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戰國簡牘書寫群體的形成,書法篆刻論文(尚書多士〕云:惟殷祖先，有冊有典。陳夢家先生以為殷人的典冊應是書于竹木之上的，今已無存。甲骨上的刻辭，也雖然是王家的文書記錄。作為王家檔案的甲骨和冊典應是當時主要的文字載體，書寫文字是貞人日常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上溯古代書寫群體的濫觴期，有學者以為要從契刻龜甲卜辭的貞人算起，由于這個群體是最早把握文字的。在殷商時期的巫覡主要職能是溝通天地，維護人倫，在記錄見證神靈的意志經過中成為天命的代言人，忠誠的書寫與契刻是他們神圣的工作。近百年來，陸陸續續出土的甲骨多達十多萬片，林林總總，字形嬗變現象嚴重，書契水平參差不一。早在20世紀之初，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賓先生，把商代貞人日常書契的風格差異，作為了殷墟甲骨卜辭斷代的重要根據，為甲骨文的書法研究開拓了一個嶄新的領域。西周的學術文化，主要是王官之學，史官充當巫覡的角色把握文字，壟斷文化和控制學術。西周時期由史官直接掌管王室文字的統一與規范工作，作為歷史文化傳承的轉捩之人，在書寫上他們投注了大量的熱情和精神，在諸多的歷史文獻中均有記載。(尚書顧命〕:大史秉書，由賓階防，御王冊命。(儀禮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禮記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周禮天官宰夫〕云:六曰史，掌管書以贊治。鄭玄注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與傳世文獻相比擬，金文中所記載的史官群體其數量也特別可觀。中華書局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共收有銘者，據許兆昌先生初步統計，西周時期的史官就有45位。到了戰國時期的士文化興起，促使書寫群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過去很多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界的學者都把目光投向這批材料，分別在斷代、分域和文字考釋等方面作深切進入研究，已獲得卓越的成果。但由于以前在傳世文獻中，很少發現有戰國時期書寫群體的記載，忽視了這個群體存在，故對書寫風格異彩紛呈的文字資料也淡然置之。近年出土的戰國竹簡不斷增加，如在湖北的荊州、江陵，四川的青川等地陸續出土大量的戰國竹簡木簡，大宗的材料還有上海博物館藏和清華大學所藏的戰國楚竹書，累積總數多達30000多枚。這為深切進入研究戰國時期的書寫群體、書體變遷、書寫風格等方面提供了講: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是很有講服力的。由于當時社會隨著時代發展，書寫量的不斷增大，迫使書寫者要將原來復雜筆畫構成的漢字進行簡化處理，簡單快迅書寫必然成為追求的目的，在這經過中很多筆法出現方折的技巧，波磔縱伸的筆道。士人抄寫的經史類典籍，如(上海博物藏戰國楚竹書〕(簡稱(上博簡〕)、(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竹書〕(簡稱(清華簡〕)、(郭店楚簡〕等。這批楚簡與睡虎地秦簡的用筆不同，行筆自由奔放，結體富于變化，楚簡字形風格多樣，既有保存明顯篆書用筆技巧的作品，也有出現有篆隸之間圓轉中帶折筆的作品。例如(上博簡〕手寫體文字取代了金文大篆并占據實用文字的主導地位。其起筆重而收筆輕，筆道富有彈性，結體不平，內圓外方，更為率直稚趣，自然樸實，有粗獷樸茂的藝術風格。出現隸書的方折用筆，筆勢仍然以縱，伸展為主，結體內斂，字徑短小，極有蘊籍茂密之氣息。(清華簡〕的筆畫伸展偏離中軸線不遠，故然動態不明顯，字形橫扁取勢，重心向下垂，不規則的弧形筆畫較多，產生若蹲若騰、若行若伏的節拍美感，偶有橫行波磔的筆勢，總體字勢趨向于簡化，為孕育新穎的隸書作了充分的準備。(郭店楚簡〕的字跡較為清逸雋永、蕭散疏宕，絞筆連帶較少。字形取勢險絕，向左欹斜，隨勢用筆線粗細變化明顯，筆畫道勁而靈動，起筆與收筆多露鋒芒，筆意流暢自然，體勢橫逸寬扁，左右照應增加了通篇的律動感，暗示著隸變的氣息。綜觀戰國時期楚系士人的書寫風格，早期的特點是筆畫勻稱而形體修長，結體圓轉流麗，富于變化而不失整潔美觀，手寫體與鑄刻文字差異不同不大。中期以后，簡帛的手寫體逐步占主導地位，并直接影響了銅器銘記，俗體字大量流行起來，其最大的奉獻在于將大篆方正或縱長體式改為寬扁橫逸式。點畫線條減少金文中圓形或弧形筆畫，增加提按頓挫的力度美感和徐緩疾快的節律美感。由于手寫文字草率急就的特性導致用筆和結體產生了明顯的變化。至晚期文字體勢漸趨簡單，字形扁平，甚至出現波磔挑法，成為后世隸書的雛形。三當前學術界對戰國時期的字形、字體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也獲得突出的成績，各種文字編、字典辭書也紛紛問世，基本上能夠揭示戰國早期至秦統一六國時期的字體發展之動向。但對這些研究成果的認識和利用還有缺乏之處，十分是在藝術研究方面的仍然不夠，例如不同材質的銘記與書寫對字體的要求，書寫的力度、速度和用鋒等運筆技巧對字體嬗變的影響等。