散股權結構在目前只能是漸進的、小部分的，但是這樣的趨勢是必然的。企業因素隨著家族企業規模的擴大，管理半徑不斷加大。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企業家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當個方面均超出企業創始人和家族成員的經驗積淀和知識積累時，企業家精神就不能繼續發揚下去。第二，企業規模擴大后，外來人員的進入是必然的，這顯然會沖淡家族成員之間的宗法關系。第三，隨著企業財產的增多，家族之間的利益矛盾加深，而我國家族企業產權很多是不清晰的，因此家族關系出現松動，成員之間的忠誠被利益侵蝕而出現叛逆，這是“經濟人”的本能，這樣就會嚴重影響企業的效率，“偷懶”、“搭便車”現象會隨之泛濫成災。【王加勝：王加勝：“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關系密集型契約安排”，《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9月第22卷第5期，第29頁下面筆者具體從企業融資的角度來闡述家族企業社會化的優點。例如，民營經濟非常發達的江浙地區，家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哪些主要問題？首當其沖的應該就是資金問題，筆者就此問題在此贅述一下。江浙地區的家族企業萌芽較早，正是基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才得以從“一統天下”的國有制邊緣下，歷經尾巴經濟、縫隙經濟、補充經濟發展了起來，家族企業頑強的生命力源于企業以效益為中心的奮斗目標。在這過程中，家族企業從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化，致使融資以“內源”為主而輕視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2000年江蘇省銀行對私營個體經濟貸款額占各項貸款比重僅為5.2%，2004年這一比例也僅為9.6%。究其原因，乃是融資能力和所處的融資環境雙重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中小型的家族企業在發展不久之后就會遇到最大的瓶頸：融資問題。儲小平、李懷祖從企業融合社會金融資本的角度分析了企業的成長（見圖2）。【同2同2圖2：家族企業與社會金融資本的融合【同2同2由此可見，融資結構也是影響家族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演變的重要因素，只是目前還沒有學者從融資結構維度建立家族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演變的模型，實證研究也比較少。可惜的是，由于筆者在這方面能力、知識有限，因此也沒有深入研究下去，相信這方面的研究會為本文增色不少，在將來也必會成為一個熱點。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和股權分置改革進程的加速，家族上市公司必將成為資本市場上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公司治理研究愈發凸顯重要與可行。最近的例子就是創業板的推出，部分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創業板市場的發展是中小企業和科技企業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未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引擎，是實現科技與資本結合的重要力量，相信創業板的推出對引領家族企業融資渠道等問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應。四、進一步的討論由上述的討論可知，家族企業兩權分離（社會化趨勢）這個問題，不僅可以從代理成本大小的角度去理解，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家族企業和社會資本融合的程度問題。如果說市場的作用是配置資源，那么企業就是結合各種資源，并創造新的財富的經濟組織。企業的成長實質上就是不斷地有效融合社會資本的過程，企業成長的障礙就是不能有效地融合社會資本，企業的衰落或夭折就是融合社會資本過程的中斷。【同2同2儲小平、李懷祖將社會資本規定為由以下相互有著內在聯系的四個層面構成：社會人力資本、社會金融資本、社會網絡資本和社會文化資本。一般而言，企業的成長主要是融合社會的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同2同2另外，常振芳、鄭雙勝也認為家族主義信任和社會資本融合度成反向關系，即社會資本融合度越高及家族企業社會化程度越高，家族主義信任關系越淡化，反之則家族主義信任關系越強化。【常振芳、鄭雙勝：常振芳、鄭雙勝：“家族企業社會化遞進研究”，《江西金融職工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第72-74頁因此，綜合以上分析，家族企業社會化趨勢的必然性這一結論呼之欲出。另外，筆者在此覺得也有必要討論下面這個問題。美國學者蓋爾西克（1998）曾今提出了一個家族企業的三環模型（見圖3），用以說明家族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這個模型對于分析家族企業的治理結構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是，該模型是以家族企業已經股份化為基礎的，簡單地套用于中國絕大多數并未股份化的家族企業顯然并不合適。因此，李東等人提出了一個修正的家族企業三環模型。（見圖4）【李東：《家族理性與家族企業》【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51-52頁李東：《家族理性與家族企業》【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51-52頁修正后的三環模型基本反映了目前中國的家族企業處理所有權與經營控制權的主要方式。應當說，這些處理方法不免有些復雜。那為什么還會有如此多樣的選擇呢？因為目前中國社會的特點決定了選擇的多樣性。依據家族理性，無論采取哪種方法，前提是必須保證家族企業及家族事業的整體利益。當家族企業的所有者們認為，哪種方法有利于家族企業的整體利益時，就會采取哪種方法。【同10，同10，第160頁例如，1區里的家族成員既無企業所有權又無企業經營控制權，同時也不在企業工作，與企業并無實質關系，但作為家族成員可以享受到家族企業所創造的福利。2區里的人是非家族成員的企業所有者，如企業的非家族成員股東，雖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可通過手中的股票間接影響企業行為，那些已經上市的家族企業，就面臨著這種情況。3區里的人就是所謂的職業經理人，他們既不是家族成員，也沒有家族企業的所有權，但直接管理控制企業。