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吳為敏歷史0302030414232一、內容摘要二、海上絲綢之路考釋三、漢唐廣東古港四、海上絲路始發港之爭五、結語一、內容提要黃啓臣先生在其專著《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第一編中，不僅詳盡地介紹暸近現代以來海內外學者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情況，並對漢唐廣東古港的一些基本情況結閤史料作暸詳盡的介紹。以下主要是針對漢唐時期的廣東古港以及現代廣東古港對海上絲路始髮港的爭奪情況作基本的概括錶述。漢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二、海上絲綢之路考釋普魯士(德國)的自然地理學家李希霍(1833-1925)是正式提出“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名稱者。他于1887年出版的《中國親程旅行記》第一卷中，在敘述從中國長安(西安)起，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上交通貿易路綫時，首次使用“絲綢之路”(Seidentrassen)這一名稱，幷在該書的一張地圖上提到“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最早提出“絲綢之路”的學者是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他在1955年發表的《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橫亙歐亞‘絲路’”的命題；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對“絲綢之路”進行國際性的全面研究，制定了十年(1987-1997)研究規劃，幷于1990年10月組織30多個國家的50多位科學家對“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綜合考察。此後，掀起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熱潮。

具體過程：1933年lO月21日，以國民黨南京政府鐵道部顧問、“鐵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隊”隊長、瑞典人斯文·赫定(F·H·Lion)率領的考察隊從北京出發，除了對“陸上絲綢之路”進行考察外，還肯定地介紹一條從海上運輸中國絲綢到地中海國家的“海上絲綢之路”：在樓蘭被廢棄之前，大部分絲綢貿易已開始從海路運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鎮。〔1〕1945年之後，法國當代最大的印度學和梵文學家讓·菲利奧札(JeanFilliozat，1906~1982年)開始致力于“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幷于1956年出版《印度的對外關係》和1986年出版了輯錄的《從羅馬看印度、有關印度的古代拉丁文文獻兩本著作。1955年，中國文化大師、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發表了題爲《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的五萬多字長篇論文，提出“中國蠶絲的向外傳播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開始了”，幷提出“橫亙歐亞的‘絲路’”命題。文章除了簡述中國蠶絲向西域、波斯和西歐傳播外，重點論述中國蠶絲輸入印度的過程和道路，認爲中國蠶絲輸入印度“有五條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緬甸道、安南道”。在論述“南海道”一節，就是引用了《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這條最早的和非常重要的史料爲依據，論證中國蠶絲從南海道的“雷州半島發船”輸入印度伊始，以後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朝代，“中國絲從這重要道路運至印度”。20世紀60年代，法國著名學者布爾努瓦夫人(LliceRoulnois,1931~

)，也努力研究“絲綢之路”，幷于1963年出版了具有嚴格限定意義的科學專著《絲綢之路》她特別肯定公元1世紀中國絲綢運入印度至羅馬有三條道路：第一條途經中亞，即通過大夏國的道路，“這條道路要翻越喜馬拉雅山山脈”；第二條是“緬甸之路”；第三條是海路：它從中國廣州灣(今湛江市)的南海岸出發，繞過印度支那半島，穿過馬六甲海峽，再逆流而上，直至恒河河口，這條路似乎僅僅由印度商船通航。商人們再從孟加拉灣海岸出發，沿恒河頂風破浪，一直到達“恒河大門”，然後便停止了海航，商品經陸路一直運輸到西海岸的海港、波斯和阿拉伯地區，後來也運銷于歐洲……1990年10月23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由30多個國家的50多位科學家和新聞記者組織而成的海上遠征隊，乘坐由阿曼蘇丹提供的“和平之舟”(ShipofPeace)號考察船，從意大利的威尼斯港起航出發，先後經過亞德裏亞海、愛琴海、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馬六甲海峽、爪哇海、泰國灣、中國南海、東海和朝鮮海峽，途經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泰國、文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中國、韓國和日本等十六個國家的威尼斯、雅典、庫薩達吉、亞歷山大、塞拉萊、馬斯喀特、卡拉奇、果阿、科倫坡、馬德拉斯、普吉、馬六甲、蘇臘巴亞、曼谷、文萊、馬尼拉、廣州、泉州、釜山、博多、岡山、大阪等22個港口城市進行考察，歷時近4個月，行程21000公里。

1991年冬，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成立了“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使福建省“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進一步深入開展。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陳高華、吳泰、郭松義研究員編寫的《海上絲綢之路》一書。1998年，汕頭大學出版了《海上絲綢之路與潮汕文化》；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又出版廠《海上絲綢之路研究》；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陳良偉的《絲綢之路河南道》一書，等等。

