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記者微博與傳媒學者微博的議題選擇研究

【摘要】隨著媒體官方微博和媒體人私人微博數量的增加，媒體人在微博世界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微博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大眾傳播媒介設置的議程，同時也在設置新的議程。作為傳媒界的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記者和傳媒學者在微博議題的選擇上顯示出：體現職業屬性、關注同期熱點、學界業界交叉互動的相似性。但同時也在諸如群體內部議題選擇規律、對同期熱點議題的篩選以及教育教學、政治議題等一系列特殊議題的選擇上表現出較大差異，形成學者關注行業、從業記者關注社會民生的“學者—記者—社會”遞進式的關注鏈條。【關鍵詞】記者微博；學者微博；議程設置；議題選擇2007年中國本土微博服務商開始出現，2009年微博開始在中國全面發力，新浪微博的出現更是掀起了一股微博狂潮，中國正式進入微博時代。截至2012年6月底，我國微博用戶數達到2.74億，網民使用率為50.9%。［1］而在海量的微博用戶中，根據2012年2月新浪發布的數據，在新浪微博上開通的媒體人賬號超過7萬個，媒體官方賬號達1.3萬個。［2］媒體人在微博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由于傳播渠道的打開，互聯網的低門檻使微博無法具有大眾傳媒的渠道優勢，傳統的議程設置模式被打破。但是在微博平臺上，意見信息并非毫無規律地四處流散，那些被廣泛關注的人實際上形成了新形式的中心節點，設置新的議程，影響粉絲對問題的認知。通過新浪微博名人堂的數據發現，媒體工作人員和傳媒學者已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心節點的隊伍中，通過關注與被關注的機制，他們關注、討論、發布的議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粉絲對社會的理解。因此研究他們的議題選擇就具有重要的價值。安徽大學教授芮必峰曾對學界和業界的關系作出如下評價：如果說業界是鼓動的風，學界就是牽引風箏的線，新聞業界與學界的關系大致如此。那么作為傳媒人，從業人員和學者在關注議題方面是否存在明顯差異，即他們為各自粉絲設置的媒介議程是否有顯著不同呢？本文通過新浪微博“名人堂”“媒體匯”隨機選取了20位傳媒學者與記者，并選取2012年12月1日至15日為研究時段，對20位研究對象關注的議題進行對比分析，力圖找到作為從業人員的記者和作為研究人員的傳媒學者在微博議題選擇上的異同。一、記者微博、傳媒學者微博與議程設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彭蘭曾在文章中提到，目前有70%的中國微博用戶將微博作為主要的信息來源［3］，微博已經深切地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并且基于目前微博的審核機制，任何敏感新聞都可以瞬間像病毒一樣傳播，正是由于這種“突破”，讓微博的媒體價值得以凸顯，也讓更多的人愿意通過微博來接收新聞信息。［4］作為信息渠道的微博賬號，除了包含機構的官方賬號外，還包含著大量機構從業人員的私人賬號。2011年，兩名美聯社記者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因提前通過私人Twitter發布消息而被捕，自此，媒體從業人員的私人信息發布行為開始受到廣泛關注。目前，無論是新聞記者還是傳媒學者，開通微博的做法是十分普遍的，其中不少人還是微博的深度用戶。這些微博雖然是私人賬號，由個人經營，但是因為博主公開的記者、學者身份，他們的微博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專家、信息源、辟謠者的性質，也因此其傳播效果與純粹的私人微博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是隨著官方認證形式的出現，“大V”一族更是為記者和傳媒學者貼上“信息公信力”的標簽，吸引了更多人的關注。