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與西方經濟體相互投資占比變化及思考,中國經濟論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主要是施行引進來戰略，合理和有效地引進與利用國外的資金、技術設備和人才成為當時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大規模引進外資，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與生產力水平、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一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雖有發展，但一直穩定在較低的水平。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走出去戰略的施行并上升為國家戰略，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并舉，成為中國擴大對外開放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華而不實，1979～2020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2761億美元;與此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獲得長足發展，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到達創紀錄的848億美元，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530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和發展中國家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資東道國、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來源國。在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施行經過中，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投資出現了一個特別奇特的現象:在1979～1999年，主要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與中國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都呈現出快速增長的勢頭。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與中國之間的互相直接投資卻出現了明顯的背離現象:一方面，中國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持續快速增長，十分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對歐盟、美國的直接投資出現了爆發式增長，蛇吞象式的逆向并購時有發生;另一方面，作為中國主要外資來源地的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體上出現了下降趨勢。固然部分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占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比重比2018年略有回升，但遠未到達金融危機爆發以前的最高水平。對此，國內外學者尚缺乏專門的研究，僅在個別學者的研究中牽涉到相關的內容。如聶聆(2008)以為近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減少的原因包括美國經濟不景氣使其對外投資大大減少，對華投資因此遭到影響;美國的投資政策對美國企業在華投資產生不利影響;發達國家穿插投資的上升對我們國家吸納美國投資產生不利影響;美國對華施行貿易制裁、限制的政策對美國企業在華投資帶來消極影響;入世后美國對華投資的深度一體化戰略削弱了一些美國企業對華投資的積極性等。竺彩華(2018)以為阻礙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非市場因素主要包括中國方面的市場準入問題與知識產權問題、美國方面的對華技術出口的限制導致對華投資企業競爭力下降和與中國貿易摩擦升級引起在華美資企業的經營風險上升;而影響中國對美投資的主要障礙包括美國的市場準入限制、商業行為政治化傾向。本文以為，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直接投資下降的原因除遭到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的直接影響導致對外投資全面收縮之外，還存在東道國市場成本上升、政策紅利衰減以及投資國市場存在的基于投資保衛主義等的政治風險等因素的影響。本文擬在對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互相投資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重點討論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并在這里基礎上提出進一步擴大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互相投資的對策思路。二、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投資:經歷體驗分析(一)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發達經濟體開場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并迅速成為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國。從總體上看，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經歷了1985～1991年的初步投資階段、1992～1999年的快速發展階段、2000～2005年的穩定發展階段以及2005～2018年的下降階段，2020年雖略有反彈，但趨勢尚不明顯。本文重點利用2002年以來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來進行分析。從表1能夠看出，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雖在個別年份有升有降，但總體上卻呈現出下降的發展趨勢，2002～2018年降幅接近15個百分點。這種下降趨勢在不同的發達經濟體又表現出不同的特點:首先，降幅較大的發達經濟體包括歐盟、美國和日本，這也是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最為主要的三大來源地。