“絲綢之路”的最初起點在中國。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最早在廣東。科學地說，真正具有對外貿易含義(即有進出口經營業務)的“海上絲綢之路”始于西漢。到唐宋時期(618~1279午)，從廣州始航的“海上絲綢之路”，到達阿拉伯海、紅海的巴士拉港，途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程長達14000公里，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使“海上絲綢之路”進入繁盛時期。到了明清時代，從廣州以及其他港口起航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發展到商品貿易全球化階段，標志著“海上絲綢之路”到了極盛時代。從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顯而易見，兩千多年來，廣東一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之一，而省會廣州一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元代除外)和重要港口，曆久不衰。參考文獻

〔1〕斯文·赫文著、江紅、李佩娟譯：《絲綢之路》第212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三、漢唐廣東古港

廣東省何以成爲西漢“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呢?這與廣東的歷史地理區位有直接的關係。古代廣東(包括今海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北海、欽州、防城市)位于中國最南部，其最東端在東經117°45′，即在南海中沙群島中黃巖島(民主礁)東側；最西端在東經118°37′，即在今海南省東方縣八所港西側，東西之間地域跨經度9°08′，相距約1000公里；最北邊在北緯25°31′，在樂昌縣北部的上旗頭村；最南端在北緯4°，即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南北相距2400公里，全省東、西、南面向南海，與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家遙遙相望。所以，廣東是中國的一個海洋大省，大陸海岸綫長33681公里，占全國海岸綫總長的49％，居全國首位；島嶼海岸綫長16495公里，占全國島嶼海岸綫142478公里的29％，亦居全國第一位〔1〕。廣東省內陸共計有大小河流1343條〔2〕。

廣東沿海和南海的諸多河口港灣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和發展提供了天然的良好資源。特別在古時的帆船航行時代，爲航海提供避風防濤、供給淡水食糧、裝卸貨品等極大的便利和安全。同時，這些港口、港灣又內聯廣東陸地的千百條河流，保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生絲、絲織品、陶瓷、茶葉等貨源的充足供應。一、徐聞港

徐聞古港在漢代是南海絲綢之路的出海港之一。在我國漢代海外貿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元鼎六年(公元111年)漢武帝“遂定南越地”，平定南越後，在嶺南設置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合浦郡治初在徐聞，下領徐聞、高涼、合浦、臨允、朱盧等縣。漢時徐聞境轄雷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即今天的遂溪、湛江市、雷州(舊稱海康)徐聞。而“徐聞縣城漢元鼎置海濱討望村”〔3〕，即今徐聞縣五裏鄉二橋村、仕尾村和南灣村一帶。此地既是漢軍南渡海南島的基地，亦是西漢海外貿易的出海港。雷州有許多隋唐至宋的人文景觀1990年5月，廣東省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在二橋、仕尾、南山、華豐、港頭、北潭、新地一帶地方發現290多座漢墓，幷兩次挖掘清理漢墓90多座，出土有文字的“萬歲”瓦當、繩紋板瓦、簡瓦、五銖錢、銅劍、石斧、水晶珠、琥珀珠、琉璃珠、飾物、陶罐等大批文物〔4〕。由此可以斷言，兩漢時此地是個相當發展的港口地區，具有出海貿易、駐侯官和南渡海南島的條件，正如《漢書·地理志》所記：“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南西北方千里。”

可見，在黃武五年(226年)交趾分交、廣兩州前，以徐聞爲出海港的南海道航綫在中國海外貿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地位，足可以和西域道的于闐(今新疆和田縣境)相提幷論的。

１９９０年徐聞縣二橋仕尾村出土的東漢瓦當，上下為篆體“萬歲”兩字。瓦當是中國古代建筑的重要構件，在漢代主要用于宮室和官府。在雷州半島出土的南朝文物，波斯鎏金器徐聞：海上絲綢之路遺址二、合浦港

合浦港與徐聞港同是《漢書》卷28下《地理志》記載兩個“海上絲綢之路”的出海港之一。其古港地址在今合浦縣城廉州鎮西南5公里的三汊港（今乾江圩旁南流江出海口）。從三汊港口北上幾公里一段，江水深闊，俗稱“西洋江”。這裏“港汊交錯，可泊巨舶”，是古港區所在地。從考古發現的漢墓和進出口的貨品看，合浦港確是西漢海外貿易的出海港之一。據廣東、廣西考古專家的多次考古和發掘得知，合浦縣城廉州鎮東、南、北郊地帶，最少有漢墓6000多座，已見封土堆幷作了標號的漢墓有1056座，已發掘的漢墓有400座，而且大多數是西漢墓葬，墓主多爲上層人士或官員。以望牛嶺1號等漢墓爲例，已知一斑。該墓封土堆高5米，直經40米，墓長、高、寬分別25米、8米、14米。其隨葬品有銅、鐵、漆、陶、玉石、琉璃等物品245件。堂排漢墓的隨葬品有金手鐲、金戒指、琉璃、水晶、瑪腦等230件。風門嶺漢墓的隨葬品有陶、鐵、銅器74件，金銀器8件，玉石飾品200件，其中有水晶、瑪瑙、琥珀、琉璃穿珠等泊來物〔5〕。