因此，記者微博、傳媒學者微博絕不僅僅是私人感情的展示平臺，還是其職業身份在微博這個虛擬社會中的延伸，帶有明顯的職業屬性。記者微博，是指記者自己開設并經營的微博。但是就目前而言，無論是學界還是業界對于記者微博的概念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本文討論的記者微博是指記者將自己新聞工作者的身份展示在受眾面前，并基于這種特定身份而開設并經營的微博。具體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實名注冊并通過新浪微博官方認證的賬號，譬如@羅昌平；二是微博賬號的昵稱雖未采用實名，但在微博上公開其媒介從業者身份并得到官方認證的賬號，譬如@豐言風雨，實為《華西都市報》副總編的賬號。傳媒學者微博，在當下同樣沒有一個權威的解釋，只是在現有的學術文章中出現過這一詞匯。借鑒記者微博的概念界定，本文研究的傳媒學者微博是指，學者將自己的傳媒學者身份展示在受眾面前，并基于這種身份開設并經營的微博。在微博平臺上，一個人就可以引發一個社會問題的討論，成為信息的爆炸點，開始自己的議程設置。微博基于關注與被關注關系而形成獨特的傳播網絡，先于其他個體進入微博平臺且更具吸引力的個體更容易與他人建立鏈接，形成所謂的中心節點。巴拉?巴西在其著作中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剖析：“這些人比普通大眾能就某種產品和更多人接觸，他們通過自己廣泛的社會關系，是最先注意到并使用創新者經驗的人。雖然他們自己不一定是創新者，但是他們接受新思想或創新后，對其傳播所起的作用卻至關重要。”［5］這就導致在微博構建的虛擬世界中，基于關注與被關注而帶來的人際傳播和小群體傳播變得更加容易。例如2012年12月6日上午，《財經》雜志副主編羅昌平在微博上實名舉報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一事迅速引發網民圍觀。盡管相關部門負責人多次辟謠，但是在網上依舊激起了廣泛討論。這條信息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除了近些年來民眾對學歷造假現象的關注和對官員腐敗問題的敏感外，還和這一信息的發布者的身份有密切關系。盡管在許多記者的微博上看到“僅代表個人言論，和從業媒體無關”的特別聲明，但受眾在對信息進行解讀時，還是無法將私人言論和博主所在媒體、工作背景完全分開。受眾在解讀微博信息時都會不自主地受到“形象移位”［6］規律的影響，即把博主在微博上的言論移位到其職業和供職的媒體上。也正因為此，國內一流大學傳媒學者的粉絲數要遠遠多于一般學者，央視、新華社著名記者的粉絲數大都在百萬以上，遠超普通記者。二、記者微博與傳媒學者微博議題選擇的對比分析在研究過程中，筆者在新浪微博“名人堂”下的“傳媒”板塊中，隨機選取了10位傳媒學者和10位記者的微博。10位傳媒學者分別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武漢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和安徽大學9所不同的高校，10位記者分別供職于《南方周末》《新京報》《大河報》《財經》《中國青年報》《經濟觀察報》《羊城晚報》《華西都市報》與《晶報》9家不同的媒體。無論是記者還是傳媒學者，都具有自然人和社會人的雙重屬性。因此他們在微博平臺上關注的議題，也會同時展現出私有和共享的雙面性。一方面是對純私人情感、生活的感觸，一方面是職業的延伸，是社會身份的折射。劉藝坐、黃奇杰將個人微博分為以下幾種類型：日志型，即對日常生活的零散化呈現；心情型，即用戶對自己心情的表達，是一種源于情感需求的微博；評述型，即通過微博表達對事物的態度和看法；轉發型，即轉發自己感興趣的微博內容［7］。在前期的信息統計過程中筆者發現，無論是記者微博還是傳媒學者微博，他們發布的心情型、日志型的微博并不會像歌星、影星的日志型微博一樣激起粉絲的廣泛互動，相反，與他們的職業角色密切相關的微博更容易引起粉絲討論。