華而不實，歐盟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占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比重自2002年的7.17%上升到2005年的8.83%之后下降到2018年的4.54%，降幅超過了4個百分點;美國從2002年的10.28%一直持續下降到2018年的2.04%，降幅超過了8個百分點;日本從2002年的7.94%上升到2005年的10.82%之后持續下降到2018年的3.86%，降幅接近7個百分點。固然2020年歐盟、美國和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占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比重比2018年略有回升，但遠未到達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最高水平。其次，降幅相對較小的發達經濟體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華而不實，加拿大經歷了從2002年的1.11%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0.59%，2018年出現短暫的反彈之后又連續兩年出現下降，一直下降到2018年的0.40%;與最高的2002年相比擬，降幅到達0.71個百分點;澳大利亞在2002～2006年先后出現先升后降再上升的不規則變動，從2006年開場出現連續下降趨勢;與最高的2003年相比擬，到2018年降幅到達0.84個百分點;新西蘭則在2002～2005年出現上升趨勢，之后在2006～2008年逐年下降，2018年和2018年出現小幅反彈，2018年又出現下降;與最高的2005年相比擬，降幅為0.16個百分點。最后，除上述發達經濟體以外的四個發達經濟體包括挪威、瑞士、以色列和百慕大群島對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相比照較穩定，雖有升有降但幅度不大。圖1明顯地反映了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直接投資的變動情況，能夠看出，無論是所有發達經濟體還是不同的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從總體上都具體表現出為一種下降的趨勢。這種作為世界上主要外資流出大國的發達經濟體對中國投資的持續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在來源構造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二)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逆向投資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處于經濟轉型中的發展中大國，開展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逆向投資無疑存在眾多的障礙與困難。即使如此，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開場了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歷程。到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逆向投資快速增長，并掀起了第一次逆向投資高潮。但這一時期的逆向投資規模相對較小，投資方式也較為單一。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逆向投資又出現了第二輪投資高潮，十分是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對歐盟、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逆向投資更是出現了爆發式增長。詳細來講，從流量上看(如表2所示)，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逆向投資。波動性明顯，從2003年的7.3%持續下降到2006年的2.5%，降幅接近5個百分點;2007年出現大幅反彈，升幅接近8個百分點，原因在于對歐盟的直接投資同比增長711%;2008年又出現下降，降幅超過5個百分點;從2018年開場連續三年持續上升，2018年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逆向投資已占全部對外投資流量總額的18%;2018～2018年，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分別增長了535.1%、101%和26.8%，對美國的投資也分別增長了96.7%、44%和38.5%;2020年，中國對美國和日本的投資分別增長了123.5%和47.8%;2020年對發達經濟體的投資雖略有下降，但趨勢尚不明顯;從存量上看(如表3所示)，從2003年開場連續三年小幅上升，2006年出現小幅下降，2007年又出現大幅反彈，升幅到達2.6個百分點;2008年又轉向下降，并從2008年開場，連續五年持續大幅上升，升幅超過8個百分點。2020年，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逆向投資存量占全部對外投資存量的比例已高達13.7%;從投資方式上看，中國對發達國家企業的跨國并購劇增，并屢屢上演蛇吞象的大戲。大型的并購案例有吉祥汽車收購沃爾沃、聯想收購日本NEC電腦業務、海爾集團收購日本三洋電器集團、海航集團收購全球第五大集裝箱租賃公司GESEACO等。2020年以來，中國企業的并購勢頭愈加迅猛，很多收購對象都是全球一流企業，包括三一重工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大連萬達集團收購美國AMC的100%股權、中海油收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Nexen)成為中國企業迄今最大海外收購案等。(三)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投資對于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互相投資情況，能夠通過圖2來進行分析。能夠看出，2002年，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在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所占比例已接近三分之一，高達28.67%;個別年份雖有小幅升降，但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降幅僅在不同年份存在一定差異;與2002年相比，2018年已下降為13.67%，降幅竟高達15個百分點。反過來看，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無論從流量來看還是從存量來看雖有升有降，但總體上呈現出上升的趨勢，而且對發達經濟體投資流量雖波動較大但上升幅度較大，趨勢也更為明顯，而對發達經濟體投資存量的變化相比照較平滑，但仍然能夠明顯看出上升的趨勢。