秦漢合浦郡管轄范圍2004年11月7日，考古人員在清理漢墓中出土的滑石器具。在廣西近30年來發掘的最大的一座夫妻合葬漢墓中，發現了迄今為止最完整的滑石陪葬品。合浦是《漢書》記載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從去年11月起，考古人員一共在風門嶺挖掘了4座未被盜挖過的完整漢墓，從出土器物分析分屬西漢中期、晚期和東漢前期、后期。

三、廣州港

廣州港在三國吳黃武五年(226年)前應是番禺港，之後交州、廣州分治，才稱爲廣州港。但是因爲漢代帝王“重視對交趾的經營，交州刺史常駐龍編，交趾因此成廣區(嶺南)的政治、經濟中心”〔6〕。此前的番禺雖然也是嶺南的一大都會，但在航海技術處于萌芽狀態時代，其出海航行不如西部的徐聞、合浦便利，加上由于番禺北上“水道多絕，難行”，而要繞道經靈渠或經賀江、瀟水北上湘江到長江、漢水北到長安，顯然是路程迂回曲折，很不方便。因此，西漢時期“南海的出航地點不在番禺，而在龍編的徐聞，合浦、日南等港口”。〔7〕到了孫權分交、廣兩州，加強對嶺南的開發，即以廣州爲中心，實行對廣東、廣西和交趾的行政統治，于是廣州港得以正名，幷取代了徐聞、合浦港而成爲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出海港，且曆兩千年經久不衰，是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和第二大港。中外商人均經廣州港進出口貿易，中外文化也經此相互交流。

1.西晉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出海港

西晉“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騰侯作鎮南辦，……大秦國奉獻琛，耒經于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8〕。這說明廣州已成爲當時的市舶港口了。東晉僧人法顯于隆安三年(399年)曾從長安出發經西域陸路進入天竺(印度)取經，後又到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在該島住了兩年。當他聞悉獅子國有船可航至廣州時，便于義熙八年(412年)乘商人船舶取道東南亞海道回廣州，可惜到零丁洋時被颶風吹船而改到青州(今青島)才上岸。此後，往來南海而達廣州的佛教徒，據馮承鈞在《中國南洋交通史》一書統計，大概有10人，其中如印度僧人菩提達摩、賓國僧人曇摩耶舍等就是大同十二年(546年)前後航海而來廣州的，後者還建立王國寺(今光孝寺)，前者也在西來初地碼頭附近建西來庵(今稱華林寺)布道傳教。

由于廣州到印度、斯里蘭卡以至大秦商路開通，使當時廣州成爲“舟舶繼路，商使交屬的港市，而且，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爲此”。因而當廣州刺史者，無不暴富，俗稱“廣州刺史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當時經常來廣州經商的國家有大秦、天竺、獅子國、賓、占婆、扶南、金鄰、頓遜、狼牙修、盤皇丹丹、盤盤、呵羅單、于陁利、婆利等。

海底打撈起的四系罐，外殼表面粘結珊瑚生物殘骸2.唐代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第一大港

隋唐時代，廣州港更發展成爲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貿易的東方第一大港。唐代中葉(8世紀中葉)開闢了一條從廣州起航，遠航至波斯灣、紅海，到東非沿岸直到歐洲的亞、非、歐遠洋航綫。這就是唐德宗時賈躭所記聞名遐邇的《廣州通海夷道》。這條航綫所經過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航程所需時間，與當時外國資料的記載相類似。9世紀中葉(相當于唐宣宗大中年間)，阿拉伯地理學者伊本·胡爾達茲比(Ibn

khordaodbeh)著《道程及郡國志》(1865年BcorbierdeMeynard譯爲法文：《LeLivredesrouteetdesprovinces》)；布羅姆哈爾在其著《中國的伊斯蘭教》，和蘇萊曼(Suleiman)于851年寫成的《東游記》等書所記從波斯到廣州的航綫與賈耽所述的“廣州通海夷道”航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唐代廣州出發到波斯灣和東非以及歐洲的海上航綫，是繼漢代以來延伸了的“海上絲綢之路”，全程約14000公里，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顯示了唐代廣州港在航海貿易方面的世界先進地位，標志著唐代廣州港起航的中國海外貿易的發展和繁榮。

