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術界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西部經濟發展影響〞的爭論【標題】ArgumentsofAmericanScholarson"ImpactofWWⅡo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AmericanWest"【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西部產生了深遠，戰時動員促使西部擺脫了在全國中的落后地位。1973年美國新墨西哥大學教授杰拉爾德·納什在史學界率先提出了二戰是美國西部轉折點的觀點。此后他又在一系列論文與專著中深入探討了二戰對西部經濟發展的。與此同時，美術界圍繞這一也不斷提出不同的看法。概括起來說，美術界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兩個基本上：一是西部經濟在戰時迅猛發展的動力問題；二是戰后西部的經濟地位問題?！緝热菡縎econdWorldWarhadafar—reachingimpacto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Americanwest.Thefederalgovernment’smobilizationactivitiesreleasedtheWestofftheunderdevelopedsituation.In1973,awell—knownprofessorfromtheUniversityofNewMexico,GeraldD.NasharguedthatWWⅡwastheturningpointoftheAmericanWestinthe20thcentury.Inthefollowingyears,NashexploredtheWWⅡimpactonthewestern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inaseriesofinflunetialstudies.ButstillothersholddifferentviewsandthinkthatWWⅡmerelyacceleratedexistingeconomictrends.Insummary,thedebatesfocusontwopoints:theengineofthewartimeeconomicboomandthepostwareconomicstatusofthewestinthecontextofthenation.【正文】“美國西部〞是一個時間性很強的概念，在不同的時期代表不同的空間范圍。就20世紀而言，根據美國聯邦署的區域劃分法，西部包括華盛頓、俄勒岡、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亞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羅拉多、懷俄明、愛達荷、蒙大拿，共11州；另外還有一種常見的劃分法，認為西經100度以西的17州〔除上述11州外，還有北達科他、南達科他、內布拉斯加、堪薩斯、俄克拉何馬、得克薩斯6州〕屬于西部地區［1］。本文采用后一種劃分法。美國著名記者伯納德·德沃托〔BernardDevoto〕作為20世紀西部發展的見證人，曾為〔星期六評論〕〔SaturdayReviewofLiterature〕和〔哈帕月刊〕〔Harper’sMonthlyMagazine〕等雜志撰寫有關西部的主題論文達20年之久，真實地記錄了西部發展歷程。他的文字豐富了西部的寫作，更提出了不同時期西部發展特征的概念。1934年德沃托在〔哈帕月刊〕上發表了題為“西部，一個被劫掠的省份〞的文章，其中闡述了一個基本思想：在經濟關系上，美國東部劫掠并控制了西部，西部成為東部的殖民地［2］。這一提法很快流行起來，“被劫掠的省份〞〔PlunderedProvince〕成為30、40年代解釋美國東西部關系時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組。1944—1947年間，德沃托仍在為〔哈帕月刊〕撰寫專欄文章，且越來越關注西部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西部經濟的發展等問題。