本文選取記者微博和傳媒學者微博為研究對象，看中的是這一群體的社會身份和職業屬性，因此在研究中排除微博中的心情型和日志型的微博，選取與博主職業身份相關的微博進行議題研究。筆者以“日”為單位統計每個研究對象每天關注的議題情況，同一天對同一事件的關注歸為同一議題。半個月內各個研究對象關注的議題數目如下。如表1、表2所示，無論是傳媒學者還是記者，他們關注的議題數量都較大。筆者以“日”為單位進行研究，同一天內對同一議題的討論只計數一次，不同日期對同一議題的討論因為存在著時間差，因此累加計數，不進行合并。在研究過程中確實存在著同一議題因為日期不同因而被多次計數的情況，但在統計過程中筆者發現，多日連續關注同一議題的現象較少，且統計得到的議題總數在1000以上，因此重復統計帶來的誤差很小，并不影響研究。為了更好地對議題進行分析，筆者將微博議題按內容分為近期熱點、行業發展、行業反思、教育教學、政治議題和社會民生六類。（一）記者微博與傳媒學者微博議題選擇的相似之處。筆者通過總結分析10位記者與10位學者半個月內發布或轉發的微博議題的情況，發現這兩個群體在以下三個方面展示出了明顯的相似之處：第一，傳媒角色的“形象移位”。在信息統計過程中共收錄1000余個微博議題，大部分微博的議題都展示出了強烈的媒體工作者屬性。無論是根據自由主義媒介規范理論、社會責任論還是民主參與論的要求，新聞從業者的工作都和社會民生息息相關，即媒體工作者有關注民生的職業特性。作為研究樣本的記者微博和傳媒學者微博的微博議題也恰恰展示出了這一點。例如，傳媒學者微博中芮必峰2012年12月2日關注上訪與截訪人員、關注青年人成為“壓力一族”，12月3日關注我國以及世界各國護照免簽情況，12月4日關注校園周邊治安情況，這些都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同時再來看記者微博，以《大河報》記者朱長振為例，2012年12月1日關注浙江溫嶺最牛釘子戶被拆事件，12月2日聚焦當地立交橋下的流浪者，12月3日關注當地農民工被凍死事件，可以說在他的微博中，處處可以看到弱勢群體的影子。第二，普遍關注同期熱點。在統計分析過程中筆者發現，傳媒學者和記者都對同期的熱點話題表現出較高的關注度，他們關注的議題相較其他領域的人員具有明顯的時新性。例如2012年12月10日莫言領取諾貝爾文學獎并發表獲獎感言，在此后的5天中，記者和傳媒學者圍繞莫言獲獎或圍繞莫言的獲獎感言較為密集地發布了微博。再比如2012年12月14日美國小學校園發生槍擊案，同日我國河南地區發生校園傷害案，次日，研究樣本中的3位傳媒學者、4位記者在微博上關注了這一惡性事件。第三，學界和業界的交叉互動。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學者和記者兩個群體在涉及社會議題時容易形成密切的互動。以學者芮必峰和記者彭曉蕓為例。占海特引發的異地高考權利的討論一浪高過一浪，12月13日記者彭曉蕓發表微博討論上海市民的排外心理：“還是那個觀點，批評上海人狹隘沒啥意思，上海特有的文化也許的確培育了斤斤計較的市民，但上海人的精明算計不一定有道德上的錯誤——自私在道德上常常可以獲得辯護的，安?蘭德就為‘自私的美德’辯護。香港公民意識夠進步的了，市民仍然有厭惡大陸搶奪資源的。關鍵在于地方——中央政府間的責任。”很快，學者芮必峰做出回應，表示不同意彭曉蕓的觀點。緊接著記者彭曉蕓進一步解釋，認為網絡上所謂上海人的反應不能代表真實生活中上海人的反應。14日芮必峰進一步回應該事件：“在我眼里，沒有上海人與安徽人之分，只有理性與非理性、文明與野蠻、高尚與下流之分。這也許是我和一些人的根本分歧。”這種圍繞社會熱點話題展開的學界和業界的互動是很常見的。（二）記者微博與傳媒學者微博議題選擇的差異比較。傳媒學者與記者雖都在圍繞傳媒工作，但是工作重心不同，因此他們關注的微博議題存在著較大差異。首先，差異表現在群體內部議題選擇的規律上。在學者這一群體中，議題選擇顯示出高度趨同性，對政治議題、教育教學、行業發展這三個議題的關注度顯著高于其他議題。教育教學方面，譬如陳昌鳳的賬號，幾乎每天都會發布與學生相關的微博；李雙龍的微博大部分的議題都與學生、教學、科研有關。政治議題方面，關于官員反腐的討論，作為研究樣本的10位學者中有6位學者的賬號中可以找到相關內容；十八大相關新聞，有5位學者在微博上進行了多次討論。