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私立南開大學教授流入國立清華大學的分析（下）

三、私立南開大學校長屬下行政班子的專擅成為1929年事件的導火索不同于國立清華大學自由色彩濃厚的內部管理制度，私立南開校長權力較大，導致校長行政班子攬權過多，其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引發1929年事件。美國私立大學中，董事會、校長、教授會、學生自治組織等等多種力量的共同參與學校管理，這一高校內部管理體制與機制，體現了美國的民主制度文化傳統。羅家倫執政時期，國立清華大學自由主義色彩濃厚，教授會、董事會與學生會擁有治校權力。羅家倫作為強化中央政權和校長權力的代表，最終辭去國立清華大學職務的重要原因，是清華董事會甚至學生行使權力的結果。[6]由此可見國立清華大學的美式色彩。相比之下，私立南開大學的內部管理，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特定的制度文化傳統。私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盡管力倡師生合作民主辦學，重視制定并嚴格遵守學校的規則制度，并杜絕東方文化所特有的家族化辦學傳統。然而，張伯苓作為南開的締造者之一，與南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他是南開的總負責人，又是總設計師。[15]私立南開大學的創辦，體現了張伯苓的辦學理念；私立南開大學的辦學經費，依靠張伯苓的奔走游說和募集捐款。特定的校情，決定了南開董事會、校長等多種學校管理力量中，校長張伯苓的權力較大。[15]私立南開大學校長的較大權力，其體現了中國特定制度文化傳統之下私學之特點。此間，中國大學盡管仿效西方，但其實無法全盤照搬，學習西方程度限于中國制度與文化的許可范圍。校長統一領導體制的優點是高效率與高凝聚力，但是，正如一把雙刃劍，該體制也會產生難以預測的問題。私立南開大學校長權力較大導致校長屬下行政班子攬權過多，埋下了1929年事件爆發之伏筆。20世紀20年代，教師完成了白天的工作，晚上在南開百樹村教員俱樂部休閑聊天中，有一個共同的話題，就是抱怨學校的行政管理由一小撥校長的親信們壟斷。詳述此事的是私立南開大學教授、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方顯廷[22]，他回憶到[23]：這群人碰巧是早幾年從南開中學畢業的學生。而面對著諸多在不同領域屬于第一流的學者們，學校的3位頂級管理人員——注冊主任、會計和總務主任，在同這些人打交道時，不由得感到十分自卑。上述可見，校長行政班子權力膨脹，已經引起深受民主教育體制熏陶的留美博士們的不滿。這一矛盾，如若張伯苓在校，負面效應可能不甚尖銳。而當珍惜人才的張伯苓離校之時，負面效應注定急劇升溫。1928年11月底至1929年9月底，正值張伯苓離校赴日本和歐美募捐并考察教育。[24]此間，便發生了3位骨干教授離開南開流入清華的事件。根據時任私立南開大學部主任黃鈺生回憶[25]：張伯苓校長出國，我在無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的情形之下，輕聽了一二有偏見者的慫恿，不經評議會的審議，擅自處理了一位成績斐然的教授的調薪問題，因而引起了公憤，五位教授拂袖而去，致使大學部蒙受了很大的損失。五位教授，除了流入清華的蔣廷黻、肖蘧和李繼侗，還有轉入東北大學任教的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蕭公權[26]，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饒毓泰[27]，也援引南開的相關規定而赴德進修。其時，私立南開大學機要秘書兼注冊課的主任是張伯苓校長的重要行政手下，與肖蘧“交惡”已久。南開注冊課管得很寬，相當于其他大學的教務處和訓導處。[28]肖蘧的堂弟，時任私立南開大學政治學教授蕭公權回憶到“注冊課主任，實際上所負的職務超出‘注冊’的范圍”。[29]黃鈺生進而述到，1929年“下半年發聘書的時候，教授中成績很好的肖蘧理應增薪二十元”但是，校長的機要秘書兼注冊課主任不同意為肖蘧增薪，黃鈺生與其協商，希望將此事拿到教師評議委員會來定奪，被該位校長行政手下拒絕。黃鈺生沒有堅持，因為校長發聘書的圖章，由其掌控。黃鈺生回憶：“消息傳出，肖蘧憤然辭職。李繼侗，蔣廷黻同情肖蘧也拂袖而去”。[30]由此可見，校長行政手下的專擅，是1929年事件的導因。根據蕭公權的回憶，1929年5月，南開發出下半年的聘書，除了肖蘧沒有加薪之外，所有教授同仁都加了十元至二十元不等的薪水。肖蘧在南開認真任教5年，卻沒有被加薪，認為這是學校不愿意繼續留他的示意。是時，蔣廷黻正好接受清華邀請，見肖蘧被冷落，大為不平，當即邀請肖蘧一同前往清華。蕭公權進而論到：“叔玉（即蕭邃）脫離南開，可以說是不歡而散。學校當局對他的態度，不能令人滿意。這增加了我脫離南開的決心”。[29]以上可見，校長屬下行政班子的專擅，加之張伯苓校長離校出國，是多位留美教師拂袖而去的直接原因。這對于私立南開大學，確有如遭大劫之感。1929年事件，正是中國特定制度文化傳統之下，私立大學內部管理制度中的問題所致。以上，從公私立大學比較分析維度，陳述1929年事件發生背后，私立南開大學的三點因素。1929年事件，一定程度上詮釋了中國政權由弱變強之后高等教育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該格局決定于中國官學同構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1912～1927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軍閥混戰，軍隊挪占大部分教育經費，致使“教育界的欠薪問題，幾乎無處不有”，嚴重摧殘了國家教育事業，帶來私立大學的發展機遇。南開雖然經費困難，但保證月月按時發給教師薪俸。[14]加上南開學校的名望，私立南開大學呈現日新月異的發展態勢。1929年，日趨穩定的南京國民政府業已取代衰微的北洋政府，為了加強自身的統治，極力強化官學實力，國立大學的辦學經費、辦學條件、設備設施與教師待遇得到改觀。[31]從而使得私立南開大學教師資源流入國立清華大學成為勢所難免。四、結語美國公私立大學發展狀態，體現了美國小政府大社會的制度文化傳統，著名私立大學恰如美國高等教育桂冠上的瑰寶，閃爍著最為耀眼奪目的光輝；與美國霄壤有別，中國政權穩定時期的公私立大學發展狀態，是中國大政府小社會的制度文化傳統寫照，著名國立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星空中最為璀璨的星斗。