其他的依次類推。【同10，第160-162頁同10，第160-162頁2企業所有權企業經營控制權或者可以這么說，家族治理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治理結構，筆者也并不認為世界范圍內的家族企業都要轉變成非家族企業。大量的家族企業的存在是任何經濟結構中不可缺少或必然應有的內容。我國家族企業是一個多層面的復雜企業組織，這種多層面的結構使其成長過程也充滿著復雜性。2企業所有權企業經營控制權圖3圖4結論與建議家族企業的制度選擇，是企業自身發展需要的自主選擇，公司制是與現代化大規模生產和由此而需要的規模、高效管理特點相適應的，而且現代企業制度相對于其它企業制度而言，具有管理成本、激勵成本和監督成本高的特點。家族企業只有在自身發展達到相應規模時才會選擇與之相適應的現代企業制度，而且這種選擇是企業的自覺行為，并不需要外界的強力作用，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王彥：《家族企業代理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177-178頁王彥：《家族企業代理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177-178頁完善家族企業治理結構的發展思路：家族企業治理結構的目標就是結合家族企業實際發展情況，建立員工、股東、債權人共同治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在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基礎上，追求公司運行效率最優和利潤最大化，增強公司的競爭力。建議如下：1、實行兩權分離并科學地劃分三會權責。在組織形式和制度建設上，要打破家族壟斷、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采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科學管理模式，科學地劃分董事會、總經理、監事會的權責。2、公司制家族企業的治理主體應該是利益相關者。公司法人治理權、剩余索取權應歸股東、債權人、員工共同擁有，他們通過治理權的分配來相互制約，通過剩余索取權的分享來留住人才、引進資金，這種共同治理結構體現在：吸收一般員工、債權人代表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允許企業經理階層及員工持有本公司股份。3、引入戰略投資者，優化公司治理結構。戰略投資者進入后，作為公司的股東和出資人之一，他們將對公司的重大決策、經營者選擇、發展戰略的確定、組織結構的調整、激勵和懲罰制度的完善等重要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4，規范財務制度，開拓多種融資渠道。家族企業要解決融資難的問題，就應該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接軌國際會計制度，規范財務制度，統一信息披露制度。通過積累自有資金和改善不還款的社會形象，通過證券市場、政府等吸收直接投資，積極爭取金融機構的貸款。本文的不足之處鑒于筆者計量經濟學知識有限，因此在本文中沒有引入相關的實證分析，這是本文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此深表遺憾。但是閱讀文獻的同時，發現在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可以加入的實證分析大致思路這樣：1，從家族因素考慮建模。家族企業的繼承人問題直接關系到家族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甚至關系到企業的存亡，因此企業主在選擇繼承人的時候肯定會考慮諸多因素，比如繼承人的綜合能力、職業經理人市場的成熟度、企業的發展狀況、家族內部人員的意見、企業主自身的因素等等。【顧穎、常云昆：《家族企業繼承人問題研究》一書中做了相關的實證分析，發現目前家族企業繼承人選擇的影響因素主要是繼承人能力因子，它對問題的影響程度達到了17.3%。】如果我們把“繼承人”這個概念稍微擴大，理解為家族企業的核心管理層，可能包括CEO、董事、股東等主要成員，然后通過建立適當的模型，分析“繼承人”選擇的問題對家族企業社會化趨勢的影響。“繼承人”顧穎、常云昆：《家族企業繼承人問題研究》一書中做了相關的實證分析，發現目前家族企業繼承人選擇的影響因素主要是繼承人能力因子，它對問題的影響程度達到了17.3%。2，從企業因素考慮建模。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目前還沒有學者從融資結構維度建立家族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演變的模型，而且這方面實證研究也比較少。筆者相信這也是一個不錯的研究方向，當然首先得將融資結構這個問題細化成容易定量分析的子問題，然后再通過數據搜集、加工，模型選擇等后續過程的分析，才能得到理想的結果。3，正如前文所言，家族企業的代理問題細分的話可以包括：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沖突、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沖突、控股少數股東與其他股東的代理沖突等等。如果我們能夠將其中主要的代理成本者加以區分和量化處理，通過適當建模分析，然后綜合考慮總代理成本的大小，再來探討家族企業兩權分離的問題，其結果可能更能令人信服，而且這也可以彌補理論和實證研究上的空白。七、主要參考文獻雷丁：《海外華人企業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與風格》【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克林·蓋爾西克等：《家族企業的繁衍——家族企業的生命周期》【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王彥：《家族企業代理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張余華：《家族企業發展進程及治理模式研究》【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李東：《家族理性與家族企業》【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7月郭躍進：《家族企業經營管理》【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顧穎、常云昆：《家族企業繼承人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11月莊培章：《華人家族企業的制度變遷》【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