1946年他在一篇論文中寫道：“戰爭已經給西部帶來了較之以前更大、更廣泛的繁榮。而且在戰時，一場根本性的革命發生了，西部的動力和發展已經在全國經濟中形成了一種結構性變化……如果說已經發生的變化是革命性的，那些已經規劃并注定要實施的就更為革命性了……〞［3］德沃托再領風氣之先，特別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西部經濟發展的影響。在近三十年后，西部史學家才開始較為系統地二戰對美國西部經濟發展的影響。1973年新墨西哥大學杰拉爾德·納什〔GeraldD.Nash〕完成了一部開創性的西部史著作——〔20世紀美國西部——城市綠洲簡史〕〔TheAmericanWestintheTwentiethCentury:AShortHistoryofanUrbanOasis〕。該書把20世紀美國西部史劃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即殖民地時期〔1898—1941年〕和先導〔pacesetting〕時期〔1941—1971年〕，明確提出二戰是20世紀西部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后納什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與專著，集中闡述了二戰對西部所起的轉折性作用。其中以〔美國西部的轉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TheAmericanWestTransformed:TheImpactoftheSecondWorld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西部：重塑經濟〕〔WorldWarⅡandtheWest:ReshapingtheEconomy〕最具代表性。在這些著作中，納什論述了20世紀西部發展的階段性，強調二戰對西部發展的轉折性影響。納什的論斷影響了幾代美國西部史學者，成為解釋二戰與西部發展關系的經典之說，被稱之為“納什論題〞〔NashThesis〕或“轉折假說〞〔TransformationHypothesis〕。當然，在美國史學界，關于二戰對西部發展的影響這一問題，亦陸續提出不同的觀點。例如，北卡羅萊那大學的羅杰·洛特欽〔RogerW.Lotchin〕在〔城堡化的加州，1910—1961：從戰事州到福利州〕一書中就提出了二戰對美國西部的影響是一種“演進而非革命〞［4］的觀點，成為與納什對立觀點的代表人物。同年美國西部史學會在紐黑文會議上專門就納什的“轉折假說〞進行了討論；1994年8月〔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HistoricalReview〕發表特輯，共發表五篇以加州城市為對象的論文，就“轉折假說〞展開討論。就二戰對西部經濟發展的影響而言，美國學術界的意見分歧是圍繞兩大基本問題展開的：一是戰時西部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二是戰后西部的經濟地位問題。本文擬結合這兩個基本問題評價一下有關爭論的情況。一、戰時西部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二戰期間美國西部經濟經歷了巨大發展，這是美國史學界公認的基本事實。問題在于，這種巨大發展的根本驅動力是什么？是二戰這一特殊歷史事件的外在推動力，還是地區經濟具有的自身發展動力？杰拉爾德·納什所持的是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二戰期間聯邦大規模的防務開支是西部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1940—1945年間，聯邦通過采購合同、軍事設施、聯邦擁有與運營的設施、聯邦軍事及文職人員薪金等渠道，在西部共投入資金約400億美元。通過這些資金西部發展了已有的制造業，創建了鋁、鎂、合成橡膠業，并由此推動了航空航天、等技術導向經濟的發展。同時，重塑經濟的努力還帶動了新定居者的涌入，刺激了服務業與機構的擴展［5］〔P1—3〕。簡言之，二戰期間的聯邦防務開支有助于西部產業結構的調整、完善與升級。正如納什所言：“正當西部人爭取追趕其他地區時，他們發現戰時聯邦防務開支提供了他們幾十年來所缺乏的資金。〞“二戰所釋放出的能量激發了巨大的變化，戰后西部擁有了更發達、更多樣化的經濟。