行業發展方面，《德國金融時報》停刊、紙媒出現大規模破產這一事件，4位學者進行了關注；《2012第三季度網絡輿情報告》有4位學者做了分享。而在記者微博中，群體內部議題選擇方面呈現出的規律則不明顯，各位記者的微博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地域屬性和領域差異，譬如王克勤的微博中塵肺病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而羅昌平則更關注政治議題。不難看出從群體內部議題選擇的規律上講，學者關注的議題較為集中，且多集中在政治議題、教育教學、行業發展三大領域，而記者關注的話題則較為分散。其次，差異表現在對熱點事件的選擇上。上文中提到，無論是學者還是記者都對同期熱點事件表示出較高的關注度，但是在對具體熱點事件的選擇上卻表現出巨大的不同。譬如在網絡上激起廣泛討論的切糕事件，10位傳媒學者均未對此事件進行關注，而在記者微博中則數次出現。再比如熱映電影《一九四二》，學者們的微博也很少對這一話題進行討論，但是記者們對這一話題的關注則較多。尤其是河南記者朱長振，他的微博可以說形成了一次對河南或者說饑荒的系列展示，去年12月1日發布“河南人在陜西”“18位在京河南人訪談錄”，12月3日發布“1942年河南饑荒氣象資料”，12月13日再度聚焦1942年災荒。由此不難看出，盡管學者、記者兩大群體都關注同期熱點事件，但是記者們更關注同期熱點議題中的民生部分，而學者們則更關注同期熱點中的行業、政治部分。再次，差異表現在特殊議題的選擇上。如上文所述，筆者將記者和學者的微博議題劃分成近期熱點、行業發展、行業反思、教育教學、政治議題、社會民生六類。兩個群體對這六類議題的關注表現出不同的規律。其一，教育教學議題成為學者微博的標簽。教育教學議題包含與學生相關的議題、與教學相關的議題和與學術研究相關的議題。分別來看，與學生生活密切相關的議題在傳媒學者的微博中常常出現，而在記者的微博中則沒有。這和當下傳媒學者大都在高校任職有關，教學是他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此外，討論新聞教學前沿的議題在學者的微博中時常出現，關于各類學術交流、講座的信息成為學者微博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以范以錦的微博為例，去年12月3日關注學生實習，關注暨南大學對外課程的宣傳報名情況；12月4日討論新聞專業學生新聞行業的從業意愿，提醒學生關注南都新聞獎學金……12月8日圖文直播王克勤講座；12月9日聚焦學生紀錄片獎頒獎，關注學生辦報……其二，傳媒學者對政治議題的關注度遠勝記者。傳媒學者微博與記者微博另一大差異體現在對政治問題的討論上。12月1日至15日這半個月內，政壇發生了許多事情，譬如習近平考察深圳、王岐山要求官員不要念稿子、羅昌平實名舉報劉鐵男等等。關于此類政治議題的討論，在傳媒學者的微博中大面積出現。譬如北京大學徐泓在微博中關注的政治類議題有改革問題，王岐山要求不要念稿子的新聞報道，李莊案，羅昌平實名舉報劉鐵男事件，習近平考察深圳，反腐話題等；張洪忠也對王岐山反腐會議要求不要念稿子，中央政治局要改進工作作風的報告，王岐山在微博中“潛水”以圖反腐等事件進行了關注。通過對10位傳媒學者的微博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對政治議題的關注是學者微博的一大特征。相反，在記者微博中，雖然對政治議題有涉獵，但是政治議題遠遠不是記者微博話題的重要構成部分。記者微博中對政治議題涉獵最多的是王克勤，但是即便在他的微博中，對習近平考察深圳等事件的討論也只是零星出現。其三，學者關注行業發展，記者關注社會民生。研究中筆者發現，記者微博展現出很強的守望社會的屬性，而與此同時學者微博則展現出很強的守望新聞業的屬性，即形成了學者關注記者，記者關注社會的“學者—記者—社會”的關注鏈條。傳媒學者與記者群體雖都與傳媒業息息相關，但他們的關注落點有很大不同。對于傳媒業發展趨勢的討論很少出現在記者們的微博中，相反，討論行業發展走向的微博在學者微博中頻頻出現。譬如關于紙質媒體的發展尤其是德國紙媒大規模破產這一事件，筆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