值得關注的是，從2018年開場，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直接投資流量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比重已連續兩年高于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直接投資占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比重，這意味著隨著中國對發達經濟體逆向投資的增長，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直接投資卻出現下降，二者呈現出明顯的背離現象。除此之外，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投資情況還能夠通過衡量不同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與中國對相應發達經濟體直接投資的比率來進行分析。詳細的計算公式為:=FDI流入額／FDI流出額=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根據上述公式計算得出的結果如表4所示。從中能夠看出，在大多數時期，發達經濟體對于中國的直接投資明顯超過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逆向投資，這些投資具有不穩定的特點。對于詳細的發達經濟體來講，情況又存在較大的差異。比方，在2003～2018年，包括美國、日本、新西蘭、瑞士、以色列和百慕大群島在內的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在數量上明顯超過了中國對上述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數量;其余包括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挪威在內的發達經濟體在多數時期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數量也超過了中國對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數量，但是，歐盟自2018年以來、加拿大分別在2007年和2018年以來、澳大利亞自2007年以來、挪威自2018年以來都存在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小于中國對上述發達經濟體逆向投資的情形。這充分講明自2018年以來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互相投資出現了轉折，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逆向投資高速增長與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直接投資的下降導致了這一轉折的產生。同時，也再一次佐證了圖2中二者在2018年前后相交匯的情況。三、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投資為什么會出現明顯的背離?為什么在2002年以來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投資會出現明顯的背離現象?回答這一問題似乎不太難，大多數人以為，以歐盟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遭到了美國金融危機與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誠然，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引發發達經濟體對外投資與吸引外資都出現大幅下降。從世界范圍來看，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布的2018年和2018年(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2008年、2018年全球FDI流量分別為19288億美元、11010億美元，比2007年的22675億美元分別下降約15%和52%;盡管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量上升了5%，到達12400億美元，但其仍比危機前的均值低15%左右，比2007年時的最高值減少了近37%。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頒布的數據顯示，受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影響，2008年歐盟對外投資下降了28%，從2007年4960億歐元降至3540億歐元;吸收外資也下滑了57%，從2007年的4000億歐元降至1730億歐元;而2018年歐盟對外直接投資為2630億歐元，比2008年減少24%;2018年更是大幅下降62%，吸引外來投資也驟降75%;2018年這一下降趨勢得到改變，對外投資與吸收外資雙雙實現大幅增長，華而不實，對外投資同比增長154%，這是四年來對外投資的初次增長;吸收外資同比增長117%;2020年歐盟對外投資與吸收外資又雙雙趨于下降，華而不實對外投資的降幅極大。詳細地講，2008～2020年，歐盟對外投資額分別為3540億歐元、3160億歐元、1460億歐元、3700億歐元、1710億歐元，而外國對歐盟直接投資分別為1730億歐元、2340億歐元、1040億歐元、2250億歐元和1590億歐元。從美國的情況來看，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數據，2008～2020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為3083億美元、2670億美元、3044億美元、3967億美元和3289億美元，同期吸引外資分別為3064億美元、1436億美元、1979億美元、2269億美元和1676美元。能夠看出，美國的對外投資與利用外資出現了同步的趨勢，雙雙在2018年出現下降，之后在2018～2018年出現小幅反彈，在2020年又趨于下降。然而，從圖1能夠明顯看出，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直接投資的下降并不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才出現的，2005～2007年降幅甚至遠遠超過了金融危機以來的下降幅度。就國別而言，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自2002年以來連續下降，而歐盟、日本與新西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則是在2002～2005年呈上升趨勢，2005年之后才轉為持續的下降。因而，我們以為，討論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互相投資出現背離現象的原因，既離不開金融危機的影響，也存在包括中國作為東道國的市場成本變化、政策紅利衰減以及作為投資國的發達經濟體存在的政治風險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第一，東道國市場成本上升與競爭加劇。首先，沒有一成不變的市場，十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處于轉軌經濟中的發展中大國，市場的變化更為明顯。