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

李景鵬講解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商學院古繼寶制博士生培養計劃的必讀書目1、約翰·羅爾斯：《正義論》2、羅伯特·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3、道格拉斯·諾斯：《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4、詹姆斯·Ｍ·布坎南：《自由、市場和國家》5、曼庫爾·奧爾森：《國家興衰探源》6、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7、喬·薩托利：《民主新論》8、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9、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10、卡爾·科恩：《論民主》1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2、羅榮渠：《各國現代化比較研究》13、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14、寧騷：《民族與國家》15、李景鵬：《權力政治學》序言

《政治學理論與方法重要著作和最新成果研究》課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啟發大家學習理論的興趣。思維是人類的特點和優點。而理論思維則是知識分子的特點和優點。在物欲橫流的今天，強調這一點尤其重要。理論思維的任務是什么呢？簡單的說就是對我們所感受到的和意識到的一切問一個究竟，通過這種詢問來達到對事物的透徹的理解。作為社會上的一般的人，往往并沒有這種要求。對他們來說只要有感性的滿足（即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等等）就可以了，如果什么事都要問一個究竟，就活得太累了。但對我們來說卻不應該如此。我們不但應該對我們所感受到的和意識到的一切問一個究竟，而且還要善于這樣做。因為我們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一般的知識分子，而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階層，我們不僅要對自己的一生負責，而且還對國家和民族負有責任，甚至對人類的未來負有責任。我們迄今為止所學到的各種知識喚醒了我們的智慧，這就使我們產生了一種渴望，即迫切地要求去弄清楚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自身與這個世界的關系、我們自身以及我們之外的這個世界的來龍去脈和未來發展，等等。也就是說，我們既然已經被喚醒了，我們也就不會滿足渾渾噩噩的生活，而是要追求一種明明白白的生活，一切都要問一個究竟。為此，就需要一種理論思維，就要具有理論思維的能力和興趣。人類的理論思維是在各個領域中展開的，從而形成各個領域的專門的學問。在政治學的領域中，我們的理論思維的任務便是要弄清在這個領域中的各種基本問題的究竟。這個任務首先是由政治哲學擔當起來的，其次便是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再其次則是各種應用性的政治學理論，等等。我們在這個課程中所選的幾本書便包括了這幾個方面。通過讀這幾本書，來鍛練我們的理論思維的能力，學會理論思維的方法，培養我們的理論思維的興趣。但是，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對那些長期從事實際工作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為理論思維也是一件很苦的事，是一種很艱苦的勞動，是一項專門的功夫。長期的實際工作容易造成一種惰性，即喜歡就事論事，而不愿意去深入探討其中的究竟，不愿意去下苦功夫弄清其中的所以然。這樣就不能很好地達到鍛煉理論思維能力、學習理論思維方法、培養理論思維興趣的目的。所以，對這些同學來說，要把這個課程學習好，是有困難的，是需要很好地克服就事論事的惰性的。而且決不要把理論的探討等同于煩瑣哲學，覺得它就是那么一回事，對它加以鄙視。這樣我們就很難學到東西了。但是，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學又有一個很大的優點，那就是他們的豐富的實踐經驗。我們知道，人們的直接經驗是人們的理解力的基礎，實踐的經驗越豐富，其理解力就越強。所以，這部分同學應該很好地發揮這方面的優勢。對于從學校門里出來的同學來說，他們對于各種理論的門牌比較熟悉，學習起來自然比較方便。但是他們的理解力不如具有實踐經驗的同學，對于這一點也應該有自知之明。總之，兩部分同學各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應該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人們的理論思維具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發點，政治學的理論思維也是如此。在這里，我想主要從兩種不同的出發點和兩種研究方法來探討一下有關政治學的理論問題。