〞［5］〔P1—2〕納什在強調聯邦開支是戰時西部經濟擴展的主要驅動力的同時，也不否認私人的作用，只不過在納什看來，私人只是“承擔了多數的實際工作〞［5］〔P4〕。持后一種觀點的學者以加州城市地區經濟發展為考慮研究對象，認為二戰前夕加州已具備了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戰時經濟擴展是建立在該州以往經濟成就的基礎之上的。至于納什強調二戰對西部的轉折性作用則是“極大地夸大了加州發展歷程的不連續性，而低估了其連續性〞［6］。洛特欽研究了加州增長狀況，認為二戰期間加州人口增長與聯邦防務開支之間并無明顯聯系。他首先了二戰期間美國不同地區防務開支和人口增長的情況，結果發現北部〔NorthCentral〕諸州防務開支無論絕對值還是人均方面都高于西部，而其人口并沒有出現轉折性增長，只有適度的增長，有時還出現停滯甚至負增長的情況。戰時人口增長最多的，是那些大蕭條期間就已經有積極增長的地方〔如加州〕［7］。再從加州本身人口增長曲線來看，二戰期間的人口巨增，并不是加州人口增長史上的創紀錄的最高值。以10年為期進行比較，本世紀70年代以前加州人口增長高峰出現在20年代［7］〔P408—411〕。北卡羅萊那大學經濟系的保羅·羅德〔Paul.Rhode〕了加州制造業發展的情況，認為從各種主要經濟指標來看，1940年的加州城市地區的工業化已達到相當水平，具備了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這才是戰時聯邦在加州投入大量防務資金的前提基礎。羅德特別以加州飛機制造業和造船業的發展為例，論證了他的觀點。羅德指出，飛機制造業通常被視為一種軍事驅動的工業，然而太平洋沿岸飛機制造業領導地位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是源于技術突破。此種突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經實現，到1939年太平洋沿岸諸州已成為美國飛機制造業中心，僅加利福尼亞一州就雇用了該行業全國近一半的工人。戰前加州在美國飛機制造業中的領導地位，正是聯邦在加州投入巨額防務開支的重要基礎。所以羅德說，加州飛機制造業的“擴張是加州戰前居于領導地位的結果，并非是戰時軍方對該州特別偏愛的結果〞［6］〔P373〕。為進一步論證這一觀點，羅德還介紹了二戰期間美國軍方對飛機制造業進行重新布局的情況：在戰爭動員初期，軍方生產權威出于國家安全和工業密集的考慮，希望對飛機制造業進行重新布局，在西部內陸地區建設新工廠。但由于戰略需求緊急，最終不得不在具有生產與優勢的加州增加生產能力。隨著戰時生產的發展，軍方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飛機生產的重新布局，加州的飛機生產份額也相應地縮減，1941年占全國產量的50％以上，而到1945年卻降至25％。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憑借和技術方面的擅長和優勢，加州飛機仍在飛機制造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以管理總部所在地而不是以實際生產地為考慮標準，戰時加州管理了飛機制造業中約一半的工作人員。1943—1944年生產高峰期過后，全國飛機制造業就業人數迅速下降，而恰在此時，加州這一行業在全國就業人數中的份額卻相對增長［6］〔P382—383〕。通過上述分析，羅德想證明的是，戰時聯邦防務開支不僅不是加州擴展的基礎，相反，還一度因軍方提倡分散工業布局而削弱了加州的優勢地位。換言之，羅德要證明加州經濟發展靠的是自身內在的動力，從而也就削弱了戰時聯邦防務開支的刺激作用。如何評價洛特欽與羅德的觀點呢？首先應肯定他們用翔實的資料、數據，客觀地反映了加州戰爭前后的經濟情況及戰時經濟在加州經濟發展史中的地位。但從羅德對加州飛機制造業在二戰期間發展情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軍方為代表的聯邦有在西部對制造業重新布局的愿望，并且在戰略需求相對緩解的情況下確實進行了重新布局。這種重新布局實際上就是聯邦利用戰時動員這一特殊歷史事件，找到了在相對欠發達地區直接開發的機會。在經濟中，私人資本不愿或無力承擔在落后地區大規模興辦制造業，特別是新興產業的風險，再加上當時自由放任的傳統經濟思想仍束縛干預經濟生活的能力，因此和平時期不大可能直接于某一地區的生產領域。