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市場的情形與東亞國家發展的初期相類似，普遍存在著嚴重的市場發育缺乏和市場殘缺，市場規模的擴大遭到各種因素的抑制，市場遠遠沒有到達能夠正常運作的程度。十分是在改革初期，市場不會自發構成，中國的市場從無到有是在采取強迫性制度變遷的基礎上完成的。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深切進入，十分是1992年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確實立，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明顯加快，市場規則的完善、市場秩序的規范、市場缺陷的彌補等方面都獲得重大進展，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開場發揮重要作用。在中國參加WTO以來，市場逐步與國際接軌，更是加劇了市場競爭的程度。從總體上看，在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轉軌經過中，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的作用正經歷由弱市場向強市場的轉變。其次，企業生產成本明顯走高，并進入一個長期的上升通道。在中國市場的構成與發展經過中，作為構成市場要素的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生產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等都發生了宏大的變化。隨著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改革初期的低成本優勢正逐步減少:20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意味著劉易斯拐點逐步鄰近。由于勞動力從過剩走向短缺導致便宜勞動力的缺失與工資大幅上漲、工業利潤遭到擠壓和投資下降，使得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幅上升;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處于高位，電價、水價、土地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價格攀升，也推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發布的報告顯示，2000～2006年，中國居民總收入平均增長速度為11.2%，工資平均增長速度為11.6%。對于勞動密集型的外商投資企業(如制鞋、服裝、玩具等加工貿易企業)而言，2004年出現全國性的民工荒以來，大量使用農民工企業的工資大幅度上升。以珠三角為例，2006年，深圳、東莞的最低工資比2004年上升了33%～53%，絕對數額增加了200～240元。與此同時，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使得人民幣持續升值，開場進入升值通道。與2005年匯改前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8.2765相比，當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6.2578，七年來人民幣累積升幅逾32%，創19年來新高。匯率升值同樣導致企業的成本上升，在客觀上降低中國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阻礙外資在中國的投資，進而給中國引進外資帶來消極的影響。十分是對于勞動密集型為主的成本導向型的外資企業，這種影響就更大。從長期來看，十二五期間，中國提出了居民收入增速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者報酬增速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雙同步的目的，這意味著到2021年，在中國的用人單位需要為新增勞動力成本再支付1.5萬億美元，工資持續增長將使勞動力成本占的比重增加1倍，從當前的15%提高到2021年的30%。最后，企業間競爭明顯加劇。自參加WTO以來，中國不斷降低外資準入門檻，使得外資企業在中國日趨活潑踴躍。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實力的加強，國內企業也逐步成長壯大，并在多個領域開展與外資企業的競爭，致使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進而使得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競爭壓力增大。基于上述生產成本上升與競爭壓力加大等原因，占比擬大的部分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出現撤資或將生產區位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導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下降。事實上，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歷年(世界投資報告〕數據，從2003年開場，流入東南亞的外國直接投資上升了27%，到達190億美元，流入南亞的外資增長了34%，達60億美元。從這一時期開場，流入東亞、東南亞與南亞的外資保持了長達六年的連續快速增長勢頭。2018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對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直接外資流量經歷了自2001年以來的最大下滑，下跌近17%，但2018年又開場上升，升幅達24%，到達3000億美元，接近全球總量的1/4;2018年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的直接外資流入量翻了一番以上，到達790億美元。從中能夠看出，對于發達國家來講，吸引外資的傳統國家如中國正逐步被其他東南亞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取代，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這樣的東盟國家已發展成為低成本的生產基地。第二，東道國政策紅利的稀釋和衰減。所謂政策紅利，是指由于推行的政策給一定的產業或行業和特定區域帶來的好處，既包含頂層宏觀政策紅利，也包括底層微觀政策紅利。殷華方、魯明泓(2004)運用1979～2000年的資料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有效性進行研究，結果表示清楚，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因而，中國外資政策的調整必然對外商直接投資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有效吸引外資，在政策體系上，中國遵循了區域優惠---普惠制---產業引導優惠---國民待遇的途徑演進。