兩種出發點，一種出發點是人們比較熟悉的價值分析，而另一種出發點則是人們不太熟悉也不太理解的非價值分析，也就是站在人類之外來觀察人類歷史的進程和規律。兩種研究方法，一種是應然的研究方法，一種是實然的研究方法。政治學的價值分析是一種最一般的分析，它是從人類的價值出發，通過分析來追求一定的價值目標的一種分析，例如關于自由、平等、民主、正義，等等的分析。我們馬上要學習的《正義論》和《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就是典型的價值分析。價值分析不但包括價值評判，也包括對理想的追求。人類的社會離不開對事物的價值評判和對理想的追求，否則人類就會失去精神的支柱。然而價值又是受人們的社會地位和利益關系影響的。處于不同社會地位和利益關系中的人們，其價值觀也是不同的。而且人們往往處于價值觀的沖突之中。這就為價值分析帶來極大的困難。因為一部分人認為好的東西，另一部分人則會認為不好，一部分人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另一部分人則會認為是沒有價值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進行價值分析呢？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把一部分人的價值觀上升或強調為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而否定另一部分人的價值觀。例如把無產階級的價值觀強調和上升為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而否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或者反過來把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上升為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而否定無產階級的價值觀。這是階級論的解決辦法。這種解決辦法是我們過去經常使用的，也是人們習以為常的。然而這種解決辦法是有缺陷的，它使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價值觀得不到承認，從而也就否認了這部分人存在的合理性。這是一種社會不公平的表現，雖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的水平上無法避免的不公平。另一種價值分析的解決辦法是把價值評判限制在高度抽象的范圍內，使它超越價值觀的對立。例如對自由的分析，把自由作為人類的首要的價值，是社會上一切人都需要的，而不管你是處于什么樣的社會地位。誰都不能說不需要它。即使在現實生活中人們處于不自由的地位，作為一種理想，人們還是向往自由的。這樣自由也就可以成為一切人的理想了。從而使得對自由的這種抽象的分析對于一切人來說就都是有意義的了。通過這種分析得出一些基本的結論，推導出一些基本的原則，作為對現實生活的指導，并在此基礎上構筑人類的理想。對自由問題如此，對平等、正義、民主等問題的分析也是如此。這樣，這種抽象的分析就成為政治哲學研究所采取的一般的做法了。但這種做法也受到階級論做法的批評，認為它脫離現實，掩蓋人們在價值觀上的對立。因而這種做法也不是人們普遍接受的。總之，由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在價值觀上的對立，使得這種基于價值的理論思維本身存在著困難。但從人類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來看，階級總是要消亡的，階級論即使正確也不能伴隨人類的始終。對人類未來理想的探討，還是離不開這種抽象的分析。同時，即使從現實出發，當我們不是探討不同群體之間的價值的差異，而是探討作為每一個單個的個人的價值追求時，還是需要進行這種分析。因為如果從每一個人的立場和角度出發，那么每一個人都不會愿意擁有比別人少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公平地對待每一個人。為此，對自由、平等、民主等等的研究就要超越價值觀的對立，將它們作為一般的人類價值來對待、來研究，從而也就需要這種抽象的分析。所謂非價值的或純客觀的分析，是指我們在進行分析時，暫時把價值問題放在一邊，超脫人類情感因素的影響，也就是站在人類之外，用上帝的眼光或外星人的眼光來看待人類的歷史發展及其所體現歷史規律。這樣一種研究看來似乎不合情理，但這卻是研究歷史規律唯一的途徑。因為歷史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對于一種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事情，用帶有人類情感的眼光去觀察去分析是無論如何也弄不清的。關于《正義論》的若干問題

1999年3月7日