在這種背景下，戰爭這一國家緊急事態有助于聯邦投資于相對欠發達地區，解決了西部經濟發展的資金問題，客觀上起到了推動該地區發展的作用。關于戰時聯邦防務開支對西部相對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猶他州的戰時經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猶他史學家托馬斯·亞歷山大〔ThomasG.Alexander〕和列奧納德·阿靈頓〔LeonardJ.Arrington〕對猶他州戰時防務設施的經濟社會影響有過詳細的分析，其中對雷明頓兵工廠〔RemingtonArmsPlant〕這一聯邦小型兵工廠建立、運轉及戰后處理的個案研究，清晰地顯示了聯邦防務開支對相對欠發達地區工業發展的作用。作者認為猶他州戰時大量軍事設施的建立，其直接影響是增加了就業，提高了工資水平，為當地企業提供了商機。它們的建立對猶他州的長遠影響則更為突出。僅以雷明頓兵工廠為例，戰時它利用聯邦資金培訓了大約15000猶他工人，技術培訓增加了猶他技術人員的數量，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素質。另外，通過戰后對剩余生產能力和剩余物資的特殊處理，大量的聯邦資金轉移為地方資金。以1900萬美元建設的雷明頓兵工廠，僅以不足其造價9％的價錢出售；通過這座兵工廠，聯邦又將價值兩億美元的戰爭剩余物資以成本價的大約20％處理給商人、退伍、地方和非盈利組織?？偠灾瑧饡r防務開支“創造了一個猶他人在戰后可資利用的貨物、企業工廠和技術的儲備〞［8］。二戰前后的猶他是與加州經濟發展程度、發展類型完全不同的州。猶他是一個相對欠發達的、人均收入歷來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偏遠的內陸小州，而加州是一個工業相對發達的、富裕的沿海大州。正如上述學者分析所反映的，二戰對這兩個州的影響也是不同的。納什所考察的西部地區恰恰就包括了上述兩種發展程度不同的經濟類型。而且當時大多數西部州屬于前者的經濟類型，就整體而言西部是一個相對欠發達地區。1940年西部各州擁有全國20.4％的人口，但它們只占全國制造業增值的10.7％［9］〔P20〕。誠如羅德所言，1940年加州的收入與人口達到或超出西部其他各州的總和，二戰期間各種與軍事相關的活動，特別是飛機生產和造船又都集中于加州的城市地區［6］〔P3〕，但加州卻不能代表整個西部。盡管羅德、洛特欽等學者對加州的分析是符合實際的，但不足以駁倒以整個西部為考察對象的納什的論點。實際上如果以西部為整體考察的話，1940—1945年間，西部各州得到的戰斗裝備合同額占全國的20.5％，聯邦資助的戰時工業設施工程占全國的40.4％，都遠遠高于其現有工業能力所應得的比例額［9］〔P21〕。顯然聯邦防務開支分配給西部各州的份額，不是只考慮其已有的工業能力或基礎，而是更多地考慮其他因素，如“位置及提供給軍事基地、造船廠和機場活動余地的廣闊空間以及為初級金屬生產提供的地區資源〞［9］〔P20〕。對不同地區特別是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進行考察必然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不能以對加州這個局部的研究視為西部整體的情況。戰時西部經濟發展是靠“外力推動〞還是由于“歷史連續性〞，這兩者說法哪一種更具說服力？美國女學者波士頓學院的瑪麗萊恩.S.約翰森〔MarilynnS.Johnson〕曾針對這場爭論有過如下論斷：這種爭論如同多數歷史爭論一樣，被人為地兩極化了……歷史上很少有完全史無前例的事件；戰爭的影響和其他許多劇變事件都發生在預先確立的社會體制之中，并通常加強了長期存在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戰爭通常極大地加速了社會變化的步伐，產生了能于潛在地改變現在狀況的緊急狀態［10］〔P315—316〕。本著這種看法，首先即使是對西部相對欠發達地區而言，聯邦防務開支所推動的經濟發展至少是建立在基礎設施建設〔、等〕已初具規模，具備了經濟起飛的前提條件的基礎之上的。其次即使是對加州城市地區而言，二戰的作用仍可稱之為轉折性的：1939—1944年間，加州制造業產值從179.8萬美元增加到1014.1萬美元，增加了270％；制造業就業人數從1939年27.1萬多人增至53萬多人，增加了95％。［11］〔P26〕正如加州埃爾·卡米諾學院〔ElCaminoCollege〕的阿瑟.G.