改革開放初期，在外資政策方面推行的是區域優惠政策，通過區域政策上的落差來實現吸引外資的目的。隨著對外開放度的逐步提高，區域優惠政策逐步演進為普遍適用的政策，其他地區也能吸引外資。同時，先行一步的地區實現產業升級，成為發展極。這時，利用外資的政策開場向產業引導優惠政策過渡，即利用外資主要服從于產業升級和產業布局的需要，并最終為引進技術服務。參加WTO之后，為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開場與國際慣例接軌，取消外資企業享受的超國民待遇或低國民待遇，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成為利用外資政策演化的最終目的。從政策紅利的角度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打開國門，對外資求之若渴。由于實行區域優惠的外資政策，各級為了招商引資，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給予大量優惠。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外資企業在中國享受著比本土企業更為優惠的政策。十分是由區域優惠的外資政策走向普惠制之后，這些優惠政策更是普及至在中國投資的所有外資企業。因而，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外資企業在中國享有極其優厚的政策紅利。參加WTO之后，中國根據WTO框架下的國民待遇原則，取消了對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讓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享有公平的競爭環境。與此同時，根據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對外資政策進行調整，對引進外資有所選擇，實行產業引導優惠與國民待遇，十分是近年來從外商投資指導目錄到反壟斷法，再到建立外資并購安全審查制度，一系列政策措施顯示中國吸引外資的政策逐步成熟，標志著中國利用外資在保持開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已進入從量的劇增到質的飛躍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隨著外資政策的調整，對外資的優惠政策逐步減少，十分是對于那些不符合產業引導目錄的外企不僅得不到優惠政策，反而可能在中國市場的優勝劣汰中被淘汰出局，那些從事粗放型、低附加值產業投資的外資企業生存勢必較過去愈加困難。因而，外資政策的調整與國民待遇的施行使得外資企業在中國能夠享遭到的政策紅利逐步稀釋并大幅縮減，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發達經濟體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下降。第三，投資國的政治風險。固然對政治風險的定義存在不同的界定，但通常以為政治風險是由東道國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引起的，而這種不確定性會給企業的預期收益與資產安全帶來波動與損失。對政治風險與FDI之間關系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厄舍爾(1965)、魯特(1968)等分析了新興國家主權獨立運動時期的國有化浪潮和政權不穩定引起的政治風險對于FDI的影響。后來，東道國的腐敗行為、官僚體制運行效率、管制行為、國際恐懼主義以及不同國家政治風險對FDI的影響逐步成為新的研究熱門。阿格沃爾等(2007)以為東道國政治的穩定性是除了進口限制、資本流出限制和東道國態度之外對FDI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資本流出限制和東道國態度是影響FDI的兩大主因，而的政策和政治氣候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FDI的流動。馬利阿等(2008)則建立了東道國的沒收行為、國內福利最大化及外商FDI選擇之間的動態博弈平衡。對于不同類型國家存在的政治風險，相關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易于出現戰爭、內亂、東道國違約和蠶食式征用等極端型政治風險，而發達經濟體的政治風險更多偏向于非極端類型，包括勞工權益引發的暴力風險、貿易保衛政策、環境標準變化、民族主義風險以及歧視性干涉等(顏曉暉、聶名華，2007;聶名華，2018;桑林、姚琦，2018;2020)。吳雪濤(2020)以為，當下發達國家存在的政治風險主要表現為包含反傾銷政策和技術性貿易壁壘等在內的貿易保衛主義、包含制度與文化差異和國有企業身份等在內的意識形態差異、包含反壟斷審查與臨時性法律法規等在內的歧視性法律限制以及多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等四大類。葛順奇和閻大穎(2020)以為中國在美國投資的風險包括外國投資者會把關鍵技術帶回本國，這種擔憂尤其針對中國以及被過度夸張的政治因素，這是中國長期回避不了的潛在阻力等。英國大型基金赫爾梅斯表示，當下發達國家的政治風險超過過去20年。還有一些研究著重對發達國家存在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障礙進行研究(如張建紅、周朝鴻，2018;崔文娟，2018;梅新育，2018;李金珊、張默含，2020)。然而，上述大多數研究局限于討論政治風險與障礙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對政治風險與障礙對投資母國資本流出的影響則明顯重視不夠。我們以為，政治風險對于發達經濟體的資本輸出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十分是論戰結束后，以主要發達經濟體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為了防備和遏制中國的發展，提出了中國威脅論，長期妖魔化中國。隨著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與綜合國力的加強，十分是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率先復蘇，并在2018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些發達經濟體又老調重彈，鼓噪新版中國威脅論，其目的就是束縛中國的手腳，不容許中國發展。這是一種冷戰結束后長期主導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對華思維，并深入影響著西方發達國家和美國的對華戰略。這種思維反映在經濟領域，存在各種形形色色的版本，如對中國出口產品進行雙反調查蓄意制造貿易摩擦的貿易版、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撓和否決中國企業開展正常對外投資活動的投資版，等等。除此之外，對人民幣升值施壓、不成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反復挑剔中國的市場準入與知識產權保衛、心懷叵測地鼓吹中國崩潰論等都是這一思維的詳細具體表現出。