1正義論的出發點是對人的基本估價問題。也就是說是把人看成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還是把人看成是目的本身。正義論所主張的就是把人看作目的本身，而反對把人看作達到其它目的的手段。在這一基本問題上，正義論代表著社會發展的方向和人類發展的方向。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知道，所謂把人看作目的本身，就是承認每一個人都是平等地具有獨立人格、獨立的意志、獨立的情感、獨立的利益的存在物。為了保證這種平等性和獨立性，人們就必須享有一些必要的權利。而為了保證人們享有必要的權利，就要有相應的法律的和制度的安排。但是，所有這一系列的問題并不是在任何歷史時期都能提出的。在現實生活中提出這個問題是需要歷史的發展提供相應的條件的。在人類歷史中只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出這個問題。這是因為，在這以前的社會沒有為人們作為獨立的個人的存在提供可能性。而只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歷史的發展才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這樣才有可能把人作為目的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在現實生活中提出。在這方面自由主義是有功勞的。因為自由的問題便是以每個人作為單個人的存在為前提的。如果人們不是作為獨立的個人存在而是具有某種依附性的話，那么也就談不上什么自由了。然而，在目的論中，也還是有積極的目的論和消極的目的論的區別的。消極的目的論只是要求對個人的獨立性即個人的自由不要施加任何的限制和侵害。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去解決。而積極的目的論則要求使每一個獨立的個人都能享受同樣的幸福。主張每一個人都有享受幸福的平等的權利。而要做到這一點，只靠當事人自己是作不到的。這樣就必須借助于國家的力量。也就是在國家的幫助下來實現。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闡述的觀點就屬于積極的目的論，而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所闡述的觀點則屬于消極的目的論。2積極的目的論既然主張每個人都應有享受幸福的平等權利，那么在每個人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不平等的現實條件下，就必然要提出一個再分配的問題。也就是要把一部分社會財富從條件好的人們手里轉移到條件差的人們手里。而這樣做的時候又不能侵犯條件好的人們的自由。這樣就必須想出一個理由來使條件好的人們愿意這樣做。羅爾斯認為，這個理由不能建立在個人的同情心上，而應當建立在一定制度的基礎上。因為同情心是具有偶然性的，只有一定的制度才能為此提供穩定的保證。這個制度就是一個以兩個正義原則為基礎的組織良好的社會。而建立這樣一個社會的理由則是社會合作論。即人們只有合作才能過一種比現在更好的生活。因此，不論是條件好的人還是條件差的人，都把相互合作作為生活的最高準則。也就是說人們能夠接受兩個正義原則的動力就是這種關于社會合作的假設。在羅爾斯看來，只有在這種社會合作中，才能最好地實現人們享有平等幸福的權利。然而在全書中對于社會合作假設的論證則是相當薄弱的。在他看來，這種合作的保證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法律，即一部正義的憲法和其它法律；另一方面就是道德，即人們的正義感。實際上這兩個方面還不足以保證一個社會真正實現正義的合作。因為，法律的制定不可能不受各種社會利益關系的影響，而在社會道德中真正起作用的則是統治階級的道德，也就是社會地位優越者的道德。在《正義論》的全部理論中都沒有提供任何可以改變這種現狀的鑰匙（即途徑、方案和辦法）。但是，并不因此就使這本書失去價值。這本書的價值不在這方面，它的價值在于為我們提供一種分辨什么是正義的，什么是不正義的這種界限的根本性的原則。有了這種根本性的原則，我們在不正義的現實中對于如何建設一種正義的制度、如何去對待各種不正義的事情，就有了明確的方向。這樣我們的智慧就被喚醒了，我們就有了真知灼見，有了寬廣的胸懷和敏銳的洞察力。這就可以使我們不同于蕓蕓眾生，而能夠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來觀察歷史的發展。所以，對于《正義論》我們不應該從操作的意義上去尋找答案，如果是這樣，就會大大地降低它的價值。而應當把它看作是對人類的一種終極的關懷。并為這種關懷提供根本性的原則和途徑。這才是其價值之所在。3羅爾斯作為一個積極的目的論者，他首先具有自由主義的共同性。這就表現在他的第一條正義原則以及其所規定的辭典式的次序中。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每一個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由是首要的原則。任何其它的原則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論。必須在滿足了這一首要的原則之后，才能考慮其它的原則。在這一點上，他和其它的自由主義者是共同的，沒有分歧的。也就是說羅爾斯學說的主要特點不在于此，而在于在此之外的其它方面，即在其差別原則上。而差別原則的特點則是以不平等來達到平等。這是因為現實本身是不平等的，有的人狀況好，有的人狀況不好。為了要填補這種不平等的狀況，就需要用一種不平等的原則。這就是要從狀況好的人那里拿出一部分剩余產品來改善狀況不好的人的生活。但是只說到此是遠遠不夠的。問題在于如何進行這種財富的轉移和如何為這種財富的轉移辯護。根據《正義論》中的設計：這種財富的轉移不是靠個人的同情心，而是靠制度安排。即是說靠由憲法和法律所保證的正義的社會結構及其相應的有關部門（即所謂配給、轉移、分配、交換等部門）來實現。