維吉〔ArthurG.Verge〕對二戰與洛杉磯發展之間的關系所做的概括：盡管戰爭確實是在極大地加強業已運轉的幾股社會經濟力量，……但二戰也帶來了一個新的、根本不同的、較之沒有戰爭而發展的洛杉磯、在經濟上更為強大的洛杉磯。〞［12］二、戰后西部的經濟地位問題關于戰后西部經濟地位，納什的結論是：二戰使西部經濟地位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即由具有殖民地經濟特征的階段轉變為全國經濟的先導〔pacesetter〕。他通常的表述是：1940年西部經濟作為工業東部和中西部的原出口者，仍舊以殖民地因素為特征。但在1945年，經過戰爭時期的西部擁有一個發達的制造業體系、一個忙亂的服務業經濟、一批航空、及導向的工業，科學導向的工業預示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后工業經濟的崛起。在四年間，戰爭使一個落后的殖民地區轉變為國家經濟的先導。戰爭所創造的經濟類型主導了下一個30年的西部經濟［5］。納什強調戰爭加速了西部各地的科學活動。以波音公司戰時在飛機制造業中的研究開發為例：波音公司建立了專門的研究設施和研究小組，投入更多精力從事研究開發。如果1941年該公司花在研究開發上的時間為100，1942年為212，1943年達到了470，1944年則高達840［5］〔P87〕。同時它還推動了華盛頓大學實驗室的發展，這就在西部開始了產、學、研的最初結合。除此之外，南加州的航空、核裂變、潛艇偵察研究。西南部的核鏈反應、火箭、航空防火器研究開發以及曼哈頓原子彈制造計劃，猶他州的生化研究等［5］〔P6—7〕，這些二戰期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研究開發項目，其長遠影響是使“美國科學人才的重心西移〞，在1945年為西部留下了一個必定要對民間經濟產生影響的新科學復合體［5］。所以納什說，新近制訂的科學與工程行動計劃現在給予西部一把“利刃〞，將使西部在戰后數十年成為一個經濟先導［5］〔P2〕。針對納什關于美國西部“經濟先導〞地位的提法，洛特欽等持有不同意見，認為二戰并沒有改變美國地區間工業平衡，戰爭結束時的西部既非全國經濟的先導，也沒有跡象表明它正在成為經濟先導［7］〔P407〕。洛特欽首先從地區間橫向比較入手，根據二戰前后加州及西部其他州在全國經濟中的相對位置變化情況，論證西部在戰爭結束時并非經濟先導。他以制造業就業人數的變化為例，指出經過戰爭，西部大多數州的制造業就業人數與人口的比例絕對增長顯著，高于東部；但是從全國排序來看，相對位置并未發生根本變化，仍屬于落后地區?！惨娤卤怼趁绹髦萑丝谂c制造業崗位比例〔1939年，1947年〕人口與制造業崗位比全國排名州別1939年1947年1939年1947年羅德艾蘭6.76.212康涅狄格7.36.121………………俄勒岡19.016.52921華盛頓21.019.32226加利福尼亞25.519.962627科羅拉多48.030.03432猶他48.434.53537得克薩斯51.331.93634愛達荷53.340.33739堪薩斯58.232.13835蒙大拿63.543.44041內布拉斯加71.535.54138懷俄明74.967.84243俄克拉何馬84.550.44342亞利桑那84.576.14444內華達108.3156.14648南達科他118.681.04746新墨西哥165.3107.34847北達科他246.0162.084949資料;：美國商務部人口署，〔制造業調查：1947年〕第三卷：〔各州統計〕，華盛頓特區，1950年，1～638頁。轉引自羅杰·洛特欽，“加州城市與颶風之變：二戰在舊金山、洛杉磯和圣迭哥大都市區〞，〔太平洋歷史評論〕，第63卷，1994年8月，第404頁，405頁。其次，洛特欽認為從近期工業發展前景來看，西部也沒有成為全國經濟先導的跡象。洛特欽利用的論據是1946年〔全面和平的第一年，戰爭合同已取消或正在取消，和平建設重新開始〕美國國內新工廠和工業設施的投資情況。該年加州人均投資額位于全國第17位，僅相當于第1位的印第安納州的一半左右。其余西部州中，除俄勒岡〔第15位〕、得克薩斯〔第16位〕、懷俄明〔第20位〕、華盛頓〔第21位〕外，均位居第32位到最后一位［7］〔P405—406〕。評價上述兩種觀點，首先應明確“經濟先導〞的涵義。它既可指稱經濟發展的狀態、成就，也可以指稱一種經濟趨勢、經濟潮流。從上文的介紹中可以看出，納什更多強調“經濟先導〞預示了經濟發展趨勢。