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一方面對于技術出口長期推行限制性政策，直接導致資本流出規模的縮減;對于中國引進和利用外資，拋出中國投資環境惡化論，藉此打壓中國吸引外資的進度和規模，吸引國際資本轉而流向歐美，助其經濟走出金融危機，并施壓中國繼續賦予其跨國公司超國民待遇，進而賺得超額利潤;另一方面，對于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則以國家安全、反傾銷等為由進行阻擾和否決。在這種歧視性干涉的作用下，發達經濟體流入中國的外資持續下降就不難理解了。四、進一步推進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互相投資的對策(一)充分認識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互相直接投資的戰略意義一般講來，直接投資相比國際貿易來講更容易實現互利共贏局面，由于直接投資在給投資方帶來相關收益的同時，也給東道國帶來諸如充實資本、增加就業與稅收、擴大貿易、改善國際收支等受益之處。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直接投資更是如此。對于中國來講，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作為一種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形式和更有戰略意義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能夠在兩個層面上受益:在企業層面，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不僅僅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與持續創新能力的現實需要，同時也是繞開貿易壁壘、適應經濟全球化、融入發達國家市場介入全球化競爭的客觀需要;在國家層面，開展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不僅能夠促進國內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水平的提升，更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國際經濟關系，十分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第三大對外投資國，擴大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更是中國從對外投資大國成長為對外投資強國的一個必經階段和經過。對于發達經濟體來講，擴大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不僅有助于經濟的恢復、增加就業時機、迅速走出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的窘境，而且有利于雙邊與多邊的貿易平衡與良好經貿關系的建立，打造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新型大國關系。因而，必須從戰略高度上深入認識互相直接投資在促進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經濟關系良性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采取切實措施，進一步擴大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直接投資活動。(二)加強政治互信與經貿合作，增進溝通和了解，為互相投資創造良好的環境從總體上看，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直接投資在較長時期內尚處于一個較低的發展水平。2018年，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直接投資占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的比例不到14%，2020年，歐盟對中國直接投資占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的比重為5.47%，美國對中國投資占比為2.8%;而2020年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流量僅占對外投資流量總額的15.4%，華而不實，中國對歐盟投資占比為6.97%，中國對美國投資占比為4.61%;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存量占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比重僅為13.7%，華而不實對歐盟投資為6.04%，對美國投資為3.27%。我們以為，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對于中國來講，固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的比重還處于較低水平;固然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但開展對外投資活動的歷史較為短暫，仍處于對外投資的初級階段;跨國公司的發展固然已經獲得重大進展，但在企業本身實力、國際化經營管理水平以及國際化程度等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中國還處于完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階段，市場的發展與的監管都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對于發達經濟體來講，盡管歐盟與美國都屬于最大的對外投資流出目的地，但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對資本流出的限制政策、貿易與投資保衛主義的盛行、發達國家穿插投資的上升以及對華政策變化，都會對流向中國的直接投資帶來消極影響。華而不實，既有經濟因素，也有包括政治因素在內的非經濟因素，還有對中國市場發展與市場環境認識上的誤解與偏差。比方，對于中國市場中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市場準入與知識產權問題以及市場環境問題，沒有能從發展的角度、從中國市場成長的角度去看待，只是一味地指責和挑剔，這不僅無助于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而且也會給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造成不利影響。而出于冷戰思維從政治層面對資本流出的限制與阻礙，更不利于雙邊或多邊經貿關系乃至國際關系的構建。因而，切實加強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政治互信與經貿合作，增進溝通和了解，克制各自存在的影響互相直接投資發展的障礙，不僅有利于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以促進雙邊互相直接投資的擴大，而且有利于良好經貿關系的建立。