第一，這種財富的轉移不是搞“均貧富、等貴賤”的絕對平均主義，也不是“福利國家政策”的一般社會救濟，而是在改善最少受惠者狀況的同時，處于優越地位的人也因此而得到一種更好的生活。也可以說，改善最少受惠者的狀況是處于優越地位的人們追求更好的生活的社會前提。第二，對最少受惠者狀況的改善并不是隨意的和無限度的，而是遵循這樣的原則：即這種改善應該正好是填補了最少受惠者由于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不利地位所造成的差異。也就是說是為最少受惠者創造一個與處于優越地位的人們同等的機會，作為他們努力的起點。也可以說，對最少受惠者狀況的改善體現了機會平等地向一切人開放的原則。這樣就可以避免“福利主義”政策所造成的“養懶人”的消極后果。第三，羅爾斯為這種財富轉移辯護的理由，一個是社會合作論，即認為社會合作是處于任何社會地位的人們的最大愿望和最高原則。沒有這種合作大家都不可能過一種理想的生活。這種社會合作論的理論基礎是契約論。羅爾斯說他繼承了契約論的傳統就是這個意思。自由主義的基礎是個人本位，從這里是引申不出社會合作的問題的。自由主義只有借助于契約論才能提出社會合作的問題。因為，契約論是以人類的群體生活為前提的。而在群體生活中首先就要提出合作的問題。羅爾斯為這種財富轉移辯護的另一個理由就是正當優先于善的原則。這是倫理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的原則。這里所說的善，指的是人們的偏好。偏好雖然是主觀和客觀的結合，但主要反映的是主觀的傾向，因而主要是和個人的價值評價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從整個社會來說，不同人的偏好之間是有矛盾的。這樣，對每個人的偏好就要有一個社會評價的問題。也就是說必須要問一問從社會整體的存在和發展來說，你的這個偏好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么就是正當的。否則就是不正當的。這就是正當優先于善的原則。在羅爾斯看來，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只有通過合作使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都能生活得更好才是正當的。而他的差別原則恰恰是滿足了這個要求。4羅爾斯的《正義論》主要的對立面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是把適用于個人的原則擴展到整個社會，也就是把整個社會當作一個人來考慮問題。因此一切都從整體出發。這樣就必然要忽略作為單個人的價值。甚至可以為了整體的利益而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這時整體的利益就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了。這就違反了把人作為目的本身，而不是作為工具和手段的原則了。再進一步分析我們就會看到，功利主義的為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原則，在現實生活中很容易被為了極少數人的最大利益所替換。因為在社會中處于優勢地位的極少數人往往是以社會代表者的面目出現的。從而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他們的利益說成是大多數人的利益或者是整體的利益。從這方面說，功利主義完全可以成為少數人統治和剝削大多數人的工具。而正義原則把人作為目的本身，主張每一個人都有享受自由和幸福的平等的權利。人們的自由權利是不能用任何其它的東西所交換的。而社會的不平等的安排只有在它能改善最少受惠者的狀況時才是正當的。這樣正義論顯然是優于功利主義的。然而從現實出發，功利主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因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現階段，對于任何國家來說，發展都是硬道理。不發展則一切都無從談起。而發展就要把效率放在首位。而不能把社會公平放在首位。最多只能把社會公平放在次重要的地位。人們都明白盡量把蛋糕做大的道理。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量，或者叫做增加社會的凈余額或者叫做增加社會的剩余產品，都是一個意思。至于說功利主義會成為極少數人統治和剝削的工具，這對于人類發展的現階段來說也是不可避免的。迄今為止，人類積累剩余產品的最好的方式，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強制性地積累剩余產品的方式。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所實行的分配制度并不是共產黨人的創造，而是從資本主義那里那過來的。按勞分配并不是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而是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是在社會主義階段還不能實行共產主義分配制度的特殊條件下從資本主義那里借用的。所以，列寧把按勞分配看作是資產階級式的權利。當然，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制度，除了按勞分配之外，還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