1929年，清華作為著名國立大學代表，辦學經費相對充足，辦學特點以研究為主，內部管理制度健全并相對民主；南開作為著名私立大學代表，辦學經費相對拮據，辦學特點以教學為主，內部管理存在著校長屬下行政班子專擅問題。兩校差距，釀成1929年事件。該事件充分說明，南開即便作為近代中國典范私立大學，終究無法突破中國政權穩定時期高等教育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私立南開大學作為高等教育小社會中的代表性成員，不僅經濟硬實力上不夠強大，而且內部管理制度等軟實力上也不夠成熟。中國民間高等教育機構的相對稚嫩，正是穩定的中國政府不自覺地倚重于國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原因。1929年事件，為中國兩千年專制政治制度及其文化傳統影響下的公私學發展格局，提供了一個生動注腳。參考文獻：[1]宋秋蓉.中國近代史拓荒者蔣廷黻[M]//王文俊.南開人物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176.[2]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史編輯委員會.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史（上）（1919—2004）[M].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史編輯委員會，2004：1-2.[3]閻家本，白玉華.李繼侗[M]//王文俊.南開人物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4]陳明珠.五四健將羅家倫傳[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5]羅家倫.我和清華大學[M]//羅久芳.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6]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28—1937[M].北京：三聯書店，2001.[7]羅家倫.清華大學之過去與現在[C]//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大學校史資料選編：第二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207.[8]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C）//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大學校史資料選編：第二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201.[9]羅久芳.父親在清華大學[M]//羅久芳.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121.[10]吳祖湘，劉紹堂.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丙編.教育概況[K].臺北：臺北宗青出版社，1991：103.[11]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1：139-140.[12]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M].長沙：岳麓書社，2003.[13]吳民祥.流動與求索——中國近代大學教師流動研究1898-1949[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185-186.[14]吳宓.吳宓日記1928—1929[M].北京：三聯書店，1998.[15]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南開大學校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16]林惠華.一代經濟學大師何廉[M]//王文俊.南開人物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17]何廉.何廉回憶錄[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18]郭大均.中華民國史：第七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419.[19]江西師范大學校史編寫組.江西師范大學校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4.[20]黃燕生.黃鈺生年表（1898—1990）[C]//申泮文.黃鈺生同志紀念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1.[21]黃鈺生.大學教育與南大的意義[G]//T文俊.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787.[22]王淑貴.經濟學家方顯廷[M]//王文俊.南開人物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258.[23]方顯廷.方顯廷回憶錄[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70.[24]鄭致光.張伯苓大事年表[M]//鄭致光.張伯苓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152—153.[25]黃鈺生.懷念喻傳鑒先生[G]//申泮文.黃鈺生同志紀念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134.[26]蕭公權.問學鑒往錄[M].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229.[27]范群.中國現代物理學奠基人饒毓泰[M]///王文俊.南開人物志.天津：南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