(三)推進雙邊或區域投資合作機制建設，為促進雙方互相直接投資提供制度保障為了有力促進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直接投資，加強雙邊投資合作機制建設至關重要。近年來，我們國家積極介入區域經濟合作，與世界經濟融合進一步加深。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20年，我們國家已簽署150多個雙邊投資協定。對于發達經濟體，中國已與德國、英國等多個發達國家簽署雙邊投資協定。然而，一方面，中國與美國、歐盟等重要發達經濟體之間尚未達成相關投資協定;另一方面，國際范圍內雙邊投資協定與區域投資協定的發展方興未艾，美國正在力推TPP與TTIP兩大協議的會談。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必需要主動介入甚至發起新的雙邊與區域投資協定會談，以應對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在中國與主要的發達經濟體之間，2008年開啟了中美雙邊投資協定會談，迄今雙方共進行了9輪會談，已完成核心議題和雙方各自關注問題的初步討論和技術性商量。在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同意就雙邊投資協定進行本質性會談，中方同意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為基礎與美方進行投資協定本質性會談。所謂準入前國民待遇是指在企業設立、獲得和擴大等階段給予外國投資者以及投資不低于本國投資者及其投資的待遇;負面清單是指但凡針對外資的與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業績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單方式列明。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形式已逐步成為國際投資規則發展的新趨勢，世界上至少有77個國家采用了此種形式。這種形式是適應國際發展趨勢的需要，有利于為各類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促進經濟發展。此舉意味著中國對外資的國民待遇將初次延伸至準入前，中國外資管理體制也將迎來重大改變，對外資從當下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全面轉向負面清單形式。固然中美協定會談還存在諸如市場準入、勞工規則、知識產權、國有企業和國際仲裁等問題，但一經達成，兩國的商業時機均將得到顯著擴大，對穩固中美經貿關系、促進互利雙贏具有很大意義。而在中國與歐盟之間，中國與幾乎所有歐盟成員國都簽署了雙邊投資協定，但是這些協定存在兩個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是過于陳舊，跟不上國際投資發展的新形勢;二是在這些協定中，中國側重于保衛自個作為投資東道國的利益，在保衛自個作為投資來源國的利益方面做得不夠。2020年舉行的第十四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已達成一項內容豐富的中歐投資協定將促進和便利互相投資的共鳴，2020年10月，歐洲理事會正式受權歐盟委員會代表歐盟國家啟動與中國的投資協定會談。盡管歐洲理事會的受權指令包含了中歐投資協定會談的內容，將牽涉投資保衛與中歐對相互投資者的市場準入改善，但作為全球最重要的一對貿易投資伙伴，簽署新的投資協定對于歐盟與中國而言應該是雙贏的。2020年以來，上海自貿試驗區正式啟動了負面清單的管理形式，而中國與重要發達經濟體十分是美國和歐盟在貿易和投資會談方面的破局，確立更高層次層級的法律框架，切實提升中國投資者權益保障水平并確保歐美國家投資者的利益，促進互相投資合作并獲得雙贏效果，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探尋求索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形式、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互相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介入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放寬投資準入、加快同有關國家和地區商簽投資協定，改革涉外投資審批體制，擴大投資合作空間。這些內容都釋放出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強烈信號，為促進中國與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的互相投資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四)引進來與走出去更好地結合，進一步促進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互相投資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市場成本的上升與外資政策紅利的衰減，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直接投資持續下降，同時，很多發達國家在中國的加工制造業也出現撤資的風潮;另一方面，外商撤資固然對中國的產業構造、就業、國際收支等帶來了很多消極影響，但是，在客觀上也使得繼續在中國市場投資的外資企業的構造進一步趨于合理，更符合中國產業構造調整的要求。但是，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直接投資的下降確實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要求我們在促進中國對主要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同時，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推動對內對外開放互相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進一步吸引主要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詳細包括下面兩個方面:一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為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在探尋求索負面清單管理形式的基礎上完善對主要發達經濟體企業的引進來策略。根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結合中國的國情，對外資政策進行重新審視，并正視外資企業提出的合理要求，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重點考慮和解決在知識產權保衛、采購與自主創新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在WTO框架下切實解決貿易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