洛特欽的反駁看起來很全面，他從狀態和趨勢兩方面同時否定了“經濟先導〞說，洛特欽先將“經濟先導〞地位視為一種經濟狀態，并證明從這一角度講，戰爭結束后西部并非全國經濟的先導，他的論據也很有力。緊接著洛特欽又指出，即使從發展前景來看，西部也沒有成為經濟先導的跡象。為什么同樣是考慮經濟發展趨勢，洛特欽會得出與納什不同的結論呢？問題在于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生產要素來衡量經濟發展的趨勢。洛特欽從資本投入的角度，認為戰后初期西部沒有成為先導的跡象。納什則選擇了創新和產業升級等因素，認為“科學導向的工業預示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戰爭所創造的經濟類型主導了下一個30年的西部經濟〞［5］。那么究竟哪一種生產要素最能代表經濟發展的前途呢？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國界在此問題上就已基本形成共識：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率先超過了資本等其他要素?？萍歼M步不僅有助于推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且現代經濟增長已不是單純的經濟總量增長，它是包括科技進步、產業升級等因素在內的系統工程。二戰期間聯邦在西部的相關活動有助于西部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從而使西部代表了美國經濟發展的新方向。波特蘭州立大學城市研究與規劃系主任、美國城市史研究會主席卡爾·艾博特對此曾有過精辟的論述：“二戰作為西部與過去決裂的重要性，次于它引發西部的重要性，它奠定了西部城市在美國第四個工業發展的長周期〔注：美國第四個工業發展長周期的提法源自于中的“康德拉捷夫周期〞，后由約瑟夫·熊彼特吸收到他的“創新周期論〞中，將長周期稱之為“康德拉捷夫周期〞，并用他的“創新〞加以解釋。該理論認為自18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已經歷了四次長周期，第四次的起點是20世紀30、40年代，結束時間為90年代初?！持邪l揮領導作用的基礎。〞［9］〔P39—40〕第四次長周期發展的動力來自于西部城市，“包括較早的創新被大規模推向市場……，以及電子、電信和航空航天方面一連串創新發明。當然，西部城市在這些工業中居領先地位均由二戰使然。〞［9］〔P39—40〕美國學者邁紐爾·卡斯特爾斯〔ManuelCastells〕曾根據一些實證研究出一個地區吸引高技術產業的五點特征，其中兩點恰與二戰對西部的影響相符合：〔1〕因為高技術產業是以科學為基礎和知識密集型的，它們需要與重要的大學和研究單位有密切聯系，并接近技術和科學人員儲備?！?〕由于對市場，特別是對軍事和空間項目〔尤其60年代末〕的依賴，高技術活動傾向于聚集在軍方建立了試驗地點的地區［13］〔P13〕。到70年代，西部高技術產業在美國領先的地位已經相當明顯。據1983年的一項統計表明，1972～1977年間，美國高技術領域領先的十個城市依次為圣何塞〔硅谷〕、阿納海姆、休斯敦、圣迭哥、波士頓、達拉斯、沃切斯特、俄克拉何馬城、萊克蘭和菲尼克斯［13］〔P34〕。其中只有3個城市在西部以外。可見，從科技優勢將引發新的經濟的角度出發，二戰后的西部確可稱之為“經濟先導〞。以上就西部戰時經濟擴展的動力和戰后經濟地位兩個方面評介了圍繞納什“轉折假說〞出現的一些爭論。迄今為止納什的觀點仍有待進一步的證明。盡管如此，納什作為該領域研究的開拓者，仍然受到廣泛的尊重，其論著依然產生著廣泛的影響。而圍繞納什觀點展開的爭論必然不斷深化人們對于“戰爭與經濟〞的關系、對20世紀美國西部發展等問題的研究和認識。［收稿日期］1999—01—26【】［1］WarrenABeckandYnezDHaase.HistoricalAtlasoftheAmericanWest［M］.Norman:UniversityofOklahamaPress,1989.［2］BernardDeVoto.TheWest:APlunderedProvince［J］.Harper'sMonthlyMagazine121,(Aug),1934:355—364.［3］BernardDeVoto.TheAnxiousWest［J］.Harper'sMonthlyMagazine193,(Dec).1946:489—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