新近出土的戰國書法文獻表示清楚，不同時期不同場合所使用的字體存在明顯的差異。由于文字載體與書寫工具的諸多，用字遭到地域性限制，各國字形懸殊，字體淆惑紊亂，書寫藝術風格呈現紛繁復雜的相貌，曾出現了籀文、古文、秦篆、大篆、古隸、鳥蟲書等書法字體，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藝術現象。一方面，書手寫錯了可能會成為一種習慣，由于沒人會去糾正它，在當時可能是習以為常，久而久之，書手的這種習慣可能會影響其他的書手。另一方面，由于每個書手的書寫不同，發生文字訛變，被社會接受之后產生了大量的異體字。通過這些資料，利用圖象學原理分析字形的方式方法容易找到各字體之間的懸殊，能夠進一步探尋書寫群體對書寫風格的影響。戰國時代大量的盟書、律令、檔案、典籍需要書寫，原來復雜筆畫構成的漢字進行簡化處理勢在必行。書寫群體中的一些抄手為了簡單便捷，以尖鋒來書寫，充分發揮毛筆的彈性，用鋒習慣輕快率意，往往出現釘頭鼠尾的特征。春秋戰國之際的侯馬盟書擺脫早期晉系文字筆畫勻稱而形體修長的特點，書寫在玉簡上的字跡形體略偏扁，用筆講求起筆側鋒入簡和收筆輕提出鋒的意趣，如者字寫作從字寫作正字寫作。由于文字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書手的用字習慣不同，導致書寫的字體與風格各異，這從已出土的簡牘上可見一斑。比方上博簡章中，不同抄手抄寫的兩個文本能夠互相印證抄本中存在的誤字、衍文、脫文等現象。從當前頒布的大量楚簡來看，有些篇目寫得很工整，有些篇目寫得較潦草。比方大家公以為同一個書手抄的(孔子詩論〕、(子羔〕、(魯邦大旱〕就較工整;而有些則寫得很潦草，如(孔子見季桓子〕。整理者濮茅左指出(孔〕篇的書寫有從簡從俗的傾向，具體表現出出書手隨意附和的個性。沈寶春又從書寫風格上觀察，以為上博簡第七冊(吳命〕與上博簡第三冊(彭祖〕并非同一抄手，他還通過檢驗文字的結體與書寫方式，以為(吳命〕的書法風格與上博簡第一冊(孔子詩論〕、上博簡第二冊(子羔〕、(魯邦大旱〕、上博簡第三冊(中弓〕更為接近，并揣測這些文本是由熟悉齊系文字底本的抄手完成的。又有學者利用清華簡(保訓〕的字形與郭店簡(窮達以時〕、上博簡(君子為禮〕的寫法做過仔細比擬和系統分析，以為其所包含的非楚系書法的因素較多，應是具有齊魯地區書法風格特征的楚文字抄本。1975年在湖北省云夢縣被挖掘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內容主要為秦代的法律文書和占卜日書等。通過對墨跡的運筆用鋒和筆畫特點的分析，有學者發現筆勢短促快速，具體表現出著隸變之書寫性簡化的秦系簡牘書法，字形隨意傾欹，含楚書恣肆縱逸的特點。抄手的書寫會遭到時間、書寫工具、書寫載體、抄寫內容等方面的影響，或放慢或加快書寫速度，產生一定的書寫節拍美感。四、余論文中主要從古文字學、書法學、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分析戰國時期史官的職能，以及士人在傳播文化中的角色，發現他們擔負著繁重的書寫任務，對當時字體的演變與書法藝術風格的嬗變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但此課題長期以來不被書法界所重視。華而不實主要原因是由于簡牘的殘泐和書寫的隨意性，以及字形構造的訛變特別復雜，給書法研究者帶來一定的難度，造成過去對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薄弱。當前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和書法學的研究方式方法，逐步能夠探明戰國書寫群體的主要構成人員及其職能。在歷史上，作為中國文化最直接的創造者、繼承者與闡釋者的史官和士人階層一直是一個特殊的書寫群體，熟稔經典，擁有其他社會階層不可比較的文化優勢。在這個意義上講，他們能夠稱為社會文化的精英，十分是在爭雄割據的戰國時期為他們發揮雄才提供了寬廣的歷史舞臺。從戰國早期到秦統一六國，這個書寫群體的分工愈來愈明細，并促使日常的書寫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官方式方法律文書不斷規范，要求史官的文字書寫變得更為嚴格，如秦國的睡虎地簡對筆法的起承轉收，筆勢的圓轉縱伸等都特別講究。二是士人大量介入書寫，從迅就簡，速筆化的趨勢導致了書法風格的多樣化。字形取勢險絕，向左欹斜，筆勢流暢自然，起筆與收筆則多露鋒芒，筆畫遒勁靈動，強調點狀形態和線條特征，解散原來大篆書圓轉縱伸的筆道，出現了隸書的早期特征。戰國時期的簡牘書法已集篆書的圓厚與拙樸、隸書的盤屈與頓挫、草書的逸勢與爽朗之意趣于一身，構成了特有的筆法對后世的秦漢書法藝術產生很大的影響。以下為參考文獻:［1］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M］．北京:中華書局，1988:46．［2］耿相新．中國簡帛書籍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18:247．［3］沈剛伯．講史［M］//杜維運，黃進興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4］王曉光．秦簡牘書法研究［M］．北京: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