廣州南海神廟廣州海港四、陽江港

據陽江市文聯馮崢先生的多方考證，古時陽江港口大約是在今陽江市的江城鎮處。而古代陽江，又稱高涼，漢時屬南海郡。南朝時，這裏已有外商來貿易了，史稱：天監初……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9〕此史料說明，早在南朝時，外國商人已來陽江販賣生口(奴隸)了。到了唐宋時期，陽江以盛産瓷器和漆器聞名中外。據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隊和廣東省考古所的專家考察組進行水下考察，2002年，在陽江東平海域水底發現定名爲“南海一號”的南宋初年的一艘長23米、寬78米的帆船，內貯存各種陶瓷器和銅錢、鐵器等文物7—8萬件，已撈出上岸的陶瓷器4500件，銅錢7000—8000件，其中有“紹興通寶”年代銅錢，證明是宋南貿易商船，說明陽江港在宋代已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貿易中站港。到了明代，陽江也發展成爲廣東七大造船中心之一，爲海上貿易提供了充足的交通工具。目前，廣東省政府已撥款13億元在此建立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2005年12月28日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動工"南海I號"明年打撈出水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今天在陽江市海陵島十里銀灘開工以“南海一號”沉船為主題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該博物館將填補中國乃至亞洲海上絲綢之路專門性博物館建設的空白，于2005年10月動工，預計2007年底建成開放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景觀建筑設計示意圖中標的廣州瀚南海一號”文物揭開神秘面紗

五、欽州港

飲州港(1965年劃爲廣西管治)位于龍門十二涇北邊到金鼓江邊處，此港對外貿易較遲，唐代始與交趾貿易，史稱：唐貞觀中，清軍公李弘節遣欽州首領寧師京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僚，置襄州(今上思縣)。〔61〕于是飲州與即邕州相通，直達交趾。成通八年(867年)，高駢秦開鑿到交趾的水道天威徑，使欽州出海後可直達交趾。

六、海南島港

海南島孤懸海中，區域包括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是中國與南海諸國交通貿易的必經之地。海南島港應是廣義概念，包括東部的鋪前港、青藍頭港、調賴港、博敖港、連塘港、李林港、臨川港；西邊的東水港、博浦港、洋浦港、烏泥港、抱羅港、望樓港、秀英港、瓊州港、畢潭港，等等。從看到的史料可知，海南港與海外交往，是唐代天寶元年至十二年(743—757年)鑒真和尚東渡日本，中途遇颶風漂流到海南，他已看到海南能造遠航大船。鑒真和尚參考文獻

〔1〕司徒尚紀：《嶺南海洋國土》第1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廣東省海洋功能區別》第26頁；雲華：《海南港灣》第1卷。〔3〕歐陽保：《萬曆雷州府志》卷8，《建置·城池》。〔4〕《湛江概覽》1991年版。〔5〕《合浦與海上絲綢之路》第162-163頁，政協北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2004年版。〔6〕劉希爲等：《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開發》，《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1期。〔7〕徐俊鳴；《廣州史話》第6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8〕《藝文類聚》卷85，《布部》，晉殷臣：《奇布賦及序》。

〔9〕《梁書·王僧儒傳》。〔10〕《舊唐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75年版。

四、海上絲路始發港之爭“海上絲綢之路”是西漢時期國家重要的對外國際貿易活動，當我們從文化的視角透視經濟活動這個層面時，我們就會發現，在政治經濟層面之中，還隱藏著人類內在的活動圖式，也就是人類的深刻進步。這就是文化的維度。“海上絲綢之路”始于西漢，綿延于唐宋，止于元明。其間內涵豐富，底蘊深厚，代表了當時世界上社會發展的水平，是人類重要的文化寶庫。

“海上絲路”的現實意義，用原廣州市委副書記、現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朱小丹的話來說是“最大的國際名片”。他在廣州“海上絲綢之路與廣州港”學術討論會上說：“‘海上絲路’的開發有利于提高廣州的國際知名度和國際競爭力。過去廣州文化品牌只有‘星星’，沒有‘月亮’，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廣州文化的‘月亮’。‘海上絲路’是歷史給廣州留下的品牌，廣州一定要擦亮這個品牌。”“海上絲路”的意義由此可見一斑。“海上絲綢之路”作為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海外乃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這一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開發和利用都十分關注。據有關專家回憶，10年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來中國參加“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站在廣州，由于種種原因，僅僅開了1天的會，便轉移到福建泉州，而泉州則以高規格的學術活動與政府行為結合，成功地發揮了南宋時期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優勢。10年來泉州3次舉辦“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并與當年“海上絲綢之路”的通商國開展商務和旅游往來，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從2001年12月份以來，廣州、徐聞、寧波、泉州等都爭說自己城市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不惜花重金在四星級、五星級賓館相繼召開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并通過媒體借專家之口，咬定自己城市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如寧波請了50多位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專家，舉行“海上絲綢之路”論壇，達成“寧波共識”：讓寧波與泉州、廣州共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廣州也于今年元月12日召開“海上絲綢之路與廣州港”的研討會，準備為應有的名分“正名”。

廣州市稱，《史記》早有記載，漢代番禺（即廣州）已是中國一大都會，又是海外奇珍異寶集散地；唐代，廣州為東方第一大港，中國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史也在廣州首先建立；廣州市保存的南海神廟、懷圣光達、光孝寺、清真光賢古墓等古代遺址，都是廣州作為“海上絲路”發祥地的歷史見證。同時，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傳入中國都是最早在廣州登陸，廣州出土的與“海上絲路”有關的漢墓有上千座。由此可見，廣州無疑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

懷圣光塔寺

寧波市稱，寧波早在７０００年前河姆渡文化時期就從事我國最早的水上活動，唐代中期就與日本、高麗等通航作經貿文化交流。自唐代以來的大量日本使節和學問僧均經寧波出入中國。迄今日本故都奈良市的正倉院藏有從明州港（今寧波）海路運去的絲綢織物、青瓷等文物。如今寧波市有建于東漢的“海上陶瓷之路”發祥地的上林湖越窯遺址以及各種建于晉、唐、宋、清時期的寺廟、使館、碼頭遺址，證明寧波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

寧波第四屆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周開幕“海上絲路”寧波史跡標志泉州市也稱，泉州港開放歷史雖然不如廣州、寧波早，但早在元代就擁有顯赫的地位，迄今仍保存有一條完整的宋代沉船，還有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供阿拉伯海商活動的清真寺等，在國際上有很高的知名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有關海上絲綢之路港口的圖片上，只標了泉州，卻沒有廣州、寧波，這就足以證明泉州才是“海上絲路”的始發點。

泉州舉行海上絲路文化節，此圖為泉州人們在德濟門廣場前舉行了仿古“迎蕃貨”表演

九日山，海上絲路的見證北海市則稱，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千里，武帝六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國……自黃支國行船約八個月，到皮宗；再行船約二月，到日南象林交界。黃支國南面，有程不國”。提出北海市是舉世矚目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對外交流歷史悠久。一部北海地方史，實際上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其中，以北海為樞紐，溝通中國與東南亞的古道，通常被歷史學家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甚至還有學者稱之為“陶瓷之路”、“茶葉之路”和“文化之路”。

專家匯聚合浦考證“海上絲綢之路”起點

參加“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的專家在參觀一座古代碼頭五、結語

據黃啟臣先生的說法，番禺是海上絲路始發港，而徐聞是西漢南海絲綢之路的出海港

他說，關于西漢武帝中期(前110—87年)我國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出海港問題，史家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就我所識，以說徐聞是出海港比較符合史實。所謂出海港，應界定爲離開國境之謂也。據此，我理解史家經常引用《漢書》卷28下《地理志》關于漢武帝組織的首次南海遠洋航行所記：“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的這段史料，就是指徐聞是南海絲綢之路的出海港之一。一、徐聞是西漢的軍事港口

漢武帝平定南越之後，在嶺南設置“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漢書》卷6，《武帝紀》)。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縣五：徐聞、高涼、合浦、臨允、朱盧”(《漢書·地理志》)。合浦郡治所初在徐聞。漢時的徐聞縣轄境雷州半島大部分地區，即今之遂溪、雷州(舊稱海康縣)、徐聞三縣。而“徐聞縣城漢元鼎置海濱討網村”(歐陽保：《萬曆雷州府志》卷8，《建置·城池》)，即今徐聞縣五裏鄉二橋村、仕尾村、南灣村地帶。此地是漢軍隊南渡海南島的軍事基地，亦是西漢出海貿易的出海港，所以當時在此地設置左右候官(守衛及治理障塞之官，相當于縣令，秩俸600石)。史稱：

“雷州徐聞縣，本漢舊縣。……漢置左右候官，在徐聞縣南七裏，積貨物于此，備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拔貧，詣徐聞(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見嚴觀輯《元和郡縣補志》卷8)。徐聞討網港遺址

二、徐聞是西漢大陸